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毕业后，在南京工作了两年。我工作的地方离租的房子很近，中午可以回家休息。3月22日，南京已经下了两周的雨。我的手机陆续收到了好几则来自市防汛办的水位上涨预警短信。我刚刚结束一场持续四个小时的会议，领导在会上布置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疫情反弹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亲自前往客户现场谈判。我中午回到家，坐在床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被窗框切割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绝望。纵使我此刻想破窗而出，外头也是不知何时休止的阴雨。我感到绝望和窒息，然后，毫无预兆地，我开始嚎啕大哭。更可怕的是，在哭到几乎缺氧的间隙，一阵连续的、诡异的笑声突然从我的喉咙里挤出来。我就这样又哭又笑，像个疯子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只知道这个情况很不同寻常，我没这样过。理智让我感到恐惧，我抹了把脸，打开手机搜索离家最近的有心理科室的医院。在出租车上，我给领导发了条信息：“刚哥，我身体不舒服，下午想去医院做个核酸检测，请假半天。”然后给我妈发了条更真实的消息：“妈，我刚才突然控制不住大哭大笑，现在去医院看看。”
手机很快震动起来，是我妈的回复：“领导骂你了吗？还是遇到啥事了？”
“没遇到什么事，就是这几天下雨，总是很伤心。”我打字的手指在发抖。
“那为啥哭？”
“我不知道，”我盯着窗外模糊的雨景，“可能就是情绪的发泄。”
那家私立医院的心理科门诊比我想象中拥挤。我挂的是最贵的专家号，挂号费就花了300块。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神情各异的病人，有的目光呆滞，有的坐立不安，还有的像我一样红肿着眼睛。
那位专家的介绍就贴在诊室外的墙上：国家级人才、多项心理疗法创始人、五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照片上的他穿着白大褂，面带微笑，看起来值得信赖。我在塑料椅上等了一个小时，期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当叫号系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时，那些压抑的泪水又决堤而出。
诊室里，那位照片上笑容可掬的专家戴着口罩，头也不抬地问我：“叫什么名字？”
“高松龄。”我的声音因为哭泣而扭曲。
“多大啦？”
“25岁。”
“年轻的姑娘啊，”专家依旧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着，“说说看，怎么啦？”
“我刚刚在家，突然就大哭，然后大笑，停不下来。”我伸手去抓他桌上的抽纸，擤了鼻涕后想扔进垃圾桶，却发现那个小垃圾桶已经塞满了皱巴巴的纸团。
“这样的症状多久啦？”
“就今天，很突然地。”
“自己意识到什么原因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抽噎着说：“工作压力太大，领导总是布置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疫情期间也要去客户现场，被感染发烧了也得在家照常写方案，否则就会被谈话。”
“现代年轻人普遍遇到的现象哦，压力大，想不开，”专家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还有别的吗？”
我摇摇头。
“这样，你先去做个心理测试看看吧，我看看你哪里有问题。”专家打印出一张检查单递给我。缴费时我才发现这项测试不能医保报销，800多块，需要自费。我咬了咬牙，还是刷了卡。
测试间是一个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台老式电脑。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示意我坐下，然后自己坐到角落的椅子上开始刷手机。
测试都是选择题，我很熟悉，念书的时候和入职前也做过类似的。但今天每一道题都让我犹豫不决，因为按照实际经历，我的行为确实在不同情境下有完全相反的选择。直到屏幕上出现一道题：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
下面有五个选项：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我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突然感到无法呼吸。我爸去世那天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妈妈告诉我的往事，爷爷奶奶拒绝参加葬礼的托词，与爷爷有仇的老人特意托人送来钱“慰问”……
一声呜咽从我喉咙里挤出来，然后是抑制不住地抽泣。我抱住自己的头，工作人员见状，只是走过来，好奇地瞥了一眼电脑屏幕，又坐回去，低头回复家人的语音消息：“知道了知道了，晚上回去吃饭。”
她只是拿我当八卦看了，晚上吃饭时拿在餐桌上说。
我颤抖着选择了“不确定”，然后几乎是抽泣着完成了剩下的题目。我不想哭，我爸死了那么久，我一直没哭。偏偏今天，这么突然地哭了出来，就像对之前没流眼泪的补偿。
测试报告立刻就打印出来了。工作人员把纸递给我。那上面诊断结果是“轻度焦虑、轻度抑郁”。我心里想，原来这就是“焦虑症”、“抑郁症”。
我回到诊室，那位专家扫了一眼报告，轻描淡写地说：“你没有问题。”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并不希望我真的有什么问题，但他说我没有问题，似乎就像这样结案，这是绝对不负责的。我的眼泪又流下来，像申辩一般补充道：“刚才做题时有一道关于我父亲的题目，我顿时就哭了出来，非常难受。”
“哦？什么题目啊？”
“问我爸爸是不是个好人。”
“怎么呢？”
“我爸爸几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他的葬礼上，我爷爷奶奶没有来，因为他们觉得，”我叹了一口气，眼泪又掉了下来，“觉得我爸的去世是件丢人的事……葬礼上，还有爷爷的仇人送来钱羞辱我们……而且在守灵的时候，我妈告诉我我爸在我小时候出过轨，我不认为他是个好人，我不认为他是好人……”
专家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用一种哄小孩的语气说：“哎哟，乖乖，哎哟，他们这样做太不对了，怎么能这样呢。高松龄，这不是你的错，是他们的错误。”
“可现在爸爸不在了，我担心，我妈妈会想再找个男人，我不想让我妈妈再找人，我很害怕……”
我说出来了。这种不知所起的隐忧，自我爸去世后，就一直折磨我。我常自哂这种心窍要能放在工作上，也不必挨受领导同事的白眼、回头再用他们冰凉的恶语反复自我浇灌。可现实是，我妈的交友圈广，男性朋友不少，加上我一直在外地上班，她如果保持独身，晚年会非常孤独，所以她出于“搭伙过日子”的需要再找个男人，并非毫无可能。我心知这种可能，但我自私地祈求它不要发生。如果在我爸去世后，我回到家还要面对一个跟我妈同吃同住、需要我妈像服侍我爸一样服侍他的陌生的男人，我宁愿不回家。这时候，我又想，假设我已经结婚了，是不是就不太在乎我妈会不会再婚了，毕竟我也有自己家的事情去忙。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似乎理解同龄人如此早结婚的潜在理由，或许他们跟我妈当年嫁给我爸的想法一样，想跳出一个火坑，不再管那摊子事，过自己的日子去。但结婚不该是为了逃避其它一些什么，我是这样，我妈也是。
“哦，你妈妈多大岁数？”专家抬头看我一眼。
“五十多了。”我不清楚为什么专家会对我妈的年龄好奇。
“那不会的。”专家没有在看我，摆了摆手，好像在说这件事完全没可能。
我低下眼，虽然感觉怪异，但也吃了一颗定心丸。专家这样说一定有道理的。
“姑娘，你对你自己不好啊，”专家说：“如果你爸爸在天上看到你这样，他会不会伤心啊？”
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郑重其事地说：“我不知道。”
“爸爸一定会伤心的。”专家斩钉截铁地说。
我感到荒谬。这个国家级专家在用童话和宗教的方式安慰我？我爸已经死了，他是不会伤心的。我摘下湿透的口罩，又扯了几张纸擤鼻涕。我的脸现在一定肿得像猪头。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上天堂。”
专家看了我一眼。他可能也需要花时间来应对下我这种说辞。
“你对你爸爸是爱的，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或者是你爸爸的一些做法，让你受到了伤害，你产生了恨意。你现在的情绪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心理创伤，你家里传达爱的方式可能比较特别，让你无法识别到——我们——也就是广义上与你不同的人，是怎样去定义和理解爱的。但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在爱的传达方面的问题，让你形成了区别于旁人的观念。”
就在这时，诊室门被敲响了。没等医生回应，一个女声就推门而入：“主任，市里记者来采访了！”
专家立刻站起身，摘下口罩，高声道：“欢迎欢迎！进来！”
门外的记者探头，见室内还有患者，笑着问：“主任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方便方便！”专家热情地回答。
我慌忙背过身，生怕被摄像机拍到。但更让我愤怒的是，在我最需要专业帮助的时刻，这位我花了上千元咨询费的“专家”竟然要毫不在乎我是否接受被拍摄，直接开门接受采访了？
我可以投诉他的，但我无暇这样做。我急忙戴上湿漉漉的口罩，拿起包和伞，推开人群，头也不回地、逃也似地离开了诊室。没谁在后头喊我。
走出医院时，外面排满了来做核酸检测的人，都隔着一人距离。队伍很长，他们都撑着五颜六色的伞。我从伞下穿过去，掏出手机准备打车回去继续上班，妈妈正巧发来信息：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我没病，”我忘了撑伞，就站在雨中敲字，“我猜我可能就是因为又想起爸爸的事了。”
“爸爸已经走了很久了，你要是想他，可以回来，我带你去墓地看看爸爸，”妈妈很快回复，“你不要总想着你有病，你没病也给你想成有病的了。你不去想，自然就没病了。”
我不认为不想就没病了。相反，正是某些细微的陈年旧事，堵在心头堆积发酵，才生了病害，散发出一股霉味，诱使你不断去想：为什么？什么时候成了这样？来医院就是请专家找个办法，能不再去想。
后来，我问过我妈愿不愿意再婚。我妈说这种事情要看缘分，她并不排斥再找个老伴，只是目前没遇见值得结婚的人。她岁数大了，也需要考虑结了婚，日子会更好还是更累。我爸生病时，没日没夜照顾他已经很累了，那样的日子跟噩梦一样，她不想再过了。她说她现在一个人很清静，日子就过得很好。
2023年冬至，是当年神婆给我爸定下的下葬的吉日。我从南京回家，跟我妈一起去殡仪馆办理手续。当天是个阴天，下着小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冬至下雨，会过个晴朗的年。殡仪馆一年四季人都不少，骨灰寄存处门口还设置了回形护栏，每次只允许进入几号人，以保证场所的肃穆有序。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做了登记后，给了我们一串带号码牌的钥匙，指了指隔壁的一扇门。进去后，里面就像一个大图书馆，全是一人多高的柜子，每个柜子有几十号存格，放着逝者各式各样的骨灰盒。我天真地想嗅到腐烂或烧焦的气味，可那个空间非常干净，没有丝毫奇特的气味，就连消毒水的气味都没有。整个空间非常平静、祥和，甚至可以在这里安稳地睡上一觉。我按照号码牌，找到了我当年我亲自给我爸挑的“青莲”，那一格在柜子的最底层。我蹲下来，把爸爸的居所从格子中端出来。
我看了眼我妈，突然说：“爸爸生前做化疗，不像正常人骨灰是白色的，反倒是绿的；而做过放疗，辐射会遗留在骨灰里。”
我妈没看我，轻轻应了句“哦”。
“我想打开看看是不是绿的。”
我妈看了我一眼，“你这样做干嘛呢。”
当然，最后我没打开。我怕真是绿的。如果我第一次见到的骨灰就是绿的，后面可能很难接受其他颜色的骨灰了。这档子事，留点念想比洞穿谜底更好。
我又接着说：“爸爸周围的其他人的骨灰，可能要受到辐射了。”
我想到我爸生前抽烟，不爱烟味的人可以躲避；但他现在被放在固定位置，他的“邻居”也在固定位置，真有辐射是避无可避了。
我妈似乎被逗笑了，无奈地说：“那就没办法了。”
我看向我爸那格周围的“邻居”们，心里说叔叔阿姨们，如果我爸真有辐射，那就真不好意思了，不过凭我爸的个性，他一定跟你们都聊过了，别见怪。但回头一想，癌症并非偶发现象，说不定叔叔阿姨们也不乏辐射。
我捧着骨灰盒，从骨灰寄存处走出来的时候，正巧撞见来登记存放骨灰盒的人们。抱着骨灰盒的中年人们被左右亲属扶着，仰天哀嚎，大喊“怎么就这么走了欸”，一边办理着手续。我认为他们没走，只是平日说不上话了。我妈给我撑着伞，也侧目看得忘了神。那把伞，是我爸买的英伦风长柄黑伞，他生前钓鱼常带。我爸买了这样夸张的黑伞，是因他当时正追英剧，黑帮出席葬礼就用这种伞，他觉得特别酷。这把伞之所以没在两年前上山烧旧物的环节追随我爸而去，是因为质量过硬，还能发挥用处。比如今天。
我妈回了趟车，把装纸钱的黑塑料袋从后备箱拿出来，拎在手上。我爸的坟，在殡仪馆后面墓园山坡的最高处，要爬陡峭的石梯，大约五十来阶。骨灰盒有些重量，然而我须把它双手捧着带上去，这样我就看不到脚下了。谁都不希望在今天下葬的重要日子出事故，故而我只能慢慢抬腿攀登，我妈在一旁给我撑着伞。雨很小，但雨点打在伞面劈里啪啦声音很密，我不清楚这是否是我爸在讲话。我问我妈：
“你听见什么了吗？”
我妈摇摇头，说没有。
父亲是我亲友中第一个离世的，因此这也是我头一回来墓园。墓园肃穆而开阔。踏上石阶，穿过铁门，A区墓群便映入眼帘。赭红色砖台上，整齐排列着一米见方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每块碑顶都嵌着圆形白底瓷像，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碑文显示，他们大多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名姓旁刻满子孙后辈的名字，密密匝匝，几乎占满整块石碑。墓两侧种常青的松柏，松柏是点缀，也自然成为墓与墓之间天然的区隔。有的墓碑前，还放了花束、烟酒、饭碗等，碗里还像模像样盛了饭菜。几只野猫竖着耳朵、瞪着眼睛，逡巡其间，忽而掠过墓碑前，迅速叼起一块肉，倏地窜进灌木丛里。我不由放慢脚步。这里草木葱郁，生态极好。我爸生前最爱这样的地方，能在此长眠，倒也算不错的归宿。
“爸的墓在哪儿？”我问我妈。
“还在前面，D区。”她答。
我捧着骨灰盒，随她在碑林间的窄道上穿行。问她是否独自来过，她点点头，说偶尔想他了，就带些酒和纸钱来看看，还烧过一套纸房子给他。可直到今天之前，我爸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寄存处，我妈只能冲着墓碑吊唁我爸。所以，人们来扫墓，究竟是向骨灰致哀，还是向墓碑寄托思念？
D区的墓碑规格明显只有A区的一半大了，一眼望去只有矮矮的碑，光秃秃的，没有松柏，每块墓碑前种了草，碑与碑之间只有十余厘米的缝隙，甚至不能过人。墓园占地面积有限，而每天都有人去世，在这样的前提下，后来建的墓区确实不能像A区那样大方地用地、宽敞的布局。
我有些丧气了。越往前走越是逼仄的景象。到D区时，帮我们安排下葬事宜的工作人员还没到，一眼望去，一个人都没有，只剩墓碑林立。我一路走去，见周围的墓碑上刻满了人名，找到我爸的编号时，墓碑上只有一张白底瓷像和两个名字：“父：高建朋；女儿：高松龄 立”。我问我妈，为什么不是我跟她共立，为什么她没有署名，我妈说这是合葬墓，等她去世了，再把名字刻上去，那时候也得把她的瓷像贴上去。我看着这方小小的墓碑出神，很难想象这块小小的碑里会住进俩个我最亲的人。我妈已经从黑塑料袋里掏出一块毛巾去擦拭我爸的墓碑。突然，我妈发出“嘶”的一声，我一看，她手指竟然被划破了，鲜血流出来。我连忙把我爸的骨灰盒放在一边的地上，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给我妈把手指包上，她嘴上说着没事没事，眉头却皱起来。我让我妈歇一会，我拿过毛巾，擦拭我爸的墓碑。这墓碑表面平滑，也没有尖刺，怎么可能突然被划一下呢？我想如果她慢点擦，不会被划破手的。擦好墓碑的下一步，我正准备从黑塑料袋里掏出祭品放上，我妈拦下，说要等下葬之后再放祭品。我问那鬼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来，等半天了，手都流血了。我妈让我别乱说话。可这里还忌惮这个吗？
远远的，那工作人员也没撑伞，带着个大布袋子淋着雨走来了。他走到我爸墓碑边，把碑前的一小撮草铲开，露出一块带铁手柄的水泥板，他用手把那块水泥板扳开，地下露出了一个砖石砌成的、幽深湿冷的狭窄空间。那就是所谓“墓穴”了，不大不小，用来存放两个骨灰盒正好。由于近些天下雨，“墓穴”里颇有些积水，工作人员从布袋子里取出一块布，揪成一团，塞进“墓穴”里按压，再将吸了积水布拿出来拧，如此几番，里头差不多没有积水了，就将我爸的骨灰盒放进去。
“可这样后面下雨，也会泡坏的。”我突然说。临时用布吸取积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后面下雨渗水，也会浸湿骨灰盒，而骨灰盒是木制的不耐泡，里头的骨灰应该会成一坨一坨的泥块。
“不会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在水泥板上涂防水材料，雨水不会进去的。”
我觉得不靠谱，砖石这样不致密的结构，是难以抵抗渗水的，只要一下雨，都能预见这下面会变成什么样。目前只有我爸在下面，按我妈的说法，她未来也得歇在这。我不敢想象他们会在这样湿寒的地方呆那么久，即便不舒适，也表达不出来了。
“来，把骨灰盒给我。”工作人员朝我勾勾手，眼里盯着我爸的骨灰盒。
我犹犹豫豫把我爸的骨灰盒从地上捧起来，我一直盯着它。再次看到它，可能是很久以后了，也可能再也看不见它。今天是冬至，我得让我爸在今天下葬，这是规矩。我看了看那空洞的“墓穴”，交给了工作人员。他把骨灰盒放进那个空洞，确保它在我们的注视下放正了，然后把水泥板盖上，用一种胶质材料涂抹水泥板的缝隙。按他的说法，涂了这个就能防止渗水了。即便我万分不信，也只能由他这样做。“墓穴”被封死了，工作人员最后把那丛草捧过来，搭在水泥板上，这样，墓碑前就还是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模样。
工作人员完工后自然就拎着布袋走了。小雨并没有停，他淋着雨走，想必是万分看不上这雨，淋多了，也早有了不以为然的态度。我看向墓前的草坪，又看了看我爸的瓷像上的眼睛。那张照片就是用遗像制作的，正在苦笑。我也咧了咧嘴，心里说：“爸爸你看，没办法了。”
我妈拎着装纸钱的黑塑料袋，去前排的十二生肖石炉处给我爸烧纸。她撑着伞，我也跟去。她先从袋子里掏出黄纸，放进对应生肖的石炉里，正要从袋子里取出打火机，却见炉壁上用白粉笔写满了“某某收”，就像写收货人那样，是因家属生怕亡魂没来拿钱，或者纸钱被其他孤魂野鬼拿了，而上的一道保险。我妈见了，也想找粉笔写我爸的名字，到处找粉笔，然而并没有好心的家属遗留下一根粉笔。
“妈，别写了，心诚则灵，爸爸会知道的。”我劝道，我打心底觉得这事不至于办得神神叨叨。
我妈还是用眼睛找了找四处，确实没找到能在石壁上书写的材料，便作罢，掏出打火机将石炉里已放好的黄纸点燃。石炉上有遮蔽的石檐，这是殡仪馆考虑周到之处，就算是倾盆大雨也不至于烧不了纸，遑论这毛毛细雨。黄纸易燃，很快一角就焦黑卷起，橙色的火舌高高窜起。趁着火势，我妈点了一根烟，又将一瓶白酒倒入石炉，口中同时念道：
“建朋欸，来切（吃）烟，给你带了酒，来喝哦！”
说实话，这种喊魂的腔调很老土，但又确实很振奋人心。我从小被带着一起上坟，常听大人们用这种腔调与“先人”对话，小的时候觉得乐趣多多，毕竟一群大人神情庄重地、口口声声地招呼着看不见的人，确实是荒诞而刺激的，我总要笑。二十多年过去，我却嫌弃了。但礼教的规训，让我学会按压住这种心底的嫌恶，不至于露出使人误会的面相。我只能充分发挥阿Q精神，说一两句“我死后千万不要墓碑”这样的发了狠的鬼话，就像我爸生前说要把骨灰撒进江海一样。死前怎么快活怎么说，死后的事，死了的人向来做不了主。
烟灰飞得很高，热浪燎到我脸上，这种感觉就像有人推我，我往后退了几步，怔怔地望着那翻飞的纸灰。按我爸生前告诉我的，这是祖宗来拿钱了。
“妈妈，我爸爸成祖宗了。”我喃喃道。
我妈没理我。趁着火大，她将黑塑料袋里的物什都拿出来，在地上拣了一根枯树枝捣腾。最后，她将黑塑料袋也投进了火中。我不确定我爸是否需要这个，但垃圾桶很远，对我们来说，烧给他更方便，也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