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天才刚刚亮,雾气还未散去,但湖南省巡抚衙门大堂内已经坐满了人。清朝皇帝大多勤政,在皇帝的影响下,各省的官员都很勤勉,大清早起来商议事情是行之已久的惯例。
湖南巡抚骆秉章坐在首席,神情严肃。见大家都到齐之后,骆秉章从怀中拿出一张状纸,往桌子上一摆,说道:“诸位,这是一封善化乡民的告状书。里面讲到善化知县谢某,巧立名目,擅自加征地丁漕折。百姓倾家荡产也不能完纳,只好告状,请求减少地丁漕折的征收。谢某又阻扰百姓告状,前几天还派人打伤了十几名前来长沙告状的老百姓。对于这个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骆秉章的话音刚落,按察使兼粮道谢煌就站起身来,对着骆秉章大声说:“地丁漕折万万不可减征。减征不可能提高百姓缴纳的积极性,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导致税收减少。与其减征,不如多征。对于那些抗拒征收者,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这样,拖欠的地丁漕折马上就能收上来。”
骆秉章斜视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反驳道:“减征百姓都不大愿意交,多征还会交吗?这不是逼百姓造反吗?今年地丁漕折征收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设法改革,恐怕连一钱银子也收不上来。到时候,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
面对骆秉章的质问,谢煌依旧显得不以为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骆秉章决定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
按照惯例,粮道都是由按察使兼署。骆秉章则另外委任了一个姓徐的人担任粮道,谢煌因此无权主管减征地丁漕折的事。另外,骆秉章又将那个惹事的善化知县撤职。这样一来,改革的阻力基本上被铲除,骆秉章也就放心地让左宗棠去实施减征地丁漕折的新政策了。
此时的左宗棠虽然官品很低,但深得骆秉章的信任,湖南的军政财权,实质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骆秉章只是垂拱而治而已。
地丁漕折的减征,大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缴纳税收的积极性。同时,骆秉章、左宗棠又对全省的吏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胥吏中饱私囊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样一来,历年拖欠的地丁漕折很快就征收上来了。湖南的财政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与此同时,骆秉章、左宗棠又在全省水陆要冲开始征收厘金,并且努力扩大捐输。湘军军饷的三大重要来源一齐得以开展,是从湖南开始的。湖南也因此成了湘军最重要的大本营。胡林翼之所以能够在湖北站住脚跟并最终拿下武昌,刘长佑、王錱的援赣军之所以能够改变湘军在江西的被动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这其中,左宗棠的功劳是很大的。当然,知人善任的骆秉章也功不可没。
在湖北方面,依靠湖南的援助,原本被太平军打垮了的外江水师得以重建。这个时候,原本是湘军水师将领的李孟群、鲍超等人,都改带陆师。在彭玉麟离开湖北后,杨载福成了外江水师唯一的领导人。在他的带领下,外江水师逐渐控制了武汉周边的长江水域。
这时候,湘军丧失了一员重要的将领。当初曾国藩虽然同意罗泽南去湖北,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他一再写信给罗泽南,请求他将部队带回江西。
罗泽南考虑到曾国藩在江西陷入重围,出于义气,他很想回到江西解救曾国藩。但是,武昌攻坚战胜利在即,他不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功劳。于是,他加紧攻打武昌,悲剧也就因此而造成。
1856年4月5日,罗泽南在指挥攻打武昌的战役中,被太平军火枪击中左额,当即血流满面,衣衫尽赤。但罗泽南丝毫没有心慌,依旧端坐着指挥战斗,直到部队全部安全撤回。
接下来的几天,罗泽南躺在病榻上,虽然生命行将终结,但他仍保持着大将风度。他将李续宾等弟子叫到榻前,与他们谈论时事,说到慷慨动情处,他命李续宾拿来纸笔,仰卧着写下了这么一行字:“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这是湘军的军魂,是罗泽南留给湘军将士及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4月12日,罗泽南伤重而逝,其部由李续宾接续统领。罗泽南的突然离世,令曾国藩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正是他的催促,才使得罗泽南不顾生命安全,拼命攻城,最终因此而丧生。
当初,正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曾国藩才敢于连上奏折,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后来,又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他才得以练成湘军,并接连取得胜利。然而现在大业未成,罗泽南就驾鹤西去,怎不令曾国藩痛断肝肠!
所幸的是,罗泽南只是擅长教化鼓动,对战略战术并不在行。在打仗方面,他一直仰仗着弟子李续宾。这样一来,虽然罗泽南离开了,这支部队依旧有着不可小视的战斗力。这与塔齐布去世后,其部由不会打仗的周凤山接续统领,结果在不到一年后就彻底溃散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罗泽南的逝世,虽然是湘军的重大损失,但并没有对湖北战局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江西方面,在周凤山率部与太平军在樟树镇展开拉锯战的同时,骆秉章派出的以刘长佑为首的援赣军已经往湘赣边境开拔。
刘长佑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相传当年他去京城参加朝考,曾国藩本想照应他,被他拒绝。他不像江忠源那样亲近曾国藩,而是刻意和曾国藩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军队自始至终都不受曾国藩指挥。此时,他率军援赣,也只是奉命行事,并不是因为他和曾国藩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交情。
援赣军刚进入江西,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856年3月27日,也就是周凤山兵败樟树镇后的第三天,他们攻克了湘赣边境的重镇萍乡,在江西站住了脚跟,并且开始进攻袁州府城。
除了刘长佑的援赣军之外,之后湘军在江西又多了两股重要力量。他们分别由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及曾国荃率领。
曾国藩几兄弟性格都不相同,曾国藩沉稳,曾国华孤傲,曾国荃蛮横。曾国藩非常看重曾国华,然而造化弄人,才华横溢的曾国华在科举考试当中连连受挫,反倒是之前不被曾国藩看好的曾国荃考上了优贡生,成了众兄弟之中除曾国藩之外科举成就最高者。
周凤山兵败樟树镇之后,曾国藩在江西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当时在湖北的曾国华看到哥哥陷入困境,便向胡林翼请兵,由他率领前往江西解救曾国藩。胡林翼拨出四千一百兵,交给曾国华统率,前往江西。湘军在江西多了一股有生力量。
前面说到,太平军声东击西,迷惑周凤山,攻下了江西吉安府城。吉安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太平军控制了吉安、临江、袁州三座府城,就完全切断了曾国藩所率领的江西湘军与大本营湖南的联系。尽快攻下吉安,是当务之急。对于这一点,清政府也是很清楚,他们决定派黄冕前往吉安任知府。
黄冕这个人,读者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其实他是湘军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黄冕精于理财,是湘军的几大财神爷之一。他为曾国藩湘军筹措了大量军饷,是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人物。
黄冕在理财方面是高手,但却不会打仗。当时,吉安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作为吉安知府的黄冕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复吉安,不能打仗是不行的。所以,他决心找一个军事高手与他一起前往。他要找的这个人,就是曾国荃。
曾国荃这个人,对当官不感兴趣,却热衷于带兵打仗。他得知哥哥陷入重围,相当危险,正想带兵前去解救。正好这时候,黄冕来找他,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征得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同意,招募了三千兵勇,与周凤山剩下的三千残兵合为一军。因为这支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复吉安,因此被叫做“吉字营”。就这样,曾国荃与吉安这座最终使他扬名立万的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纷纷进入江西的几支湖南军队,虽然没能迅速改变曾国藩在南昌周边被太平军重重包围的困难局面,但牵制了太平军绝大部分的兵力,使得他们不敢放肆进攻南昌周边。处于包围圈中的曾国藩,在彭玉麟所率领的内湖水师的保护下,暂时也比较安全。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的争夺,进入了胶着状态。与此同时,在湖北方面,湘军与太平军也进入了长期相持的阶段。
就在大家都觉得这种相持的局面可能持续很久的时候,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内的一场大屠杀,彻底打破了这种力量的均衡。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失败了的农民起义,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着几乎一致的发展轨迹。在起义之初,大多能够奋发图强、精诚团结,然而一旦取得一点小胜利之后,就骄奢淫逸、争权夺利,最终很快走向覆亡。太平天国就是这样的。
进入南京“小天堂”以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重要首领迅速腐化。同时,太平天国内部的斗争也日益白热化。
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功劳最大,他不甘心屈居于洪秀全之下,想要取代洪秀全的地位。他利用天父下凡那一套鬼把戏,不断迫使洪秀全让步。
擅长政治斗争的洪秀全当然不会任人宰割,他以密诏召回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位统兵在外的重臣,命他们诛杀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与东王杨秀清有深仇大恨,他们得到密诏后,率兵杀入东王府,将东王及其手下两万多人斩杀。
石达开回到天京后,责怪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准备捉拿石达开,石达开连忙逃出城外,但他在城内的家人和部署都被韦昌辉杀害。
之后,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为了篡夺最高权力,又将刀锋指向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在天京百姓的支持下,将韦昌辉及助纣为虐的秦日纲处决。持续两个多月的天京事变这才宣告结束。
经过这场内讧之后,洪秀全不再相信异姓王,将军政要事全都交给他那两位昏庸无能的哥哥处理。石达开失去了洪秀全的信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节制一方了。之后,他更是负气出走,带走三十万精兵,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
天京事变对于湖北、江西战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湖北方面,太平军防守武昌的最高统帅韦俊就是韦昌辉的亲弟弟,他得知哥哥在天京被杀,哪里还有心思守城。胡林翼、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与杨载福的外江水师一道,乘机对武昌发起最后的进攻。韦俊招架不住,自好撤兵东逃。经过一年多的围攻,湘军终于拿下了武昌这座重要城市。
江西方面,局势也在朝着有利于湘军的方向发展。1856年11月28日,刘长佑率领的援赣军攻下袁州府城。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也在吉安屡获胜仗。之后,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及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也开始进入江西。湘军在江西的被动局面即将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就在湖北、江西的局势都有所改善的时候,曾国藩得到了一个噩耗,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了。悲痛欲绝的曾国藩立马给朝廷上了一道请求回家守制的折子,然后不等皇帝批复,就连夜赶回湖南老家。
曾国藩的这一行为遭到了以左宗棠为首的湖南官场人士的猛烈抨击。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军情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选择离开,这是一种不忠的行为。
自1854年底曾国藩率领湘军渡过长江,开始攻打湖北起,直到这个时候,曾国藩离开湖南已经两年多了。然而,当他再次回来,湖南官场依旧像两年多以前那样不欢迎他。好友左宗棠对他的中伤,尤其令他感到愤懑。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他,得了严重的疾病,茶饭不思,晚上也睡不着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候,朝廷对他所上的那道请求在家终制的折子的批复下来了。朝廷当然不会同意他在家守孝三年,而是催促他赶紧回到江西军中。
朝廷的这一批复使曾国藩误以为朝廷是非常信任他的,于是他将自己两年多以来逐渐积累的苦闷全部道出,希望皇帝能够理解他的苦衷,授予他督抚实权,以使他更好地为朝廷效力。
曾国藩认为,带兵打仗的将领,必须要获得地方的支持才好办事。地丁、漕折、厘金的征收,捐输的劝导,全都得仰仗地方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军饷就会经常匮乏,军队迟早都要溃散。带兵将领要想获得地方支持,就必须拥有总督或者巡抚的职权。
他对咸丰皇帝说,他这两年多之所以与湖南、江西官场闹得很僵,导致湘军军饷经常得不到供给,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督抚实权。他向咸丰皇帝保证,只要皇帝将督抚实权交给他曾国藩,大局就一定会有转机。
曾国藩以为自己说得在情在理,皇帝一定会答应他的请求。然而这时候,主张重用汉人的文庆已经过世,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了替曾国藩说话的人。因此,刚愎自用的咸丰皇帝自作主张,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命他在籍终制,等三年丧期过去后,再给予他新的任命。这样一来,咸丰皇帝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藩对湘军的领导权。
曾国藩绝对想不到,他辛辛苦苦为清政府征战这么多年,最终换来的只是咸丰皇帝对他的猜忌。曾国藩的宿敌,以左宗棠为首的那些长沙城内的官员得知这件事后,一个个喜形于色。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向朝廷索要督抚实权,是在要挟朝廷,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
曾国藩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圣人,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他假道学。在得知长沙官场对他的嘲讽后,坚忍功夫尚未修炼到家的曾国藩彻底被击倒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有追随父亲而去的味道了。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病重后,推荐了一个叫曹耀湘的人前去给曾国藩看病。这个曹耀湘,并不是个单纯的医生,他精通经学和佛学,是个小有名气的学者。
曹耀湘来到荷叶塘见到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卧床多日,气息奄奄。曹耀湘给他把完脉后,曾国藩努力睁开眼睛,声音异常微弱地对曹耀湘说:“我这病,还有救吗?”
曹耀湘笑道:“涤生兄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
果然是名医,一句话就点中了病根!曾国藩这么想着,猛地坐起身来,用渴求的眼光望着曹耀湘说:“心药在何处?”
曹耀湘不紧不慢地从旁边的书架上拿过来一册《道德经》,递到曾国藩手中,对他笑着说:“岐黄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而黄老可以医治心病。涤生兄只需将《道德经》熟读三百遍,自然能明白我的意思。”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支柱。儒家主张入世,以挽救世道人心;道家主张出世,倾向明哲保身。中国的士大夫长期以来都受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的影响,在进与退、仕与隐之间不断地做着抉择。曾国藩之前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正是儒家的思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妥协,不推让。但这种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行得通的,犹如松树虽然坚韧但很容易被大风吹断,茅竹虽然纤细却能抵挡飓风的肆虐一般,生活中往往需要刚柔相济、以柔克刚。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才能像老子所说的“水”一样,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心胸像大海一般的宽广。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用成功书写人生的美丽篇章。
曾国藩当然明白曹耀湘为什么要他读《道德经》。当他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道德经》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幅过往的画面。当他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咸丰皇帝对《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批复时,咸丰皇帝当着朝臣的面,怒气冲冲地将奏折扔到地上,并且准备严惩他。当绿营兵冲进巡抚衙门大院,险些将他刺杀的时候,长沙城内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前来安慰他。当他的军队在靖港被太平军击败,长沙城内的官员一个个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湘军兵败湖口后,他派人请求江西巡抚陈启迈接济湘军军饷,遭到无情拒绝。当他不等朝廷批复就回家守丧的时候,长沙城内的官员骂他不忠,骂他是伪道学。他向朝廷索要督抚实权,又遭到无情拒绝,长沙城内的官员又将这件事传为笑柄。
自己以前太过刚强、太过桀骜了!刚强而不知道变通,桀骜而不虚心,怎么能不得罪人!一个人不能改变环境,就只能想办法适应环境,一味的刚强、孤傲,与世俗格格不入,是办不成任何事的。自己读了这么多经书,却连《道德经》“柔弱胜刚强”的道理都没读懂,真是惭愧!要改变自己,必须从学会以柔克刚、戒骄戒躁开始!
曾国藩的人生观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多年以后,当他总结自己一生成败得失的时候,他将这一年多的家居时间,视为“大彻大悟”的关键时期。他说:“当年我很自负,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对什么事情,首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是。那年大彻大悟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本事,看待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都是别人的好处。所以,从那年开始,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与四十岁之前迥然不同。”
所以,当曾国藩在1858年夏天重新复出后,人们发现这个曾经非常令人讨厌的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居然是那么的低调、谦虚、和蔼可亲。人们渐渐地忘掉了过去与曾国藩的不快,主动与曾国藩改善关系,就连最看不起他的左宗棠,都改变了对曾国藩的看法。
当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已经与洪秀全集团彻底决裂,他的军队在浙江、江西一带攻城略地。江西当时绝大部分的府县已经被湘军收复,而浙江则没有一位大将坐镇。在此之前,李续宾等湘军将领多次请求朝廷重新启用曾国藩。所以这时候,咸丰皇帝想到了曾国藩,命他立即出山,率军入浙。
依照曾国藩以前的性格,在接到这封圣旨之后,恐怕又要和皇帝较量一番,因为皇帝之前羞辱过他,而现在局势危急了又来请他。然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完全转变了。他接到皇帝的任命后,立马起程。同时上了一道《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咸丰皇帝看后,感到很满意,嘉奖他说:“你这次奉命即行,可见是非常关心国家大局的,忠勇可嘉。”
曾国藩不仅改善了与朝廷的紧张关系,还试着改善与同僚们的人际关系。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左宗棠的关系。湖南是湘军的大本营,左宗棠又是湖南的实际掌权者,改善与左宗棠的关系对于曾国藩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曾国藩想了一副对联,叫做“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意思就是恭恭敬敬战胜怠慢,恪守仁义战胜欲望;知道刚强是好的,但也要学会阴柔。曾国藩见到左宗棠后,请他书写这副对联。曾国藩这样做,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左宗棠的敬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副对联的内容,向左宗棠传达一个信号,我曾国藩彻底改变了,以后不再与你和湖南官场对着干了。
对于曾国藩的示好,左宗棠表示欢迎,他很高兴地替曾国藩书写了对联。曾左关系也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还拜访了几乎所有的长沙城内的大大小小官员,其中不仅包括湖南巡抚骆秉章,连一些小小的县丞,也在曾国藩登门拜访的范围之内。曾国藩的诚意感动了这些曾经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湖南作为曾国藩的家乡,从这一刻起,才真正成为了曾国藩可以完全依靠的大本营。
在长沙如此,在武昌也是如此。在那个肩负着监视湘军重任的满清纨绔子弟官文面前,曾国藩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谦恭,给足了官文面子。官文觉得,曾国藩和胡林翼一样,都是很会做人的人,因此解除了对他的戒心。
江西更是曾国藩遭受奇耻大辱的地方。在这里,曾国藩改善人际关系的努力要更多一些。江西官场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改头换面的曾国藩,而曾国荃在江西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也令曾国藩加分不少。所以,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也比之前好了许多。
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的大彻大悟,虽然是一种对世俗的妥协,但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赞成完全的世俗化。就像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前提是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一样,他向世俗低头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保持道德底线。所以,曾国藩并没有因为向世俗低头,就放弃了对仁德、诚信这些儒家基本理念的追求。比如后来,李鸿章向他请教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法时,他就说只有诚信一个办法,可以令外国人折服。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老弟你认为自己是笃实人,其实哥哥我也是笃实人。只是我在社会上历练多了,不得已在笃实之外,掺杂一些机谋权变。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没有用的,反而引起了别人的嘲笑和忌恨。我在家里呆了这么一段时间,总算是想明白了。今后我要恢复平实的本性,将笃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老弟你在外面带兵,也要保持笃实,少用权谋机变。即便对方是骗子,我们也要保持诚信。久而久之,对方也会诚信起来的。如果相互勾心斗角,则必然冤冤相报没有了却之日。”
可见,曾国藩认为,权谋机变不是好东西,只有笃实诚信可以服人。这其中,包含有戒骄戒躁的意味在,但同时也意味着曾国藩反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世俗化。
曾国藩给他和曾国荃树立的学习榜样是李续宾。李续宾这个人,沉默寡言,他和胡林翼、李鸿章那些擅长权术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曾国藩以李续宾为榜样,而不以更加成功的胡林翼为榜样,这是非常有深意的。曾国藩并不喜欢权术,在他心里,笃实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
曾国藩的人生理想是做圣人,圣人向世俗低头,必然是有限度的。处理好人际关系,戒骄戒躁,低调谦虚,使周边的人不对自己做事形成阻碍,这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世俗化,比如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甚至触犯法律,那就不是曾国藩所要做的了。
现在很多人学习曾国藩有个误区。就比如一个大学生,刚开始的时候满怀期望走向社会,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与曾国藩相关的书,开始学习曾国藩,彻底向世俗低头。为了升职,为了涨工资,为了更好的福利待遇,不折手段,甚至不顾道德的谴责,不顾法律的约束。这样的人,就完全背离了曾国藩的根本精神。或许他能够暂时获得一些成功,但最终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一味的与世俗格格不入自然不好,但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为世俗而活,那也是没有意义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人生。
在曾国藩大彻大悟的这段时间里,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1857年10月25日,彭玉麟率领的内湖水师,在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的接应下,冲出湖口。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时隔两年半之后,再度合为一军。第二天,李续宾所率领的湘军陆师,与彭玉麟、杨载福率领的湘军水师密切配合,攻克了湖口重镇。
紧接着,1858年1月22日,刘长佑率领援赣军攻克临江府城。临江的西面是早些时候被援赣军攻克的袁州,再往西就是湖南,临江的东面则是南昌,所以临江被攻克后,南昌附近的湘军与湖南大本营的联系就畅通无阻了。
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在彭玉麟、杨载福湘军水师的配合下,攻下了九江府城。自1855年初湘军开始攻打九江起,湘军为攻克这座城池花费了三年多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湘军第一悍将塔齐布就是在九江城下殒命的。现在,九江终于被他们攻克了。
1858年9月21日,曾国荃等人率领湘军攻克吉安。曾国荃一向不被他的大哥曾国藩看好,但他在围攻吉安的这段日子里,临阵不乱,临危不惧,硬是凭着“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办法,攻克了吉安,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刮目相看。到这个时候,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基本上都被湘军扫荡干净了。
湘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除了湖南大本营源源不断的支援之外,湘军的另一个大本营湖北的稳固,也是关键因素。
胡林翼在湖北的新政,是从整顿盐政开始的。自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盐政实行的都是纲商政策。纲商是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世代相传承运食盐,别的小商人如果想贩卖食盐的话,必须向纲商提出请求,征得同意之后才能入伙,承运少量食盐。这和世兵制是一样的。国家只会在有兵籍的家庭中招兵,兵籍也是世代相传的。总而言之,纲商制是一种大商人垄断经营的食盐贩卖制度。
清代盐政,在今天的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实行放任自流的食盐贩卖政策,而在内地则实行引岸制度。所谓的引岸制度,就是说每个盐场生产的盐只能在特定区域销售,不能侵占别的盐场的引地,而某一个地区只能销售一个盐场的盐,不会出现重叠的现象。
之所以要实行引岸制度,主要是因为盐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而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好,如果不统一规划,放任自流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荒。粮食是有替代品的,没有米饭吃的话,还可以吃红薯、高粱,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盐是没有替代品的,一段时间不吃就会出现浮肿。所以,盐荒比粮荒更可怕。统一规划,实施引岸制度是必然的。
湖北向来是淮盐的引地。淮盐运往湖北,通道有二。一是走长江,至汉口、荆州一带卸货,这是淮南盐运往湖北的主要途径。二是走陆路,部分淮北盐靠陆运至湖北销售。自太平军控制长江后,淮盐通过长江运往湖北的通道被掐断了。与此同时,陆路运输也因为苗沛霖的阻碍而困难重重。苗沛霖是一个在清廷与起义军之间首鼠两端的家伙,他控制着淮盐运输的要道,收取厘金,因此发了大财,兵强马壮。
这样一来,湖北人民可就吃不到淮盐了。清政府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不敢下令湖北人改食其他产地的盐。淮南、淮北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如果擅自剥夺淮盐引地,导致淮盐不能振兴,那么为数众多的盐场工人将失业,两江的财政收入将会大为减少,而靠贩卖淮盐世世代代保持富贵的纲商们也将全部破产。当时的政策规定,每一个纲商只能有一条贩卖路线。运淮盐至汉口卸货的就只能运到汉口卸货,即使荆州在闹盐荒,也不能将盐运至荆州售卖,更不能擅自改运川盐、粤盐等等。所以,这些纲商的荣华富贵和淮盐的兴旺与否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淮盐不能振兴,他们必将破产。清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直不敢承认其他产地的盐运往湖北售卖的合法性。
湖北的邻省四川,是一个产盐大省。湖北人吃不上淮盐后,大量川盐通过长江走私至湖北。晚清盐政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川盐行楚”就这么产生了。日后长期担当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了恢复淮盐的引地,试图将川盐逐出湖北,但直到逝世,曾国藩也未能如愿,这是后话。
日后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然要关心湖北人是吃淮盐,还是吃川盐,但此刻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他更关心的是怎么利用盐赚钱,为湘军筹措更多的军饷。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后,决定允许私盐进入湖北,只需按规矩上缴厘金,私盐就可以在湖北境内合法地销售。这样一来,盐商贩盐入鄂的积极性迅速高涨。不仅是川盐,其他产地的食盐,比如粤盐,都进入湖北,甚至还有些胆大的盐商,穿过苗沛霖的地盘,从淮北运盐到湖北来销售。这样一来,湖北的厘金收入暴涨,财政情况变得非常乐观,湘军军饷也有了保障。
在对湖北盐政进行改革的同时,胡林翼还和在湖南的左宗棠一样,对湖北吏治就行了整顿,进行了减漕改革,扩大了厘金的征收范围。在胡林翼的治理下,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左宗棠在湖南的改革、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为日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两江的改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曾国藩日后的改革,也是围绕厘金、减漕两块展开,其中厘金一块主要指的是盐厘,这就涉及到曾国藩对两淮盐政的改革。这将是后文所要详细讲到的内容,在这里先借叙述湖南新政、湖北新政的机会,使大家有个初步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