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高茂，出生在四十年代，上头还有七个姐姐。老高家盼了八胎才盼来这么个带把的，高老汉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滴，口里念叨“高家有后了。”那年头，高老汉砸锅卖铁要让这独子走出这重山。村支书送高茂去省城读大学的吉普车门关上的瞬间，高茂从车窗瞥见茶山上有个麻花辫、红头绳的姑娘，她没读过书，但眼睛很亮，那就是我的奶奶万素荣。
两人的小儿子高建朋，也就是我爸，出生那年，家属院半死的老梧桐结出了一簇簇紫花。市水利局的同事都来贺喜，说这是祥兆，长江水库项目的闸门建成那天，旁边的老树也开过这种花。高茂听了，欣喜地将高建朋抱起来逗弄。高建朋仰天大哭，尿得老高，高茂觉得不雅，伸慌忙出手按住，还是被淋了一身。
1998年，长江发了大水，高茂加入抗洪抢险三个月没回家。表彰会上，他戴上大红花，领导与他握手合影，现在被裱起来放在他的书柜里收藏。那一年，大儿子高建成给他生了一个孙女，就是高松复。局里马得胜那派眼红高茂，趁机说高茂这是“断子绝孙”了。高茂没说什么，但我爸知道后，连天祈祷他媳妇肚里的是个男孩。两个月后，我诞生了。
应了谶般，我爷爷确实没了孙子。应了谶般，他后来也确实丧了一子。
爷爷和奶奶自从六十岁陆续生了白发，在家帮着互相染成黑的，出了门在人面前，就还是精神抖擞的模样。不过自从我爸去世以后，二老再也不染发了，皆是一头银发，浑浊的眼睛，衰老恍惚的神态。我不清楚，不再染发，是否就是爷爷奶奶祭奠我爸的方式。
我问：“你们不染头发了吗？”
爷爷问了几遍才听清，沙哑地回应道：“不染了，老了。”
我还是象征性地劝了一句：“那件事，你们不要想了。”
爷爷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搭在膝盖上。过了一会，他才开口：“你爸爸去世的当天，我就知道了。局里好多年不联系的人都打电话给我。”
我看向爷爷。他的银发很扎眼。
“打来几十个电话。我把手机关了，过了段时间再打开，他们还发了短信来慰问。”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天，告别仪式上来了多少人？100个有吧？”
“30多个，”我说，“疫情，过年，不会来那么多人的。”
“来的都有谁？刘局长来了吧？省里的呢？”
“来了。省里不知道。”
“马得胜呢？”
“不认识。”
爷爷顿了顿，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
“我把脑子里那个闸门关了，不想了。”
闸门关了。
我盯着他，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令我头晕眼花的愤怒——他把“闸门”关了？这么轻易就可以关了？我想象过无数次，我爷爷奶奶在知道我爸的死讯后会如何崩溃，会如何痛哭，会如何被丧子之痛击垮。可我看到的，只是两具缓慢衰老的躯体，像是早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连挣扎都没有。
我替我爸感到不甘。大家都说，我爸是他们最宠的小儿子。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看着他们的银发，看着他们浑浊的眼睛，看着他们衰老恍惚的神态。然后，我转身，走进了厨房，从篮子里取出万素荣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蔬菜来洗。水龙头流出冷水，哗哗地流，流过我的手掌，从指缝里钻出去，汇聚成漩涡，最终顺着水池规定好的路径淌进下水道。我盯着自己的手，突然想，他们或许不是不痛苦，或许只是痛苦已经把他们啃食殆尽，让他们失去了表达的精力。又或者，他们真的把闸门关了，把痛苦锁在了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
我不知道哪一种更残忍。但我清楚，痛苦是不会消失的。
奶奶从阳台料理好盆栽，来厨房看到我，说：“我一直以为你爸爸是低血糖。”
我的语气充满无奈和气愤：“得低血糖怎么会死呢！”
“他不是经常头晕、没力气吗？这就是低血糖啊，我年轻的时候也低血糖。”
我记得，奶奶察觉我爸身体异样后，曾连招呼都不打就跑来“突击检查”。那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爸和我妈都在医院。想到家人一直瞒着我爸的病情，我不知如何跟奶奶解释，便不发出动静，装作屋内无人。谁知奶奶固执地敲门敲个不停，惊动了邻居探头张望。这执拗的老太太，竟真以为门会开，干脆坐在走廊窗下，扒着栏杆向外张望，仿佛能望见儿孙的身影。我从猫眼里看着，心头堵得慌，怕她出事，终究开了门。奶奶一见我，眼睛立刻红了，呜咽着“你就把奶奶关在外头”，抬手拍打我的胳膊。我只觉一阵烦乱，决心这次必须冷下脸，让这老人明白不是事事都能随她所欲。我一把拉住奶奶就往屋里带。
“他不在家，”我没好气道：“我爸跟我妈都在医院。”
“你骗我吧。”奶奶嘟囔道。
“好，好。你不是要找你儿子吗？你进来看看，你进来看看呀！”
奶奶被我扶起，拉到空旷无人的家里，她真的径直走去我爸妈的卧室，并没见到人，又看了看窗台和窗边，就好似这年近五十的儿子正在与她躲猫猫。没见到人，奶奶又不放心地疾步走到盥洗室、我的卧室查看，就好像她儿子正在如厕，或在女儿卧室……看书。
“真不在？”奶奶抬起红肿的眼睛看向我。
奶奶的眼睛年轻时出过问题，现在基本视物不清，但瞳仁却清晰地倒映出我的表情——我看到自己此时像个凶神恶煞的鬼。这样折磨自己的亲人，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我却无法不这么做。
时间回到当下。我看向奶奶的眼睛，那双眼睛固然有丧子的悲哀，但更多是对于天降灾祸的惊疑。她拒不认账。
我盯着奶奶的眼睛。那双眼底沉着悲哀，却浮着一层更顽固的杂质。她曾因儿子突然消瘦，连招呼都不打就闯去他家，坐在门口等有人为她开门。她那时候是多么急迫地想见儿子一面啊！如今儿子死了，她反倒显出异常的镇定。这前后的反差，让我寒心。
“不是低血糖。是癌症。肺癌。”我陈述道。
“怎么会得癌呢？建朋多么好一个人呐！对朋友又热心，对领导又尊重，年纪轻轻就在单位做了干部，多少人羡慕呐！哎！前几年，建朋，带你妈去大城市，买了好多好多衣服……”奶奶的眼神流露出难以名状的痛心，她哎哟哎哟地叫着，握紧了拳头，就像一个恨铁不成钢的家长面对自己顽皮的孩子。
“那是我妈陪他去大城市化疗，”我觉得厌烦。这个老奶对自己儿子滤镜太重了，我突然逆反地说出了这句话：“我爸有过外遇，就是在外边有过女人，你清楚吗？我妈还找那女的谈过。”
她移过目光，擦了下眼泪，但并不在乎自己儿子外边有没有人。这对她不重要。她还是按自己想要继续表达的方向，回到了她儿子怎么可能得癌的话题。
“可是他那么强壮的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可能得那个病呢！”
我看着这名老人颤抖的模样，像看一片不肯坠落的枯叶。三年足够癌细胞啃噬完一副骨架，却没能磨钝这老人固执的想法。也许三年的缓冲，对于我和我妈来说，死亡的结果并非不能接受，但对这个老人而言，这就是突如其来的噩耗，即便我爸的的确确因此而死，她也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是高家人三年以来搭台唱戏，决议隐瞒事实，最终结出的苦果。即便如此，我也并不觉得爷爷奶奶完全无辜。我并不同情眼前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生病，凭什么你儿子不会生病？”我这样说。
奶奶很惊讶，她没料到我此时不劝慰自己，反而会这样刺激自己。就好像她并不是我的奶奶，死的也并不是我的爸爸。
“是先得了低血糖，再引发的肺癌吧？”她仍不愿意放弃她那可笑的想法。
我觉得她的无知已经到了难以理喻的境界，这比她曾经说过的“吃白米饭能补充蛋白质”更甚。
她仍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她红肿的眼睛又望向我，语重心长道：“松龄，你以后一定要多生几个孩子，最少最少，也要生两个孩子！最好生三个！”
我觉得，这句话现在说出来，太残忍了。我扭过头，走到玄关，穿上鞋子打算离开。
爷爷听力不好，见我不再跟奶奶说话，穿鞋要走了，连忙快步上前，开口问他自己需要了解的情况了。
“你保送研究生的事，你们校长，有没有在全校发表讲话？”
他的右手握拳，挡在嘴前，微微颔首，盯着我的眼睛。他浑浊的眼睛此刻闪着光，声音诚挚而又急迫。
“你有没有戴大红花？校长有没有在全校师生跟前，公开表彰你？”
荒唐。但这一刻，我咧了咧嘴，露出的是苦相。我很想哭。
我感到痛苦。我想摆脱这一切。
我知道，爷爷的耳朵不灵光，说什么他都听不清，于是我看向奶奶，又像在看着空气。
“你两年前能一声不吭坐在我家门口等我爸，他死的时候，你去哪了。”
我撂下这句话后，正欲开门离去。奶奶见状，惊讶的神色爬上整张脸，立即疾步走进厨房，把我妈拉到一边，虚掩起厨房门，用严肃的语气道：
“小芳啊，我拿你当女儿，我有什么说什么，说的不对你别放在心里。”
我闻言走回厨房门口，通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我妈疑惑的神色。她不知发生了什么，让婆母突然讲出这么郑重的开场白。
“松龄原来给我带的时候，是多好的孩子？这几年，你看看，你把她带成什么样了！”
往后，每年到了我父亲祭日，奶奶总要给我打电话，东问问西问问，我都装作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么，我妈都会在旁边说“你就跟奶奶说已经给爸爸烧过纸了”，我这样说了，奶奶才会说“那好，你忙，就不打扰你了”，然后挂掉电话。有时候，奶奶有意无意会把我或者我妈叫成“建朋”，但我们不会更正她，她自己反应过来后，眼眶就会红。不过她老了，眼眶经常是红的。我通常是礼貌性地噤声，我不希望严苛的高家人怪罪我欺负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人，更不希望我爸在天上看到我这样对待他妈。
我想过，我爸死后是不是真的上了天。或许他上不了天，不知道。总之我不怕所谓鬼怪了。冥冥之中，我似乎与传说中的“阴间”取得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毕竟我在阴间有人了。我设想的阴间并不恐怖，它是平凡且普通的，说不定也有外卖小哥、快递员、演员、杂货店老板，而我爸——不知道他还是不是什么干部，还喝不喝酒、抽不抽烟、打不打牌。我坚信，这个世界故去的人们都会帮忙建设那个世界，让它一样充满烟火气，甚至让它更温馨、更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