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我和楹子姐因工作相识，她给我留下了近乎完美的第一印象——既有邻家姐姐一般的温柔可亲，又处处透着职场人的专业利落。可每个月她都会请假一周，风雨无阻，同事只跟我说她身体不适。直到又相处了一段时日，我们一起下午茶闲聊，楹子姐才同我讲述了近十年来，她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岁月。
以下为楹子姐本人口述。
1
1995年，我的母亲第一次查出癌症。那个年代针对抑制各类癌症的化疗技术还未普及，她听从医生安排，直接切除了长有恶性肿瘤的左乳，用多次放疗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那时我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父母有意向我隐瞒实情，只用一句话轻描淡写了这场劫难——“妈妈生病了，要住院几天”。癌症二字，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遥不可及，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突然明白，父母的隐瞒是一种变相的保护，让我不用见证这场疾病的来与去，不用和他们一起感同身受无数个被恐惧和忧愁包裹的时刻。
失去一边乳房和周边淋巴组织的母亲，看上去和常人无异，只是她再也没喊过我一起去内衣店挑选贴身衣物，我们母女俩不会再挤在狭小的试衣间里彼此帮忙扣上背扣、讨论内衣的舒适度以及我的发育问题了。大概她是怕青春期的我看到那些可怖的伤疤会留下心理阴影。
母亲术后竭尽全力向众人掩饰着自己的病史，她自制义乳日日穿戴，用来保护脆弱的胸腔以及维持身体的平衡，尽量让身形看上去没有任何残缺。她像手术前一样，细致、乐观地对待生活工作，照料家人，享受自己的业余爱好，过得极为洒脱。
2002年底，母亲的乳腺癌复发，这次肿瘤长在了她仅剩的右乳上。去医院触诊的时候，医生便直摇头：“怎么来得这么迟……”术前，医生瞒着母亲，将父亲叫到一边单独谈话：“即使积极治疗，最多也只能存活五年。”
那一年，我读大二，在一百多公里外省城念书，他们依然选择瞒着我。等我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意识到不妙时，母亲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乳房切除手术。
我像个疯子一样，带着内心的恐惧与愤怒，搭乘最近一班火车回家。踏入病房时，母亲在闭目休息，眼角却还挂着泪水，轻声喊疼。听到医生结论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站到了失去她的最边缘，心里的难过找不到任何词语可以形容。
那时起，我常常掐着指头反复计算：五年以后我多大？工作了几年？如果足够努力，大概能存下多少钱给她治病？这五年内，我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才能尽量不错过她为数不多的生命？
随着科技的进步，癌症病人们都开始接受化疗，母亲也成了其中一员。只是那时的技术远不够成熟，一大瓶强腐蚀性、高浓度药液，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快速通过静脉输血注入体内，时间久了则会腐蚀血管。母亲说，每一次化疗比手术还难受，就像又死了一次。掉发、呕吐、心悸、腹泻……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完全吞噬掉了她正常的生活，对她原本乐观坚强的心态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她隐约猜到此次的复发来势汹汹，看不到痊愈的希望。
在母亲再三恳求之下，化疗到第三次，父亲便带她回了家。父亲察觉到了她极度惧怕去医院，甚至不肯去取遗留在病房里的生活用品，宁愿在家里舒服一点“等死”。母亲的哀求，让父亲强迫自己调整了心态，建立起一套新的认知：“痛苦地过五年，不如舒服地陪她过五个月。”
母亲回家后，好似换了一个人，也许是停止化疗的原因，她变得像之前一样开朗，除了最开始小心翼翼地忌口，其余都怎么开心怎么来——约着小姐妹唱歌、跳舞，和父亲一起旅行，做毛绒手工……仿佛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2
2004年年底，大四的我进入湖南广电实习，毕业顺利转正。没过多久，湖南卫视打造了一档大众歌手选秀节目，风靡全国，影响力很快超出单纯的娱乐范畴，不仅造就了选秀类节目历史上的奇迹，也成功选拔出一批女歌手。我很幸运地在2005年的夏天被分配给了前三名的一个歌手，从“助理”往“经纪人”靠拢，拥有了一段忙碌且灿烂的职场时光。
歌手凭借她出色的天赋、独特的声线和歌唱技巧一路披荆斩棘，在短时间内收获大批忠实粉丝，事业蒸蒸日上。我一直陪着她经历了正式出道、解约换东家，直到歌手要去北京发展。
歌手想要我从湖南广电离职，跟北京知名的唱片公司签雇佣合同，年薪翻倍，和她同住北京的洋房，继续做她的经纪助理。可我想起医生给妈妈判定的“最多五年”，心中便涌起万般纠结。最终，在一声叹息中，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在演艺圈绽放的机会，继续留在湖南广电工作——在长沙，如果母亲需要，我至少可以随时回家。
小年夜，郑州大雪封城。我在为唱片公司物色练习生的临时差旅中，仓皇抢到一张回长沙的卧铺票。列车在漫天风雪中穿行，我却不知这趟归程正将自己的人生引向另一条轨道。
车厢里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叫小城，在同行同事的喋喋不休中，显得格外安静。一个“话痨”同事拉着大家从工作、星座聊到故乡，我才发现小城的父亲竟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俩甚至有几位共同的故交，都常去本地一家私房菜……这场看似偶然的邂逅，在春节后发酵成一场场电影、一次次的晚餐与一捧捧玫瑰。小城热烈的追求，最终将我拉入计划外的恋爱，也步入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时是母亲癌后的第四个年头。从我大学毕业，她就常对我说“如果能看到你结婚嫁人就好了”。我内心其实是抗拒早婚的，但在奶奶猝然离世的深夜，小城第一时间推掉了所有的工作，连夜驱车上百公里送我到老家，陪我一起跪在灵堂前。在亲戚们探究的目光像聚光灯般打在我们身上时，我看到了母亲眼中闪烁的欣慰。
书香门第出身，名校光环加持，举止得体，面面俱到，小城完全符合母亲对自己女婿的全部幻想。可这些无法彻底打消我心底的犹疑。25岁的我，到底该攥紧事业发展的所有机遇，还是要仓促开启未知的人生篇章？我并不确定小城就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可面对沉浸在喜悦里、不知还能活多久的母亲，我最终还是一咬牙，迈入了婚姻。
婚后，我和小城各自忙于工作，聚少离多。在一天天拼凑起的片刻相处中，我很快就发现彼此有许多的不契合，开始怀疑自己闪婚的决定是一场错误。
然而，在我最茫然的时候，却迎来了我俩第一个孩子。
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孩子是来自命运格外的恩赐，她不仅看到了女儿的出嫁，甚至有可能看到孙辈的出生，口头禅也从“希望看到你出嫁”变成了“有生之年能抱上孙儿啦”。
那段时间，我能清楚地感知到母亲身上泛起的蓬勃生命力。生下这个孩子，取悦她，让她有甩不掉的羁绊和强烈的求生意识，成了当时我想生孩子的主要目的。
3
从儿子呱呱坠地到他读小学，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安稳的几年。
听从小城的建议，我放弃广电忙碌的工作，在一家证券公司做起了后台支持，期间，考了很多金融类的证书，以备后续职业发展。母亲的癌症没有复发，孩子在她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她靠着“女儿和外孙都离不开我”的想法和责任感，撑过一年又一年。
只是很多个深夜，我还是会觉得生活里遍布遗憾。我是一个负责的女儿，温柔的妈妈，体贴的妻子，只是这些角色仍然填补不了我想要见识更广阔世界的渴望。有时，夜里突然醒来，我会对学生时代躲在被子里看小说、逃课出去玩的时刻念念不忘。我也经常怀念给歌手做经纪人的时光，怀念那个职场里意气风发的自己。
此时，那个歌手常出现在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里，去大洋彼岸开演唱会，获奖无数，给爆火的电视剧唱OST，已经成了天后级的艺人。而我如困鸟一样，只能在一个角落里盘旋。我常幻想，如果当时选择跟她一起去北京拼搏，如今又会过着怎样的人生？
我和小城早早约好，不要二胎。小城一直待我不错，只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动摇，固执地认为都是独生子的我们应该再生一个，给儿子多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替我们陪伴他。
为了让我同意生二胎，他开出了很多条件：男女无所谓，最好跟我姓，这样我爸妈一定更开心。月嫂、育儿嫂至少请到孩子进幼儿园……随着儿子进入小学读书，母亲轻松不少，也赞成我们给家里添个小生命，她依旧可以继续做个尽职尽责的外婆，照料宝宝。
2015年冬，我意外怀孕，却因智齿发炎服用了甲硝唑，被医生斩钉截铁地宣判：“这孩子不能留。”手术结束后，病房里弥漫着一种钝重的寂静。小城第一次在我面前崩溃，他伏在床边，肩膀颤抖，好似失去了自己身体里的某个器官。可即便这样，他仍强撑着安排一切——找最好的医生，叮嘱用药，陪我去复查，变着法子哄我开心。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他并非随波逐流地想要二胎，而是真切地期待过这个生命。
2016年底，33岁的我又怀孕了。全家欢欣鼓舞，仿佛这是上天早已写好的大团圆剧本。我在犹豫与妥协之间，选择了宽慰自己：“或许，我命中就该有两个孩子。”
我开始顺其自然地养胎，产检也一直很顺利，直到孕7个月，我在洗澡时触及左乳有硬块，去医院做B超，结果显示：左乳上方存在直径2cm的结节，属于BI-RADS分级3类（BI-RADS，全称是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分级一般为0-6级，数字越大，通常恶性可能性越大）。诊断结果很乐观：结节边界清晰，且活动性好，没有血流信号，符合良性肿瘤的所有指标，可以待生产后再观察。
可我想起母亲的病史，心里始终隐隐不安。医生说，如果想要穿刺检查来确诊，就只能先提前把宝宝生下来，但不足月强行生产，医院也无法保证早产儿的健康甚至存活情况。
小城陪着我询问了不同的专家，基本是同样的结论：长沙的医疗条件和政策规定，孕期只能通过B超来做基础检查，如果要穿刺做病理检查，唯有早产。
肚子高高隆起的我早就母爱泛滥，每天都能感觉到宝宝在与我互动，舍不得做任何对这个小生命有危险的事情。既然都说乳腺癌是第二大懒惰的癌症，并不会快速恶化，我就一次次地安慰着自己，决定等宝宝足月生下来，再去做手术切除肿瘤。
可到了孕8月，我的超声复查结果，让所有人开始忧心忡忡：结节变大，已经超过3cm。要好的闺蜜反复劝我：“别再等了，引产最保险。”医生也说，可能是在雌激素孕激素的刺激下，肿物会增长，但是超声显示，还是符合良性的特征，结论仍然是BI-RADS分级3级。
没过多久，我从国外的医生同学那里得知，美国洛杉矶能做孕期穿刺检查，也有相对先进的医疗方法。我前些年因为工作需要，正好办了10年期美签，可以随时出行。小城近年来生意顺利，也积累了一些家底，毅然支持我出国检查治疗：“哪怕美国那边费用高昂，也要去生下这个孩子。”
我知道，他无法承受再次失去宝宝的痛苦。
4
大洋彼岸的洛杉矶有着和国内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和治疗流程，优秀的医生们在各自的诊所接诊。如果病人需要做CT等相关检查，则要自己驱车去专业的检测中心。对于一些组织和细胞的提取，则又需要去另一处检验所。相关机构会把病理标本邮寄到圣地亚哥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报告，等医生们会诊后，才会逐级返回到患者最初就诊的医生处。抵达洛杉矶的半个月，我都在各个医疗机构和检验中心奔波，我非常怀念中国的医疗模式，可以在一家医院、两三天之内做完所有基础的检查，拿到报告和医生的诊断。
还好，当地的技术较国内相比确实非常先进，医生用非常细的探针提取到了我的肿物组织，可以不用引产就开始做穿刺检测。在结果出来之前，我和小城每天保持着好心情。因为即将迎来新生命，也因为我们夫妻生来乐观，我们总幻想着结果一定是“良性”。生产前，刚好赶上美国独立日国庆，我们还租车去了当地的许多知名景点游玩。
2017年7月11日，我平安剖腹生下宝宝。仅仅过了一天，当地医生就把“确诊乳腺癌”的消息告诉了我们。按照国内的习俗，我还没出“月子”，顺利生子的喜悦已经被绝望冲刷殆尽。
等更加细致的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世界不一样了。我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孩子，眼泪砸在他柔软的脸颊上——他还这么小，而我却可能无法陪他长大。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小城站在一旁，沉默着。他也知道任何安慰在此刻都是苍白无力的，只能趁着深夜的时差处理工作，白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幸好提前请的月嫂经验老到，把新生儿照顾得妥妥帖帖。她见我整日以泪洗面，轻声劝道：“月子里哭多了伤眼睛。”我几乎失控地回呛：“命都要没了，还要眼睛做什么……”
整整三天，我在眼泪和短暂的睡眠之间反复消磨着自己。直到父母从大洋彼岸打来视频电话，讲述着大宝最近的动态，轻声嘱咐我注意休息。
通话结束，一个念头猛地扎进心里：我不能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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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二十年前父母瞒着我一样，我也对他们隐藏起病情。我疯狂搜集资料，联系国内外的医生朋友，在深夜一遍遍翻看医学论文和诊疗案例——这一次，我要亲手和命运抢时间，像个战士一样，为自己拼尽全力。
听取了医生们的意见后，我做了基因序列检测。对标欧美人种的数据库，确定我是因BRCA基因遗传致病，乳腺癌表达率高达87%。前面平安的三十多年，实属走运，可能是第二次生产过程中体内涌现出的雌激素、孕激素彻底“唤醒”我的癌细胞。万幸的是，这个遗传基因 “传女不传男”，我的两个儿子，少了以后“一脉相承”的危险。
从落地洛杉矶到生下宝宝，我们已经花掉了不少家底，如果继续在当地治疗，需要全部自费。我们都怕在异乡的治疗变成吸走所有储蓄的无底洞，确诊后，对比治疗方案，国内反倒因病例较多，技术和手法都更成熟。于是，我和小城带着二宝，在产后的第22天就踏上了回国的航班，而肿瘤已经在穿刺和产后分泌母乳等刺激下，长到7cm大小。
回到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调整时差，我们火速去医院重新做了穿刺等全套检查。根据免疫组化提示，肿瘤过大，已是局部晚期，而且分型属于乳腺癌里预后最差一种——三阴性。代表癌细胞增殖速度的Ki-67指数高达80%，结合过往数据来看，五年生存率也只有13%。因肿瘤太大，医生拒绝先手术，推荐我先做化疗，等肿瘤变小再根据情况做切除。
母亲当年对化疗惊恐的眼神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医生宽慰说，现在技术进步了，PICC置管能让药物直达心脏稀释，大大减轻血管损伤。可当那根细长的导管真正植入我的右臂时，我才明白这所谓的“进步”意味着什么——这根管子将成为我半年的“共生体”，每周都要忍受敷料更换时胶布撕拉的刺痛，感受生理盐水冲刷管道的冰凉触感。它像个无情的计时器，每当我翻身压到它，或是睡梦中无意触碰到裸露的接头，都会瞬间惊醒——这副躯壳，已不再完全由血肉组成，也不再属于我自己。
5
回国后，精心编织的谎言维持下去变得愈发艰难。每日往返医院的行程，只能用“产科例行体检”搪塞过去。我强迫自己像正常人一样照顾两个孩子，在抱起哭闹的二宝时暗自咬牙，哄睡孩子后再瘫在沙发上喘息。小城默契地配合着这场演出。
直到第一次化疗前的体检报告显示几项指标都不好，才让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没办法正常照顾孩子，更不能熬夜。”医生的警告让我只能向父母坦白一切，我轻描淡写地带过病情，将“遗传基因”这个沉重的话题刻意忽略。看着他们瞬间的从错愕到难过，我知道这场病要摧毁的，远不止我一个人的健康与喜乐。
长辈们面对这个坏消息迅速做出安排。公婆连夜从老家赶来，住进我们闲置的套房，主动揽下照顾大宝的重任；我父母则与保姆日夜轮守，将二宝护在羽翼之下。
有时听见父母为“菜太咸”“快递忘取”这类琐事争执，吵到最后，母亲都还会负气说：“都怪我，要不是我，女儿也不会这样。”她开始刻意增加与我相处的时光，餐桌上递来的汤碗，电视旁并排的坐垫，晾衣时“恰好”伸来的援手——每个寻常动作里都藏着小心翼翼地试探。她眼底闪烁的自责像一根刺，让我不得不用轻松的科普来化解：“医生说，现在癌症诱因可多了，空气污染、外卖食品、熬夜加班……”她总是欲言又止，最后化作一句：“妈都挺过来了，你更没问题。”
彼时，母亲将满六十，比起当时“只能活五年”，已经多了十来年。
母亲像接受自己“患癌二次”一样，开始慢慢接受我的病情，从最初的慌乱中沉淀下来。尽管我没有刻意去宣扬自己患病的消息，周边往来频繁的亲友们也都逐一得知了我的病情。他们的慰问礼盒堆满玄关，小城总说：“这些人情债，等你痊愈了我们慢慢还。”公婆定期从乡下捎来沾着泥土的时蔬和无抗的土猪肉，反复叮嘱小城：“生病了更不能吃外面的饭，你要多在家，照顾好老婆。”
可我知道，癌症的治疗漫长而消磨人心，我并不愿让一大家子人都围着我转，特别是小城，当他又一次请假陪诊时，我看着后视镜里他眼下加深的青黑，突然意识到，癌症最残忍的或许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它会一点点榨干着病患身边每个人的生活。
我试着独自扛起癌症带来的一切压力，痛苦地步入化疗。普通癌症病人的常用方案为一般做6到8次，每隔21天化疗一次。医生说我年轻、肿瘤大，属于局部晚期，得用“联打方案”——把化疗次数增加至12次，每21天化疗2次，红药水加白药水，用正常患者差不多2倍的剂量。所以我的不适也更加严重，几乎所有的副作用我都经历了一遍：白细胞经常不合格，一次次去打“升白针”；转氨酶高达几百，时刻担心肝衰竭；手指甲脚指甲全转黑……至于呕吐、脱发、乏力、腹泻，已经是家常便饭。
我的生死观总是随着病情的起伏而变动。有时看到撒手而去的病友被推着消失在走廊尽头，我会想：也许死是解脱，不是坏事。可回到家中见到家人，又会燃起斗志：我得击退癌细胞，好好活下去。
4次化疗后，尽管身上还带着PICC置管，我还是不顾劝阻，约闺蜜坐高铁去了海边。我深知自己站在崩溃的边缘，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缓解溃烂的人生。我们在泳池大房间里欣赏日落、品尝美食，仿佛最后一次出行一般，拼尽全力享受来之不易的时刻。行程结束之前，我面对大海，默默对自己说了一句：等我好了，还会再回来的！
我花了近半年时间做完全部化疗，感觉这副破败的身体全凭一口仙气吊着，很多个夜晚都怀疑自己等不到天亮。化疗结束，肿瘤终于缩小至1cm以下，可以随时手术了。
我已和主治医师成了半个朋友，也私下聊过很多琐碎日常，她说得很直白：“你还年轻，经济上并不困难。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一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不如去天津做手术，那边技术更成熟，可以在一台手术里做切除后的同期再造，等康复了，你的乳房外观会跟之前一模一样。”
医生说的专业建议平淡且普通，可我内心泛起涟漪片片——切除乳房的手术对于女性来说，不仅会造成身体的残缺，也是一场精神上的重创。我确诊后曾在网络上搜索过大量的案例，很多女人在失去乳房后再也没有重拾起自己的人生，抑郁、自闭，无法再次恋爱，或者无法和爱人回归正常的夫妻生活。我母亲的例子就活生生摆在我面前，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她一样的毅力和乐观……能保住原有的乳房，对我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个结果。
我开始了解天津肿瘤医院的技术实力和医疗团队，发现他们拥有全国最多的乳腺癌治疗案例，仅仅针对乳腺肿瘤的专业科室就有三个，还有乳腺方面的研究院和庞大的专家队伍。他们的乳房再造科，可以在同一场手术中做术中快速病理检查，做肿瘤、乳腺的摘除和淋巴组织的清除，然后直接植入假体或者自体脂肪挪用。这种手术对于病情没有影响，能让患者从外形上与术前保持一致，只是做这种手术的大部分费用医保无法报销。
我和母亲作为病友一起探讨这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她避开小城，私下跟我说：“虽然妈妈比医生预期的情况好太多了，但一个女人失去乳房，永远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你别看你爸嘴上从来不说什么，可我一直都怕他会介意我的身体上的缺失。去天津做这个最好的手术，花多少钱都没关系，钱不够的地方，妈妈给你贴补……”
我像小时候一样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尽量让自己蓄满眼眶的泪别流下来。我挽住她的手臂听她念叨，好像这样也能汲取一些能量。
小城得知医生的建议和一些病患术后心态上的变化后，很快拍板：“当然去天津，我希望你身体恢复健康，也想要把这场疾病带给你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们估算了一下开支——在可承受范围内——便果断带着厚厚的病历启程。
带着长沙的切片，我们咨询、挂号、加钱、预约检查，逐步开启了这场异地治疗。身体和精神都在崩溃边缘反复徘徊的我，在乳房再造科的医生一次次的解释说明中，内心的希望一点点被点燃了。我觉得“惨不忍睹”的病例，在这里很普遍，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病友，不少情况比我更为严重。主治医生的专业、亲切和技术的前沿性、先进性，都让我有了动力和信心。愈后出院的病友们也感染着我——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感谢自己曾经跨出了这一步。
6
即便有前序的国内外的检查资料，更换医院后，我还是需要重新做系列关键检查。那时我和小城都没预料到，一场增强CT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也许是历经化疗后的身体透支严重，又或者因为空腹检查低血糖，我在术前增强CT检查中突然休克了——增强CT需要从静脉打入碘对比剂进行造影，躺在冰冷的CT机上，我犹如“鱼肉”般被送进去又退出来，放射科医生把造影剂推入我的留置针没过多久，只感觉全身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从心脏蔓延至肢体末梢。我很快就失去意识，进入休克状态，被医护人员奔跑着拉入ICU抢救。事后，小城对此并不愿多说，只是告诉我：“我签了好多单子，能用的特殊手段都用上了。”
醒过来的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以后的每一次检查，每一次住院，我都得挂上“碘致敏”的提示牌来避免意外发生。
在天津等待手术的日子里，我把自己训练成了“专业病人”。深夜的病床上，手机无数次照亮过我查阅医学论文的脸，病友群的每一条经验分享都被我反复咀嚼，我甚至能和主治医生讨论一些药剂的作用机理。这种近乎偏执的“学术研究”，既是抵御恐惧的铠甲，也是作为一个癌症病人唯一能重获掌控感的方式。
这场病让我看清生与死的重量——它既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又轻盈得能在爱人眼中找到慰藉。小城笨拙却坚定的守护，母亲欲言又止的牵挂，都成了一种无价的止痛剂。
我的手术方案终于得到确认：肿瘤及乳腺腺体全切，淋巴则根据术中前哨淋巴冰冻结果来决定是否做腋窝淋巴清扫。切术完毕后，医生们会从我的腹部提取自体脂肪进行填充，不但能保住我原本的乳头，外观看上去也会和另一侧一模一样，甚至还能拥有和真乳一样的触感。只要术后坚持一段时间的放疗，我就可以恢复健康。
手术日期敲定的那一刻，悬着的心反而落了下来。医护团队用专业筑起一道让我安心的屏障，她们婉拒了所有术前的“心意”。主刀的再造科主任有着令人信赖的履历——MD Anderson（安德森癌症中心，世界公认的知名的肿瘤专科医院）的深造经历，数千台手术的淬炼，还有她推动全国乳腺再造技术普及的执着，让我对这场手术放松下来。她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技术可是经过中国庞大病例群验证的，比美国更成熟呢。”
术前最重要的仪式，是拔除那根伴我半年的PICC管。当护士利落地取出这根见证了我所有化疗历程的细管时，一种奇特的解脱感涌上心头。那天晚上，我终于能毫无顾忌地站在淋浴下，让热水冲刷每一寸肌肤。水珠顺着脸颊滚落，混着半年来的隐忍与坚强，在瓷砖地上汇成小小的漩涡。
手术前夜，我和小城讨论起生死问题，执意要与他“约法三章”：作为独女，我要求他承诺照顾我父母终老；若我不幸离世，他可以再婚，可必须等到二宝上幼儿园以后；我们所有资产必须完整留给两个孩子。他应下的声音在病房里格外清晰，我们都在预演最坏的结局。
小城始终不愿直视这份沉重的约定，出于对当初坚持要二胎可能诱发我癌变的愧疚，他对我的所有要求都全盘接受。
“都听你的。”他声音发紧，“只要你专心治病。”这个传统又固执的男人，虽然至今分不清洗衣机的程序按钮，也做过内裤和袜子一起洗的蠢事，却在每个治疗节点都斩钉截铁：“钱不是问题，我们要找最好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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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术被安排在那天的最后一场，长达七小时的马拉松式战斗。当我在ICU醒来，最先感知到的是护士轻柔地为我整理管线的手指，防血栓气泵规律的挤压，以及那句温暖的“你还好吗？”
我眨了眨眼睛，透过朦胧的视线，感受晨光穿透窗帘的瞬间，这是崭新的一天，而我拥有了一种全新的生命。
术后第二日我就转入普通病房，尝试下地走动。第四天，当护士取下缠绕在我身上的最后一根导管时，那种久违的轻盈感让我恍惚——这与长沙病友们描述的“挂着引流袋度日如月”的经历截然不同。再造科的医护们细致温柔，我因异地求医的不安被一一抚平。
第七天清晨，主任医师检查完伤口，轻快地说:“恢复得很好，今天可以出院了。”我和小城面面相觑，这个出乎意料的康复速度，像是命运终于肯给我们的苦难按下快进键。
7
早在化疗第一次后，我的头发就几乎掉光了，索性让医院护工帮我剃了个光头。戴着不能完美贴合头皮的假发，总像顶了个生疏的壳。新生发茬像倔强的春草，一次次刺破头皮，很快又掉得衣服、枕头上到处都是，只好在剃刀下一遍遍被清理干净。不知道剃过多少次头发的我，已经成了一个技术娴熟的剃头工。
出院的第三天，我最后一次剃了头，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纪念。这张最后记录“光头时代”的影像里，藏着一个女人对秀发重生的全部期待。
离开天津后，我重新在长沙做了26次的放疗。尽管和化疗相比，放疗副作用小了很多，可依旧避免不了对皮肤的损害。我左乳的肌肤经历着诡异的蜕变，先是泛黑如焦土，继而剥落如枯叶，最后新生出粉嫩的皮膜。那也是乳房内部的脂肪在避免坏死、不断存活的过程，可疼痛、恐惧和万念俱灰还是会时不时袭来。
三阴性分型带来的“优待”，是放疗结束便不必再与药物为伴，只需要定期复查，靠自己的意识和时间治愈肉身面对家人，我扮演着“健康活力”的自己。我总是躲起来一个人静静地摘掉死皮、换药，换上轻松的表情推开门，重新融入家人的身边。我积极治疗，希望孩子们能看到母亲坚韧的生命力，不敢懈怠分秒。为了让父母和孩子觉得我“挺好的”，长沙盛夏的酷暑里，即便汗水顺着发套边缘蜿蜒而下，我也始终不敢卸下这层伪装。只有在深夜卧室，才敢让镜中的光头女人短暂现身。
小城安慰我：“其实大可不必这样，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这些。”
可我想要尽量弱化患癌这件事。止不住要呕吐的时刻，我就火速冲到车里用车载垃圾桶“解决”，把所有的难受、不舒服、虚弱都小心藏好，尽量在家人面前守住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我努力让母亲感受到，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使我经历的治疗比她当年“舒服”和“轻松”多了。
两个孩子也都是我的强心剂，我不能他们拥有一个懦弱的母亲。特别是已经读小学的老大，很多情况我们也瞒着他。但他也开始明白妈妈生病了，有时我们去超市采购，他会主动要求负责推购物车，到了家门口，宁可自己多跑几趟，也不允许我提重物：“妈妈，你站在一边，休息就好。”我不清楚是不是小城对他做了什么额外的教导，但“不让妈妈太累”“不惹妈妈生气”已经成了孩子内心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
看着儿子突然懂事起来，对我小心翼翼地守护，我开始明白——人的意志力有时坚不可摧，是因为爱编织了一张网，让人有了斩不断的羁绊。它让一个母亲在疼痛中依然挺直脊梁，让一个孩子在懵懂中学会守护，让我们这个家在这场风暴中，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形状。
放疗结束后，我的一头长发慢慢长了回来，生活终于有了起色。我重新找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虽然收入锐减，可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家人，还能腾挪出时间旅行，培养些自己的小爱好。
我提议，既然治疗结束，不如把老大从公婆那接回自己身边，毕竟，照顾孩子这件事，没有人能比亲妈更负责。公婆也都欣然同意。
老人踏上回老家的高铁后，我才从小城口中得知：“因为二宝起名这件事，我和他们争执了几次。”
虽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二宝随母姓，可传统的公婆内心无比抗拒。只是因为我患病，大家没空争论此事。治疗结束后，老人再次提出：“虽说儿媳妇吃了很多苦，可是男孩子还是应该跟爸爸姓。”小城据理力争：“这个孩子是她拿命换来的，且不说是我求着她才要了二胎，于情于理，都应该跟我老婆姓。我岳父、岳母怎么照顾我和孩子的，你们也都看得到。”
襁褓里的婴儿对他姓氏的命名权一无所知，我对小城的爱意却因此又多了几分。
8
夜里总有睡不着的时候，还是会隐隐担心癌症复发、转移。像我这种因遗传致病且有癌症病史的患者，在医疗政策层面是允许预防性切除右乳的。但看着镜中好不容易重建的身体，我终究舍不得再次划开自己的乳房去抵御并未到来的潜在风险。
家人总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默契地将这场病痛封存在记忆的角落，就像对待那个已经尘埃落定的姓氏之争。
直到四年后的2021年年底，和母亲的患癌轨迹几乎一模一样，我的右乳再次查出一个2cm大小的肿物——命运的轮转无情而残忍，还是没有放过我。
这一次，我甚至用了比之前更久的时间来接受这个残忍事实。我经常质疑这个世界：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还是我？
作为经历过复发噩梦的幸存者，母亲比谁都清楚二次患癌意味着什么。她的哽咽声像一把钝刀割开平静的表象：“老天爷造孽啊……”
电话那头的公婆欲言又止，最终化作小心翼翼的试探：“孩子我们随时能带，需要钱尽管开口。”
小城再次成为全家的支柱。白天他穿梭于医院咨询各路专家，深夜还要核对孩子们的作业，安抚四位老人的忧心。好在上一次的抗癌经验丰富且过程顺利，我们很快做出决策：依旧去天津治疗，如果需要手术，那就再来一次。
彼时疫情肆虐，最理智的做法就是我独自飞往目的地，让小城照顾家里老小，打理忙碌的工作。临行前，我把两个孩子的学习进度、我父母该定期做的体检安排等等事项都一一托付给小城。行李箱里装着与上次相同的配套入院用品，我收拾好自己，准备去找我熟悉的治疗团队，开启与癌症的第二次抗争。闺蜜蓝蓝一听说我要第二次独自接受治疗，二话不说就推掉手头所有工作，专程飞来天津陪我。
11月，天津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凉意。我们并肩走在世纪钟下，牵着的手却暖得发烫。蓝蓝是个设计师，哪怕是特意请假来陪我，客户的消息也没断过。那天她遇到个急活儿，要当场改方案，她看了眼四周，索性直接挨着路边栏杆席地而坐。“抱歉等我十分钟，就十分钟。”她抬头冲我抱歉地笑，指尖已经在笔记本键盘上飞快跳跃，屏幕的光映着她冻得微红的鼻尖，眼里全是专注。
那个瞬间像枚温热的印章，狠狠盖在了我心上。后来无数个难捱的时刻，我总会想起那一幕——人这一辈子，谁会不遇见过意外的坎、不公的事、藏在暗处的恶意呢？可总有些朋友，像一束束不请自来的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让你知道，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扛。
有了前一次的治疗经历，我对所有流程都熟稔无比。同样的科室，同一位主任医师，只是我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都已大不如前。右乳穿刺后，很快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且靠近淋巴，只能和上次一样做肿瘤和乳腺的全部切除，根据前哨淋巴结果决定是否清扫腋窝淋巴。我的腹部经过之前的“提取”，已没有足够的脂肪做移植，最佳方案是植入硅胶假体。
第一次看到假体的我非常灰心，甚至赌气地和医生说：“不要什么再造了，把右乳全切以后，左乳之前用脂肪填充的部分也给我切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治疗过无数病人的主任医师非常明白我当下的心境，反复劝解和开导我：“硅胶假体是永久性的，没有特殊情况就不用取出来，跟自己的脂肪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次右乳切除和假体植入一样能在同台手术内完成。治病是场持久战，心态别崩塌，就能迎来好结果，你这位‘老将’还怕上战场嘛？”
医生将最新的医学进展娓娓道来，声音里带着令人安定的力量：“这些年，我们帮助太多全切患者完成了身体的重塑。”她告诉我，现在的扩张器技术能让患者自主选择理想的尺寸，连乳头都可以用自体皮肤精心雕琢——色泽、形状、大小，每一个细节都能量身定制。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早已超越国外，无数成功案例证明：只要不放弃，女性完全可以重获完整的身心。
我通过电话和母亲解释这一次医生给出的方案，她不停地鼓励我：“坚持住，万事都听医生的，就一定会等来好结果。”
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定制假体方案。再次走进熟悉的医院走廊，我独自完成了所有术前检查，每一个步骤都轻车熟路。消毒水的气味、检查仪的嗡鸣，已经不再会给我带来恐惧。
二次切除手术和第一次一样复杂，也同样成功。只是这一次，右腋窝的前哨淋巴检测到有被癌细胞侵袭，腋下淋巴没有保住。好在我的右乳癌后外观、手感都一切正常，假体的作用被发挥到极致，直到现在，我的胸部都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右手臂的活动能力也逐渐恢复。
第一次治疗时认识的病友姐姐也一直牵挂着我，哪怕彼时探病有层层关卡，她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在术后第二天特意让她老公做了家常菜，用保温桶装了小米炖辽参，送给我补充营养。他们太懂异地求医的难处了，知道一个人扛着第二次治疗的压力有多沉。那份体谅熨帖而实在，让我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减轻了一些焦虑。
根据手术病理和免疫组化提示，这次的乳腺癌为 luminal B型（激素受体阳性，占乳腺癌的约20%～30%），分型和第一次不同。医生说，这不是复发、不是转移，就是原发癌。根据分型，我需要既做化疗、放疗，要配合打针和口服药物的预后治疗，需要持续5到7年，甚至是10年。
9
这一次，我提前买好了合适的假发，选了个阳光晴朗的好日子，支开所有人，独自在洗手间又一次剃光了长发，甚至挤出了个微笑，拍了长视频留着以后看。我做好所有心理建设，准备化疗。
由于双侧乳房都做过手术，且双侧的腋窝淋巴不同程度被清扫干净，这次化疗已经不能用PICC置管了，只能选择更昂贵且被更多癌晚期病人和终生需要化疗的病人使用的“输液港（简称PORT）”，要在锁骨下植入一个闭合的输液装置，小底座连着细管直达心脏。PORT植入后，我身上又多了一个外来装置，好在它比PICC的护理和日常生活要更方便很多。
回到长沙后，不想耽误小城的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往返医院。我知道，癌症患者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家里最大的支持。只是这一次的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异常痛苦，呕吐、脱发始终伴随，升白针、护肝、护胃“三件套”一样都不能少，极速的钙流失和药物反应，会导致我夜间经常反复感受到各种关节疼痛。在一个失眠的夜里，小腿的骨头和膝盖突然又在钻心地疼，仿佛有千万根钢针在搅动。我摸索着床头柜，寻找白天护士发的止痛药，却只触到冰凉的桌面。试图下床求助时，膝盖完全不听使唤，我只能像断线的木偶般看着自己栽倒在地。我够不到呼救铃按钮，喉咙又被疼痛封住，连呼救都成了奢望。在漫长的几分钟里，我只能用手肘撑着冰凉的地面，像初学爬行的婴儿般，一寸寸匍匐着，向走廊的光亮处挪动。
这场疾病的余震远未结束。后来的日子里，腱鞘炎的钝痛影响着我的指关节，止痛药、理疗仪、膏药贴成了生活的“新三件套”，痊愈的表象下，身体仍在用疼痛证明着那些细碎的、未愈的伤痕。
医院在我眼里成了一个既治疗着我的肉体、又给我带来了无尽痛苦的矛盾体。只有回到家中，看两个孩子叽叽喳喳地玩乐，听父母轻声聊起亲友之间的琐事，我才能有灵魂归位、心绪平和的感觉。
按照治疗方案，我需要化疗8次。为了节省开支，我没有选择传言中副作用更小的进口药，而是选用了医保范围内的化疗药。7次化疗结束后，距离术后结束已有半年，为了避免错过最佳放疗时间，我叫停最后一次化疗。
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回家、去医院放疗、回病房休息。放疗临近尾声的一天，我突然开始看什么都不顺眼，桌上水果摆放的位置、病号服的颜色、房间的窗帘……好像被下了降头一样，对整个世界开始挑刺，又好似被困在透明的茧里，看着熟悉的病房变成陌生的牢笼。深呼吸变成徒劳的挣扎，只能眼睁睁看着理智与某个黑暗的自己在意识深处激烈博弈。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种状态突然消失。回过神来后，想起刚刚不受控的自己，我才开始后怕，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是癌症患者群体中老生常谈的词汇了，可当自己真正面对它时，才打破了原有对它的所有认知。第二次抑郁发病来临时，我不受控地试着打开病房的窗户，脑海里只有跳下去、结束一切的想法。好在，病房推不开的玻璃冰凉，突然惊醒了我——原来抑郁症不是文艺作品里淡淡的忧伤。
在情绪正常的时候，我尝试了很多方法“自救”，看书，看科普视频，从源头了解有关抑郁症的一切，求助我的主治医生。每次脑海里恐怖的平行时空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拎着吊瓶去找我的主治医生。她看着急促喘息、满脸苍白说不出话的我，“秒懂”，开药、打镇静剂，一气呵成。
漫长的26次放疗结束，本来拒绝养任何宠物的父母和小城也许是察觉到我的变化，家里意外多了个毛茸茸的小生命。
一只奶牛猫成了家里的新成员，我喜欢用指尖挠它温暖柔软的肚皮。它发出的呼噜声变成一张无形的网，接住了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孩子们的笑声与猫爪在猫抓板上划拉的细碎声响，渐渐填满我曾经被抑郁蛀空的角落。我经常抱着它毫无顾忌地吐露一切，不知道是不是归功于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特殊情感和互动，它一次次地用小舌头舔舐着我的手心，比任何药物都更治愈，我的抑郁逐渐不药而愈。
母亲节，我收到两个孩子做的手工礼物和手写卡片，好像被病痛充斥的世界，又美好了许多。
10
2023年下半年，二次治疗总算告一段落。
此后的十年，我都必须坚持服药，定期去医院打针，做各类检查，避免癌细胞的复发和转移——每月定期的针剂、每季度的全身扫描、永不停歇的血液检查。哪怕我属于历劫了两次的“幸运儿”，哪怕死亡不再对我步步紧逼，可我的生活质量也永远回不到从前了。
治疗依旧带来了各种副作用，四十出头的我，从服药后就不再来月事。当更年期症状与药物副作用交织发作时，心悸像失控的鼓点，冷汗会在深夜突然浸透睡衣。我的骨骼变得像老房子的木楼梯，稍一动作就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有很多次我都想停药，换中药保守治疗，可家里没有一个人答应。
睡眠、饮食都要慢慢调养，小城总是买很多海参、灵芝给我补充营养，可我们都心知肚明，有些损伤就像打碎的瓷器，再精巧的修补也无法还原到最初。
以前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要小心控制动作的速度、幅度和力度。我的肝胆指标常常“爆表”，右手再不能拎超过三斤的重物，手臂抬高都费劲，稍不注意就会上臂肿胀。清除癌细胞的过程对我的五脏六腑已经造成了各种不可逆的伤害，我试过各种方法疏通右臂的内循环，去医院用中药热敷，每天训练定制的复健动作，用红外线和电极刺激神经治疗……某个做完理疗的黄昏，看见走廊里新来的病人正对着诊断书哭泣、发抖，我才惊觉自己已走过这么远的路——虽然永远回不到健康时的状态，但能看着孩子毕业照里的笑脸，能在父母咳嗽时递上一杯温水，那些夹杂着疼痛和不适的平凡时刻，已经是命运给予我的馈赠。
现在每当关节作响，我就当作是身体在提醒：你看，你活得挺好。跟那些已经故去的病友们相比，活着，就是一场盛大的恩赐。
可虚弱的身体已撑不起一个正常女人的欲望，我与小城的夫妻生活早就不在正常范畴之内。在生死边缘走过几遭后，我变得异常“通透”，曾经的棱角被病痛磨平，连说话都习惯性地放轻语气。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面对每一次治疗的缴费，小城从不吝啬，都是提前给足费用。他习惯以照顾我为第一要务，拼命工作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时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也会对我流露出一些不耐烦的神色和深深的疲惫，但很快，他的表情就能收拾得妥帖周全。我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重担。拥有一个不离不弃，且负责到底的丈夫，也意味着，作为妻子，面对生活中所有的细碎繁琐，不能太“作”，不能要求太多。在这个人性禁不起考验的世道，我的丈夫已经足够有情有义。我们默契地维持着这种心照不宣的契约：他负责不离不弃，我负责知趣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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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母亲六十八岁，距离“只有五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我们常用“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来解释她的平安——在这段岁月里，她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完全按自己的心意肆意活着。如今她和父亲的身体都在慢慢走下坡路，可并无大碍，偶尔的头疼脑热，均由我照料。公婆对我的理解未曾减弱，他们一直独居在老家，努力照顾自己的身体。老人都明白，只要自己不生病，就是给儿女添福气。
以前生病的时候，没再想过会扛起家事，可两次抗癌成功，给了我一种另类的“能量”。
我的育儿观和教育观比自己未生育之时要阔达得多。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加之足够的尊重、理解和陪伴，就能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快乐。老大把我当朋友，正在备战高考，学校的八卦吐槽也会同步给我。小宝如今上小学，黏人可爱，是家里热闹和欢笑的源泉，我从未后悔生下过他。
我常会止不住 “复盘”癌症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又让我失去了多少。生死于我而言，不再是选择题，而成了一场漫长的谈判。我在与死神的反复擦肩中，学会了与“随时会死”的心境共处，有时恨它，有时怕它，有时又为自己骄傲——我还没输。
两次病程让我更加珍惜生命，珍惜那些不幸中的万幸。我感恩自己身处小康之家，即使患病也不曾为温饱发过愁。两次治疗的费用不菲，没有商业保险，国家医保也报销了七八成，我们自己实际承担了小几十万，主要是乳房再造手术的费用。我原计划换一辆稍微好一点的车，换算一下，抛开所有的奔波和疼痛，我们不过是把换车的钱花在了治疗上了而已。可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已是几代人负担不起的巨款——记得在天津病房遇见的一个小镇姑娘，才十九岁就选择了全切手术，甘愿留下可怖的疤痕和空荡荡的胸部，“能活下来就够了”。
我幸运地维持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大部分时候气色好到与常人无异，并不会向新朋友特意提及自己曾是癌症患者的过往。我分享这段历历在目的抗癌过程，是希望更多病友可以知道：以我这具千疮百孔却依然前行的身体为例，它证明了人类的韧性远比想象中惊人。
那些被化疗摧毁的、被手术切除的，都会以另一种形式重塑着生命。别在黎明前的冷风中放弃，我们要等着某个时刻，医生对我们笑着宣告：“你的癌细胞已经彻底清除。”然后骄傲地感叹一句：“你看，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