福建旅日发家的村首富，和他靠不住的亲戚们福建旅日发家的村首富，和他靠不住的亲戚们

去年6月，母亲告诉我，金宝姨丈恐怕熬不过去了。随后，她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中的老翁瘦得皮包骨，面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掉得所剩无几。

我简直不敢相信，记忆中意气风发的姨丈竟衰朽成这般模样，看起来像八十多岁，可他实际才六十出头。母亲说，姨丈已经停止服用专门治疗癌症的特效药，觉得西药没有效果，改用了中药，疼痛是有所缓解，但是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一日三餐都不想吃。

果然，7月25日，姨丈带着一身的病痛，永远地闭上眼睛。我能想象阿梅姨姨、阿通表弟、阿兰表妹围着他的遗体放声痛哭的惨状。在厦门工作的我无法赶回福清农村，只能通过微信转账3000元给阿兰表妹，聊表哀悼之意。

我的这位姨丈，年轻时何等风光。人如其名，是村里的大元宝，是村干部的座上宾。他是改革开放后村中早期旅日淘金者，一辈子大起大落，最终早早地化为尘埃。

1

我的外曾祖生有三子，每个儿子都有数个儿女。我外公在兄弟中排老三，作为老大的大伯公生有五个子女，三儿两女，阿梅姨是他的次女。

在我众多姨丈之中，阿梅姨的丈夫林金宝是最亮的星。在我年少时，长辈们都说他是财神爷。谁结婚凑不起彩礼，谁超生孩子交不出罚金等，找他总能解决问题。子以父贵，他的子女——阿通表弟和阿兰表妹——过着优裕的生活。那时，我家姐弟的零花钱是一两毛，他们是一两元。我们特别欢迎他们到我家做客，趁机哄骗他们掏出口袋里的零花钱，到小卖部买零食吃个痛快。总因缺钱而愁苦的父母也开心，不是杀鸡就是宰鸭，不是炸海蛎饼就是炸鱼，全家热闹得像过年。

这是因为，姨丈是“日本客”（福建人历来称海外淘金者为“客”），去过日本，挣回很多钱。

姨丈出生于1963年，初中毕业后，以务农为生，非农忙时节是石匠。

上世纪80年代初，台海局势不稳定，福建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至80年代末，春潮才开始涌动。当时，福州一些对外贸易公司（实为中介机构）派人到乡村打广告，说可以送一批人到日本，一边留学一边打工挣钱，文凭要求是初中，留学费用是2万多。他们说，在东京洗碗，起步价是1000日元每小时，折合人民币40多元，当时福清城里的医生月薪撑死也就50元。干1小时抵福清1个月，干一天（12小时）抵1年，干1年能挣20多万。

穷怕了的农民早就听说国外富得流油，能不心动？姨丈向一个开农场的亲戚借了2万多的高利贷，登上这艘时代的客轮，于1988年前往日本东京。由于文化水平实在一般，姨丈听不懂日本教师在台上讲什么，在语言学校学习半年后，他干脆旷课专心打工。1991年，日本警方以非法滞留打黑工为由，将他遣送回国。

旅日第一年，姨丈就还清了2万多的债务，回国时，还带回20多万。当年，福清教师工资才100多元，20多万相当于现在上千万。一夜暴富，风光无限，一大帮人如潮水般涌入他家，人人手里提着作为贺礼的鸡蛋，笑容满面地祝贺他，喊他“日本客”。

礼尚往来，依照村规，姨丈要酬谢乡亲。他请戏班子到村里的祠堂里唱戏，买一大堆糖果、饼干和光饼挨家挨户地分过去。他还摆宴席，请远近亲戚、左邻右舍吃一顿。有喜酒可吃，那些穿着中山装的村干部也不请自来。宴席散后，他们请姨丈到村委办公室喝酒，觥筹交错间，有说不完的恭维话：

“金宝，你现在真的是金银财宝。”

“咱们村最厉害的就是你这个日本客。 ”

随后，话锋一转，村干部就表示希望姨丈出钱能为村里“做点贡献”——那时的福建农村，虽说家家已装电灯，由于电力紧张，三天两头总停电。村干部想让他出一笔钱，为村子买两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大桶柴油，以解全村用电荒。

姨丈最终捐了5000元，村干部赠送给他一个绿色镜框，上书“林金宝同志捐款五千元人民币，特此纪念”，上头缠着大红花——我曾在姨丈家看到过那块镜框。

声名鹊起的姨丈从此有一堆的应酬。在农村宗族色彩还很浓厚的时代，有一些应酬是必要的，比如走访亲戚。1992年春节前，姨丈初次到我家做客，一出现就让我感觉眼前一亮：他面容清瘦且白净，就像戏剧舞台上的白面书生。乌黑的头发梳成当年很流行的三七分，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搭着乌黑的西裤。他满脸微笑着，眉目间流露着一股英气，看起来像下乡走访的政府官员。

随后，我一年难得见他一次。长辈们说，他只与宗亲来往，与姻亲保持距离。不过，阿梅姨姨没忘本，常与兄弟姐妹保持联系，据说姨丈对此很有意见。

其余的应酬，就一言难尽，因为总有人找姨丈一起做生意。除了亲戚，还有邻居、玩伴、同学等。当年百废待兴，好像干什么都挣钱。他们为表诚意，总拉着姨丈到村里的或隔壁村的小饭店，先吃饭、喝酒、抽烟，再谈正事。

“金宝，隔壁村有户人家靠养水鸭挣了好几万，你就出两三万和我一起养鸭子吧。”

“我和你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怎么可能骗你呢？田鸡很好吃，营养又丰富，养它一定很挣钱。”

“鸡母能下蛋，鸡屎能做肥，鸡肉又能吃，养鸡是不是很好？”

……

这样的应酬，如果姨丈不去，人家就说他一朝发财就看不起人，导致他时不时地晚回家，乃至于无暇干农活。当时阿梅姨夫妇俩依旧种地，好比是旧社会的富农。每当水田里的水稻、芋头要收割，或旱地里的花生、番薯要收获，阿梅姨就把里外亲戚问个遍，找人帮她一起干农活。有一年，我母亲连续两次给她当帮手。

“姨丈为什么不干活？”年幼的我问母亲。

母亲只说：“姨丈从日本回来，没空。”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有那么两年，阿梅姨姨的心确实不安，更何况拉拢做生意者不乏龌龊之徒。

当年福清街头尽是各种发廊，还包括一些小旅馆，实为花柳之地，逐渐向下蔓延到各大乡镇。村里世风日下，那些中老年男人当了几天社会主义主人就以为自己是皇帝，幻想着三宫六院，彼此间还互相吹嘘谁嫖过的娼妇更年轻更好看。不少农妇气不过，索性聚集一处写实名举报信，寄给本地父母官，恳求法办那些卖淫嫖娼之徒。既然群众举报，政府就有求必应——当年福清乡下发生过数次扫黄运动，连村干部也被调动起来，查看是否有漏网之鱼。

因为一个初中同学被抓进牢里，姨丈也曾被村干部问话。那个人在镇里开旅店，实际上就是开窑子，他曾希望姨丈能入伙，说这种生意来钱很快，就像去日本挣大钱一样，甚至扬言如果他不答应今后就绝交。幸好当时姨丈始终面不改色地表示，不愿意挣那种钱。因为有邻居等人作证，证实他没涉黄，所以村干部也就没继续追问。

在90年代的农村，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姨丈守着老实做人的本分，是少有的清流。

2

其实，归国后，姨丈有更好的“生财之道”——放高利贷。

90年代，全国掀起出国热，千百年来就拥有漂洋过海讨生活习俗的福建等地自然“过之而无不及”。农村里没文化的农民只能选择偷渡，偷渡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向各个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偷渡海外，那些住着老破小，守着水田旱地的农民，没有什么抵押物向银行借贷，高额的偷渡费只能求助于宗亲、姻亲、乡亲等。想出国打工的人本着“高风险高回报”的原则，借的都是高利贷，利率在2.5%到3%之间，姨丈的高利贷生意也跟着做得风生水起。他经常在家里抱着一叠账本，算着各种账目，点数皮包里的钱。不算账的话，就骑着摩托车——在当时农村极为少见——前往借贷者家中讨债。

2年多功夫，姨丈的资产由20多万变成50多万，成为远近数个村子的首富。1994年，他花25万盖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小洋楼，高4层，占地约120平米。放眼周围数个乡村，类似的小洋楼寥寥无几。

表弟表妹的富裕生活也跟着水涨船高，上小学的他们总是穿着新衣服现身校园，引来多少人羡慕的目光。表弟穿过的旧衣服，一部分送给我弟穿，我母亲还高兴大半天，说至少能穿三年，就算我弟不能穿了，送给邻居也有面子。每逢过春节，总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往表弟表妹的口袋里塞50到100元不等的压岁钱。他们常听别人夸你父亲有本事，当时不解其中深意，只觉得世界那么美好，人们都那么友善。

洋楼建成后，那些找姨丈做生意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有几个亲戚估计事先商量好，异口同声地要求姨丈合伙养鳗鱼。他们说这是肉质鲜美的鱼，比鲈鱼还贵，一般人吃不起，少量专供大型酒楼，让高官富商享用，其余以高价卖给日本人。

面对着老一套稳赚不赔的说辞，姨丈早就听腻。亲戚们说服不了他，就找亲家（姨丈的爹，我们称“亲家”）谈话，希望老人家发挥桥梁的角色。若是以往，老人在儿子面前随口提两句也就完了。可这一回不一样，老人要面对的，是两边的亲人——生父这边，大妹夫妇及其子，养父这边，大哥夫妇及其女婿李美龙——都央求他当说客。

亲家本姓张，原是福州马尾人，年少丧父，家中还有两个妹妹。在过去，家中丧失了一家之主，女儿总会卖给别人当童养媳，从此做牛做马，生死有命，但是亲家的母亲舍不得，反而在人人稀罕儿子的年代，选择将儿子送了出去。于是亲家来到养父家，改姓林。用钱买来的养子，得看他人颜色行事，饭不能多吃，活儿不能少干。在养父家，亲家排行老二，却最早被打发出去打工。苦力所得，多半不属于自己，或被生母拿走养妹妹，或被养父拿走养弟弟。后来亲家结婚，连生三子，那种情况还持续近十年。

老人家一生被亲戚牵着鼻子走，能不劝儿子吗？

“儿啊，这回你就出点钱吧。要不大家都说你从日本回来后就六亲不认。”

姨丈决心出点钱堵住那些亲戚的嘴。在过去的农村，人人都被绑在田地里，必须靠亲戚——尤其是同宗亲戚，才能活下去。你缺钱，亲戚就是银行；你被外人殴打，亲戚就是警察，为你出气；你要结婚，亲戚就是月老公司帮你物色对象；你死了，亲戚就是丧葬公司火葬场，全程负责从出殡到埋葬的事务。活在过去，纵使对亲戚有天大的不满，也得忍着。

桌上放着一份有关养鳗鱼的彩印资料，是那些亲戚给他的。姨丈本想着做饭时当柴火烧，可随意一瞥，惊现乾坤：这鳗鱼不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乌拉基”（日语，鳗鱼的音译）吗？

旅日期间，他深知日本人何等爱吃鳗鱼。一小碗米饭加两片烤鳗鱼片，5000日元起步，再加两片鳗鱼，价格就攀升到8000或10000日元。姨丈爱吃的长崎烩面，菜品很丰富，有虾、鱿鱼、猪肉、蘑菇、豆芽、包菜等，用猪骨汤熬煮，价格才750元。吃一碗鳗鱼饭够吃十碗长崎烩面，价格如此昂贵，可岛国人依旧趋之若鹜，导致鳗鱼供不应求，开始大量靠进口。

这一刻，姨丈以为找到比放高利贷更稳妥的生财之道，决心大干一场。

亲戚们得知他愿意合伙养鳗，乐得喜上眉梢。

鳗鱼对水质很挑剔，当年福清的鱼塘水质不达标，所以一帮人前往300多公里外的南平市松溪县考察，那里环境好、河流多、水质高，最适合养鳗。他们观摩当地数家养鳗场，询问养鳗的相关情况。感觉良好后，大伙进入出资阶段。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谈判，所有人达成一致：要养鳗，那就拿出所有家当。大姑丈公及其子出8万，大叔公及其女婿李龙美出8万。大姑丈公还介绍江阴镇的一对严氏兄弟，他们出16万。姨丈出资最多，达24万。

得知丈夫几乎要腾出家中所有存款，阿梅姨难免不安，话还没说完，就被丈夫抢白：“你一个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知道个什么？”

姨丈要养鳗的消息在远近村子引起不小的轰动。某些人心痒难耐，比如我二伯公的女儿丽云姨姨。明知姨丈对姻亲比较冷漠，她仍旧厚着脸皮敲开他的家门，笑容满面地喊他姐夫，主动掏出2万元，说也愿意合伙养鳗。姨丈当然欢迎她入伙，还希望她能说服其他姻亲一起干大事。

融资过后，姨丈等人再次前往南平市松溪县，一住就是十多天，忙各种前期准备。万事俱备后，他们前往当地工商所登记，注册“长福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当公务员问：“谁是法人代表？”姨丈一时不知所云，当公务员详细解释后，他才如梦初醒。就这样，出资最多的他成为法人代表。

开业之前，他们到酒楼大吃一顿，推杯换盏之间，人人脸面微醺，各种好话频出。

“从今以后你就是大老板，今后我们都听你的。”

“你是老大，我们今后全靠你了！”

“再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祝今后钱挣多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

时为1994年，势不可挡的工业文明正逐渐碾压着农业文明，预示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旧规矩正在被打破，可新规矩未建立。这样的社会最混乱，人心最为涣散。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岂能意识到，他只是延续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处大事唯地缘血缘的思维，所谓“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和一帮亲戚合伙做生意，彼此间没签署任何商业合同。

3

1995年春节以前，姨丈承包10多亩鱼塘，清淤消毒后再投入鳗鱼苗。当时鳗鱼苗堪称软黄金，长度约5厘米，粗细仅蚯蚓一半，价格10元起步。雄心勃勃的姨丈足足购进10万尾，和供应商讨价还价后，每尾定价3元。58万起始资金因此少了30万。

养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盛夏期间，每天都要死掉几条鱼。看那打捞上来的鱼尸，仿佛被撕烂的大额钞票，令人揪心。当年养殖户之间都是互相交流经验。有人说鳗鱼害病，要买消炎药投喂；有人说池水中长害虫，要买杀虫剂泼洒；有人说鳗鱼粪便污染池水，要多买一台抽水机勤换水……各种操作下来，人人累得腰酸背痛，日夜难寐。好在，鳗鱼不再死亡。

守着10多亩的软黄金，防盗一直是重中之重，亲戚们轮流负责看守鱼塘。一个秋天，三更半夜，两个毛贼盗捞两大袋鳗鱼后想逃之夭夭，忽然一条猛犬朝他们奔来，身后跟着一个满口喊打喊杀的人，手里抄着棍棒和手电筒。毛贼吓得赶紧扔下东西逃窜。那个人是大叔公的长子林杰，从此他成为亲戚口中的英雄。

可上天执意要带走这个负责人的青年，后来在赶往南平市松溪县的路上，他不幸遭遇车祸，当场死亡，时年20岁。由于肇事者逃逸，报警无果，大叔公悲痛不已，再也没心思看守鳗场。一下子少了两个看守人，其他人只好延长每月工作时间。

养鳗花钱如流水——必备的鳕鱼粉在当年几乎全靠进口，一袋10公斤，卖价近300元。10万尾鳗鱼苗刚购入时，每月差不多用一袋，一年后几乎每天用一袋。外加营养补充剂、池水消毒、鱼用消炎药、池水驱虫药、鱼塘照明、人工费等，每月烧钱近2万，今后只会更多。养鳗周期约3年，今后1年多该如何熬过？

1996年初夏，姨丈召集所有股东开会，希望大家分头行动，到处筹资金。可所有人表示自己投入所有家当，部分资金还是向他人借来。

“你的新房子盖得那么大，干啥不到银行抵押贷款？”彼此间言辞激烈时，有人这么说。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但是今后的红利大部分归我。”姨丈丢下这么一句狠话。

最终，姨丈用鳗场做抵押，向银行贷款70万。由于他是鳗场的法人代表，他一人承担所有风险。他坚信没风险，只要鳗鱼卖出手就能提前还款。当年新鲜活鳗鱼几乎全部出口日本。每斤出口价70元到90元，收购商考虑人工费、运输费等因素，会低价收购，每斤40元左右。姨丈的想法是：每尾成年鳗1斤左右，10万尾就是400万元左右。扣除上百万成本费、税收以及股东们的福利，他总能获利200万。

开春过后，他本着多买有优惠的原则，花30万订购了一整年的鳗鱼饲料。1997年，也许是养殖户暴增导致供过于求，鳗鱼价格开始下跌，有人开始抛售鳗鱼。可姨丈依旧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照顾着它们。有旅日经验的他坚信，一到7月，鳗鱼价格就会上涨，因为那是日本人食用鳗鱼的高峰期——日本人在夏季食用鳗鱼消暑，类似中国南方人在夏季喝绿豆汤。

可人算不如天算，1997年7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鳗鱼出口价缩减近九成，收购商给养殖户的价格低到每斤3、4元。由于养殖户疯狂抛售，价格更低。意识到自己血本无归，还欠下银行巨债，姨丈慌得六神无主、日夜难寐。8月末，他将鳗场交给大叔公的女婿李龙美打理，自己回福清，和阿梅姨姨商量二次去日本打工挣钱的事。

此时，合法出国的文凭要求中专以上，学历不够的他只能偷渡。当时东南沿海的偷渡活动正处于井喷阶段，偷渡费用更是涨得骇人听闻。姨丈把远近村镇的蛇头联系个遍，去日本的费用都在25万左右，比1987年的出国费用上涨10倍。他的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当初不该去养鳗鱼，一心放高利贷发财就好。

姨丈向人借钱说要出国，却发现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些亲人——不论亲祖父这边还是养祖父这边，听说他养鳗亏损100多万，都避之不及，就像见到瘟疫一样。那些村干部平时都见风使舵惯了，看他风光不再，都当他不存在，有钱也不借。同父同母的二弟林明金明伤害他最深——当初姨丈曾把100万日币交给二弟保管，靠这笔巨款，二弟到处放高利贷大挣利息，于1996年盖成4层小洋楼，如今大哥落难，二弟却怎么也不肯出手搭救。

万般无奈之下，姨丈只能卖掉造价25万的新房，买家故意落井下石，压价到17万。一夜间，一家大小成为丧家之犬。刚过10岁的表弟表妹陪着阿梅姨姨泪流满面数日，美好的世界怎变得如此丑陋？他们最不明白亲叔叔的冷血。若不是靠父亲，岂能盖起新房？房子那么大，却不肯腾出一间来收容他们。

从此，他们开始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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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之时，姨丈发现唯有姻亲不嫌弃自己，对此他深感愧疚。当初，之所以让二弟代管钱财，就为提防会吃穷自己的姻亲。的确，大伯公那一房的亲戚穷得让人害怕。阿梅姨的亲大姐嫁给好吃懒做且暴力的渣男，生了一堆儿女，在村里穷得垫底。大哥天生残疾，年年需要兄弟姐妹的救济。大弟过而立未娶，最终给寡妇入赘，成为村中笑料。大伯公大婶婆死得早，阿梅姨姨的小弟14岁就成为孤儿，是阿梅姨姨数年救济才长大成人。阿梅姨姨想出一些钱为他解决婚事，姨丈曾因此大动干戈，夫妻间大吵大闹，从口角相争到拳脚相加。姨丈顺势掀翻桌子，碗碟碎了一地，豆豉鱼豆腐乳撒了一地。翌日清晨谁也不想做早饭，冷战打了好几个礼拜。

被姨丈冷落的姻亲，如今却给了他温暖：大姐的家虽然很破旧，每逢天下大雨室内下小雨，却愿意接纳他的子女。阿梅姨姨想到城里打工，大姐的长女在一座食堂为她谋了一份工作。小弟开着摩托车载着大姐，跑遍远近数个村子，敲遍所有亲戚故旧的家门，最终借到7万多。

至于我的母亲，作为堂亲，考虑到过去借过甚至花过姨丈的钱，也是挨家挨户地敲门借钱，能力有限，最终借到2万多。

4

卖房得钱17万，借债近10万，姨丈终于凑足高额的偷渡费用。1998年，除夕前夜，他在大姨家里挥泪告别年幼的子女，冒着漆黑夜色偷渡去了日本，随后进横滨市一家大饭店。那家饭店的老板是成长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当年侵华日军的遗孤，80年代回到日本继承了生父的饭店。饭店里的厨师多为中国人，他们或以劳务输出的名义“卖身”日本，或偷渡来日本。都是社会底层人，人人心中充满戾气，在厨房里尽情发泄，轻则满口恶语，重则拳脚相加。人人都见不得对方过得比自己好，只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还差。

80年代去日本，姨丈的身份是留学生，只管洗碗。如今是他偷渡客，是厨工，什么都要干。“洗碗速度快一点！干不了给我滚！”“这是你择的菜吗？眼瞎了？上头有黑点，能吃吗？”一个中国厨师一边嚷嚷着，一边拿起菜朝他脸上无情地砸去。“面条都快煮煳了，煮给你这头猪吃吗？”厨师长也是中国人，一边怒骂，一边用脚狠狠地踹他。

日本厨师人数偏少，看起来人畜无害，却是难防的毒箭。某个清晨，姨丈负责炸虾，入油锅还没几秒，虾身就黑得像鬼。油太脏太黑，是昨天值班的日本厨师加治屋忘记换油。当他向加治屋反映情况时，对方却气急败坏地要求他闭嘴，然后命令他赶紧换油。事后顾客投诉虾炸过头，数千日元的损失直接从姨丈低廉的工资里扣。正是加治屋在老板面前告恶状，姨丈真想挥拳打死他。

懂中文的老板只听日本厨师汇报工作情况。中国员工多出身脏乱臭的农村，谁在厨房随地吐痰、乱抹鼻涕，或打喷嚏不下蹲不捂嘴，谁下班后不认真搞卫生等，这样的过失积少成多，直接影响工资涨幅。拥有告状特权的日本厨师，怎能不把自身过错推到中国人身上？加治屋平时看起来温和善良，教人做事格外耐心。以做油炸食品为例，数次提醒面粉的量控制多少才适宜，漏勺放哪里才安全，油炸多久再搅动才合适等。可在老板面前，他会说某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工作等坏话。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底层社会总是表现得赤条条，不分国家和民族。

心有千般苦，可姨丈每逢和国内的妻儿联系时，总是报喜不报忧。纵使日后归国，也决不在家人面前提起过往经历。后来，我二伯公家的舅舅阿峰和我的亲表哥阿坤也偷渡到日本横滨务工，都是姨丈到码头负责接待。三个男人一年半载总会相聚几次，酒入愁肠，姨丈才会透露自己的苦衷。多亏堂舅与表哥，姨丈的经历才被彻底知晓。

表哥承认，由于当时在日本的生活太非人，精神太压抑，他找过各种女人，只为麻痹一时。在千百年来盛行漂洋过海讨生活的福建等地，在女人不能挣钱的年代，这原本就是男人的特权，谁也不能指责，哪怕他已有家室。表哥说，姨丈从来不花钱找女人，多次怂恿他都不当回事，一年到头就是老老实实地打工挣钱。

姨丈一直挂念着全家的悲苦。阿梅姨姨的大姐心善，可她的男人不是东西。姨丈得势时，他百般巴结，如今失势，落井下石，乘机羞辱、奴役乃至驱逐他们一家。阿梅姨只好带着子女离开，花几千块钱盖了一处占地不足10平米的小屋。翌年台风大作，掀翻屋顶，仅有的家具被砸得稀巴烂，母子三人哭成泪人，随后花钱找人修葺。

生活要继续，农忙时，阿梅姨姨努力种地。非农忙时，她干遍各种能挣钱的脏活累活，蔬菜批发，厨房做饭，建筑工地搬砖。她从事蔬菜批发时，三更半夜趴在卡车上，不小心掉下来，摔得半死。黑心老板不但不支付工伤赔偿，还倒扣她的工钱。每年春节都是磨难，债主不约而同地上门讨债，时不时地大爆粗口，辱骂姨姨应该去当婊子挣钱。

这一桩桩事情绞得姨丈心中流血，哪敢想其他事，只能想着赶紧还债。他每天至少苦干12小时，时不时16个小时，以至于凌晨1、2点才下班。熬夜缺眠导致他未老先衰，每次与妻儿QQ聊天，脸色总是蜡黄，眼圈总是发黑，脑门上的头发越来越稀疏。

虽做牛做马，可收入低下。若是日本人，学徒月薪至少15万日元，3个月后转正，月薪30万日元起步。可他的初始工资只有7万多日元（人民币5000元左右），随后每年涨2万多。苦干到2007年，月薪才35万日元，差不多是日本人的起点。

当年，中国经济不如日本，姨丈苦干10年，归国时，总算还完欠下的债务，还重新盖起一幢4层小洋楼。

5

不过，后来“黑”在日本的10年，给姨丈的身心造成莫大的损伤。

刚回国时，他承包所有家务，阿梅姨姨乐开花，他做饭好吃，子女好开心。可一段时间后，妻儿们发现他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啰唆易怒，还总是针对阿梅姨姨。阿梅姨姨要切肉，姨丈会唠叨：“怎么没戴手套？案板怎么不消毒？”阿梅姨姨择菜，姨丈会翻看，发现个别有黄斑或黑点，会质问：“这能吃吗？眼睛长到哪里去？”中午要吃米饭，阿梅姨姨早上把米饭炖好，姨丈会指责：“干吗那么早炖米饭？能新鲜吗？”

不论阿梅姨姨做什么，姨丈都嫌这嫌那，说这说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姨丈在如法炮制着当年日本人苛责他的行为。做事认真严谨的日本文化，在社会底层是吹毛求疵的病态，是弱者恶意折磨更弱者的鞭刑，表弟表妹对此深感不解：他们的父亲怎么变得如此讨厌？阿梅姨姨苦不堪言，向兄弟姐妹抱怨:“哪里能找到工作？把他赶出家门去挣钱。”

阿梅姨姨活得战战兢兢，尽管努力改善，终究是农村大老粗，因此姨丈的唠叨升级为训斥、怒骂乃至于暴力。他要求家人像日本人一样不吃隔夜饭，说吃了对身体有害，当天的剩饭，他一律倒掉喂鸡鸭。一向俭朴的阿梅姨姨能不心疼？她时不时地在背地里吃剩饭，有一回被姨丈撞见，姨丈立刻呵斥道：“我说过了，隔夜饭不能吃！”姨姨不以为然地说：“你吃你的，隔夜的我来吃。”两人便发生口角，怒不可遏的姨丈竟然抄起家什砸向阿梅姨姨，害得她从此得了偏头痛。

那一刻，姨丈愤怒于妻子不听话，就像当年他的老板愤怒于他不听话，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下属要绝对服从上司，纵使遭打骂羞辱也不能随意顶嘴反驳。子女们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暴力，心中满满的爱变成满满的愤怒。每当他们夫妻吵架，表弟表妹都一边倒地护着母亲，顶撞父亲，指责父亲，甚至用“杀人犯”之类的言辞来形容他。亲子关系时不时地充满着滚滚狼烟。

后来阿兰表妹向我谈起此事。我说日本餐饮业确实不留当天剩饭，但广大平民岂能不吃隔夜饭？超市里的盒饭到晚上就贱卖，总有人多买一两盒放进冰箱，翌日再吃。姨丈由于身份非法、语言不通，像被扣上脚链手链的奴隶，10年几乎局限于饭店的厨房，哪能知道厨房以外的事？

另一桩家庭暴力更吓人。姨丈的三弟在非洲务工，挣回来的钱交给媳妇盖房子。姨丈提醒弟妹：盖房前一定要与邻居谈好边界问题。可自以为是的弟妹就是不听，待到与邻居闹矛盾时才求助于大哥。姨丈气她当时目中无人，坚决不理她，可阿梅姨姨觉得不能不管。夫妻两人再次发生口角，暴怒中的姨丈感觉妻子挑战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威，推搡阿梅姨姨，导致她的脑袋撞在墙上，流了好多血，送往医院救治。

当年，福建的海外淘金者何其多，欧美归来者差不多好模好样，可旅日归国者几乎都被骂“神经病”“变态狂”。因为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归国者大都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难忘痛苦的过往，心魔驱不散，总因日常生活的琐屑事伤害最亲近的人，即“受虐者终究会成为施虐者”。年轻人只要到处走走，先找一份轻松工作度日，最多三年也就走出阴影。可中年以上者总是悲剧。姨丈归国时45岁，由于早衰看起来像55岁。他仅有初中学历，到城里能找到像样的工作？所以一直窝在农村。他性格内向，有了众叛亲离的经历后更不喜欢走访亲戚，总在家里做家务寻找存在感，能不把心理障碍越窝越厉害？

我也曾是旅日淘金者，身份是留学生，实为打工挣钱，能不遭人歧视？某些一辈子没出息的日本老头或老太，尤其爱欺负我等人，像防贼一样盯着我做事，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我做不好事情。我从默默忍受到愤而辞职，换了好几份工作，发现到处都差不多，回归忍气吞声的起点，把自己整得神经兮兮。回国后，我总是看不惯人们粗糙的做事方式，不是一脸鄙夷就是指指点点，乃至恶言相向。比如下雨天我弟弟从外归来，湿漉漉的雨伞不知在门口抖两下就直接入室，我因此数落他好一阵子，直到被骂“神经病”才有所醒悟。后来有空就到寺庙修养身心，过了好几年才放下心灵的负担。

姨丈去世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旅日淘金者患有心理疾病的这一事实。当我向阿兰表妹分享此事，她痛哭流涕，痛恨自己无知，怎就没想过请心理医生为父亲祛除心病。她悔恨当初只知护母，只会冲撞他，导致他的症状加重。直到父亲去世，她才开始走进他的心中，可一切已晚。

6

因为姨丈那10年的磨难，阿通表弟、阿兰表妹变得乖巧懂事，能为父母分忧，不再是娇生惯养的皇子皇女。

如果从此平安无事，姨丈好歹能活到70岁。可一个人的出现，掀起了可怕的风暴——大姑丈公带着一张欠条找上门来，口口声声表示10年前的工资未支付，金额3000元。

当初养鳗场远在南平市，大姑丈公等人愿意前往看守，姨丈开出每天10元的工钱。自1997年盛夏以后，他以亏损为由，确实拖欠过工资，到鳗场彻底终结，撑死也就半年时间，怎么会欠薪3000元？

“是谁给你开这张借条？”姨丈问，尽管内心有答案。

“李龙美啊。”老头理直气壮地说。

李龙美是大叔公的女婿，与姨丈年龄相仿，都是初中文凭，所以当初彼此关系亲密。姨丈当他是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兄弟，所以偷渡日本前夕把养鳗场全权交给他打理，账本交给他，银行卡信息透露给他。姨丈不愿像其他养殖户一样贱卖鳗鱼，搞得血本无归。他坚信，只要再熬一段时间，鳗鱼价格总会回升一些吧。

可情况却是急转直下。出国后两个月，妻子告诉他噩耗——养鳗场被法院查封，银行账户被冻结。

怎么会这样呢？姨丈感觉五雷轰顶、五脏俱焚，却无暇多想，只能先以打工挣钱为要，将疑问憋在心里。姨丈身在日本时，就曾怀疑李龙美背叛了自己，如今，正好证实一下：“阿梅，当年的账本你藏在哪里？”

只有小学文凭的阿梅姨姨拿出近10年不曾细看的账本，通宵达旦地计算后，姨丈发现金额少了16万多。他前往银行查询，银行方面解释：当年冻结账户时，账户余额只有100多块钱。

除了李龙美，还能有谁侵吞这笔巨款呢？

想明白真相的姨丈，气得简直要吐血身亡——他当李龙美是生死兄弟，李龙美却乘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当年他以鳗场做抵押向银行借贷70万，借期5年，每月需还款1万多，去日本时还欠着60多万，是由于李龙美卷款走人的卑鄙行径，还贷中止，利息生利息的厄运才提前到来，让自己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97年初，他花30万购买鳗鱼饲料，其中12万是分期偿还，还期2年，去日本时欠着饲料商7万多，也因为李龙美背后捅了这一刀，才让这笔债务也提前恶化。当年两大债主都催得紧，姨丈一家处于“前走狼后走虎”的困境，在日本卖苦力的姨丈每月都必须依靠地下钱庄汇钱回国，每个月谁催得更紧就先还谁的钱。

后来姨丈细算过，这两份债务由于利滚利，还款总额达90多万——如果李龙美不作祟，欠款会这么多吗？！

阿梅姨姨得知事实后，更是生了一肚子的窝囊气——1998年年末，李龙美说要到德国务工，苦于偷渡费用凑不齐，于是跑来向她借债。她二话不说，从兄弟姐妹那里借来25000元给他，这真叫“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至于大姑丈公，当年姨丈去日本后，他守着像坟场一样的鳗场，深感回本无望，内心苦闷。他和其他养殖户聚众赌博，当天输掉3000元。因为身上没钱，人被庄家扣押一整天，直到亲人拿钱来消灾。事后他怀疑过李龙美私吞鳗场资金，希望自己也能分一杯羹，好歹弥补赌博的损失。于是他一直找李龙美，嚷嚷着鳗场欠自己3000元工资，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模样。李龙美被这头老倔驴纠缠得防不胜防，索性开出一张欠条，叫他今后向姨丈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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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李龙美还身在德国，有人风传这个好女婿曾与岳丈（上文的大叔公）分赃。姨丈去大叔公家说明来意，老头先是百般抵赖，无力反驳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当双方发生口角，老头化身屠夫，抄起菜刀，扬言姨丈再靠近一步就砍死他。事后老头不知从哪里听来“因工死亡赔偿这”一法律术语，说自家长子林杰当年是鳗场职工，因为工作而死，反过来要求姨丈出赔偿金。

不久，李龙美回国，开着轿车出现在林厝村的菜市场。阿梅姨姨看到他，大喊还钱。做贼心虚的他踩了油门想逃之夭夭。情急之下，姨姨索性躺在道路上。丧心病狂的他竟然没想着要刹车，危急时刻若不是大叔公及时出现立马喝住他，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另一边，大姑丈公三天两头索要钱那3000元，不是打电话乱嚷嚷，就是上门来咆哮。

“欠条谁开的，你就向谁要！”姨丈怒斥着。

“当年你是老板，还是他是老板？”老家伙喋喋不休着。

当年大姑丈公家共出资8万元，大额资金都亏损了，却拿着区区3000元死缠烂打。这分明就是把生意亏损的怒气撒泼在姨丈头上。他们彼此因此反目成仇，号称老死不相往来。

无理取闹者还有丽云姨姨，当初主动投资2万，这时她却恬不知耻地表示，姨丈欠他2万。有一回阿梅姨姨帮堂兄（丽云亲兄长）干农活，她也在场，便扯着像杀猪一样的尖叫声，用尽天下恶毒诅咒堂妹及其丈夫。当时一帮成年的晚辈也在场，她浑然不以为耻，直到大哥暴怒，她才闭嘴。她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上门要钱。索要无果，她就向邻居乱造姨丈的谣言。她还扬言要充作跳大神的巫婆，于春节期间到姨丈家门前摆上香案插上香，再画鬼符下诅咒，诅咒其一家不得好死。

当年鳗场第二大股东，那对江阴镇的兄弟，生意亏了后一声不吭。可那些亲戚们一个个都胡搅蛮缠。作为改革开放崛起的有钱人，姨丈想带着亲戚共同走向富裕，可亲戚们只想有福同享，不愿有难同当。当年若无亚洲金融危机，姨丈的生意做大做强，那些人岂不好吃懒做有理，要钱要权有理，乃至欺压员工，胡作非为？

狗血事件一闹好几年，姨丈因此陷入坏情绪的泥潭中。10年偷渡生涯总是熬夜打工，导致他神经衰弱，归国后，依旧没好转，晚上难以入眠，凌晨时分总是醒来，早上很早就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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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姨丈黄泉路近。2018年，他进食困难，声音嘶哑，福清医院的医生诊断为食管癌。可服药后没效果，于是前往福州医院，被诊断出食管癌二期。为了更好地治疗，2019年正月，他被带往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若干检查后，医生建议他定期做化疗。庆幸该院在厦门开设分院，免去舟车之苦。妻儿经常陪他到厦门做放疗，医生告诉家属明言：癌细胞转移很快，估计活不了多久。全家从此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

大概是苦日子过多，饱受病痛的姨丈绝不喊痛，一忍再忍。可情郁于中，难免迁怒家人。有一回表妹买回玉米，说要包饺子。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脱粒工具，她就拿来一把螺丝刀。姨丈却突然扔掉螺丝刀，爆起粗口，数落女儿没用，一点小事都办不好，父女俩因此闹口角。

“我生病了，我每天都很痛苦，你知道吗？”姨丈这么说。

“你生病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说出来，而不是天天动不动就朝妈妈发脾气。”表妹忍着泪说。

最后一句似乎触动姨丈的痛点，他质问女儿：为什么每次吵架，你总是偏袒妈妈而孤立我？

“你生病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心里会好受。我们希望你好好休息，不要总是做家务。你为什么总是找事情做？一做事就和妈妈发脾气。”表妹流着泪说。

姨丈自暴自弃地说：“是我连累了你。”

因为此次争执，表妹才知道姨丈隐瞒癌细胞转移的事实，疼痛加剧，医生的药方中含有吗啡。

随后，姨丈带着对家人的万般不舍，与世长辞。

尾声

2023年7月29日，姨丈火化当天，我乘坐厦门市公交车。车窗外的风呼呼而过，我仿佛看到姨丈的身影在风中渐行渐远。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个时代，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欲成大事唯血缘为要的时代。

突然，我被一个男人的呵斥声所吸引。

“我没你这个侄儿！别乱攀亲戚！请称呼先生或男士！没教养。”

我循声望去，有个高中生想坐在一个男人身旁，希望他的公文包不占位，打招呼时称他“叔叔”。那个男人看着30多岁，显然是眼下众多断亲者之一。也许他也遭遇过不幸，让亲戚们避之不及，事后他们却毫无边界感地干涉他的隐私，比如催婚催生、过问工资存款等。

如此亲戚有何用？那就让那个时代的遗俗也随风飘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