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心经济学受欢迎的理由?
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1933.11—）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是测定贫困线数理模型的开发者。他提出了“个人的自由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张。作为专门研究不平等与贫困的大师，阿马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森就读于泰戈尔创办的学校，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尊重人权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他就在福利经济学、经济伦理、收入分配等领域享有盛誉，并着手用数理模型——贫困指数（森指数）测定贫困的研究。
沙漠少女仍在哭泣
索马里曾经是非洲模范国家，可现在由于长期的内战，已经变成了秩序混乱的国度。2011年还发生过韩国三湖海运公司所属的一艘船舶在索马里亚丁湾海域被海盗劫持，最后韩国政府出动清海部队救出被劫船舶的事件。长达60多年的干旱使索马里严重缺乏食物，那里的人只能以海盗行为自救。在这种情况下，肯尼亚政府宣布关闭位于肯尼亚与索马里两国边境上的世界最大规模的难民营，这里居住着为逃避内战和饥荒而越境的50多万名索马里和南苏丹难民。
出生于索马里的世界名模、人权活动家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e）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
“妈妈爱的是现在的索马里，而我相信的是未来的非洲。我在期待我们非洲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自尊、自强的非洲。”
迪里出生于索马里沙漠的一个游牧民族家庭。5岁时，迪里与部落里的别的女孩儿一样接受了割礼。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用她换5头骆驼，把她嫁给一个60多岁的男人。多亏时任索马里外交官的姨父的帮助，迪里逃离索马里来到英国，历经千辛万苦成为时尚杂志的名模，获得了国际声誉。后来她又移居纽约，与世界化妆品公司露华浓、欧莱雅签约，开启了一路高歌猛进的人生。
随着华莉丝·迪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全世界都知道了女性割礼的残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为杜绝女性割礼而做出了努力。联合国也在2012年通过了有关禁止女性割礼的决议，并制定了到2030年彻底根除这一习俗的目标。眼下华莉丝·迪里遥望着非洲会想什么呢？如果她见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人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可地球上包括非洲在内的很多地方还存在着饥荒。仅凭经济上的援助就能消除饥荒吗？经济发展了，饥荒就能自然而然地消失吗？我不这么认为。要消除饥荒，必须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我们必须废除虚伪的文化。很多像我一样的沙漠少女至今仍在哭泣。您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还有2亿少女惨遭令人发指的割礼。所以我现在积极支持联合国制定的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倡议。”
2000年由联合国制定的未来15年间致力于消除世界绝对贫困和饥饿的千禧年发展目标（MDG,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到2015年已经结束了。由于印度和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极度贫困人数从1990年的19亿减少到2015年的8.36亿。世界银行将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衣食住行仍未得到充分满足的人归类为绝对贫困阶层。让这样的绝对贫困人数减少到一半，不能不说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说千禧年发展目标是将全世界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从2016年到2030年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标榜“一个也不能少，实现全球共同富裕”，展现出彻底消灭贫困和饥饿的决心。可以说这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实现社会、环境领域的均衡发展总体目标，也是具体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从经济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消除贫穷；从社会角度上促进性别平等，消除种族歧视，减少社会分配不均等；从环境上消除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全球变暖的因素，使用清洁燃料。联合国该如何引领全球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向的十七个目标，我们拭目以待。
专门研究不平等与贫困的经济学大师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他往往用独到的哲学思维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森是研究不平等和贫困的大师，他因用被人们称为“森指数”的指标进行贫困测定研究受到了学界的瞩目。他主张饥饿与贫困的根源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在解决饥荒问题时，个人不应该是被动接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强调每个人应该成为能动的、自由行为的主体，只有人们的自由得到切实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也就是说，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有把人们的自由当作终极目标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对他来说，自由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所以他认为国家有义务制定让所有人都能实现自我的制度。当一个人想做某一项事业时，社会从制度上支持他去实现那项事业，那个国家就会成为更自由的国家。那个人事业成功之后，利用从中获得的利润给更多的人赋予做自己想做的事业的自由，森认为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森还强调，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切实保障市场的自律性和民主主义。
森对发展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原因的。1943年，当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发生了饿死几百万人的孟加拉（当时还是印度的一个地区）大饥荒事件。小小年纪的森亲眼目睹了那场灾难。在研究了1974年孟加拉国的饥荒以及印度和撒哈拉地区的饥荒问题后，森意识到，自己幼年时期目睹过的饥荒虽有食物供给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无能的政府不能合理分配以及供给到位。当时饿死的人当中，大部分不是在农村种地的最穷的农民，而是城市工薪阶层。由于收成不好谷物价格飞涨，但城市工人的工资远没有谷物价格上涨快，于是他们失去了购买力。造成这样的现象，商人和富人囤积谷物，再加上印度其他地区考虑到谷物价格的上涨而禁止谷物出口是主要原因。
森认为，孟加拉大饥荒问题根源在于政府或相关经济部门将贫困层都看作一个整体。他认为根据不同的危机，对贫困层也应做相应的分类，分别制定适合各个贫困层的政策。一个国家即使整体收入很高，部分民众也有可能面临饥荒，处于较低的预期寿命状态；相反，一个国家即使整体收入水平很低，民众也可能处于预期寿命较高的状态，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这就是我们在谈论饥荒的时候必须以更全面的视角对饥荒进行精确诊断的原因。
森分析，令人心痛的饥荒也许源自食物供给不足，但引发饥荒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合理地分配现有的食物。森是一位比任何人都重视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可通过这件事情，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增长了，贫困阶层也不一定会减少。他认为要想做到合理分配，政府必须介入分配领域。提起“经济”，人们通常认为那是与道德、良心无关，没有血没有泪的冷冰冰的词汇，可在一生致力于研究贫困、不平等、饥饿问题的森的身上，我们却能闻到一股“暖心的香气”。
森认为，自由是人类社会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保障社会各部门充分的自由，我们便能享受更高水平的自由。他在经济理论上尊重市场机制，拥戴亚当·斯密的观点。他还认为保障经济自由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而只有在市场活动参与者人人平等并都具有充分的自由的情况下，经济上的自由才能得以保障。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对这一观点的信念。
“我们不能把发展目标仅仅定在收入或财富的增长上。因为收入或财富就像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不过是生存条件或生存工具’。我们不能以这种理由把经济增长看成经济学研究的至高无上的目的。经济发展应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有助于所有人享受自由。自由不仅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裕，从而扫除发展中的障碍，还能让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自由是促使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让人们实现生活梦想的“有力的自由”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台，有关共同发展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而要共同发展就离不开相互间的援助。对于援助的争论大体上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是以《贫困的终结》[ 《贫困的终结》：原名The End of Poverty，2006年出版。——编者注
]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为代表的提倡大规模援助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必须由西欧国家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将极度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大推动”（Big Push）神话。韩国也是通过援助发展起来的国家。千禧年发展目标也立足于同样的哲学。萨克斯主张如果富国从2005年开始持续20年向贫困国家提供1950亿美元的援助，就可以消除贫困。他坚信经济学应该为落后国家提出解决贫困和疾病问题的方法，并为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而做出努力。
二是以《白人的负担》[ 《白人的负担》：原名The White Man’s Burden，2007年出版。——编者注
]的作者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R. Easterly）为代表的批判海外援助的观点。他反对援助可以使落后国家摆脱贫困的主张。他认为，海外援助容易使落后国家滋生腐败，并削弱那些国家的自治基础，因此，贫困问题只能依靠相关国家自觉引进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也就是说，发展合作政策必须从根本上转向伸张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方向。他向提供援助的国家提出忠告，不要以援助为条件训诫或控制接受援助的国家。威廉·伊斯特利认为援助会终结贫困的想法不过是幻想，应该放弃。伊斯特利主张，只有基于个人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才能取得成功。他提倡拓宽信息交流渠道，使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原理下能够更广泛地获取供给者（救援组织）提供的商品。他还认为，与其以供应商为中心进行援助活动，不如向需求方提供代金券，以使需求方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救援组织和救援活动。
那么，森到底偏向于哪一个观点呢？他既重视援助的数量，也重视受援国家的自由。当然，他更注重后者。但他说的自由并不是单纯止于不受拘束的那种自由，而是真正实现他们生活梦想的“有力的自由”。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争取自由，而只有人们拥有享受多彩生活的力量时，人们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提出“森贫困指数”
森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关心民众的现实生活，并着手研究测定贫困和生活质量的贫困指数。他认为凭现有的贫困率既不能准确了解社会的贫困状况，也不能了解贫困程度的高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表示贫困人数和穷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森贫困指数”（Sen Index）。
森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运用数学知识和统计方法研究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贫困问题上，为贫困阶层早日摆脱贫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0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是根据森的观点而设计的概念。这个指数是根据国民收入，加上早期死亡率、预期寿命、文盲、医疗福利、教育等非物质因素而制定的。通常情况下，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偏向于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森却是把市场经济置于政府之上去解决贫困问题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
现在，让我们边回想华莉丝·迪里，边看看森的哲学思想。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其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补偿。在家庭的决策中不反映女性的意见是不对的。伸张女性权益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看到孟加拉女性运动的成功，我欣喜万分。我认为消除女性在地域金融市场因性别歧视而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森将自己所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760万克朗[ 约合人民币540万元。——译者注
]全部捐献给了创办少女学校的印度财团和为男女平等而付出努力的孟加拉财团。经济学家们称他是兼备敏锐的智慧和温柔的人性的“经济学界的良心”“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这些称谓一点也不夸张。森是一个伸张正义、为打造公平社会而献身的人。可他并没有把正义看成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他更主张“与其给正义下个完整的定义，不如阻止现实中能够看得到的各种不正义现象”。他强调“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而应以人为本”，认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他不愧是一个暖心经济学家。
森经常指责印度官员执着于经济增长率的做法。他认为必须站在宏观角度上观察被高增长率所掩盖的贫困和不公平等社会问题。他批评说，印度执着于赶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愚蠢的举措。他认为盲目地与中国进行经济攀比有可能将印度经济引导到危险的道路上。因此，印度领导人不应该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而应致力于解决印度国民慢性营养不良的问题。森提醒印度制定政策的精英们，经济的高增长率只有在充分保障社会正义、改善贫困、发展保健和教育的社会背景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森与韩国已故神父李泰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看着森的哲学思想，不禁让我想起李泰锡神父追悼词里的一段话：
“苏丹小镇通季[ 通季：Tonj，南苏丹一地名。——译者注
]的公民们，请你们永远记住李泰锡神父对你们的爱。他生前说过的一句名言‘爱不是因为看不见而被忘却的’已经被人谱曲并广为流传。听到乐队演奏这首歌，很多韩国人为李泰锡神父无私的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在天堂安慰你们‘不要哭，通季’。他那明亮的微笑将永远陪伴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