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相对而言，三公的权力可以说仍然是国朝之中的顶梁柱。
只不过由于任期变化太过于不确定，所以三公的权力显得越来越小了。
而尚书台虽以士人为主，然而尚书品秩较低，易于控制，台阁虽有事权，决策仍由内朝，而尚书主要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发挥作用。
可见，皇权既需依仗士人的才能治理国家，又不欲其拥有过大的权力。
正因如此，国朝的官僚士大夫始终受到限制，数次被内宦和帝王联手进行党锢之策。”
“接下来则是最为特殊的一批人，宦官了。
宦官本是侍奉皇帝起居的仆役，但随侍皇帝左右的特殊地位使其逐渐具有政治功能。
始皇帝时期的赵高以中车府令的职位，开始插手文书。
自二世之时，控制朝政，陷害李斯、章邯、司马尚等人，以致于秦二世而亡国，宦官干政的风险便已凸显。
秦朝为时较短，宦官制度并未成熟，赵高乱秦的教训又使高祖等后来帝王对阉人干政格外提防，故汉初数十年，宦官始终受到遏制，在政治活动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到了西汉中期，孝武帝为了加强手中的皇权，先是设立内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宦官开始参与一些政务的处理。
孝武帝又设中书令，以宦官主持尚书事务，这是宦官权力一次极大的扩张，也奠定了日后宦官干政的权力基础。
孝宣帝时，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至孝元帝时，“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不过在孝成帝以后外戚秉政，宦官再度没落。
至本朝建国，光武帝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宦官机构:其一，“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刘攽曰:“案自前宦官即是阉子，何乃言中兴乎?盖宦字当作内，谓省内官不用它士也”，也就是说，省内的官员自光武时起，开始完全使用宦官。
其二，中常侍一职“秩比二千石。掌侍从左右，从入宫内，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地位相当重要。
秦和前汉或用宦官，或用士人，而自光武帝悉用宦官，东汉后期中常侍权力、机构逐渐扩大，擅权乱政，开始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其三，大长秋，秩二千石，“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中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也是关通内外朝的重要官职，至国朝为宦官垄断，往往由最为显贵的宦官担任。
于是，宦官充斥内廷，并掌握了沟通内外的重要渠道，为后来宦官擅权奠定了基础。”
何引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他对于光武的办法嗤之以鼻。
“牧筠以为如何？”刘宽看向了何引。
“没有什么看法，我只能说光武的办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后人的寿命太短这一点，若是考虑到了。
那么就不可能有……”何引猛然停止说话了。
因为他发觉要是继续往下说，他就要说一些东西出去了。
“不可能有什么？”刘宽看向了何引。
“没什么，没什么，我说错了而已。”何引可不会承认的。
“那你继续说下去吧！”刘宽眼中饱含深意的看了一眼何引。
“然而，在国朝最初的时期，尤其是在光武和明帝前期。
宦官势力的发展在但是遭受到了许多的限制。
首先，宦官在各种人的眼中都受到歧视，尤其是官僚士大夫耻与为伍，使皇帝一时无法通过宦官控制朝政。
其次，宦官的行动仅限于内廷，无法插手外朝事务，也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局限。
最后，依照制度，宦官也不具备参与朝政的权力，在国家制度较为完备、执行也比较严格的国朝前期，他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
因此，在国朝最初的时期，宦官势力并不怎么受到皇帝的重视。”
“在这种情况之下，外戚相比与宦官则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外戚乃是帝王的妻族，所以外戚的最大特点便是兼通内外。
于内，他们和皇室有着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因为血亲关系才是家族和家族间最为牢固的联系纽带，这使他们能够站在皇权的立场上处理问题。
且对于皇室来说，外戚只是依附于婚姻，随皇帝的更换而更换，不似功臣那般有历史的包袱，更不会像诸侯王那样觊觎皇位。
所以重用外戚势力，对皇权来说是相对安全、可靠的。
外戚参与到政事之中是自前汉孝武帝、本朝孝章帝起渐成气候。
后妃可以垂帘辅政，后族可以出入内廷，君强则顾问应对，君弱便代理机要。
于外，外戚有庞大家族势力支撑，通过子侄宾客可控制外朝。
前汉的外戚多出寒门，在朝没有足够的影响，执掌国政还主要以控制内朝为主。
而本朝外戚多为豪门大族，尤以邓、窦、阴、梁四氏为主，他们本身皆是建国功臣，长期参与军国大政，族人多有位列三公、九卿、将军者。
而在成为外戚之后，其家族成员出将入相，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刺史、郡守多出其门，内朝、外朝皆在掌握之中。
外戚家族的这种权力结构为权力由外向内转移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使朝中卿相和地方守牧皆听命于内朝的大将军，久而久之，便形成制度。”
“如前所述，窦氏和梁氏这两家当政之时，侍中和大将军之地位便最终得到了制度的认可，侍中钳制尚书，大将军夺三公之权，外朝进一步受制于内朝。
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外戚家族扮演了内外连接的枢纽角色，起到了将原属外朝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收归内朝的作用。
这种枢纽作用在窦氏和梁氏两大族当政时特别明显，主要表现为侍中和大将军权力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