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吉合茂才悠悠地从阴间转了回来。其时，尚未从失去心爱藏獒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的甄二爷正抱着巴顿的尸体，寻找一个合适安置它的地方。他真想挖一个坑将它埋了，免得它抛尸荒野，任由野狼、熊们撕扯，但门源川人迷信，认为这种带毛的东西是不能埋在地下的，否则天长日久，便会成妖成精，成为魑魅魍魉的一分子出来害人。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一棵夭矫的大柏树，将巴顿的尸体放在了高高的树杈上，就像一只非洲猎豹将捕获的猎物放在上边一样。
他从树下爬下来时，看见吉合茂挣扎着坐了起来。他走过去，蹲在他面前，脸上毫无表情，问：“给老子老实回答，这木屋里住的是不是张子龙？”
吉合茂也毫无表情地看了看他，别过头不说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不说是吧？”甄二爷冷笑一声，“老子有叫你说话的办法……”说着，他背了两支枪，提着吉合茂向一个山垭豁走去，走到一个树枝弯下来的地方时，他朝前一推，刹那间，吉合茂便被猎人们布好的提扣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地打着秋千。
“说不说？”他依然毫无表情地问。
“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哪来那么多屁话？”吉合茂吃力地吼叫。
“真不说？”他又一次问。
他等待了半天，吉合茂不出一声。看来这小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死活硬抗了。
“好吧，看谁抗过谁！”他冷笑一声，提了枪转身朝松树掌那个小木屋走去。他到那儿后，仔细观察着，发现这里有人来过。几天前，他在进木屋必经的树杈上，用一根很细的柳枝做了记号，现在那记号不见了。再去查看树下的那个简易炉灶，看得出有新鲜的木炭，而那只破锅依然在那儿，但里边有一层新鲜的油污，说明有人这几天用它煮肉吃来着。他想到这些后，从肩上捋下枪，闪在一棵大树后边，警惕地四下逡巡。他知道，这木屋的主人要么是胆大包天有恃无恐，要么是饥饿难耐到了穷途末路，否则绝不会在已然被察觉危险的情况下，依然来这儿休息、吃饭。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木屋仅仅是一个普通猎人的临时住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才不管有人发现没发现这里，依然我行我素，白天出门打猎，夜晚回来吃饭睡觉。但直觉告诉他，这种可能性极小，否则吉合茂屡次出现这个地方就无法解释。他猜想，吉合茂到这儿，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给这木屋的主人来送吃的喝的，二是来汇报这次草原纠纷情况。也许李书记的判断是对的，这次草原纠纷就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操纵，妄图挑起民族纠纷，以便于他们从中谋利。如果这样，抓住土匪头子张子龙，不仅仅是个人复仇的问题，而是关乎到草原长治久安的问题。
他在那儿警惕地查看了良久，确保周围一切无异常后，又悄没声息地溜出了那片阴暗潮湿的黑松林，回到那个吊着吉合茂的山垭豁。他看见吉合茂双手在地下够得着的地方刨挖出了两条小沟。他知道，这小子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还不甘心地企图逃跑。而此时，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双臂长长地垂在地下，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他走上前，翻开他的眼睛查看。发现由于长期的倒吊，这家伙双眼充血，脸也憋得通红，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看样子这阵子够他受的，再这样吊下去，说不定到半夜他就一命呜呼了。这可不是他所期望的，他还没有问出张子龙的下落呢！再说，他也没有权利去决定他的生死，现在已经是和平时代、法制时代，他所犯的罪行应该由政府来审判。
想到这里，他将他放了下来。此时夕阳已然挂在大山巅上，祁连山雪峰上清冷的秋风向谷底劲吹。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吉合茂已然被冻得瑟瑟发抖，牙关打架，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了。
甄二爷讥讽地冷笑着，顺手从旁边的灌木丛中捡拾了一些干柴禾，点燃起熊熊篝火，一边取暖，一边将刚才路过前边那条山沟时打的一只兔子架在火上。等到兔子被烤得焦黄流油时，又到附近的灌木丛中拔了几根小孩子小腿似的野葱，就着兔子肉吃得满口生津。吉合茂先前别过头，故意不看这里。但毕竟已经一天没吃饭了，饥饿促使他不得不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那香气四溢的兔子肉。甄二爷分明听见他在“咕咚、咕咚”地咽唾沫，也听见他的肚子里发出打雷似的声响。
“想吃不？想吃就说一声，老子给你一条兔子腿！”他故意问，并夸张地吧叽着嘴。
吉合茂哼了一声，干脆来了个大转身，将背对着他，还是死活不出声。这下可惹恼了甄二爷，不由破口大骂：“妈妈的，你还硬得很呐？狗日的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你我都很清楚，这回你是死定了！你说，等明天我把你交给公社，你能活得了……听我说，你还不如能吃就吃，少遭些活罪，就是死了也能做个饱死鬼……”
他似乎被说动了，在那儿动了动。
“实际上，你把张子龙的情况如实交代了，帮我们抓到他，你就是戴罪立功了，说不定政府会考虑你的立功表现，宽大处理你，不枪毙你也是不一定的……”
“……”
“你死了也就死了，只可惜了你的老婆和孩子……”
“你怎么知道我有老婆孩子？”吉合茂一骨碌翻起身，“你把他们咋样了？”
“他们好好地在你家的蒙古包里啊！”看见他被说动了，他便趁热打铁，“你死了也就死了，只是你要抛下那个年轻漂亮的媳妇，你甘心啊……我敢打保证，你死了不到一年，你老婆肯定成了别人的妻子了，那些自留畜，——你家自留畜肯定不少吧？还有你的蒙古包什么的，统统成了人家的了，就是你的孩子也是人家的，而且……”他说到这里，故意卖个关子，看着他不说话。
“而且什么？”吉合茂急红了脸问，仿佛甄二爷所说的这一切已经在发生。“人家不会好好对待你的孩子的———天下有几个后父、后妈好好对待孩子的呢？”
吉合茂一脸忧戚，痛苦得脸都变了形。
“这还是轻的了，”他看了看他的表情，心中窃喜，“最严重的，你的孩子以后就是土匪反革命后代，这辈子就甭想出人头地了！到哪儿都受人白眼，一辈子抬不起头，可怜的娃娃，那么机灵、那么好看，咋憨墩墩地就这么个命啊……”
他一边拿眼偷偷地观察他，一边似乎在自言自语。突然吉合茂哭喊着嚎叫：“甭说了，甭说了……”一边用头撞击草地，涕泪磅礴号啕大哭。
甄二爷看着他，兀自津津有味地吃着兔子肉，等他有所平静后，才说：“哭完了？哭完了就好好想想，光哭顶屁事儿！”
看着他哭得欷歔不已，他知道事情有点眉目，便走过去，从火上取下半只兔子肉递到他的嘴边，“先吃吧，吃饱了，我们好好合计合计，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
吉合茂感激地望了望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等他吃完了，甄二爷这才接着说：“实际我知道，你在土匪窝里时，跟我一样，也属于被裹挟的群众，也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如果你干了太多的坏事，我肯定会记得你，但我记不得你。你是哪部分的？”
“你当然记不得我，我那时候只是一个伙夫，而你是张司令身边的红人啊……”吉合茂开始说话了。
“哦！”他努力地想着乱石窝里那些个伙夫。那时候，他被仇恨烧昏了头，一心想着报仇的事，脑子里成天要么是卓玛在乾隆沟被土匪们蹂躏致死的惨景，要么是想着怎么设计将那些罪大恶极的张子龙、刘富贵们弄死，对那些被裹挟、胁迫的农民牧民们确实没太放在心上。但在那吃不饱饭的艰难时光里，一日三餐的清稠是每个土匪非常关心的大事。不要说那些当官的了，他们肯定吃的是小灶，就是冬日来临后野生动物缺乏，大家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依然有大盘的岩羊、大鹿肉可吃，就是那些与火夫沾亲带故的土匪，打饭时也能从哪儿多弄点稠的吃。最苦的就是那些既不是官，也与伙房的大师傅们没有关系的土匪了，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能照见人影的清汤，饿的一个个前心贴着后背，走路打摆子。
他记起来了，伙房里确实有个瘦小的伙夫，他每天的任务是砍柴烧火。但那个小土匪与今天的吉合茂是一个人吗？他仔地查看，发现当年那小土匪的样子依然模模糊糊地映在吉合茂的脸上。也难怪，当年的小土匪由于又冻又饿又怕，整个人瘦小得像一只猴子。今天的吉合茂，尽管经过了三年的饥荒，但依然被祁连山的富庶滋养得膘肥体壮。再说，几十年岁月的打磨，也完全可以让一个人判若两人的。
“记起来了，你就是当年伙房里砍柴烧火的那个小土匪，那时候又瘦又小的！”
“是是是，那就是我！”吉合茂一连声地说。
“你看你看，我说你就是一个被胁迫的群众嘛！那时候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难道你不知道吗？后来怎么就不投降，争取光明呢？那次解放军攻打乱石窝时，好多人都投降了，政府根本没追究他们的罪行，他们现在都是遵纪守法的农民牧民，在家里种地放牧，日子过得很滋润啊……”
“嘿，说啥哩，我确实是一时湖涂上了贼船！我本来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啊,…”吉合茂长叹一声，娓娓诉说起自己的身世来。
原来，这吉合茂不叫吉合茂，而叫张满囤。他家祖籍东北，祖宗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跟老毛子毗邻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光绪二十一年，他父亲为了躲避战乱，辗转迁徙，一路给地主老财家打短工，或者讨饭，带着他和叔叔二人来到了祁连山脚下，看到浩门河横穿而过的富庶的门源盆地，以及盆地周围那茂密的丛林，老爷子便想到了额尔古纳河，想到了河边的丛林，一种恋乡的情结迫使他选择这个地区定居下来，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流浪，他们对饥饿有着切肤之痛。等这个孩子出生时，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满囤的粮食，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给他起了名字叫张满囤。
也不知是这孩子的名字吉祥，还是门源川的富庶，就在甘肃、宁夏以及遥远的陕西等北方地区被恶毒的太阳晒得赤地千里，庄稼颗粒不收，人们饿得流离失所的时候，张满囤家租种地主老财家的二十多亩土地却因为祁连山雪峰雪水的滋养，连续十多年获得了丰收。这张满囤家的土地跟门源川所有的土地一样，不怕旱、不怕涝，怕就怕两种天灾，一是雹灾、二是霜冻。而不论怎样，这两种天灾不像旱灾，不会让你颗粒无收。记得民国二十七年祸不单行，两种灾难先后而至，但秋天后，土地里仍然收获了不少庄稼，那些瘪青稞、坏洋芋，再加上随手可打的猎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仍可在家舒适地度过，不必像其他地方，遇到这样的天年，一家就得出去两三个人，背着馍馍皮袋去讨饭。
连续十多年的丰收，加上平时的节俭生活，使他的父亲萌生了置办土地的伟大理想。他父亲的节俭和吝啬在门源川是出了名的，因此，他父亲荣幸地获得了一个“张五里”的雅号。据说，他家吃饭从来都是把门顶得严严实实的，怕来了外人吃了他家的饭。不唯如此，就是那天窗眼也要盖得一丝不露，为的是怕有苍蝇进来。而苍蝇是防不胜防的，有一天一只绿头苍蝇从天窗眼飞进来，衔走了一块饭团。老爷子心痛之余，起身直追，直追出五里地才悻悻地回来，因此获名“张五里”。
当然，这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了。满囤知道这是村里那些嫉妒他家日益发达、又歧视他家这个外来户的人捏造事实，送给他父亲的一种诬蔑性绰号。但父亲的吝啬确实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吃饭闩门这事儿确实存在，父亲从不会白白地让不相关的人来他家吃饭的，父亲从来不会借给任何人一分钱。父亲的节俭也真是出乎其萃拔乎其类的，别的不说，那时节他们家做饭，在地上洒下一点青稞面，他都会蹲下来，指头蘸了唾液，一一沾进嘴里舔了。吃饭时，有面汤溢在桌上，不论桌子多脏，他都会伸出舌头舔个一干二净。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饭时伸出长长的舌头转着舔碗的模样。他舔碗的技术娴熟，优雅得就像杂技演员的表演一样，一度让他羡慕和模仿。记得他们小时候头发老长，不等到五寸长父亲是决不允许剃头的。等到他们剃头时，父亲常常守在旁边，将剃头匠剃下的头发精心收集起来，再加上一些牛毛，搓成缰绳拴牛系马。这与门源川热情、大方、好客的文化习俗是格格不入的，难怪左邻右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一家了。
不论怎么说，到民国三十七年，父亲终于实现了他的伟大理想，他家终于从一个赌博郎财主手里盘下了五亩川地。拿到地契的那天下午，他们爷儿仨个跪到了地边，父亲双手抚着门源川那黑黝黝的土地，号啕大哭。
他知道，那是父亲高兴得哭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落过泪。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多大的苦难都没有让这个东北汉子落泪，而在流浪、逃荒几十年后，在遥远的祁连山脚下门源川盆地，因为拥有了跟额尔古纳河岸边那疙瘩一样五亩黑黝黝的土地而涕泪磅礴。他理解父亲，作为一个农民，他太知道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了。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父亲死了。父亲是死于他的吝啬的。他为置办了五亩土地而高兴，却为五亩土地上太多的苛捐杂税而心痛。秋后，衙役们在保长、甲长的带领下三天两头地来征税款，什么大马款、烟囱款、修建款、土地款，甚至养一只鸡都要交养鸡款，只把那五亩土地上的所有收入搜刮完后仍不罢休。有一天，衙役们在甲长的带领下又来到了他家的土屋，要求上缴一块袁大头的兵役款。这回，一向胆小怕事的父亲愤怒了，跟衙役和甲长们争执起来：“你们要命啊，你看看我们这破屋里还有啥东西？”
“嘿嘿，”衙役们冷笑着，“你这样的刁民，老子们见得多了！三句好话不如两马棍，什么时候好话你们能听得进去？”说完，抡圆了红柳棍，朝父亲劈头盖脸地打去。瘦骨嶙峋的父亲那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只几下就倒在地上起不了身，尔后被衙役们一绳子吊在了屋梁上：“狗日的，谁不知道你是门源川有名的张五里？你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藏到哪儿去了？说？”
先是父亲破口大骂：“王八犊子，还敢打我吊我，小样儿，看老子哪天不整死你……”但过了一段时光便捱不过了，便开始央求：“大老爷，我哪有什么银子啊？有钱我们一家还过这样的苦日子啊？”
但衙役们不管这些，仍然用皮鞭抽打着他，逼问银子。一个时辰后，父亲已经没有气力了。他不是不说，就是想说，也已经说不出来了，而衙役们认为这老不死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给点颜色瞧瞧是不会说出藏银子的地方的。于是说：“先给他吊着，吊上两三个时辰，不叫他说，他小子也要跟你说！”说完，在甲长的带领下到别家征税去了。
等他们征完了一个村子的兵役款，想起吊在屋梁上的张五里时，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等他们急忙赶到他家的土屋时，发现老爷子已然死去多时了，那身子都已经冰凉了、僵硬了。那甲长顾念乡情，不由埋怨那些衙役们：“我说这老爷子瘦得跟猴儿似的，打不得、吊不得，你们不听我的话！这下可好，弄死了，咋向他的弟弟和儿子交代？”
“你不是说这小子有银子吗？这时候倒来埋怨我们！”衙役们横鼻子竖眼睛，反倒埋怨他的不是。
“可这征款是硬任务，完不成要拿我是问，我也是没办法啊？”
“那你放什么臭屁，这征款的差事，你也干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赶哪儿不得打着要？你见过谁愿意将税款高高兴兴地交给我们？”
“可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当官差的，屁股一拍走了，我可得在这儿生活啊？毕竟我们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好了好了，”一个衙役过来打圆场，“狗咬狗，一嘴毛，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俩还争吵个屁，赶紧想办法啊！”
“想什么办法啊？想办法能将人想得活过来？”甲长依然愤恨地说。
“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埋怨也没用了，”那衙役头儿说，“赶紧将他解下来，再把绳子套到脖子上吊上去，做出上吊自杀的样子。对外边就说是这狗日的不交兵役款，我们逼了逼，他一时想不开，自寻了短见！”
几人七手八脚地伪造了现场。末了，甲长出得门来，对庄员们如此这般地说了，并叫老汉们赶紧料理后事。几个老汉赶紧聚拢到张家，将满囤的父亲从绳子里解了下来。那些老汉们见多识广，当下就看出了破绽，面面相觑心知肚明。甲长也是聪明之人，就说：“你们今天在这衙门大老爷前仔细看清楚了，这张老爷子可是他不交兵役款，害怕老大爷们问罪，才畏罪自杀的……”
“是，是，大老爷们，我们知道，这是他自寻短见的……”老汉们自顾尚且不暇，哪敢跟衙役们作对，替这个从遥远的东北来到门源川的非亲非故的人申冤呢？何况，这是衙门的大老爷打死的，又到哪儿去申冤呢？
其时，张满囤正在山后替地主老财家放羊。等他被一个半大小子火急火燎地叫回来时，父亲已然停放在土屋的地上，脸上盖了一张黄表纸，身上盖了一床破被子面。几个老汉正将几沓黄表纸在父亲前面点燃了祭奠。
他发疯了似的扑向父亲，但被几个老汉生生地拽住了：“娃娃，人死不能复生，就不要太伤心了！”
他像一个拴在柏木桩上的藏獒，奔突着、嚎叫着，伤心欲绝。父亲之死，对于他而言，不啻于天塌地陷。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他躺在父亲挑子的一头的竹筐里，被父亲精心呵护着，经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的艰难跋涉，来到了这个相对富庶的门源川。那时候，日子虽然困苦，但有了父亲，便有了他童年的欢乐与幸福。在这里定居下来，父亲雄心勃勃地想在这儿置办家业，给弟弟和儿子娶妻生子，将老张家的一脉在这儿延续下去。正当他们起早贪黑，给地主老财家做长工、打短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吝啬和节俭积蓄实现理想的资本时，不曾想命运多舛，叔叔被抓去当差夫，到南达坂修路去了，并且一去不复返。没有了叔叔，他爷儿俩相依为命，一边耕种着那五亩土地，一边给人打短工度日。日子虽然清苦，但因心中的理想尚未泯灭，倒也充满希望。有时候他从山后边套一只兔子，或者打一只旱獭，改善改善生活，倒也其乐融融。不曾想这个秋后下午，噩耗突然从天而降，父亲居然为了那一块袁大头的兵役款而上吊自了。
这一年，恰好是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这年他虚岁十七。父亲的死，使他十七岁的天空塌陷了。他无助、彷徨，他迷茫、痛苦，他怀有一腔的仇恨，却不知道复仇的目标。而就在这时，张子龙在那晚半是号召半是胁迫要求他们去攻打县城，刹那间，他似乎找到了发泄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对逼死父亲的衙役们的仇恨的渠道。同时，摆脱这个屈辱而窝囊日子，从此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撩拨得他头脑一阵阵发热。
他当下回家，找了一根铁叉，跟着张子龙他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先是在红崖古城设下埋伏，杀了个解放军人仰马翻，尔后又是攻打二区政府，之后又在平羌沟追杀解放军……说实在的，十七岁的他营养不良身体单薄简直就是一个半大孩子，手里握着一根挑草用的铁叉子，不要说杀解放军，就是解放军的面都没照见。记得红崖古城设伏法的那天清晨，他的尿早就洒了一裤子，嗓子眼里干得就像火烤一般。但没吃肉，也喝了汤了。等解放军平定了叛乱后，他知道由于自己的懵懂无知，已经上了贼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