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掀翻了整个江汉省农业科技界“牌桌”的座谈会，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余波不断，震荡了很久。付平那番近乎于“咆哮”的发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了省农科院和农业大学里，人们私下里议论最多的话题。
在老专家们的茶杯里，在青年博士们的食堂餐桌上，在行政人员的窃窃私语中，付平这个名字，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标签。有人说他太狂妄，一个外行，竟敢对整个学术体系指手画脚，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说他哗众取宠，想借此炒作“一号工程”，捞取政治资本；但更多的人，尤其是一线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那些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却又被论文和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却觉得他骂出了他们多年来想骂而不敢骂、堵在胸口的那口恶气。
付平知道，光靠“骂”，是骂不出一个新世界的。打破一个锈迹斑斑的旧体系的最好方式，不是无休止地批判它，而是建立一个更有生命力、更能解决问题的新体系，让旧的那个，在鲜明的对比中，自行枯萎、自行消亡，最终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他要做的，就是建立这样一套全新的人才输送和培养体系。
于是，在那场“地震”之后不到一周，付平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省农科院和农业大学那绿树成荫的校园里。
这一次，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他甚至没带一个随从，就一个人，穿着一身半旧的夹克，开着那辆不起眼的桑塔纳，像一个普通的访客，悄无声息。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打破旧体系的同时，着手建立一支全新的、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直达田间地头的“科技轻骑兵”，和一支扎根于农村、与土地共生死的“永久性部队”。
他要“三顾茅庐”。不是要项目，不要资金，而是要“人”，要那些真正有本事、有情怀的人。
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陈岩教授。
陈岩的实验室，位于农科院最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红砖老楼里，周围爬满了常春藤。付平找到他的时候，这位年过六旬、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正戴着老花镜，弯着腰，在一台巨大的、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显微镜前，专注地观察着培养皿里的菌落。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泥土、腐殖质和菌种混合的、奇特的气味，那是生命的气味。
看到付平进来，陈岩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仿佛早已料到他的到来。
“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会来找我。”他摘下眼镜，用手背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又是一个通宵。“说吧，想让我这把老骨头，为你这台大戏，唱个什么角儿？”
付平没有客套，他知道，跟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任何官场的辞令都是多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真诚和直接。
他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他熬了两个通宵才写成的、还散发着打印机墨香的《关于江汉省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的计划（草案）》，双手递了过去。
“陈教授，我想请您，出山，担任我们‘丰收计划’科技特派员团队的总顾问。”
陈岩接过草案，没有急着看。他指了指旁边一条掉了漆的长凳，示意付平坐下。他自己则拿起一个烧杯，从饮水机里接了杯热水，递给付平。
“坐。先跟我说说，你这个‘2.0版’的特派员，跟以前那些下乡‘镀金’、拍几张照片就算完成任务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付平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陈岩这样的人，不会被任何虚名所打动，他只认实实在在的东西。
“陈教授，最大的不一样，有三点。”他伸出手指，眼神清澈而坚定。
“第一，精准选派，我管它叫‘外科手术式’下乡。以前的特派员，是省里下指标，院里搞分配，有点像‘拉郎配’。派下去的人，和地方的需求，常常对不上号。枣产区的，可能分来一个棉花专家；养鱼的，可能盼来一个兽医。而我们这次，彻底改‘分配’为‘下单’。由我们平台的大数据中心，根据全省各地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瓶颈问题，形成‘技术需求清单’，然后向你们科研单位，指名道姓地要人。比如，南丰县缺柑橘保鲜专家，我们就点名要您的学生张磊博士；黄湖县要搞稻虾共作，我们就点名要农大水产学院的李牧教授的团队。人，必须用在刀刃上，一刀下去，就要解决问题。”
陈岩点了点头，眼神里，露出了一丝兴趣。他最痛恨的，就是专业不对口造成的资源浪费。
“第二，脱产下乡，是‘连根拔起式’下乡。我们要求，所有选派的特派员，必须脱产，完完全全地，脱离原单位至少一年。人事关系、工资待遇可以留着，但人，必须下去。要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要帮着他们一起下地干活。不能再搞那种周末坐着小车，下去转一圈，在村委会讲一堂谁也听不懂的课，拍几张照片，就算‘下乡指导’的把戏了。我们要的是能闻到泥土味的专家，不是浑身香水味的官僚。”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利益捆绑，是‘捆绑在一条船上’的考核。”付平的语气，变得异常坚定，“特派员下乡期间的年终考核，我们彻底改革，推倒重来。不看你在核心期刊上，发了多少篇SCI论文；不看你申请了多少项国家专利。我们只看三项最接地气的指标——第一，你所服务的农民，对你的满意度是多少，这个由我们的线上评价系统，让农民用最简单的方式自己打分，‘好’、‘中’、‘差’，一目了然。第二，你所服务的那个产业，亩产提高了多少，成本降低了多少，这是增产率。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农民的钱袋子，比去年多了多少，这是增收额。”
“这三项指标，将构成他们考核的全部！考核优秀者，我们平台将给予不低于他全年工资的重奖！同时，这份考核报告，将作为他们未来评定职称、晋升职务的，最重要的核心依据！我们要让所有人明白一个道理：把技术写在纸上，不如把成果，写在农民的笑脸上！”
陈岩听完，沉默了。
他缓缓地翻开那份草案，逐字逐句地，看得异常仔细。他那双看惯了显微镜下微观世界的眼睛，此刻，仿佛看到了一个宏大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许久，他抬起头，那双浑浊但清澈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名为“激动”的光芒。
“付平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这个方案，算是把我们这些搞了一辈子农业科研的，心里那点仅存的、快要熄灭的理想火苗，都给重新点燃了。行！这个总顾问，我当了！不仅我当，我还要帮你，去说服那些比我还固执、还爱惜羽毛的老家伙们！这事，要是干成了，我们这代人，也算没白活！”
解决了“输血”的问题，付平马不停蹄地，开始布局更长远的“造血”大计。
他很清楚，外来的专家，哪怕再优秀，再接地气，终究是要走的。他们是“轻骑兵”，能解一时之急，但无法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现状，必须培养一支“永远带不走”的、扎根于乡土的永久性部队。
他把这个计划，命名为——“田秀才”工程。
他带着这份更为宏大的计划，找到了江汉农业大学的校长。
在校长那间挂满了各种奖状和与各级领导合影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付平的提议，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委婉的、充满了学者式傲慢的质疑。
“付处长，您的想法，非常有情怀，我个人非常敬佩。”校长，一位温文尔雅、说话喜欢引经据典的学者型官员，扶了扶金丝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但是，我们是高等学府，‘985’、‘211’，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是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是搞前沿的、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让我们学校的教授、博导们，去给一群可能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上课，教他们怎么种地……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我们的师资力量，也实在是很紧张啊。”
付平笑了。他知道，对方的顾虑，代表了中国精英教育体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脱离实际的惯性思维。
“校长，我恰恰认为，这非但不是大材小用，反而是最大的本事。”付平的语气，充满了尊重，但观点，却毫不退让。
“能把最前沿的科学理论，转化成我们农民朋友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大白话’和‘土办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水平。如果我们的学问，永远只停留在象牙塔里，停留在核心期刊上，那它离泥土，就太远了，也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生命力。”
“真正的大学问，不在书本里，而在泥土里。能让泥土里长出金疙瘩的学问，才是我们这个农业大省，最需要的学问。”
他看着校长，目光真诚：“我们‘丰收计划’，愿意出资，与贵校，共建一个‘江汉省新型职业农民学院’。我们不要编制，不要级别，我们只要一个实实在在的、能为农村培养‘火种’的平台。而且，所有参与授课的教授，我们都将按照市场化的标准，给予最高规格的课时补贴。我们甚至可以设立一个专项基金，资助教授们，把‘田秀才’的培训，作为他们科研项目的一部分，进行‘产学研’一体化的探索。”
这番软硬兼施、情理兼备，既给足了面子又给足了里子的话，最终，打动了那位爱惜羽毛的校长。
“田秀才”工程，正式启动。
招生简章，通过平台和各级政府的红色渠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发到了全省的每一个村落。
海选学员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不看学历，不看背景，只看三样东西——第一，是不是当地公认的、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自己有实践经验；第二，是不是有闯劲、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返乡创业青年或退伍军人，脑子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一颗愿意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公心，人品好。
短短半个月，报名人数，就突破了三千人。
经过由陈岩教授亲自带队的专家组，进行的严格筛选和面试，最终，一百名肤色黝黑、眼神里却闪烁着渴望的特殊“学生”，脱颖而出，成为了第一期“田秀才”培训班的学员。
一个月后，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科技特派员出征仪式”，在省农科院那片充满了希望的试验田边，正式举行。
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更没有领导长篇大论的讲话。
主席台，就是田埂。背景板，就是绿油油的麦苗和远处巍然矗立的实验大楼。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
首批由三十名精心挑选的中青年专家组成的科技特派员队伍，身着统一的、印有“丰收计划”LOGO的深蓝色冲锋衣，站成一排，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即将奔赴战场的豪情。
为了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付平在仪式前，协调省人社厅，紧急出台了一项专门政策：科技特派员下乡期间，其原有在学校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分钱不少，全部保留；平台额外再发放每月不低于五千元的高额驻村补贴；并且，筹建办公室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后勤小组，负责解决他们家属的实际困难，从孩子上学到老人看病，全部兜底。
仪式上，付平亲自将一面面红色的旗帜，交到了每一位特派员的手中。
旗帜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陈岩教授亲笔题写的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一个名叫张磊的年轻博士，作为特派员代表，上台发言。他三十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是陈岩教授最得意的弟子。他刚刚放弃了一个留校任教的宝贵机会，主动报名，来到了这里。
他有些紧张，手心都在冒汗，捏着发言稿的指节都有些发白。但他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我的导师，陈岩教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一个农业学者，如果他的一生，都待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看着显微镜和培养皿，那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一种耻辱。”
“今天，我，还有我身后的这些同仁们，终于有机会，去补全我们的人生，去践行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怕苦，也不怕累，我们只怕，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所学的知识，帮不到一个最需要我们的农民。”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眼眶都有些湿润。
同一天，在江汉农业大学一间刚刚装修完毕的多媒体教室里，第一期“田秀才”培训班的开学典礼，也正式举行。
教室里，坐着那一百名特殊的“学生”。他们中，有年近半百、饱经风霜、手上全是老茧的种粮大户；有二十出头、晒得黝黑但眼神灵动、穿着时尚的返乡大学生；也有一身军人气质、坐得笔直、腰板挺得像标枪的退伍军人。他们的年龄、背景、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眼神里，都透着同一种东西——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期盼。
他们的教材，是付平硬逼着农业大学的教授们，结合江汉省的农业实际，花了半个月时间，重新编写的。里面没有高深的理论公式，全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和图文并茂的实操案例，甚至还有一些失败案例的分析。
付平，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学院”的名誉院长，发表了开学致辞。
他没有准备讲稿，只是走上台，沉默了片刻，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质朴而又充满期待的脸。
“在开讲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三个我前段时间下乡时，亲眼看到的故事。”
他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南丰县老张含泪砍树的故事；讲述了葡萄园里，那个还在使用高毒农药的大爷的故事；讲述了那个想贷款扩大规模，却因为没有抵押物，跑断了腿也借不到一分钱的养猪专业户的故事。
他的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只有一个个令人心酸的细节。
讲到最后，他的眼圈也红了。
他看着台下那一百双清澈而又专注的眼睛，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我把大家，从全省各地，请到这里来。不是让你们来当学生的，是请你们来当‘火种’的。”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思想，是理念，是视野。你们要学会怎么看市场，怎么算成本，怎么搞品牌，怎么用我们身后这个强大的平台！”
“我更希望，等到你们毕业后，能带着这颗火种，回到你们各自的家乡，去点燃那片沉寂已久的土地的希望！去成为你们村里、你们镇上，那个永远‘带不走’的科技明白人，致富领头雁！”
话音落下，教室里，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窗外，冬日的暖阳，正穿透云层，洒满整个校园。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这些最不起眼的、来自田间地头的人们身上，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