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在上海，如果有一幢建筑物门前挂着“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铜牌，那就证明该建筑拥有高贵的血统与显赫的身世。Ｓ美术馆就是这样一幢建筑，它的前身叫“跑马总会”，当时这儿属于英国与美国共管的公共租界，跑马总会以南有一大片看台，看台前面就是著名的跑马厅，跑马总会靠旧称“香槟票”的赛马彩票赚翻了天，大概觉得显富的最佳方式莫过于造一幢楼，于是慷慨掷出二百万银元，1933年，一幢四四方方霸气十足的五层花岗岩建筑拔地而起，大楼顶部还造了一座标志性的钟塔。
1949年后，跑马总会改为市立图书馆，成为书虫们聚集的地方。数年前，淮海西路建起了图书馆新馆大厦，旧馆搬迁，跑马总会变成了市立美术馆，投入巨资，将大楼内部修缮一新，安装了中央空调和安全监控系统，大楼外部原汁原味予以保留。
如今的Ｓ美术馆坐落在黄浦区，与南京路步行街仅百米之遥，东邻上海大剧院，南朝人民广场，市政府大厦就在广场正中，毋须置疑，这里是市中心里的市中心，绝对的钻石地段。
如今的Ｓ美术馆又是这片闹市里最宁静的一块地方，在艺术氛围的熏陶下，路过的行人都会放慢脚步，朝这幢充满古典欧洲情调的花岗岩大楼投去虔诚的一瞥。
S美术馆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美术双年展，平日里是常年展，底层有两个大厅，陈列的都是油画，从二楼到四楼，兼有油画、国画、版画、雕塑，乃至前卫的装置艺术，还有艺术类图书阅览室、卖画笔颜料宣纸的店铺，等等。
最近，Ｓ美术馆举办了著名旅美画家Ｍ先生的个人画展。Ｍ先生是搞油画的，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八十年代移民美国后，Ｍ先生人气渐旺。前年，他的一幅人物油画，在美国一家拍卖行拍出了一百九十万美元，据说创下了近年来上海籍画家的油画类作品最好成绩，由此名声大躁，被公认为是继陈逸飞之后，最受海外市场追捧的油画家。
本次他的个人画展，一共展出了作品五十件，大部分是油画，也有雕塑和素描等作品。
展出时间为三周，Ｍ先生在百忙之中来了一趟上海，为画展揭幕剪彩，他只是在开幕当天露了一下脸，在美术馆五楼的贵宾室里，召开了一场限制人数的小型记者招待会，然后就匆匆走了，据说最近他正在为伦敦一家私人美术馆创作一幅油画，还要为明年在瑞士落成的世界货币经济组织的新大楼创作一件雕塑，忙得不可开交。
Ｍ先生果然有人气，尽管此次画展的门票售价为五十元人民币，而美术馆平时的门票为廿元，观众仍然络绎不绝，展出的前两周，就突破了Ｓ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的观摩人数纪录，直到最后一周，才渐渐冷清下来。
就在画展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２
按规定，美术馆在下午六点钟闭馆，下午四点钟以后停止售票。
最后一名观众是在五点一刻左右离馆的，虽然闭馆时间还没到，但之后不会再有观众光顾了。工作人员提前半个多小时，开始了画展的收尾工作，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将每一幅作品取下来，检查有无污损，然后装进事先准备的保护封套。
由于每幅作品的尺寸各不相同，所以保护封套也是大小各一，这些保护封套都是根据作品的尺寸事先定做的，每个角上都有电脑打印的编号，装入后，外面再贴上一张标签，标签可以起到封条的作用，以确保运输过程中不被打开，标签上印着该作品的拥有者和需送达的地址。
在五十幅作品中，除了少部分来自Ｍ先生在纽约的美术工作室，主要是海外的私人收藏，其中有欧洲的私人画廊，也有美国的州立美术馆、大学美术馆，还有几幅被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基金会收购，本次画展中价值最昂贵的一幅，就悬挂在东京一家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的豪华办公室里。
这些作品将由联邦快递送回到每一位拥有者手中，同时附上一封由S美术馆馆长亲笔签名的致谢信，感谢他们对本次画展的大力支持，欢迎他们来上海，S美术馆将尽地主之谊，云云。
整个收尾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一切按部就班。
收尾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五十件作品放入美术馆的库房，根据不同的发往地点，进行装箱。第二天上午十点，联邦速递的货运车会来取走它们。
晚上八点三十分，位于五楼的馆长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馆长助理。起先，馆长助理以为是让自己下楼去，库房在美术馆的地下室，作为馆长助理，他必须在库房的入库单上签字。然而，电话的内容与他想的不一样。
“是刘助理吗？我是小罗。”
小罗是负责画展收尾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
“刘助理，你最好下来一趟，我们在二楼。”
“出了什么事？”
“这儿缺了一张标签。”
缺了一张标签？这怎么可能？
这些家伙做事情磨磨蹭蹭，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就要来麻烦我，标签怎么会少呢？所有的标签都是电脑打印的，有相应的编号，跟保护封套上的编号一致，只要认准编号，撕下一张，标签背后有不干胶，往保护封套上一贴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小孩子都会做。
馆长助理心里一边骂着，一边很不情愿地坐电梯下楼去。
刚才接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网上聊天室跟一个山东青岛的美眉谈得很投缘，眼看就要把她的手机号码搞到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要下线，难怪心里不痛快。
馆长助理来到二楼的展区，两名工作人员正等着他，在他们的脚边，放着三幅作品，都已经装入了保护封套，其中两幅贴上了标签。
“究竟怎么啦？”馆长助理有点不耐烦地问。
工作人员小罗指着靠在墙边的第三幅作品，说：“就是那幅，找不到它的标签。”
“怎么会找不到？会不会在别人手里？”
“不会的啦，所有的标签都已经用光啦。”
工作人员小芹递上一张粘纸，标签就是从上面撕下来的，现在纸上空空如也，就是说，标签确实用光了。
“用光了？这怎么可能？会不会在一幅作品上面贴了两张标签？”
“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这种情况。”
馆长助理看了看旁边那两幅作品，保护封套上的编号分别为014和038，已经贴好的标签上，编号也是014和038，编号下面，分别用国语和英语注明作品的拥有者姓名、需送达的地址。
一定是在制作标签的时候，漏掉了一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今晚的加班时间就要大大延长了，需要查阅目录，找到该作品的拥有者和收件地址，输入电脑重新制作标签，再贴上去。
看来青岛美眉的手机号码是拿不到了，也许她已经跟别的男人聊上了，等到我再上线她大概已经不认得我了……
馆长助理叹了口气，来到那幅找不到标签的作品前，朝它看了一眼。
作品已经装上了保护封套，上下左右各有四个特制的硬角，中间被一层牛皮纸和一层塑料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可以抵挡水泼、撞击等意外的小侵袭。
馆长助理嘟哝了一声，朝四个硬角看了一眼，每个硬角上都盖有Ｓ美术馆的专用章以及作品的编号，清清楚楚，是“051”。
馆长助理觉得自己的右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
本次画展的作品一共是五十件，按顺序编号从001到050，怎么会冒出来一个“051”？
馆长助理把它重新审视了一遍，这幅作品的尺寸较大，据他的目测，估计长100公分宽80公分。这样的尺寸，理应放在底层的Ａ厅或者Ｂ厅，怎么会放在二楼的展区？
馆长助理看着小罗和小芹，问：“是你们把它从楼下搬上来的？”
小罗与小芹面面相觑。
收尾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所有的作品放入库房，库房在地下室，如果这幅作品在底层展出，把它搬到二楼，岂非多此一举？
“它原来就在这里。”小罗指着前面，Ｃ展区墙上一块空间。
馆长助理走上去看了看，发现第二个不对头的地方。
虽然有挂画的钩子、光源布置（一组共四枚射灯），但是缺少一块说明牌，牌上应写着该画的名称、创作年代和画的尺寸。
“铭牌呢？”
“铭牌……”小芹摇了摇头，“没看见呀，好象本来就没有。是吗？”
小芹看着同事小罗，小罗使劲点了点头。
望着这对一问三不知的宝货，馆长助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忽然他冒出一个念头，其实没什么，作为馆长助理，他有这个权力。
“把它打开。”
小罗与小芹再次面面相觑，好不容易装进了保护封套，再拆开，吃饱了没事干？
馆长助理的语气不容置疑，并且做了个手势，小罗与小芹只好把四个硬角拆下来，揭开第一层塑料纸，第二层牛皮纸，让这幅作品完整地展现开来。
这是一幅常见的布料油画。画布上的景物，毫无疑问是一间齿科诊室，画面被一分为二，左边是一台治疗椅，治疗椅的前面，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宜家的塑料钟，时针与分针恰好合在一起，是中午十二点。
画的右半边，有一扇大大的玻璃窗户，百页窗帘被收了起来，窗外隐约可见一棵法国梧桐树的枝叶。
法国梧桐是上海市区内最常见的街道树，据说早在上海滩开埠时，即1890年前后，由法国传教士引进的树种，此树枝繁叶茂，树干笔直，适合在城市街道两旁栽种，因对上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气候非常适宜，很快栽遍市区。文革时候大破四旧，不知是当年的红卫兵已经有了环保意识，还是炎炎夏日他们也想寻个遮荫的地方，反正未被红卫兵当成四旧而惨遭砍伐。
这扇窗户无法打开，等于一块采光的大玻璃，仅供观景，窗户是向外凸突式的，窗台的空间增大，设计得又矮又宽，可以当椅子坐。
窗台上坐着一个女人，齐耳短发，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医生服，胸前佩戴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主治医师 Zoe”，下面是一条浅蓝色的裤子，脚上一双白色平底皮鞋，两条小腿略微搅在一起。她的左手搭在窗台上，纤细的手指略微分开，中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她的右手随意地放在膝盖上。
虽然画中人是正面对着馆长助理，却看不见她的面容，因为她脸上戴了一只浅蓝色的纸质医用口罩，口罩遮住了鼻子、嘴和正面部分的脸颊，唯一露出来的就是眼睛。眼睛是典型的东方韵味，乍一看是单眼皮，仔细看有点双眼皮，脸形是瓜子脸，眉毛修饰得很好，光从这双眼睛和这副眉毛来看，画中女性的年龄应该在三十岁以上。
这是馆长助理的判断，二十多岁的主治医师，尤其在齿科，并不多见。
正午的阳光从窗外撒进来，洒在窗台上，洒在“主治医师 Zoe”的背后，口罩上那双富有东方韵味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馆长助理。
馆长助理觉得不可思议，在肖像画里，最能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就是面部表情，《蒙娜丽莎》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个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的表情，倾倒了全世界。
从陈逸飞到Ｍ先生的人物画，无不着力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周围的景物是次要的，但这幅画居然用一只口罩把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面部表情给无情地遮盖起来，绝对是败笔。
口罩后面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
也许，是画的作者故意留给观众一个想象的空间，这就叫suspense（悬念）。
馆长助理把视线从画中的女人收回来，沿着画布边缘走了一遍，画的左下角署着该画的名称：《窗台上的Zoe》
只有画的名称，没有作者署名，也不知道是忘了署名，还是画者从来就没有署名的习惯，反正是一幅无名氏作。
作为馆长助理，对本次画展的五十幅作品，每一件都熟记在心，他敢打赌，这幅画不是Ｍ先生的作品。
绝对不是。
３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四十分了，这个电话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Ｓ美术馆的馆长陈子期，独自关在书房里，欣赏一部DVD影碟《台北晚九朝五》，正好看到小马走进富华大饭店512房间，与于婕扮演的Summer Blue幽会，两人连招呼也不打，甚至连对方的面孔都不看，上床就搞，就在陈馆长聚精会神的时候，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陈馆长很不情愿地按下了遥控器上的停止键，接听了电话，电话是馆长助理打来的，花了十分钟，把这件事情叙述了一遍，请示馆长该如何处理。
“M先生的五十幅作品没有缺少或污损吧？”
陈馆长关心的是这个，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轻描淡写吩咐他的助理，把M先生的作品全部放入库房，至于那幅无名氏画，明天再说吧。放下电话，陈馆长继续欣赏《台北晚九朝五》。
当小马无意之中打开了床头灯，看见赤裸的Summer Blue竟是自己认识的于婕，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此时此刻，投入剧情的陈馆长多么希望自己就是小马，临出门时忽又改变了主意，返回床上将性爱进行到底。
台北……难道是这样的吗？年轻人除了性爱什么也不干，今天跟这个搞，明天跟那个搞。
陈馆长曾问过自己的小儿子，小儿子在一家美国公司做，他耸耸肩扔下一句话，“其实上海也差不多。”言下之意，如今哪儿都一样，性泛滥。
看完影碟，情绪调节得差不多了，睡觉前就可以搞老婆了。
不然我娶她干吗？
今年五十八岁的陈馆长去年刚刚再婚，老婆刚好四十岁，正处在女人四十一枝花的风骚期。坦率地讲，追这个女人，陈馆长并没有花多少心思，相反，为了甩掉结发妻子，结束这段维持了三十年的婚姻，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吵、扭打、冷战、哀求、威胁、假自杀、真自杀，陈馆长什么都领教过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一刻，陈馆长的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离婚，真是折寿呵！
早在十年前，陈馆长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隐匿财产了，身为美术馆的馆长，他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不少这方面的朋友，因此，陈馆长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名人字画，而他的第一任太太，对古董字画是一窍不通，虽然曾有亲朋好友暗示她，她也请律师调查过，最终毫无结果，分割财产的时候，只能对房产现金股票这些帐面上一清二楚的东西进行分割。
陈馆长在中国银行租了一只保险柜，在这场耗时三年的离婚大战中，他的收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过，第二任的陈太太，对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是了如指掌的，连清单都有。不然，她也不会这么爽快就答应嫁给这个比自己大了十八岁的老男人。
这年头，人人有私心，没有私心的是死人。
心都不跳了，哪儿还分什么公啊、私啊？
４
馆长助理在入库单上签字的时候，宣告了Ｍ先生个人画展的圆满结束。
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忙碌，将常年展的的作品挂出来，明天上午美术馆照常开门，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包括门票的售价。
馆长助理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电脑显示器还开着，那个青岛的美眉早就离开了聊天室。
算了，网上美眉多的是，慢慢再钓吧。
他关了电脑，喝了口茶，准备洗洗手，然后下班。
他离开办公室，准备关灯的时候，忍不住回头朝墙角望了一眼。
那幅无名氏画就摆在那儿，被牛皮纸和塑料纸重新包起来，四个硬角也装了上去，编号“051”清晰可见。
馆长助理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很想再看看画上的女人，可又嫌麻烦，要把保护封套拆开，看完之后还要重新装上去。
犹豫了一下，他把手伸向墙上的开关，关了灯，带上房门离去。
办公室里黑古隆咚，静得出奇，那幅无名氏画靠着墙角，无声地摆在那儿，好象在期待什么。
５
第二天，联邦快递来了两辆货运车，把已经装箱的五十幅画作运走了。
下午，Ｓ美术馆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馆务会议，对本次画展进行一次总结，有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在入场券的背后没有加印广告，这是一大失误，尤其是购买Ｍ先生作品的那家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在浦东有一家合资企业，去那里拉广告，十拿九稳，Ｓ美术馆至少损失了十万元。
总的来说，成绩是喜人的。观众人数突破了预期，媒体也积极配合，连篇累牍的报道，建议Ｓ美术馆以后多举办这样的大师级作品展，为海派文化的振兴摇旗呐喊。
会议临近结束，才提到了那幅无名氏画。
馆长助理把情况大致讲述了一遍，然后拆开保护封套，将画展示给大家看。
大家看了半天，没有多少惊讶，只是纳闷和疑惑。
首先可以肯定，这幅无名氏画不是Ｍ先生的作品，也不属于本次画展的展品，但它为什么被装进了馆方为本次画展特制的保护封套里，而且印上了编号，难以解释。
其次，排除了它是美术馆常年展的展品，理由很简单，堂堂的国立美术馆怎么会展出一幅无名氏画作？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一件被人遗忘在库房的作品？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被误装进本次画展的保护封套，并且阴差阳错地在二楼的Ｃ展区挂了出来。
然而，查遍了库房的电脑记录，没有这幅作品，库房管理员斩钉截铁地说，从未见过这样一幅画。
其实查库房是多余的，理由还是那条——Ｓ美术馆不会收藏一件无名氏画作。
所以，可以基本排除这幅画是馆藏的物品，就是说，它是外来的。
第一种可能，是观众带进来的，趁人不备，悄悄把它挂在二楼的Ｃ展区。
作为观众，随身带包是允许的，如果扛着这样一幅长有一米、宽有八十公分的油画，肯定会被保安阻拦，有谁见过扛着一幅油画去观摩画展的观众？
如果是一名身手敏捷的贼，趁着月黑风高，潜入美术馆，把这幅画挂起来，倒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只听说有偷画贼，挂画的贼，闻所未闻。
第二种可能，就是美术馆的内部人员所为，借职务之便，把画带进美术馆，画可以放在汽车后座，扛着画从地下车库乘电梯直达二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挂起来。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即便是“作案”，也要有作案动机吧？
想来想去，只有下面这种动机比较令人信服——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试图通过这次颇有影响的Ｍ先生个人画展，搭上便车，让大家注意他的作品，迅速成名，于是贿赂了美术馆内一名工作人员，将这幅画偷偷摸摸地带进来并且挂起来，为了蒙混过关，仿制了保护封套，还煞有介事地加上051的编号，真是用心良苦。
有人提出这种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马上遭到反驳，而且是致命的——
这个急于成名的家伙，怎么会把最要紧的事情给遗漏了，他应该在画上署名呀！如果被观众误认为是Ｍ先生的一幅未署名的作品，不等于买了炮仗给人家放？
不知不觉中，馆务会议延长了半个多小时，虽然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画确实画得不错，无论从构图、色调、光线的运用，还是对人物的刻画上，都可圈可点，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当的功力，决不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
除了那只口罩。
６
馆长，我们何不去报警，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情好了。
馆务会议结束后，走出会议室的时候，馆长助理追上陈馆长，提了一个馊主意。
陈馆长的目光透过法国依视路镜片，看着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
“报警？怎么个报法？你倒说说看，电话打到警署，他们问发生了什么案件？我们该怎么说？”
“就说……就说……”馆长助理有点噎住了。
“不是少了画，而是多出来一幅画，请他们火速赶来调查，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很抱歉，我们警力有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把它撕了、扔了、烧了，总之不要污染环境就可以了！’”
馆长助理挠了挠头。是啊，警署怎么会管这种事情？
“要不，在报纸上登个寻物启示，让画的作者或者它的拥有者来认领？”
这是馆长助理给的第二个馊主意。陈馆长嗤的笑了一声，语调里分明带着一丝嘲讽。
“既然是登广告，总要把画的照片一块登出来吧，好让读者一目了然，即使找不到画的作者，没准会有人提供线索。”
“对呀，拍张数码照片就可以了。”馆长助理连声道。
“这样一幅广告，费用至少在八千到一万之间，就从你的薪水里分四个月扣除吧！”陈馆长似乎很认真地在说。
馆长助理目瞪口呆。
“Ｓ美术馆的全年预算里没有这项‘寻找无名画作者’的支出，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这么热心，就由你来出啦！”陈馆长面带微笑地说。
馆长助理听出陈馆长有意在挖苦自己，觉得很没趣，只好说了声：“那就……算了吧。”
他心里暗暗骂道：老东西，我好心好意帮你出主意，你却这般挖苦我。
为了这个画展，我们忙得手脚不停，你却躲在家里，享用小老婆。
你已经五十八岁了，再过两年，你必须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那时候看你再神气！
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你是日薄西山，天就要黑了……
想到这儿，馆长助理仍然装出一脸谦逊，又问道：“馆长，对这幅画，该怎么处理？如果真的扔了，太可惜了吧？”
“就把它放在库房里吧，没准几天以后，它的主人就会冒出来的。”
“好，就依您的意思办。”
７
几天后，在Ｓ美术馆参股的一份美术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启示：
“日前，在Ｓ美术馆内发现无主画一幅，布料油画，尺寸为长100公分，宽80公分，画名叫《窗台上的Zoe》，画中是一名女性牙医，背景为一间齿科诊室，请该画的作者或知情人速与本馆联系，联系电话63272829转136分机，找刘先生。”
短短的几行文字，没有刊登照片。
没准这家伙真的想靠这个来出名，如果把画的照片刊登在一本专业美术杂志上，岂不正中他的下怀？
馆长助理多了个心眼。
这本杂志是由Ｓ美术馆、市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艺术学院油画系等几家单位联合办的，相当专业，在Ｓ美术馆里随手可取，是赠阅的，登这条启示也是免费的，陈馆长没有表示异议。
启示如石沉大海，毫无反馈。
这幅无名氏画作在Ｓ美术馆的地下室库房里，整整摆了一个多礼拜，没有人来认领。
这天下午，陈馆长在电话里跟他那位四十一枝花的太太吵了一架，起因是陈太太的独生女儿，陈太太有个念高中的女儿，今年十七岁，因为母亲再嫁，陈馆长成了她的继父，对这位骄娇二气的大小姐，除了她的身材，陈馆长没有一个地方看得顺眼。
最近，大小姐从雅虎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美国男朋友，不光在网上聊，还要发短信，打国际长途，放着IP卡不用，大概嫌输入卡号和密码太麻烦，直接用家里电话打，让平时节省惯了的陈馆长十分肉痛。当他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向太太提出时，却遭到陈太太的白眼：
娶了新太太，白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家有鲜花两朵，换了别的男人，高兴都来不及，肯定加倍呵护，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你倒好，连一点电话费都斤斤计较，没出息。
如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陈馆长肯定会提醒她，网络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谨慎点。而现在，陈馆长巴不得那个美国佬是《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那样的食人魔，把这位大小姐拐骗到美国去作盘中餐，或者是国际贩卖人口组织的头目，把她卖到拉斯维加斯赌城去跳脱衣舞，总之不要再看见她。
撂下电话，怀着一肚子的怨气，陈馆长坐电梯来到地下室的库房。
咦？我到库房来干什么？
陈馆长自己都有点纳闷，大概是气昏了头吧。
既来之则安之，陈馆长在库房里转了一圈，检查一下工作，这儿有中央空调，温度与湿度常年维持在一个惬意的范围里，利于画作的保存。
“那是什么？”陈馆长指着角落里一幅被牛皮纸包裹得好好的画。
库房管理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就是那幅多余的画呀！”
“多余的”，这个词倒是言简意赅。
陈馆长站在离画仅一米远的地方，忽然，一个念头不可抑制地涌上来——
既然是多余的，干吗不把它据为己有？
陈馆长承认，这种念头以前从来没有过，仅仅是那一瞬间，当他离画一步之遥的时候，忽然从脑海里冒出来的。
后来，陈馆长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是它给我的心理暗示，或者说，这是它发出的一道指令，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８
身为一馆之长，陈子期有数种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幅画从库房里弄出去。
三天后，这幅画就挂在了陈馆长家中的书房。
书房布置得有些不伦不类，写字桌、背椅和书橱是欧式的，没有摆沙发，摆了一张红木茶几、两张红木椅子，西面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四个苍劲的大字“难得糊涂”。这当然不是郑板桥的真迹，是陈馆长自己写的。东面墙上挂起了一幅油画，书法正对着油画，颇有东西方文化对峙的含意。
此时此刻，陈馆长捧着紫砂茶壶，品着龙井，欣赏着这幅油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满足，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只不过白捡了一幅画，又不是名家之作，值得这么兴奋？
给画中人戴上口罩，遮挡她的面部表情，实在是败笔，但又不得不承认，口罩的出现让人产生一种窥视欲，很想看看口罩后面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与其叫《窗台上的Zoe》，不如叫《戴口罩的Zoe》更贴切些……
陈馆长只是想想而已，他不会擅自改动一幅画的名称，作为美术馆的馆长，他懂得尊重知识产权。
陈馆长写了一块小牌，贴在画下方的墙上：
“布料油画 《窗台上的Zoe》
作 者 不详
创作年代 不详
收藏者 陈子期 ”
他仔细研究了画，这名女医生胸前的铭牌上写着“主治医师 Zoe”，确定她的英文名字叫Zoe。为了加深理解，陈馆长查阅了《新英汉词典》所附英美常见姓名表，共收录二千四百条。在Ｚ一栏里只有九条：
Zane（赞恩）、Zangwill（赞格威尔）、Zelda（泽尔达）、Ziegler（齐格勒）、Zimmerman（齐默尔曼）、Zimmern（齐默恩）、Zinsser（津泽）、Zoe（佐伊）
二十六个字母，二千四百个姓名，用Z打头的只有少得可怜的九个，看来用Ｚ作姓名开头的英美人很少。
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Ｚ是最后一个，偏偏这个Zoe又排在所有姓氏中的最后一个，真是有趣。
在陈馆长的印象中，有一个用Z打头的姓名非常著名，就是大名鼎鼎的zolo（佐罗），但被排除在这个姓名表之外，大概因为佐罗是拉丁美洲的姓名。
滋溜一口，紫砂壶里的龙井茶被吸光了，陈馆长放下茶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这幅无名氏画作出现在Ｓ美术馆里，肯定有人把它带进来。
陈馆长想的就是“这个人”。
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幅画悄悄地进入Ｓ美术馆，又悄悄地离开，摆在我家的书房，这样的结果，一定出乎“这个人”的意料吧？
会不会正是他所期望的？
只有当画离开了美术馆，进入一个家庭，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陈馆长绽开了笑容，他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揭开“这个人”的神秘面纱。
Ｓ美术馆修缮的时候，安装了先进的电视监控系统，所有的展区都在廿四小时监控之下。“这个人”挂画的过程，肯定被拍摄了下来。
陈馆长来到位于Ｓ美术馆六楼的监控室，找到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播放二楼Ｃ展区那几天的录像。
摄像头安装在天花板上，居高临下，虽然画面是黑白的，Ｃ展区的状况仍然看得清清楚楚。Ｍ先生画展的展期为三周，整整二十一天，之前的二十天，这个挂画的位置一直空着，显然它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调查范围一下缩小了，陈馆长把最后那天的录像用快进格式播放了一遍，怪事出现了。
中午时分，画面忽然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干扰，屏幕上除了一片雪花，什么也没有，一分钟后，干扰消失了，画面恢复了，那幅无名氏画作就赫然出现在那个空地方。
面对陈馆长的质询，保安部的负责人挠了半天头，承认中午是保安管理中最松懈的时段，大家都去吃午饭，保安大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Ｓ美术馆里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中午正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按规定，必须有人坐在监控屏幕前，但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形同虚设，这也难怪，Ｓ美术馆毕竟不是博物馆，陈列的都是现代画，不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新馆落成以来三年多，从未发生过失窃案，所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
看来“这个人”对美术馆的保安程序了如指掌，才会趁虚而入。从这一点来讲，即使不是馆内工作人员，也有内线。
但是，那个干扰又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来到二楼Ｃ展区，这儿已经恢复了常年展的陈列品，二楼的Ａ、Ｂ展区，是几幅水彩画，Ｃ、Ｄ展区，则是一组金山农民画，在挂无名画的位置上，挂着一幅叫《二嘠子卖驴》的农民画。
陈馆长抬起头，朝天花板上的摄像头看了看，镜头外面有一个乌黑的圆形玻璃罩，普通的观众即使抬起头来，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
陈馆长推理出“这个人”的作案过程：他一定使用了某种仪器，对天花板上的摄像头释放出干扰电波，请注意，他所站的位置必须在镜头的拍摄范围之外，以免被摄入画面，然后“这个人”迅速来到Ｃ展区的这个位置，把画挂起来，转身溜之大吉，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一分钟。
有如此敏捷的身手，“这个人”可以去偷故宫了。
“这可真是……”陈馆长嘟哝了一句：
“活见鬼。”
９
陈馆长决定不再追查这件事情。
这幅画已经属于自己了，明智的做法是让所有人尽快遗忘此事，最好忘得一干二净，永远别再提起。等到哪一天，有人发现它不翼而飞，如果他不识相，提出报警，陈馆长就会严厉地训斥他：本来就是多余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吧！
这幅无名氏画作搬进书房的时候，陈太太只是朝它看了两眼，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
丈夫的书房，陈太太一般不进去，陈太太的宝贝女儿读的是寄宿制高中，周六与周日才回家，继父的书房，她从不进去，因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她的眼球，包括对继父本人。她曾亲耳听见卧室里传来那种气喘如牛的声音，这是继父在蹂躏母亲，让她感到恶心。
钟点工通常下午两点半来，打扫房间，烧好晚饭，洗了碗再走，一般要到晚上七点。
这天上午，陈馆长在上班的时候突感眼睛不适，有一种强烈的异物感，好象眼里进了东西，对着镜子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连一根小小的眼睫毛都没有，但强烈的异物感几乎让他睁不开眼睛，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一瓶治结膜炎的斑马牌眼药水，离开医院，陈馆长回到就近的家中，想休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再去美术馆。
家里没有人，陈太太回浦东了，要晚上才回来。她父母住在浦东的三林塘，靠近2010年世博会的会址，2002年上海赢得世博会的主办权后，周边房价立刻飙升。
陈太太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把音响开得很响，结果满屋子都是“小城故事多……美酒加咖啡……问君何日归……”，要么在家里摆牌局，几个牌搭子都是师奶，她们抽烟，弄得乌烟瘴气，害得有支气管炎的陈馆长只能躲在书房里，打开窗户通风，眼不见为净。
这种时候，陈馆长就想起了他的前妻，她从不打牌，也不抽烟，只会做家务，不要佣人。虽然没有现任太太那股风骚，但很实惠，就象一根抽了几十年的烟斗，既顺手又顺口。
怨谁呢？是我自己把烟斗扔掉，改抽大麻的。
陈馆长躺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眼药水，异物感有明显的减轻，眼睛舒服多了。
家里静悄悄的，能听见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滴答声。
难得这么安静，如果能这样安安静静离开人世，倒也不错……
陈馆长闭着眼睛在想。
他睁开眼睛，朝墙上的钟看了一眼，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午饭还没吃，没觉得饿。
陈馆长把眼睛重新闭上，想打个盹，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很微弱，象一件衣服掉在地上，轻轻的扑一声。
过了片刻，这种声音又来了一次。这回陈馆长听清楚了，声音来自书房。
陈馆长从沙发上坐起来，抽了一张纸巾擦去眼角的残余药液，走进了书房。
书房里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异常，陈馆长朝地上看了一眼，目光就被直勾勾地锁定了。
地上扔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都是浅蓝色的，陈馆长对这套衣服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不过他发现，上衣胸口佩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主治医师 Zoe”
陈馆长慢慢抬起头，目光往上移，墙上挂着那幅《窗台上的Zoe》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的眉头渐渐合拢，拧成一个大大的结，就象一个“？”挂在脸上。
是我的眼睛有问题……还是我的幻觉？
１０
下午四点多，象往常一样，S美术馆已经停止售票，馆里还有一些逗留的观众，他们或驻足观望，或拍照留念，或坐在展区里的固定椅上，安安心心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一切都很正常。
将近五点的时候，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事后，这天轮休的美术馆工作人员无不后悔，应该来上班。
这一幕发生在美术馆底层的右大厅，第一位目击者是在A展区一名来自美国的女观众，她用双手捂嘴，发出“Oh my gad”的惊呼，很快，旁边一名上海女子跟着惊叫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赤身裸体跑进来，脚上穿着一双黑皮鞋，嘴里唱着一首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奔……”
一边唱着，象只没头苍蝇，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女性观众无不惊叫着躲闪。
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引来了工作人员和保安，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的赤身裸体，还因为这个人竟然就是Ｓ美术馆的馆长陈子期。
当陈馆长离开右大厅，朝左大厅奔去的时候，呆了半天的保安终于缓过神来，一拥而上，把陈馆长摁翻在地，有人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给他穿上，陈馆长非但不要，还拼命挣扎，试图冲出重围，继续这场裸奔，无奈之下，有人解下皮带，把他手脚捆起来，终于将他制服。
大厅里乱成了一锅粥，此时，馆长助理正在办公室里策划着下班后的约会，约会对象是美术馆接待部的小波，她是公认的馆花。保安部的大奔也在追她，身为馆长助理，自己的优势显而易见。
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来电的是保安部的负责人，馆长助理只听了前几句，就意识到今晚的约会泡汤了。
馆长助理匆匆来到会议室，推门一看，啼笑皆非，不知谁用一条毛毯将陈馆长整个裹了起来，外面用绳索五花大绑，乍一看，象一只台湾肉粽。
面对馆长助理的大声询问，陈馆长充耳不闻，比起裸奔时的亢奋状态，显得安静多了，满脸的轻松，嘴里居然还吹着口哨，旋律是民歌《好一朵茉莉花》。看起来，这次的裸奔非但不丢人，而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让他彻底解脱了。
疯了，馆长大人一定是疯了。
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拥有的各种头衔足以覆盖一张名片，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就这样废了。
“给他老婆打电话吧。”馆长助理喃喃道。
我还没见过他老婆呢，正好一睹芳容。
１１
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中心出具的诊断书上这样写着：
陈子期，男，58岁，患精神分裂症。
拿到诊断书的第二天，陈太太就委托律师向居住地的虹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要求法院准予自己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
通常，离婚是去民政局办的，只要夫妻双方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民政局就会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给夫妻俩每人发一张蓝色的离婚证书，并收回红色的结婚证书。走出民政局，两个人就自由了。
正在疯人院接受治疗的陈馆长，是不可能去民政局主动要求离婚了，万一在民政局里来个裸奔，那可要闹笑话了，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法院。
丈夫患精神分裂症，维持这样的婚姻，无疑是痛苦的，我们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审案讨论会上，主审的女法官这样发言。
当然，我们也要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生病是天灾，不是他自身的过错，没人愿意得精神分裂症。
陈馆长与前妻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岁，小儿子廿五岁，都已经独立了，女法官同他们进行了一次沟通，兄弟俩都表示愿意做父亲的监护人，承担今后的生活开销，为父亲养老送终。
其间，女法官还去了一次疯人院，想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想看看这位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究竟病到什么程度。
洁白的病房里，十分整洁，要不是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真看不出它跟医院里的普通病房有什么区别。这儿条件不错，四人一间，陈馆长坐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埋头做着一件繁琐的事情。
据男护士说，这是他新近染上的一个怪癖：数阴毛。
123、124、125、126……
女法官只在门口稍作张望，就落荒而逃。
离婚很快进入了操作程序，但有一件事比较棘手，恐怕全世界的离婚都要面临这个麻烦，就是财产的分割。
对住宅、汽车、存款、股票和债券这一部分财产，两个儿子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同意按“婚后财产”对半分割。分歧产生在陈馆长的那些收藏品上，其中大部分在中国银行的保险柜里，小部分摆放在家中。对于保险柜内究竟藏了多少东西，兄弟俩并不十分清楚，但知道父亲收藏的精华部分都在里面。兄弟俩坚持要把父亲的所有收藏品算作“婚前财产”，就是说它们不属于陈太太，她没有权力支配它们，陈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花重金请来一名擅长打这类抢钱官司的强盗律师，准备誓死捍卫。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女法官先对陈太太做思想工作。
首先，你丈夫不是判刑坐牢，而是有病，医院刚下了诊断，你就迫不及待提出离婚，等于变相的抛弃，我们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完全可以驳回你的离婚申请，但是，考虑到你还年轻，你又是女性等诸多因素，可以判你们离婚，因此在财产分割上，你应该作些让步。
其次，你丈夫与前妻生的两个儿子，都表示愿意当父亲的监护人，为父亲养老送终，陈馆长今年才58岁，没准还能活个二十年，虽说有养老保险，但也是一笔相当庞大的费用。
说到底，把自己身上的包袱甩给了人家，总要破点财、意思意思吧？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天底下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
女法官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聪明的陈太太当然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判决结果会明显倾向于兄弟俩，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陈太太同意让步，只取丈夫收藏品的三分之一。
女法官回过头来，又去做兄弟俩的思想工作。
你们父亲在结婚前，没有进行婚前财产公证，因此，他的收藏品也可以算作婚后财产，作为妻子，拥有一半的支配权。
兄弟俩最终同意了，获取三分之二的支配权。
然而，陈馆长的收藏品五花八门，为了显示公平，法院委托一家拍卖行，对陈馆长的收藏品逐一估价，以下是清单，分几大类。
钱币类：清奉天省铜元局铸造的“宝奉”十文铜元四枚，清晚期袁世凯头像金币一枚，清光绪年铸造大清银币两枚。
古玩类：清晚期白铜錾刻博古纹水烟壶一把，清光绪年紫砂瓜壶一把，用犀牛角制成的清乾隆年吉祥杯一件，象牙雕刻关公持刀像一尊，明朝永乐年银佛一尊。
邮票类：文革邮票十余套，五、六十年代的纪念、特种邮票数十套，面值三分银、五分银的清朝海关大龙邮票各一枚。
字画类：程十发的山水画两幅，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字的折扇一把，吴昌硕的人物山水立轴一件，任伯年的《走马图》一幅，林凤眠的仕女图与花鸟画各一幅，现代油画《窗台上的Zoe》一幅，作者不详。
其中，吴昌硕与林凤眠的画估价最高，都在人民币二十万元以上，任伯年的《走马图》估价也有十四万元，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存世很多，但袁世凯头像的金币就凤毛麟角了，估价十八万元。
与这些身价不菲的宝贝挤在一起，那幅《窗台上的Zoe》显得可怜巴巴，估价仅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是最低的。凭心而论，这点钱只够买一只十万像素的拍照手机，现在能买一幅原创油画，够便宜了。但由于是无名氏所作，估价师绝不看好它，甚至带着一点疑惑：
堂堂美术馆的馆长，怎么会收藏这种作品？
对此，兄弟俩和陈太太都没有感到意外，在他们眼里，那幅画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１２
Ｓ美术馆的馆长进了疯人院，此事虽然对外界保密，但在圈内，早就传得满城风雨，甚至谣言满天飞，有的说陈馆长的发疯是因为老婆红杏出墙，给老公戴绿帽子，这天下班回家撞见老婆在床上跟别的男人乱搞，让他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有的说陈馆长枯木逢春，爱上了一名曾在美术馆实习当讲解员的女大学生，这场老少恋让陈馆长产生了极度的自卑，因而发疯。更有甚者言之凿凿说，某月某日晚曾在一间PUB亲眼看见陈馆长衣着怪异，跟一名GAY举止亲热，相互抚摸，当时还以为认错了人。也有的说，其实陈馆长很早就有暴露癖，每次上洗手间，他小便的样子总有点怪怪，当时迫于他的淫威，不敢声张，现在总算放下思想包袱，勇敢地说出来。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有人哗众取宠，也有人天生对领导怀有一种不满情绪，如今陈馆长关在疯人院里，也许下半辈子都出不来了，不骂白不骂。
陈馆长在疯人院里，医疗费加食宿费每月高达三、四千元，医疗保险是不可能全额负担的，好在，馆长助理一次次跑美术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市文化局，据理力争，历数陈馆长为Ｓ美术馆作出的贡献，他的发疯是工作压力太大，精神不堪重负所致，决非什么戴绿帽子、老少恋、同性恋之类的一派胡言。
局党委两次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从每年市文化局下拨给Ｓ美术馆的预算里专门划出一块，用来报销医疗保险无法支付的那部分，名曰“特事特办”。
馆长助理的表现，得到了局领导的普遍认同。
这个年轻人不错嘛，老陈跟他非亲非故，人家干吗要为老陈一次次来回奔波？还不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嘛！不象其他人，人一走茶就凉，老陈病倒了，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真是人心险恶。
局领导层的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老陈的遭遇让他们想到了自己，虽然不至于象老陈那样去裸奔，但仕途凶险莫测，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在前面等着自己。
不久，新的任命下来了，馆长助理被任命为代理馆长。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明年他将被任命为新一任Ｓ美术馆馆长。
这项任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本来，Ｓ美术馆的李副馆长对这个职位自以为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
“这小子……”李副馆长恨恨地咒骂，“出了奇招呀！”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次李副馆长犯了决策上的失误，陈馆长有暴露癖的说法就是从他嘴里溜出来的。
看来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了，那就是——
新任的代理馆长也来一次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