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多，由东淳来了。他说一天都要开会，现在才抽出点空来。前后脚来的，还有单位派来守夜的小刘和小田、盼盼和菲丝。菲丝也是我妈的朋友。是一家景观鱼店的老板娘，她下午忙着进货，所以跟我妈打过招呼，晚上来家里。
客厅沙发和周围的椅子上，恍然间坐了男男女女六个人，由于家里没那么多毛拖鞋，客人们就往两只脚上戴鞋套——那就是十二只鞋套。这个向来安静、不大的客厅里，俨然出现十二只鞋套，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妈见状，连忙让大家直接进来，不需要戴鞋套。我取来一次性纸杯，给十二只脚的主人们倒热茶。
在递茶给由东淳时，我闻出他身上有酒味，不知是中午酒局余留的气味，还是他刚刚从酒席过来。那张油光发亮的脸上没有一丝悲哀，反而是春风满面，还能看见两排黄牙。他没往沙发上坐，沙发上坐了女人。他坐在了对面的木椅上，那个木椅本是餐厅的餐椅，被拉去客厅凑数。他靠在坚硬的椅背上，似乎很不舒服，腾挪了两下，屁股总坐不定似的，最后一只胳膊绕在椅背后，翘起了二郎腿。
“可惜了，弟妹，老高好好的一个人，”由东淳接过我递来的茶水，快速地摇了摇头，嘴角又扬起来，“当年在酒席上话不多，看他喝酒，乖噻，能把整桌人都喝倒！”
“他就是酒喝多了蛮，”我妈叹气道，“不爱护身体，脾气又不好，生这个病。”
“他的脾气，那是真叫倔，”由东淳想到了什么，咧开嘴笑道：“一几年的时候，干部竞选，单位提拔他，每周末送他去党校学习，一个学期下来，他就去了三次，其余时候都在跟小田小刘喝酒打牌。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在会上批评他，他立马给我脸色，当着其他项目组的面，差点撂挑子不干了。”
我回忆一几年的时候，的确给我爸做过“作业”，好像是跟法律相关的写作文，我花了好久在贴吧搜参考答案，然后抄写上去。但也没做几回。过了一段时间，我爸喝酒后回了家，就常常骂这个由东淳了。我隐隐约约记得，在我爸的言辞中，那次干部竞选他落选，就是这个由东淳使的绊子。但无论真相如何，现在都无法追溯了。
“对了，建朋去世的消息，魏云海知道了，说了些规矩，应该也跟建成讲了吧？”由东淳问我妈。
我妈看了看我，问大伯有没有跟我交代什么，我摇了摇头。魏云海是素未谋面的长辈，我爷爷的好友，据说，我爷爷的爸爸也是这个魏云海的爸爸的好友，所以这个魏云海算是高家的世交，又同在我爸的单位，属于退休返聘的老一辈专家。
“魏云海说，外面的灵堂，还是得摆欸。”由东淳撇了撇嘴。
我妈闻言，立即道：“建朋特意交代了，不要大摆，所以我们只在家里摆个小的。”
由东淳点头，说：“魏云海听说了，他讲，建朋想归建朋想，他还有很多亲人、朋友、同事，不能因为他不愿意摆灵堂，就不给这些人有吊唁的场所。”
我坐不住了，生怕这个素未谋面的老人要没事找事，立即说：“这个灵堂已经在家里摆了，人都来吊唁过了，说这些干嘛。”
由东淳解释道：“魏云海的意思呢，就是明天上山后，在外面再摆一个灵堂。”“灵堂哪有摆两次的道理？”我妈惊讶道。
由东淳话锋一转，说：“是啊，我也觉得怪，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我觉得都无关紧要，什么按照礼数要跨火盆、摆糖糕、备甜水，上过山还要摆宴席。按道理讲，他讲的是对嘀，老一辈确实是这样办丧事的，但是马上过年了，现在匆匆忙忙也搞不起来。”
这时候，坐在沙发上一直沉默的菲丝开口了。
“灵堂倒无所谓，老高生前也讲了不搞。但这个火盆、糖糕、甜水倒是要嘀，按老一辈的丧事习俗，都是这样办嘀。”
“什么火盆、糖糕、甜水？”我扭头问。
菲丝解释道：“就是，来家里上香的人，走的时候要跨火盆，给他们吃一块糕、喝一杯甜水，去霉消灾用嘀。”
“在家里这种地方，除了烧纸的火盆，还要在门口放个火盆给人跨？”我皱起了眉毛，“别把人裤腿燎了。”
由东淳在一旁摸着嘴嗬嗬笑起来，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这是老规矩，”菲丝满不在乎地看向一边，随即看向我妈，“要搞嘀，老高是单位干部，别让人家觉得你们不会办事啊。”
这话对我妈是有作用的。她的见识不多，这场丧事也没长辈在场提点，她怕给我爸招致批评。
正当我妈犹豫不决时，我严肃地说：“别搞吧，太麻烦。又是疫情又是过年的，人家来参加葬礼本就没什么胃口，还用这套礼节逼迫人家吃什么糕点，大冷天的喝什么甜水，简直就是把晦气往嘴里塞，我不愿意这么做。就来看看爸爸，就走吧。”
菲丝看向我妈，见她还在犹豫，就怕她做错选择一样，道：“你听她一个小孩子的干嘛？你做主啊。”
我闻言，走上前厉声道：“这个家现在是我做主。”
大家都抬起眼，怔怔地凝视着我。只有菲丝把头扭向鱼缸那边。
“我爸死的时候，只有我在他身边，我叫的医生，医生不在，又叫的护士；殡仪馆，我打电话叫的；向爸爸单位通知死讯，我发的短信；死亡证明，我去找医生开的；一条龙，我上网去找的；讣告，我写的；在家摆灵堂，我照我爸的遗愿坚持要求的——这些，都是我妈还在哭的时候，我这个小孩子做的主。”
盼盼站起身，连忙拉住我，说：“松龄，你不知道这里面的意思，爸爸是单位干部，有身份地位的，单位是怕没有照顾好，被外人道家属不会办事。”
我说：“葬礼不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我爸去世了，都是我做的主。让他们来骂我这个二十岁的小姑娘不会办事吧！还有那个魏云海，人都没来？不是世交吗？让他过来见见我爸先！”
盼盼见劝解无用，只能摸摸我的后背，为我顺气。这时候，小田叔叔皱起了眉头，他向由东淳问道：“由局，这魏云海是什么人啊？”
由东淳在一旁都起了二郎腿，解释道：“就是老魏啊，局里头那个老魏！退休返聘那个，八十多岁了，戴眼镜，文质彬彬那老头！讲是老高家世交，从高局的父亲开始，两家就有交情。”
我气道：“这有交情的人，在哪？来了吗？”
由东淳解释道：“他八十多岁的人啦，最近身体总不好，知道你爸爸的事情后，让我代为来看看。”
“身体不好就少操心吧，还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丧事怎么办……”我愤愤道。
盼盼皱了皱眉，稍微重重地拍了两下我肩膀，制止我继续说下去。
这时候，菲丝从沙发上掀起了毯子。众人皆望向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只见她将毯子对折叠了一道，走到玄关的柜子旁，用毯子盖住了鱼缸。
“今晚要遮住鱼缸，”菲丝道，“毯子就盖在上面，不要动它。”
我妈向来是宁信其有，连问：“是风水这么讲哈？”
菲丝神秘地点了点头，说本来镜子一类的今晚也得遮起来，尤其是面对遗像的，但看客厅的落地镜没有面朝遗像，所以就不用遮挡了。
隔着毯子，我听到，那条黑色的怪鱼“砰”得撞了下玻璃。
这时候，我爸的主治医生来了，姓龚。我记得爸爸说过，他跟龚医生是同一个初中的，他以前爱打架，揍过龚医生。后来看病时，有人给他推荐肿瘤科的龚医生，他还犹豫过要不要去他那看。
“那龚医生要害你，你也没办法喽？”我曾这样打趣过我爸。
“那就没办法了，”我爸那时候笑道：“我揍过他，但我想，他应该不至于报复我吧。”
眼前的龚医生不再是医院里戴口罩、穿白大褂的样子了。他穿着黑色的棉服和棕色的毛衣，满头乌黑茂密的头发，皮肤非常白净，保养得很年轻，看着哪里像父亲的同龄人，简直是个三十岁的青年人。我倒了杯茶水递向他，他摆了摆手，从包里取出一个保温杯，说他自己带了水。我妈向在场的人介绍我爸的主治医师，大家的目光投向龚医生，表示出尊敬。
“我下午做了两场手术，赶过来，”龚医生语重心长地说：“建朋这个情况，我们，包括其他所有会诊的医生，能做的都做了。他一开始找到我，讲医生说他只能撑三个月的，能撑到现在，两年多快三年了，算很好的了。”
在场的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是啊，一个被查出来就已经是肺癌晚期的人，仍活了三年之久，简直是上天眷顾。
我妈接着说：“建朋这三年里面，从来没有放弃过。所有的治疗方案、志愿试验，能做他都愿意配合，从没讲过一个‘不’字。”
大家都配合地点点头。
龚医生道：“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但非小细胞肺癌病人里面只有20%的人会发生脑转移，如果病情稳定的话，本来可以再维持。但建朋后来癌细胞脑转移了，就已经不好了。”
由东淳的身体微微往前探，问道：“吃中药、化疗，对脑子里的病灶也不管用吗？”
龚医生摇摇头，解释道：“中药的话是大分子，我们血脑屏障可以过滤掉这些大分子，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药和化疗对脑转移的病人作用不大。一些靶向药以及放疗可以对脑部肿瘤有抑制效果，但建朋发展得太快了。”
我记得，这话上海的医生也说过。我爸还没有脑转移的时候，全家都在祈祷千万不要脑转移，只要不往脑部发展或许还有办法，但几个月后，检查报告单上写着脑转移的时候，全家人都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张死亡通知了。后来我爸找专家做了开颅手术，取出了两个鸽子蛋大的肿瘤，当时手术前，我妈还找我要了献血证做了登记，说万一爸爸手术大出血，能免费用一定额度的血库。手术很成功，我以为爸爸躲过一劫了，只要配合好后续放疗化疗就不会再有问题。但是术后没几个月，多发性的肿瘤又长出来了。爸爸跟我说，这下取不完了，他的脊柱上挂满了葡萄。那时候，他苍白的光头上已留下一道可怖的术后凹痕，长期放化疗的身体趋向油尽灯枯，已经无法负荷二次开颅了。
就算再开一次，这样发展下去，还是要长的。全家人都知道，我爸也知道。后来，他开始积极寻找全国各地的志愿试验，从不放弃寻找对症的治疗办法。
最后，只能说，脑转移的肺癌目前依旧是临床医学难以攻克的绝症。
门口有急促的脚步声，鱼惊得直游，撞得鱼缸砰砰响。
是舅妈谷耀蕙。她还带来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我和我妈迎出去，那高大的男人长着跟舅舅无比相似的脸，只是更加稚嫩——那是表弟聂泽涵，也有好些年不见了。他的脸上有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想要辨认清楚，但那从嘴唇上方冒出来青色胡茬盖住了这种表情。聂泽涵冲我低低叫了声“姐”，又冲我妈叫了声“姑”，被谷耀蕙拽住胳膊往家里托。
谷耀蕙说：“姐，我把涵涵带来给姐夫磕个头。”
我妈没说话，由着谷耀蕙迅速地把聂泽涵拽到我爸遗像前。
谷耀蕙看着聂泽涵说了句“跪下磕头”，便去墙角的黑塑料袋里拿线香，从台子上拿起打火机点燃后拜了三拜，插进香炉里。那时候聂泽涵也完成了磕头的任务，又被她妈拽着走回门边，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
谷耀蕙瞪着无神的眼睛，冲我妈说：“涵涵要高考，习题没做完，先回家了。”
我妈点了点头。
谷耀蕙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似乎还没决定真要表达出来，后来她只冲我妈说了声“节哀”，冲我说“照顾好你妈”，就拖拽着聂泽涵往外走。走出门后，她正欲把家门关上，我妈连忙制止，说门就要开着的，谷耀蕙愣了两秒，才堪堪拽着聂泽涵往电梯间去。
我无法将记忆中刚与舅舅结婚的舅妈与这个女人对应起来，就仿佛那分明是两个女人。眼前这个，不是当初那个明艳温柔，在婚房藏糖果、教自己剥螃蟹的舅妈，而是会拒绝让无房产的公公聂卫军住在自己家、要求我妈为聂卫军向她支付房租的市井小妇。在这种前提下，她仍然以“聂泽涵是聂家人，我妈作为亲姑姑不能不管”的理由，让我妈支付聂泽涵的补习班费用。在舅舅下岗后，要求我妈托人为她“亲弟弟”找工作。我妈耳根子软，偏偏又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确得对亲侄子和亲弟弟负责。但现在，谷耀蕙已经走到要跟舅舅分开的地步了。
我看向我妈，我知道这是我妈逃不掉的绳索。她对舅舅家的责任心有多重，这些人就能把她套得多牢、勒得多紧。
我转而又思考起“照顾好你妈”这句话。死的是我爸，我刚刚失去了至亲，倒被这群吊唁者委以重任。谁来照顾我？我看向满屋的人，随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没谁会照顾我。那些慈悲的目光在我们母女俩之间巡梭，就像菜市场里称鱼的秤，最终，倾向了看起来更挣扎，同时也更鲜活的那头。我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明白，丧事的规矩是流泪者豁免责任。那要不要挤出两滴眼泪，好换句宽仁的“保重”？当然，我清楚满堂都是客套话。但我不认为“照顾好你妈”是多么妥帖的客套话，这孝子绶带不该勒在自己脖子上。这些来吊唁的人，自知没义务承担照顾的责任，但要怎么说话才周全体面？高松龄，她也没哭，看来是个坚强的孩子，让她照顾好她妈，这样说总错不了。女儿照顾妈妈，任何时候都天经地义嘛！
这时候，随着“叮”的一声，对门老太太的女儿扶着老太从外面走进来了，她们俩手上捧着一个大花篮。我认出来，那花篮跟早上宾客们带来的很像，应该是同一家店买的。
老太太见到我妈后，浑浊的眼睛又渗出了泪。她女儿搀扶着她的胳膊，她踉踉跄跄地往高家门口走，嘴里喊着“小聂，小聂”，我妈立刻迎上去，又淌出眼泪，嗓子眼里发出呜咽声。
“您这是干什么……”
“我肯定要送花篮的，之前讲的，肯定要送的……”老太太抱住我妈，她女儿也伸手拍了拍我妈的背，“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我将那花篮提到室内，在遗像前的花丛中找了个位置放好。白联上写着“吴老师全家痛挽”，我这才知道，原来对门的老太姓吴，还是个老师。
由东淳闻声走了出来，见我妈和一老太抱在一起，说：“弟妹啊，你节哀，今晚你和女儿早点休息，守夜让小刘小田他们守，我就先回去了。”
我妈为由东淳按了电梯，由东淳点点头，跟老太擦身而过。我妈把老太送回她家里后，回到客厅，见小田小吴他们将带来的几幅纸牌放在茶几上，把椅子往前搬了搬，小田则正在打电话叫人一起来打牌。几个人摩挲着手掌，抖着腿，已经点上了烟，面面相觑笑了起来。我妈去厨房取来热水壶，将茶杯、茶叶和家里备的糕点摆上茶几。
“你们饿了渴了就自己吃点东西，倒水喝。”我妈嘱咐道。
小刘站起来，对我妈说：“嫂子，你跟女儿去休息吧，这里我们守着。”
“你们轮流守夜吧？我给你们拿床被子出来，你们可以眯一会。”
我妈正要往卧室里走，小刘连道他们今晚不睡，正叫了人来家里一起打牌。这牌要打一晚上，以前我爸还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小田说王然交代了，他们会看好了，不让盆里的火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