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里没有“两只兔子”?
简·丁伯根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4—1994.6）
简·丁伯根是荷兰经济学家。他结合数学和统计学提出了预测经济现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他以定量分析经济周期的成就与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共同获得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丁伯根曾在荷兰莱顿大学专攻数学和物理，毕业后在荷兰中央统计局任职，其间打下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简·丁伯根在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也曾担任过经济顾问一职。
方法应该多于或等于目标
有些人的人生是喜剧，有些人的人生是悲剧。在充满喜怒哀乐的人生中，有些人遇到挫折也会像不倒翁那样重新站起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生活持乐观态度，尽管大小不同，但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是追求亲情还是社会正义或人类和平，他们都拥有像人生指南针一样的目标。然而制定人生目标容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实现这一目标有多么艰难。所以，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哪怕实现其中一个目标也算是幸运的。下面，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谈论这个问题。
移动通信商为招徕顾客花费了过多的营销费用，手机零售商则用免费手机吸引顾客后采用搭售手段提高自己的销售量。结果出现同样的手机有的人买得贵，有的人买得便宜的现象，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要是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手机，那么他一定会以昂贵的话费为代价。为了整顿这一不正当的流通秩序，消除消费者的不满，韩国于2014年5月开始实施《终端机流通结构改善法》（以下简称《终通法》）。实施这项法律，就是为了消除手机流通领域的泡沫，阻止非法回扣和非法补贴，使移动通信社和制造部门、零售店与消费者的关系进一步透明，从而稳定手机及通信市场。
《终通法》的实施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消费者想要得到正常的补助金就要缴付高额资费，结果通信费用不仅没有下降反倒增加，于是消费者对此怨声载道；一些制造商由于高价手机卖不出去，企业面临破产而抱怨政府；以非法手段招徕顾客的零售店因《终通法》的实施干脆关门歇业了。与他们相反，移动通信商却露出了笑容。销售量虽然减少了，可营业额却增加为兆位数[ 兆位数：万亿，也泛指数目巨大。——译者注
]。实施《终通法》后，这一旨在降低消费者的通信费用和构筑公正的市场秩序的政策是不是海市蜃楼，在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论。社会舆论和媒体都指责这一政策只是喂饱了通信商。由于废除补贴上限的立法争论还在进行之中，因此，今后的走向还有待观察。
要是能同时抓住“增进消费者福利”和“保障公平竞争秩序”这“两只兔子”该多好？可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能不能同时抓到“两只兔子”，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兔子的习性。森林里有两只兔子，它们用深情的眼神倾诉心中的爱意。突然，有一匹饿狼扑过来了。两只兔子魂飞魄散，撒开两条长长的后腿迅速逃跑了。由于两只兔子朝着不同的方向逃去，饿狼无法同时抓到两只兔子。饿狼想道：“看来我过于贪心了，竟然想同时捕捉两只兔子！”
丢掉兔子的饿狼回想起放羊少年说过的一句话，感到后悔莫及。少年是这么说的：“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一箭双雕，这就是我的生活目标。”
以计量经济学获得首次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简·丁伯根并不喜欢放羊少年的这种含糊不清、脚踏两只船的做法。他主张目标要明确，方法要可行。人们从他身上能“闻”到一股“正直的爱心香气”，正是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和提出的实现人生目标的方法是正直的。
丁伯根指出，只有当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同等或比政策目标多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经济政策的作用。丁伯根的这一论断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丁伯根模型”。他主张，为实现N个政策目标，就需要N个以上的政策手段。也就是说，如果方法比目标少，就很难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看到，目标与手段之间或者目标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经济也一样。在实施经济政策时，目标和手段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稳定、减少两极化等都属于经济政策目标，而扩大财政收入或降低利率则是实现经济政策的手段。这些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
草率采取“一石二鸟”会歪曲事实
“一石二鸟”的手段不是不可取的，如果盲目追求一石二鸟的效果，就会歪曲资源分配，从而导致低效率的后果。几年前，韩国电力公司曾因冻结电费而出现了连续亏损的现象。在电力供应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采取低电费政策被认为是浪费电力的罪魁祸首。这是一则反映以稳定物价为目标，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强化竞争力与能源政策之间出现矛盾的案例。低廉的电费形成了大耗电量的产业结构，被认为是“拉闸断电”的罪魁祸首。然而，饱受累积亏损的韩国电力公司在2015年创造了超过11.3万亿韩元的史上最高营业利润。原来这是电力公司在短期电费上调和油价下调的政策下获得的巨大收益。后来，出口直线下滑，国内制造业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产业界向主管部门提交了《下调电费建议书》。主管部门表示，虽然下调电费可以降低成本，但考虑到对新能源产业的培养、减少温室气体等方面的投资，还是需要维持目前适当的电费。要知道韩国的电费在国际上并不高。
下面我们用大家熟悉的几个例子通俗易懂地说明丁伯根模型。
首先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物价稳定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这是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标准利率的时候常会运用的经济学原理。也就是说，即使目前没有出现明显的物价上涨，但只要失业率下降，物价有上涨的可能，银行就马上提高利率。其结果，物价也许能控制住，但是失业率却也有可能因此而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很形象地说明了同时捕捉物价和失业率这“两只兔子”是何等艰难的事实。
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教授的名字命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取消金本位制以来，美元一直承担着国际通用货币的职能。作为国际通货应该满足既具有信誉度又能充分满足供应两个要求，可在现实中这两者往往发生冲突。比如，只有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国际通货才能得以充分供应。可如果美国持续出现贸易逆差，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任度就会下降，从而导致人们对美元失去信任，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地位也随之动摇。相反，如果美国出现贸易顺差，其他国家就要承担贸易逆差的负担，世界经济就因美元短缺、资金无法正常周转而陷入萧条。如果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下去，就有可能成为诱发危机的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世界上曾出现了中国大量制造和出售商品，而美国又大量印制钞票购入商品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现象。专家指出这就是威胁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再提议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继黄金和美元之后的第三种货币——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最早发行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编者注
]（SDR）代替美元作为国际通货。事实上，这是基于对美元的不信任而提出的。
宏观经济学里有一个“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又译为“不可能的三角理论”。——译者注
]。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独立的金融政策这三个目标，因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在资本自由流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利率，那么随着利率的提高，资本从外部自由流入，会导致汇率上升，破坏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如果想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就要实施控制资本流入的政策，而实施这一政策又会破坏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重视稳定汇率的趋势，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认同此前被禁止的资本流入管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涌入破坏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比如，巴西因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无奈之下征收了托宾税[ 托宾税：针对外汇交易征收的交易税，目的是抑制过度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译者注
]，此举就是要主动舍弃“三元悖论”中的资本自由流动一项。
敢于放弃做不到的事情
繁忙的生活日复一日，休假是我们难得的闲暇时光。在最好的季节，花最少的钱，与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出去旅游，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事情。然而，一般的情侣在豪华酒店度过浪漫的平安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好万全准备去享受幸福时光，对手头拮据的普通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国家经济也是如此。财政状况与国民福利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一对矛盾体。随着欧洲遭遇财政危机，为了降低养老成本，他们通过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法案。也就是说，为了稳定财政状况，他们牺牲了国民福利。福利费用一旦增加就很难减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人福利支出只增不减，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根据经济增长扩大税收，仅靠现有的福利项目，很难维持财政状况的稳定。
福利财源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偏向于保育、医疗等福利支出。重要的是确立适合于本国的税负率（在GDP中税收所占的比重）和全民税负率（在GDP中税收和四大保险所占的比重）的福利模式。韩国在经合组织中虽然属于税负率和福利支出较低的国家，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福利支出比重正在急剧增加。不愿意上缴税金却希望得到过高的福利收益，这是毫无道理的想法。福利只有在财政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增长。
丁伯根模型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是设定目标。在相互冲突的各个目标中，要明确选择确实能够取得成果的政策目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出现了脱钩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有人主张要想减轻国民的负担，就应该优先考虑提高就业率的目标，而不应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当前经济状况设定有可能达到的目标。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赢得国民的信任。如果说在就业问题中，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尤为重要，那么政府就应该朝提高年轻人就业率的方向设定政策目标。
其次是实现目标的方法的重要性。要想设定目标并实现目标，就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比如，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降低利率来刺激需求的方法。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由于利率已经下降到零点，因此降低利率的政策再也不能奏效。于是，中央银行实施了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以扩大货币发行量来代替降息的量化宽松政策。然而，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到底是否适合刺激经济增长，很多人对此都持怀疑的态度。欧洲和日本被逼无奈甚至采取了“负利率”政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加大力度，以更多的货币发行量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国家之所以难以施展财政扩大政策，就是因为国家负债率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水平。被称为货币理论之“异类”的现代货币理论（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主张，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固然会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但即便如此也应该减轻个人的债务负担，并强调，主要货币国家应该放弃财政稳定的神话。
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本国货币必须具备主要通货的条件。韩国货币不是主要通货，因此不属于安全资产范围。所以在韩国，确保财政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为了在非常时期通过财政来刺激经济这个筹码，也要牢牢地守住国库阵地。稳定的财政是决定国家信用等级的主要因素，而信用等级又对国债发行费用产生极大的影响。财政稳定性较差的欧元区正在持续实施宽松的通货政策。为了减轻人们对负利率和宽松政策的忧虑，法国中央银行总裁弗朗索瓦·比卢瓦·德加洛（Franois Villeroy de Galhau）表示：“为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欧洲中央银行（ECB）已经制定了好几种应对方案。”然而，他的这一言论也很难使人们产生对市场的信任。
要完善国家经济的风险管理，还要确保多样的宏观稳定性政策手段，促成政策之间形成最佳组合的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资本的自由化，随着对外条件的变化，别国资本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在我们的市场随意进出。随着资本像潮水一样进出，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为了防止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出现，要筑好多样的宏观稳定性政策这一道“防火墙”和网络金融安全“屏障”。筑好筑牢这些“防火墙”和“屏障”是保护国家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安全的重要措施。
政府应该随时监测短期债务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三个月进口额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外汇储备额在通货量中的占比、经常收支等指标。还有，由于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监管部门是不同的部门，在政策的理解上会出现一些偏差，因此为了使通货政策、财政政策、其他宏观稳定性政策等实现最佳组合，各政策部门之间应实现积极协调，紧密合作。经济持续低迷，围绕利率政策肯定会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果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就会导致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又可能加重国民债务，那么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哪里便成了问题。因此，在左顾右盼的目前情况下，多种政策的组合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在激烈竞争的旋涡中成为赢家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是不是心怀“世界只认第一”的谬误，将自己逼入疲惫的生活之中了呢？在为实现既定目标没完没了的竞争中，很多人因身心俱疲，半途受挫而倒下。也有父母将自己未实现的目标强加给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认真思考自己为什么要为实现上一辈人盲目设计的目标而生活，我们只能过漂泊不定的生活。经济政策也一样，当我们没有长远眼光，只关注眼前的短期目标，政策便会失去公信力。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要想实现某一目标，就必须首先设定目标的先后次序，然后再找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组合，朝着设定好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如果我们按照丁伯根模型，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摸索手段方法，就能渡过难关，实现我们设计好的目标。我们需要具备这样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