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准备把孝武帝的事情，给我重新的说一道不成？”男子看着何霖，眼中闪过了一丝精光。
“族兄果然聪明！”何霖看着男子的眼神，不由的变了。
“你是把我当成什么了？”男子抬头看了一眼门外。
“你若是这样说的话，恐怕今夜也说不完！
你信不信？”男子看着何霖，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无妨，反正左右无事！”何霖眼中闪过了一丝笑意。
“可以！”男子看了一眼何霖，点了点头！
“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
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
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
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
董仲舒这个家伙，胆子也正是大，居然敢这样说？”何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
“他？
不过是因为得到了一些人的示意而已，而且若不是当时情况……
董仲舒可能敢说这些？”男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厉色。
何霖不由的摇了摇头，“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
《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
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
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
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
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
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
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
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
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
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
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yín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
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
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
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
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
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
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
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
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
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
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
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
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
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
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
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
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
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
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
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
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何霖不由的缓了缓，一口气说的太多，有一些累了！
“孝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
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孝武帝批准了奏请。
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
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
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
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春季，二月，汉孝武帝颁布赦令。
朝廷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孝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蚡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蚡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
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孝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
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孝武帝。
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
这时，孝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孝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