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斌的车穿过一片一片低矮的丘陵，再次向着那个我以为永不会再回去的养老院前进。
“我真叫你愁了，”他不住的嘟囔着，“怎么还没完了呢？你干脆提前办个手续住进去得了。”
我脑中乱的像电脑宕机了一般，完全无法顾及他的不快，手指反复的上下搓动着这个读书软件里简陋的对话框，将这百十来个字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
“你是说你的这位姑姥方荷，是在你们斐济那边过世的？”
下一条回复来自几个小时之后：
“对啊。”
“所以，她回了斐济，然后就没离开过斐济，再没回过中国么？”
“呃——没有吧，我印象里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好像她一开始是闹得厉害，就差将她锁起来了。过了几年，也就消停了，大家也不聊她那些事儿了。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倒是很爱跟我们这些小孩儿玩儿。这一辈儿里面她最喜欢的就是我，我还记得小时候她经常把我叫到她屋里，摩挲着我的手，讲些在中国时听来的故事。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她过世后，最后家人们才让我去帮忙整理。说实在的，那会儿我才十三四，收拾的时候还真有点儿害怕呢。”
他轻松口气重透露的言之凿凿让我越发难以自安：
十几年前在斐济便离世了，十几年后在我的眼前又死亡了一次，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死亡了两次，这怎么可能呢？
越想越懵，难不成她在斐济闹了出“假死”，又偷偷回到了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眉头紧皱时，一张照片被发了过来，让这种假设彻底破产。这张照片里的这位老太太，眉眼轮廓确实确实与养老院里我见过的那位相似极了，但整体的气质与感觉上，却分明不是一个人。
我将之前拍照时用手机试光的照片又饭找出来，拿到原斌面前左右滑动起来：“诶，你看这俩，是一个人么？”
他不耐烦的撇过视线，未等细看便匆匆下了结论：“拉倒吧，那个洋气多了。”
对，洋气，就是这种感觉。无论是皮肤的状态，表情，以及发型这些，这位都比我的那位“方荷”多了几分富贵与大气。甚至眼神中依旧透着一股岁月更迭却意难平的不羁气质。
这甚至更贴近我书中那个天真骄横的女主角，想到这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怎么可能呢，我脑中反复检索着这十四天内发生的一切，从那顶该死的帽子开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养老院里的老太太，她说她是方荷，所有人也都说她是方荷，就连董子昌去开死亡证明调出的奇葩档案，也能证明她是方荷。而这一切竟都是个骗局？
她口中的故事是真的，可她，却是假的？从她开始讲述自己与陈鸣秋的故事，我便从没有对眼前老太太的身份起过怀疑。而当这个否定的可能性循声杀到，之前那个模糊的疑问又一次闪烁于脑海中：
对，她可能真的不是，因为真正的方荷如果回了中国，她不可能放弃与陈鸣秋见面的机会，她已经找到了“陈鸣秋”的地址，却只想静静的守在那个养老院中。这本就不该是那个倔强天真的女人会做出的事情。
我不禁又想起她临死前的那个晚上，坐在床上愣着神重复的话：
“你说人老了，是不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呢。连最爱的人的模样，都会记不准的吧？”
可，如果她不是真正的方荷，她又会是谁呢？她是有意要伪装成方荷的么？为什么？
我没有任何头绪，而眼下多出的疑问却远不止这些：从这个网友的叙述中，方荷最后回到了斐济，可离开的人不是陈鸣秋么？
等等，我这才发现老刘囫囵倒账的记忆让我忘记了整个事件中重要的一环——那部电影。这部电影肯定是拍了，因为在陈鸣秋出国演出后的第二年，这部电影上映了。这是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做不了假的视频证据。那么往回倒推，便可以首先确认一件事情，那就是陈鸣秋，他一定回来了。
对，只有这样，电影才能顺利拍摄。那么既然陈鸣秋在那一年会回来，方荷为什么又要在见到他后，选择回斐济呢？难道是被家人强行带回去的？
所以——我隐约想起了聊斋中好像有类似的篇幅，强行拆开的情侣，其中的一个分出了一道魂魄陪在了另一个身边，这倒是种蛮诗意的解释。但鬼是不会老的吧，前几日还历历在目的过往提醒着我，那分明就是个有血有肉的耄耋老人。
这么一想，问题又纠结到方荷的一侧，而眼下来说，这是我毫无头绪的困境。我只能先止住这一边，重新从陈鸣秋的一边开始思考：无论如何，这部电影都该让陈鸣秋再次翻红的，可为什么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几乎就人间蒸发了？
唯一看似合理的解释便是陈鸣秋真的如网页简介里写的，拍完后没过几年就死了。那我认识的那个方荷手机里每天又是在跟谁聊天，最后的时间里，托老刘将帽子寄给了谁呢？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混乱阴谋透露出的凉意：从眼下的分析来看，不但有两个方荷，甚至可能，还出现了两个陈鸣秋。或者说，不管哪个方荷是真的，都可以先猜测有人扮演了陈鸣秋，有人哄骗着方荷得到了那顶帽子。可这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只为了这么顶破帽子？谁会大费周章这么做呢？
我隐约有一种预感，会不会与那个“叛徒”陈泰龙有关，他心中有愧，又做了陈鸣秋多年的替身，了解他的言谈举止，想骗过方荷也许不难。
当然，这些终归只是猜测。在原斌畅通无阻的大凯迪加持下，我们终于还是在中午换班前，赶到了滨海梨园的栅栏门口。
那天见过的快递小哥，正在往车箱子里丢着因“各种”原因无人认领的邮件，见我喘着粗气跑过来，神情略有些警惕。
“寄件么？”
我摇摇头，待喘匀了，赶紧问到：“之前，老刘头儿，刘文津，寄的那个帽子，是寄到哪里的？”
“寄到哪里？”他狐疑的又瞥了我一眼，转头儿将两个鞋盒子大小的包裹丢进了车箱中，“那我哪儿知道。”
“肯定能查到吧，”我上前了半步，丝毫没有掩饰心情的焦急，“他寄错东西了，我得赶紧去追回来，麻烦你查一下。”
他反手关上了车门，“我们规定是别人不能查，再说了，不就是个帽子么，寄错了等那边寄回来不就完了么？你们一趟一趟的，什么意思啊。”
我见唬不住他，只好启用后备方案，转身回到原斌车前，拉开门将副驾一边的手套箱打开：
“诶，你干嘛啊你。”原斌刚要上手拦，我已将两盒中华摸在手上，转身又追上了起身要走的快递小哥。
“兄弟，帮帮忙。老人家脑子不好使，东西找不到了该难受了。”我说着比了个握手的姿势，扭捏起眉毛冲他使了个眼神。
他果然含糊起来，四处望了望，也冲我比了个为难的脸色。
“不是，交个朋友无所谓的——可是规定是真不能告诉你。”
“啧——”我使劲将两盒烟往他手里一塞，“谁用你告诉我了，你就自己翻翻看，我跟旁边儿站着，违法么？”
他脸上总算见了笑模样，倚着车辕划拉起手机，半晌又拿起手里的烟，翻着手腕儿前后看了一眼。确定价值不菲后嘴里自言自语般小声问到：
“你不是本地的吧？”
“怎么了？”
他将烟揣进了夹克兜里，笑眯眯的说：“没事儿，没事儿。”
果然，那个收件人“陈先生”的电话，与我印象里方荷“神秘网友”的电话看着差不多。而它前面的地址，指向了辽宁西边一处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叫做辽阳。
于是便踏上了那列向着北方的火车，当对向的车子驶过，轰鸣声中我看到车窗倒影里，自己紧锁的眉头。这让我不禁又想起原斌送我时满不理解的眼神，他好像并不满足于我临走时请的那一碗面条。
只是带着浓重口音的说了句：“该你什么四。”
是啊，和我还有什么关系呢？小说的事情已化为泡影，而那位“方荷”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人归咎到我的头上。事已至此，眼下我要穿越重重迷雾去找寻的，只能说是一段完全与我无关的往事。而我追到自己满意的结果的几率，不会比成为作家更高一些。
只是每当闭上眼的时候，那一男一女的两个影子总会徘徊在脑海中，他们说着，笑着，摇摆在懵懂与婚姻的边缘。他们好像也能看见我，他们说，你的人生需要一场梦，于是我便有了这场梦。
呵，两个朋友，两个跨越了近百年，从未见过我却被我熟知的朋友。我知道好奇需要昂贵的资本，但我想听听他们真实的人生。
六个小时后，车子在一处人烟稀少的站台停下，我终于还是走入了这片曾经为其所累的土地。这第一次体会到父母与老刘口中的，那片夹杂着荒烟的苍凉。
按照地址我找到了一处青灰色贴马赛克的矮楼，虽然年代有些久了，但从地角和间距来看，当年也是售价不菲。穿过水泥台阶上去，对应的门牌号，是一个老式的双层防盗门。
“呼——”我也没有退缩可言了。抬手敲了三声，里面传来一个略带口音的女性声音：
“来了——”
片刻后内层的木头门被拉开了一个间隙，一个五六十岁身材微胖的女人探出头来。见是我，愣了一下，想必不是她等待的人。
“你找哪位？”
“呃——”我还从没想过开门的是个女人，瞬间有些语迟了，透过她身旁的缝隙我能看见正冲着的客厅一边，电视机开着，对面的茶几上放着还未摘完的韭菜。
“内个——这儿是——陈大爷家么？”我给出了成功率最大的说辞，不论是哪个陈，碰上一个便有希望。
“不是，找错了。”
我一愣，刚要再辩解，女人已经将门合上了。
“诶——”我伸手去撑，却又怕吓着对方，最终还是没敢使劲。
唉，只能实话实说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小心翼翼的敲起了房门。
直敲到手肘发酸，女人才又皱着眉头将门拉开。
“这家不姓陈，你找错了。”
我赶忙拿出对付女性专用的表情管理，用委屈而真诚的语气哀求到：
“大姐——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一下，前两天有没有一顶帽子寄过来？就唱戏戴的那种？”
她果然停了半拍，“帽子？”她迟疑着反问，不自觉的向身后客厅的方向扫了一眼。
有门儿，我心中窃喜，“唉，这不是么，家里老人前两天儿走了，收拾东西时候发现往这儿寄了个帽子。我就寻思是不是老人迷糊了，寄错了，别给您添了麻烦。”说完我才意识到，这么个同样的缘由竟然重复了两次。而方荷在这次的说辞中，代替了爷爷，成了我的家人。
“那我不知道，”她还是略有些不安的把着门框，“好像是有个帽子来着，那你得问这家人。”
“这家人？”我有点儿没明白。
“哦，我是保姆。”胖阿姨解释到：“这家就住个孤老头子，姓葛，下楼买彩票去了。你等他一会儿回来的吧。”
姓葛？我心里越发纳闷，赶忙在她关门之前又追问句：“诶大姐，我多问一句哈，那这个葛大爷有没有什么姓陈的朋友啥的？”
胖阿姨向上翻起眼神，仔细的回忆了下：“没——没有吧，我来七八年了，就记得有个老杨头以前老来，这两年也不知咋的不来了。”
没办法，我只能先去楼下碰碰运气。拐过楼宇间的缝隙，有一处水果摊子，我脑中想起那两包烟起到的好作用，于是让摊主称了四样水果，拎在手里。结账时竟比我预想的要便宜不少，看来这城市落败也有落败的好处。
再往前走便是片圆形的小广场，此刻已过了晚饭时分，刚刚亮起的路灯下，上了些岁数的女人们汇集在一起，随着叫不上名字的音乐节拍，跳着整齐划一的鬼步舞。
我在一旁的长椅上坐下，心中筹备着接下来的打算。远处的商街边上多是些明晃晃贩卖焦虑的东西，什么磁石养生，什么书画培训、无痛针灸。明晃晃的靠着各种下流手段，刮掉滞留在这里的老人们，最后一层浮财。看着这些女人奔放而欢快的身姿，我竟有些思念起老刘来了。倘若养老院里也有这样的队伍，估计他那无处安放的荷尔蒙会将他牢牢钉死在这座位上。
往一旁看去，身侧的长椅上还真的坐了个老头儿，相对于老刘的邋遢与粗糙，这个老头儿显得精致多了，甚至精致的有点儿过了。
他将一件黑色羽绒服挂在椅背上，身上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扣子一直系到了最上面的一个，挤得领口方方正正的立着。两边袖子应该是怕弄脏了，挽成了一样的高度，露出半截白秋衣。
他带着一个细框花镜，头顶微秃，从两侧的长度来看，应该同我一样经常自己刮，甚至可能刮得比我还要勤一些。此刻他正大口的喘息着，抬起手蹭着自己两颊刚刚渗出的汗珠，那个手腕上还戴着一块儿透着民科气息，看不出材质的手串。
我正纳闷他是怎么看的这般心潮澎湃的，音乐一起，他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入到鬼步舞的团队当中。
可惜这种加入多少还是带着些隔阂感，他并没有走到人群里面，而是自觉地排到了一个边角上，努力的追上前面的动作。应该是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吧，他没有一脚能踩中这变来变去的节拍。好在，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他就那么卖力的跳着，跳得忘乎所以，跳到脑袋上升腾起一丝隐隐约约的雾气。
不服老啊，我看着他略带娘炮感的扭动，不自觉笑了。我可是不行了，这一天的奔波和眼下无奈的处境让我浑身的酸痛不停发酵着。我转头看向一旁的水果袋子，干脆伸手进去拿了一个南果梨，吭哧吭哧的啃了起来。果然，味道比大城市里高价买到的，还是要酸涩一些。我扬起头，在街对面的商铺中搜寻到了一家没有名字的小卖店，于是起身，去买一瓶饮料顺一顺。
不需要冰箱加工的清甜味儿涌入喉咙，我走出店门，将水果袋子放在脚边，而后雨伞一般努力的伸展开胳膊与脖颈。
那个过分精致的老头儿竟然也过了马路走到了这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一步一个小哆嗦的钻进了不远处的彩票店中。不会就是他吧，我心中一惊，赶紧假装不经意的跟上，走近了彩票店门前。
探头望过去，狭窄如储藏间一般的店面里，顶头的吧台旁坐着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都翘着二郎腿，有着相似的黑面夹克和一样忧郁的眼神，不时放下手机，深抽一口烟，看向对面墙上贴着的中奖号码统计表。
那种淡定的感觉让人猜测，他们可能并没有期待过中什么大奖，只是拿这里当做一间消耗掉过剩人生的茶室。
见老头儿进来了，其中的两个抬了抬下巴，打了个招呼：
“葛叔来啦。”
还真的是他，我仔细盯着他的背影，却看不出一丝与我脑中脉络有关的特征。他嘿嘿笑了两下，然后颠着略带喜感的小碎步走到了吧台前面，熟练地从黑羽绒服左边的兜里掏出一摞对折的纸币，数出两张递给了最深处的那个。
男人将一红一黄的两张刮刮乐从玻璃柜台里拿了出来，老头儿接过，溜达到号码表下面白色条桌边，在最后一个圆凳子上坐下。仔细又检查了下正反面，又从羽绒服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扶了扶塌鼻梁上的眼镜，仔细的刮了起来。
与年轻人的大片儿揩嗤不同，他脑袋压得很低，一格一格的按着虚线，慢慢的，换着角度的刮着。每刮出一个图案，便若有所思的左右望望，像是要做个总结一般。躲闪不及，我视线与他撞上，瞬间有点儿心慌。好在他愣了片刻后，便摆出了个单纯的笑脸，应该是把我当成了在这里见过的朋友，点了点头，又继续刮了下去。
我只好先退出半步，躲闪在门外他视线所不及之处，安静的等待起来。约么有一刻钟的功夫他出来了，按照来时的路线，卖着同样速度的碎步朝那栋矮楼走去。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这一切像是种被设定了的程序，不管有没有观者，每天都要定时定点的进行一遍。
我隔着二三十米的距离，小心的跟着。直到眼瞅着他走进了那个楼栋之中，才不得不快了几步跑上了楼梯。追到三楼的拐弯处，他正将半个身子探到门里去。
听见脚步声，便转头疑惑的看了过来，将把着门框的手停住了。再次相遇让他多少提高了些警觉，但也没有主动发问，只是微笑着等待我的解释。
“大爷，”我故作熟络的往前又上了两级台阶，“您好。”
他眯着眼睛点了点头，可在这阶段性的胜利之后，我又不知该怎么继续下去了，难道直接问他是不是陈鸣秋么？
正在我犹豫的间隙，门里的胖阿姨应该是听见了他进门的迟滞，主动走了过来，望见是我，便搭言到:
“哦，这小伙儿下午来过，来问你帽子的事儿的。”
这一句话说完，一上一下的两个人再没有了退缩的余地。老葛下意识的往屋里又看了一眼，待再回过身时，表面的笑容已退却大半：
“啊？”这声音在他狭窄的身体里被挤压的变了形，出来的略有些滑稽，“帽子的事儿？你找谁？”
找谁，我倒挺想知道我找的是谁。但为了能进的去房门，我只好又捧出一张礼貌的笑脸，将手中沉甸甸的水果，往前举了举。
“诶，葛大爷。我是方荷阿姨的——朋友。正好路过这边，寻思说来看看您。”
“方荷的朋友？”他的眼神丝毫没在我的“好心”上停留，反倒射出两束寒光，越过绿色的塑胶袋，狐疑的盯在我脸上。也对，我心里暗暗叫苦，从年龄到性格，以及孤独终老的命数，怎么看来也不会无故生出我这么个朋友。
他果然并没有藉此放下心来：“小伙子你——到底是谁啊？”
见方荷并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我心中盘算起把陈鸣秋搬出来。可该怎么张口呢，只能贼起飞智了：
“诶，那个，大爷啊，我说实话。其实我跟方荷阿姨也不熟，我就是——也喜欢听京剧，最爱的就是那个电影《野猪林》。哎呀，迷这个陈鸣秋迷得不行了，后来听她讲啊，说陈鸣秋老板还在世。我心里一横，就撞着胆子吗，顺着快递单找过来了，您看，就是寄帽子的这张——”我将两边的袋子倒到一直手上，狼狈的将兜里的手机套出来，打开白天时拍摄的快递单：
“您看下，这个电话，这是您的电话吧？您看——我没找错吧？”
证据一出，他此刻再想否认也已经晚了。果然，他将头缓缓低下，沉吟了片刻才又抬起来，斜着脸略带好奇的看向我：
“你也爱听戏？”
我佯装出真诚的样子，重重点了点头。
“最爱的就是陈鸣秋。”
他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哼哧，仿佛偷笑一般。他的脑袋轻轻的左右晃了晃，如同被风轻轻吹动的草叶，嘴里干巴巴的像是要说些什么。末了，他却未张嘴，只是静静的回过身，朝门里走去。
我被他这不置可否的举动搞蒙了，担心那扇门就此关上，犹豫片刻后只好又迈上两步台阶，惴惴不安的向里面看去。
他将那个黑色的夹克挂在了门口的立式衣架上，露出里面的衬衫和浅色毛背心，然后掂腾着那个颇有节奏的小碎步走到客厅尽头靠着阳台的红木躺椅边，仔细的坐了下去。从下降时发出的震颤来看，这身板要比老刘好上不少。
坐下后他将若有所思的眼神斜向电视那一边，慢慢将短小的躯干伸展在靠背上。半晌，他好像刚刚才想起我这茬，抬眼又望过来：
“小伙子，你进来。”
“诶，诶。”见计谋得逞，我赶紧回手将门带好，恭恭敬敬的走进这间不大的客厅，来到他身旁的长条沙发边。扭过头，便看见那顶神奇的帽子端端正正的摆放在电视的旁边，一如我儿时一样，在清冷的灯光中散发出一股陈旧的观感。
我将四个绿色塑料袋放在茶几上，口中不忘为自己的“唐突”而抱歉：
“唉，这，葛大爷，真打扰您了。”
抬头看去，他正在眯着一双柳叶眼看我，嘴角微微上扬，甚至有些莫名的温暖。见我抬头，只好避开眼神，口中小声的嘟囔：
“嘿，我当现在的孩子，都不听戏了呢。”
我只好含糊着捧场：“呃，嘿嘿。我是小时候我爷爷老听，我也跟着听。”
“爱听就好，爱听就好，是好事。”他满意的轻轻点着头，又朝另一侧扬起眉毛，高声说到：“小娟儿，你去洗点儿水果，把茶泡上。”
“别麻烦，别麻烦，”我假客气的推脱着，那个保姆果然摩挲着手从里间走出来，看见桌上的水果，也不多言，拎起来回了厨房。
“没事，”他将身子又往后靠了靠，笑眯眯的看着我：“好久没有人因为他来找我了。你想听，我就给你讲，还早呢，慢慢聊就是了。”
他这种从容倒是我未想到的，仿佛他早就预料到我会来，也丝毫没有担心过冒充身份的事情被拆穿一般。既然如此，我便也跟着放松下神经，清了清喉咙，开始了我的第一个问题。
“葛大爷，您能不能先跟我说说，您和陈鸣秋是怎么认识的？”
保姆走了回来，先将一个老保温杯递到了他手上。他拧开盖子，瞅了瞅里面的茶叶，小心的嘬了一口，放下，才终于想起我的问题：
“嗨，”他轻叹一声，重复着我的问题，“怎么认识的，嗯——那可早了。”他说着将沾了些雾气的老花眼镜摘了下来，腿儿折好，捏在手中，放空的眼神久久的停留在那张老式儿的玻璃茶几上。
“嘶——那会儿我还是用的那个‘延’字儿呢，”他伸手比划着，“延安”的延，延武。他们倒是可能早都忘了，他们都爱喊我‘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