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常务会议室那扇厚重的红木门，被人从里面轻轻推开。一道缝隙，先是漏出了克制的、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掌声，随即，付平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走廊里明亮的灯光与从巨大玻璃窗透进来的午后阳光交织在一起，在他略显疲惫但双眸异常明亮的脸上镀上了一层近乎神圣的金色光晕。他手中紧紧攥着的，是一份已经略带体温的文件。这份名为“关于推行‘订单农业2.0’模式的试点方案”，刚刚在常务会议上，获得了省长点头、常务副省长王景和拍板，以及与会主要领导的一致通过。
这意味着，这份倾注了他和整个团队近三个月心血的改革方案，终于走完了它在省级层面的所有程序，拿到了一张准生证，即将正式进入试点推行阶段。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一条可能彻底改变江汉省数千万农民命运、重塑全省农业格局的新道路的最高级别认可。
“祝贺啊，付处长！”
“年轻有为，后生可畏！”
农业厅的厅长、财政厅的副厅长……一个个在江汉省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他身边走过，脸上带着公式化却不失热情的笑容，主动伸出手与他相握。付平一一回应，腰杆挺得笔直，脸上保持着谦逊而得体的微笑，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掌心因为用力和激动，已经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的秘书小张，一个刚从名牌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满脸通红，兴奋地快步跟上，用一种近乎耳语的音量，压抑着激动说：“处长，太……太好了！会议纪要马上就发，这下咱们可以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
付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神越过眼前一张张笑脸，望向了窗外那片被切割成块的、深远而辽阔的天空。他知道，小张看到的是胜利的终点，而他看到的，仅仅是战争的起点。
方案躺在纸上，永远只是空中楼阁。省长的签字，厅长的握手，固然是价值连城的“通行证”，但它通向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泥泞的战场。一张再完美的蓝图，要让它在江汉省广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就必须得到星罗棋布的市、县、乡、村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和全力配合。
而这，恰恰是整个中国式改革中，最考验智慧、手腕，也最容易发生“肠梗阻”的地方。上面的千条线，到了下面，只有一根针。针会不会断，线能不能穿过去，全看握针人的心思。
“别高兴得太早。”付平的声音很轻，却让小张的兴奋瞬间冷却了下来，“去把农业厅的老齐、财政厅的王姐，还有地方金融监督局的小刘叫上，半小时后，我办公室开个短会。我们要准备‘下乡’了。”
按照计划，付平亲自挂帅，从省农业厅、财政厅和地方金融监督局这三个核心部门，抽调了六名业务精、能力强的处级和科级干部，组成了一支阵容堪称豪华的“‘订单农业2.0’模式省级宣讲团”。
团队的成员，都是付平精心挑选的。农业厅的老齐，是全省闻名的“农业通”，对各地的土壤、作物、气候了如指掌；财政厅的王姐，是预算方面的专家，对各种补贴政策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金融局的小刘，年轻有为，是赵琳的技术支持者，对新模式中的金融工具和风险控制模型最为熟悉。
在宣讲团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付平摊开地图，语气坚定：“我们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巡回全省五个农业重点市——陵川、汉阳、景城、云州、宛南。我们要召集这五个市下辖的所有县区负责人，开一场政策宣讲和动员大会。记住，我们不是去下达命令，而是去做‘布道者’。要把这个模式的好处、亮点，以及能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政绩，讲清楚、讲透彻。要让他们从心底里愿意干，抢着干！”
付平对这次宣讲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这样一个设计精巧、兼顾了农民、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多方利益，并且由政府强力背书的共赢模式，没有任何理由会受到地方的抵触。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政绩，是解决老大难问题的“金钥匙”。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而沉闷的耳光。
第一站，陵川市。一个在省版图上占据着重要分量的传统农业大市。
宣讲团一行乘坐的考斯特，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缓缓停下。车门一开，陵川市的副市长和农业局长已经带着一班人，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引路，一切都显得那么规范、热情而周到。
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早已布置妥当。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热烈欢迎省‘订单农业2.0’模式宣讲团莅临指导”的鲜艳横幅，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崭新的笔记本、削好的铅笔和一杯热气腾腾、飘着几片茶叶的清茶。台下，陵川市下辖七个县区的县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以及农业局长，黑压压地坐了近百人，整个会场弥漫着一种严肃而郑重的气氛。
付平站在讲台上，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用他最具感染力的声音，将新模式的构想、优势和深远意义娓娓道来。
“……同志们，我们传统的订单农业，为什么会失败？根子在于信任的缺失和风险的不可控！现在，我们‘阳光订单’模式，就是要用政府的信用，来为市场重建信任！用金融的工具，来对冲市场的风险！”
“……这个履约保证金，就是一道防火墙！这个履约保证保险，就是一张安全网！这个区块链存证，就是一台不会说谎的记录仪！我们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由政府、银行、保险、企业和农户共同参与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全新生态……”
他的PPT制作得极其精美，赵琳团队的技术支持让那些复杂的数据和模型，都变成了清晰易懂的图表。他讲得口干舌燥，激情澎湃，可台下的反应，却如同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一大团厚实的棉花上——软绵绵，轻飘飘，听不见半点回音。
官员们个个都坐得笔直，脸上挂着一种标准化的、经过长期训练的、表示“正在认真聆听”的表情。他们手中的笔，也在笔记本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记录下每一个字，生怕有所遗漏。
但付平是谁？他是在基层乡镇的泥水里滚过，又在省厅机关的“深宅大院”里修炼了十几年的“老机关”。官场上那些无声的语言，那些隐藏在面具之下的真实情绪，他只需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他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德安县县长，一个在陵川市实力最强的农业大县的“一把手”。他的眼神焦点根本不在主席台，而是飘向了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显然是在神游天外，思考着某些远比这场宣讲会更重要的事情。
他看到了，旁边的永宁县副县长，虽然看似在奋笔疾书，但付平从自己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只是在笔记本的同一个地方，无意识地涂鸦，反复画着一个个不成形状的、封闭的圆圈，像一个走不出的迷宫。
更多的人，则是在一种程式化的状态中。他们的身体在会场，灵魂却早已不知所踪。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默契的、礼貌的“不在场”。
一个半小时的宣讲结束，付平喝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清了清嗓子，强打精神进入互动环节。
“各位同志，刚才我把方案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结合你们本地的实际情况，有什么好的想法和顾虑，都可以敞开来谈，我们一起探讨，目的就是把好事办好。”
短暂得令人尴尬的沉默后，德安县县长，那位刚才神游天外的“实力派”，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率先拿起了话筒。他一开口，就是一套无可挑剔、圆润丝滑的官场话术。
“首先，我代表德安县委县政府，对付处长一行不辞辛劳，深入基层为我们传经送宝，表示衷心的感谢！”他顿了顿，目光扫视全场，“付处长的报告，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思想深刻，逻辑严密，为我们基层下一步的农业改革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德安县，表示坚决拥护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付平心中“咯噔”一下。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坚决拥护”这四个字，往往只是一个华丽的开场白，真正要说的，是后面那个巨大的、但通常不会说出口的“但是”。
果不其然，德安县长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恳切而沉重：“但是呢，付处长，您也知道，我们县的情况比较特殊。农业人口多，家底薄，基层干部编制紧张，一个人要干三四个人的活。现在搞这个新模式，涉及到大量的农户信息采集、信用评级、合同线上审核、风险动态评估……这无疑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层同志的工作量啊。我们不是怕辛苦，我们是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万一哪个环节没搞好，好事变成了坏事，那我们就辜负了省里领导的殷切期望。”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达了政治上的正确，又点明了执行上的困难，还将可能的不作为，巧妙地包装成了“怕辜负期望”的责任心。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是啊，付处长，德安县长说的是我们共同的困难。”一位副县长接过话头，满脸忧色，“而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们县，跟‘宏远食品’集团合作很多年了，关系一直不错。他们每年在我们县的订单，产值就好几个亿，解决了我们大量的农产品销售问题。现在搞这个新平台，要求所有企业都进来，按新规矩玩，保证金、保险、第三方检测……万一得罪了宏远这样的老伙计、大财神，他们一生气，把订单转移到外省去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我们县的经济，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
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另一个核心：改革必然会触动既有的、稳定的、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
紧接着，一位农业局长，更是把矛头直指所有干部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责任。
“付处长，改革创新，我们举双手赞成。但这个模式毕竟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搞过。这就意味着，存在未知的风险。”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在场干部的神经上，“万一在操作过程中，比如因为全国性的市场剧烈波动，或者像前年那样的大旱，导致保证金账户赔付出现了巨大亏空，这个窟窿谁来补？又或者，因为新旧模式的摩擦，引发了农户和企业的大面积群体性纠纷，这个责任，最终是由谁来承担？是我们县里，还是市里？我们基层，肩膀窄，可担不起这么大的风险啊。”
一时间，会场里充满了各种“实际困难”、“潜在风险”和“特殊情况”。付平耐心地、逐一地进行解答，解释了新模式中已经设计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并反复强调了省级财政将会给予的补贴和政策倾斜。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死循环。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无法驱散笼罩在这些人头顶的那片叫做“不为”的浓云。
他们不是不明白这个模式的好处，他们只是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惯性思维，牢牢地捆绑在了原地。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维持现状，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任何需要动真格、触碰既有利益格局、还可能要承担未知风险的所谓“改革”，都足以让他们本能地竖起高墙，用无数个“困难”和“问题”，来构建一个柔软而坚韧的“软钉子阵”。
宣讲会结束后，陵川市的领导班子以极高的规格，热情地招待了宣讲团一行。晚宴设在市委招待所最好的包间，桌上摆的是本地特产，杯里倒的是年份茅台。
陵川市长亲自端着酒杯，走到付平身边，满面红光地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付处长，你今天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啊！这个新模式，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一定立刻组织班子，深刻领会，认真研究，尽快拿出一个符合我们陵川市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来！”
付平微笑着与他碰杯，将杯中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酒是暖的，心，却是冰凉的。他知道，这所谓的“认真研究”，大概率就是“研究研究，束之高阁”；所谓的“尽快”，很可能就是“遥遥无期”。
接下来的几天，宣讲团马不停蹄，又辗转了汉阳和景城两个地市。情况与陵川大同小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口头上的“坚决拥护”越来越响亮，表态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实际行动上的“推拖闪避”也越来越娴熟。
有的地方哭穷，说配套资金拿不出来；有的地方喊难，说干部队伍素质跟不上；还有的地方，甚至开始打太极，说这么重大的改革，需要先开常委会研究，再报请市委书记定夺，流程很复杂，需要时间。
宣讲团里的年轻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了。在返回酒店的路上，金融局的小刘愤愤不平地抱怨：“付处，这帮人简直是油盐不进！好话歹话都说尽了，他们就是不接招。我看他们就是懒政怠政，不想干事！”
农业厅的老齐，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则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小刘，你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他们不是不想干事，是不想干‘可能出事’的事。每个人屁股底下，都坐着一摊子事，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串人的饭碗。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在下面，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条。”
付平一路上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抽烟。他意识到，自己最初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他高估了理想主义的说服力，低估了现实利益的顽固性。
直到第四站，在全省农业经济最发达、地方财力最雄厚的云州市，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云州的宣讲会，规格比前几个市更高。市委书记亲自出席并致辞，与会者也都是些见过大世面、气场十足的“封疆大吏”。
付平吸取了前几站的教训，调整了宣讲策略。他不再过多强调宏大叙事和改革理念，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最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亮点上。
“……同志们，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阳光订单’模式全面推开后，仅通过减少违约损失和提升标准化水平，就能为每个县平均每年增加上亿元的农业产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将沉淀海量的农业生产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的金矿！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化管理，精准预测市场需求，引导农民种植，这有望为我们地方的GDP，带来一个全新的、绿色的增长点！这笔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算得过来。”
然而，就在他讲到最关键的数据模型时，他眼角的余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刺眼的细节。
前排最中央的位置，并排坐着两位在云州市实力最雄厚的县委书记。他们低着头，身体微微前倾，以一种自以为非常隐蔽的姿态，将手机横置在了膝盖的笔记本上。会议室顶灯的光线，恰到好处地反射在手机屏幕上，让站在高处的付平，清晰地看到了那熟悉的、绿色的扑克牌界面，以及时不时跳出来的“炸弹”、“飞机”的动画特效。
他们在玩“斗地主”。
而且，从他们那专注的神情和几乎同步的、细微的身体晃动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在联手“打配合”。玩得聚精会神，浑然忘我。
那一瞬间，付平心中所有残存的耐心、所有讲道理的欲望，如同被一场十二级台风吹散的烟尘，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股怒火，夹杂着一种近乎冰冷的、彻骨的清醒，直冲头顶。他明白了，对于这些已经在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中浸泡了几十年的官场“老手”来说，任何苦口婆心的劝说、任何基于理想和责任的动员，都不过是对牛弹琴，是一场自作多情的行为艺术。
他们是牌桌上的玩家，永远只认自己手中的牌，和赌桌上的筹码。道理、情怀、未来……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
付平的不动声色地，用一种比之前更加平稳的语调，结束了当天的宣讲。他甚至还面带微笑地回答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在返回省城的考斯特上，车厢里一片死寂。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从付平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骇人的低气压。他一言不发，双眼紧闭，靠在椅背上，但脑海中，却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风暴。
他在复盘，在推演，在寻找那把能够劈开这堵“不为之墙”的利斧。
既然他们是牌桌上的玩家，既然他们喜欢玩牌，那好，我就来当一次荷官。
我要重新洗牌，重新定下赌局的规则。
并且，我要亲自往这张赌桌上，扔上一些让他们无法拒绝、也输不起的、沉甸甸的血色筹码！
一个大胆、冒险，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然成型。与其“请将”，不如“激将”！与其循循善诱，不如……引爆一颗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