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年一过，就掀起了春耕热潮，深耕，密植，发展牲猪，办万头猪场，工作组忙得团团转。就在这时，身居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之位的黄德君回到了茶陵。这是他走出“洪山庙”后，第二次回茶陵。第一次是抗战最艰难日军占领茶陵“八月黑暗”时期，他潜伏在日军联队司令部做翻译。由于身份特殊，他天天呆在军营，几乎没与什么人接触，茶陵除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知道他回过家乡。日军主力退出茶陵前夕，黄德君接到上级指示，回到延安，在“抗大”当教员。随着希特勒的毁灭，日军渐近末路，八路军总部指示由红六军团改编的在南泥湾囤耕的三五九旅，组织南下支队分两批挺进江南，在长江以南再做活两枚棋子。黄德君被分配在第二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没想到美军没和日军玩本土作战，而是直接扔了两颗原子弹，加之苏联红军入关，日本天皇再也撑不住了，只好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来得太突然了，整个中国就像作了一场梦。毛泽东比蒋介石早醒一刻，立即命令刚到河南的359旅第二支队停下来，进军东北。为了与国民党抢时间，茶陵籍将军当时的旅长刘转连决定从各团、营抽调政治作风、军事素质好的干部组成一支百多人骑兵先遣队，由黄德君带队先行出关。先遣队日夜兼程，到达长春后，立即着手组织军队，但由于苏联红军与国民党政府签了协议，只好隐蔽行动，化整为零，秘密潜入长春市公安总局。当时长春的形势异常复杂，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尖锐，黄德君以前在东北呆过一段时间，情况比较熟悉，利用手里的资源扩建部队，很快就发展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国民政府逼迫苏联红军履行协议条款，黄德君不得不率领部他掌握的部队撤到九台。随后不久，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武力占领长春，消灭日伪残余势力，黄德君一马当先，率领部队率先攻进城内。长春解放后，吉林省连成了一片，黄德君任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政府军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为了保存实力，黄德君带领部队撤出吉林，驻扎舒兰县，成立以舒兰为中心的吉北地委和吉北军分区，黄德君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从此，他成了独立作战，雄居一方的赫赫战将，在接踵而来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中逐渐崭露头角。后来为了战略反攻的需要，东北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将黄德君所部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编入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序列，从东北打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朝鲜战争爆发时，黄德君刚取得湘西剿匪的大胜利，连忙又率部入朝参战。回国后，黄德君被任命为军委测绘局局长兼军委测绘学院院长，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国务院设立测绘总局，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黄德君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黄德君的回乡，在茶陵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人们奔走相告，涌进了山城，本来不宽的街道，一下子堵塞了。
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老红军长征干部复原军人马松云，紧紧地握住黄德君的手，嗔怪道：“回来搞突然袭击，也不打声招呼，我们也好事先准备准备……”
马松云的资历比黄德君要老得多，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身经百战，从湘赣边到湘西，从南方到北方，多次负伤。1938年，担任营教导员的马松云身负重任，经白求恩大夫3次手术，才从死亡线上捡了一条命，但右腿被切除掉了，成了残废。住院期间，他一天也没停止工作，先后担任过伤兵营长、健康大队长、军医院院长等职。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张家口长期休养，享受团级待遇。当他得知家乡茶陵解放的消息时，一刻也呆不住，连忙打报告，要求回家当农民。就这样他带着一家大小四口，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腰陂马加乡，再一次从零开始，带领当地农民组建互助组，成立合作社，硬是将一个落后的三类乡改变成了一类乡。他自己则连续被评为湖南省荣誉军人先进工作者，省党代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2月，在茶陵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马松云被选举为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他的事迹《新湖南》报以《赤胆忠心为人民》为题作了专题报道……就在前不久，马松云刚出席了全国烈军属、残废复原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你到北京也没来我家里坐坐呢？”黄德君反唇相讥。
“那咱们扯平了？”
“扯平了。”
两人开了几句玩笑，开始谈工作。
黄德君说：“我这次可不是‘衣锦还乡’……我是来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的……你们可不许在我面前做假哟……”
“那能呢……”马松云笑着摇了摇头。
“那就好，我想了解点真实的情况……”黄德君说，“现在报纸上天天说丰收，稻谷几万斤一亩，皮棉亩产千多斤……我们身在北京，云里雾里分不清，所以想回来看看。”
马松云说：“没给家乡人民带点什么？”
黄德君说：“没有。只带来了一个测绘员，我们可以一边考察，一边绘制县里的地图。”
马松云说：“这样最好，县里修公路，兴水利，缺的正是地图。”
“这我就放心了。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可我手头啥也没有……只有几个测绘技术员……”黄德君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问马松云，“马县长，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马松云说：“你先在城里呆一个晚上，书记和县长都到专区开会去了，等他们回来，再给你接风洗尘。”
“不，我还是回黄龙坳去住。”黄德君摇了摇头。
“那我让农村工作组的同志给你做向导，另外再给你配一匹马。”马松云说。
黄德君说：“马就不必啦！向导也不用，我自己走就行。”
“这……”马松云显得有点为难。
正在这时，匡云和潘东走了过来。
马松云说：“匡云你收拾东西，跟黄将军回黄龙坳去。”
黄德君迷惑地望着匡云说：“你……”
匡云说：“我是您的外甥匡云。”
黄德君点了点头说：“嗯，像你爸，想不到长这么大了。”
当天晚上黄德君就回到了黄龙坳，云阳公社书记黄尚志听说将军回来了，连忙带着公社干部前来看望，黄德君说：“我回家乡看望一下乡亲们，你们来凑什么热闹！”挥了挥手一个个将他们赶跑了。
乡亲们听说黄德君来，全部涌进院子，兴奋地将他围住问这问那，他一一作了回答。当大家问到“共产主义”长得啥样，到底到了哪里时，黄德君微微地笑了，耐心地解释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它需要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晚上，黄德君一宿未睡，想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起床，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插秧。
匡云一直跟在黄德君身边，他的职责除了当将军的向导外，就是以县农村工作组的身份，检查监督下面的春耕生产。
县里正在推行密植，工作组在大队干部的陪同下，不停地在田埂上转悠，看有没有用划行器划行，划行的规格符不符合要求，插秧时禾苗是否插在划行的格子里。按照技术要求，田犁好耙好后，要用楼梯压上石块，把田拖平，然后用统一尺码的划行器，划出整整齐齐豆腐状的四方格。莳田时，要求把秧苗插在方格的角上。可是大家以前脱手莳田惯了，一时很难适应，不是莳在格子外，就是莳在格子里，这样一来禾苗就少了好些蔸。干部们一旦发现就得重新返工……
村里有个叫猛子的莳田高手，平时没划行，莳的禾苗又正又直，一个人抵得别人一个半，可适应不了这些方方格格，总是把秧苗插在格子里，被工作组批评过好几回了。
匡云陪着黄德君插了一阵秧，上了田界四处转悠，不一会，来到猛子的身后。他瞄了一眼，心里一喜，那秧苗插得端端正正。再一看不对，那秧苗没全部插在格子里，而是格子里一蔸，格子外一蔸。这样看上去是挺笔直，可行距显明宽了，扎扎实实地少了一行秧苗，大家都是六行他这里变成五行……
“你这个丑猛子，怎么总是说不变呢……划的格子不插，偏偏插在格子外，你是成心破坏密植还是咋的？再这样，小心插你的白旗，把你绑了去游团！”匡云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
猛子吓得腿脚打战，眉头上直冒汗，连忙转过身把那些秧苗拔出来，重新插一遍。可是当他另外起行再插时，插到田中间，回头一数，又比别人少了一行，他彻底灰心了，走上田埂，消失在树林里……
整个上午再没见他的人影，收工了，回到食堂里吃饭时，还不见他回来。大家着急了，分头在林子里找，结果在桐槁树下找到了他。他正翻着眼白在呕吐。
“怎么啦？”黄德君问。
“他害怕批斗……吃了桐槁叶……”猛子的老婆抱着丈夫，哭着说。
大家连忙七手八脚把猛子抬了回来，捏住了鼻子，灌了几瓢皀角水，折腾了大半天，人才缓过劲来。
黄德君狠狠地瞪了匡云一眼，说：“乱弹琴，幸亏吃的是桐槁叶，如果是桐槁根的话……”
一天，黄德君跟着公社书记黄尚志来到高产实验田。田垄的山坡上用石灰青砖砌了一条巨大的横幅，“单双两季、全国第一”。田里插了一块大木牌，白漆油的底子，用红漆写着“云阳公社试验田子亩产5000斤，责任人黄尚志。”
黄德君悄悄地走到黄尚志身边：“你给我说实话，亩产到底多少斤?”
黄尚志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告诉你吧，你可不要对外人说，其实亩产只有800斤。”
黄德君子仍然半信半疑，说：“我虽然没种过田，可也是在这云阳山长大的。记得爷爷曾经说过，黄龙坳最好一年的收成，也只有500来的。你讲800斤，如果是别的地方，阳光充足，我信！可黄龙坳，恐怕还是有水份。”
黄尚志不好意思地说：“实不相瞒亩产只有320斤。”
“那你们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黄德君说。
“没办法，上面逼出来的，我这是报得最少的……不然过不了关，右倾的帽子难戴！”黄尚志长长地叹了口气。
黄德君摇了摇头，没再问下去。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黄德君踏遍了茶陵的山山水水。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则走门串户，搞调查，收集材料。临走时，他对茶陵县委的同志说：“茶陵还是有问题，一、丰产没丰收，去年好多红薯烂在田里，茶籽掉在山上，没收回来；二、大食堂浪费严重，搞不好将来会没饭吃，会饿死人的；三、‘一平二调’‘共产风’损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四、强迫命令，生产瞎指挥。合理密植是对的，并不是越密越好，深耕也搞得过头了，把作泥下的硬土碎石都翻上来了，根本无法插田；五、‘浮夸风’，不要跟着别人喊，要坚持实事求实的原则，讲假话，报喜不报忧，一害国家，二害集体，三害个人。”
回到北京，黄德君根据此次的家乡之行，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告递交给了国务院。报告说：“我认为，力争上游是对的，但虚报浮夸成份多，这完全是上级领导要政绩用秦始皇的办法压出来的。我的家乡茶陵县有个山区村亩产只有320斤，公社不信，结果将亩产增加到5000斤。这样，模范生产大队的红旗是拿到了，全部口粮和种子都交了‘余粮’，今年一开春就发愁，天天向县里要返销粮。现在农村所有制搞不清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几乎没有界限了，浪费惊人。丰产不丰收，钢铁元帅升帐，什么都得让路，粮食和茶籽都未及时收回，浪费非常严重……”《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看了这份报告，很振奋，依据这些材料写一篇通讯，发表报纸上，文中还引用彭德怀元帅去年回到湘潭时写的那首《故乡行》：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其实，中央也意识到“人民公社化”出现后的一些问题，有目的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到下面调查，加之苏联的指责，对这一阶段中的“左”的错误开始逐步认识，并打算着手纠正。苏联的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大跃进”本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认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根本就成不了气候，一直没放在心上。直到欧洲那些惟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阵营小弟们，一个个远离了苏联，悄悄地跟在中国屁股后屁颠屁颠蹦达，才如梦方醒，开始与中国较真。就在这时，自称猛张飞在朝鲜打垮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彭大将军，在庐山放了一炮，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就这样，中央处理了老彭，国务院则把黄德君子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充军到云南农垦局景洪农场任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