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里当差的，在乡下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也都拉不下脸来，愿意保持着一副士子的派头——他们中的多数是士子出身，少数不是士子出身的，也以有士子派头为荣。但刘季偏偏不顾这些，非得在办公场地公然索要，这也就是刘季才能干得出来。
刘季严格地说，算是士子，他曾经在庠学读书，而且成绩不错。在出仕楚国时，他更是自觉地以贵族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懂文明，讲礼貌。甚至在秦军中，他也还是尊重上级、爱护下级的优秀士大夫。但自从免除了爵位，屈身于亭长后，刘季似乎突然自暴自弃了，他完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无学、无识的粗鲁人。用现在话说，就是没文化。
现在当值的县吏中，不少是新晋的新人。沛县入秦后，秦人才大量启用当地人当吏员；在楚国时期，沛县的县吏并不多，楚国沛公多是任用本族人来办事，很少假手当地人。这些县吏中，萧何是资格比较老的，在楚国时期就担任县吏，入秦后，又学习了秦法，继续担任县吏。去年的考核中，萧何位列全郡第一，按例可以到郡里去任职，但萧何坚辞不去，还是留在沛县。其实秦四川郡的郡治就在沛县，到郡里任职不需要萧何离开家乡，只不过从一个衙门换到另一个衙门。
萧何为何拒绝升迁，他自己说是因为有自知之明，他的本事只限于在县内任职，不适合到郡内。但他几乎是惟一拒绝在郡里任职的吏员，在郡县两组吏员中引起了一片赞叹，大家都知道萧何是考核第一名，对他表示了很大的敬意。
本来可以到郡里任职的萧何，愿意“屈尊”留在县里，他的地位自然无可动摇，不自觉间就成为沛县第一县吏，地位仅次于县官。而萧何是经常被刘季打趣的对象，萧何也不恼，但也不与他打趣，任刘季如何招惹他，他只是一本正经地和刘季说话。
刘季向在场的县吏们收了一圈，每个人都给了三钱。其实常例是一钱或二钱，给三钱已经算给得多的了。最后讨要到萧何那里，萧何从怀中掏出五个钱，拍在刘季的手中，骂道：“无行之徒，但知索耳！”
刘季看了，对萧何道：“谢大夫赏！”把要来的几十枚钱都揣进怀中。
经过这么一折腾，萧何也将相应的节符准备好了，先取出一支对刘季道：“汝先往主狱，取得刑徒五十。”又取出一支交给刘季道：“复往郡中，得其驿也。”
从沛县到咸阳两千余里，路上差不多要走两个月。在驿道没有修通之前，从沛县到咸阳需要绕行济水；现在，由于驿道的开通，沛县又是郡治，正当驿道，到咸阳要方便许多。但驿道不是随便能走的，特别是跨郡驿站的使用，需要得到郡里的批准。
刘季取了这两支节符，先到县外，找到主狱曹参。
曹参是入秦后才考上的县吏。虽说是县吏，但勇武有力，真角起力来，刘季也搞不过他。干事不要命，很快就被提升到主狱的位置上，和刘季一样，都属于县尉直接管理的县吏。说起来，主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要比亭长高，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由于同属武职，刘季与曹参的关系也还不错，特别是牛气哄哄的刘季，跟其他武吏放对从未输过，只是在角力上输给曹参，两人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秦朝的主狱并不一定呆在狱中。秦的刑徒绝不是关在监狱里就完事了，他们要服很重劳役，通常是修路、修城。而主狱主要到施工现场监督刑徒们工作。现在，曹参就是在城外的工地上。
沛县原来是座小县，只有县城。入秦后，成为四川郡的郡治所在，要按郡城的规格重新修建城池。但入秦后，首先要修建的是驿道，随后又要修建驰道，郡县刑徒全都被征发去修路了，沛城的改造一直耽搁下来。一直到今年，驰道已经修得差不多了，才将劳力投入到修建郡城中。
刘季出了城，在工地上找到曹参，把手里的节符递给他，道：“复征刑徒七十往咸阳，吾往矣，不复为兄待也！”
曹参接过节符看了看，对身边其他县的狱卒道：“汝等恐将归矣！”
那些狱卒问道：“何以故？”
曹参道：“沛被征刑徒七十，汝之县复当征也。非此数人何往？”
为了赶进度，四川郡将各县的刑徒都集中到这里，修建郡城。沛县的刑徒被征发，其他县也不会例外，这座郡城还未见雏形，各县的刑徒又被征发前往咸阳，眼见得郡城是建不起来了。
曹参也从怀中掏出三枚钱，交给刘季，口中道：“沛县刑徒不过百余，复征七十，过半矣。此城安建？”
刘季道：“缓则缓矣，罢则未必。纵三五十人不亦可乎！”
曹参道：“往咸阳者，必精壮者也，所余病弱，安当其用。吾恐未之数日即毙矣。”
刘季道：“未可。刑徒毙，汝等复当为刑徒矣。”
曹参道：“然也，是故成事则不足，败事则有余矣。当以刑徒上奉之！——可不悲乎？”
刘季道：“是数人者，皆乡里，汝得售其好也。”
曹参道：“汝解刑徒入咸阳，乃得售其好也。”
刘季道：“安知其所任也，或埋身他乡，适足增恨也。”
曹参把县里的狱卒都给叫来，让他们挑选出七十名刑徒，准备送往咸阳。他问刘季道：“何日启程？”
刘季道：“例则十月望也。”
曹参道：“犹有时日，姑俟之。”
刘季第二天才到郡府递换节符。郡里验过节符，让刘季先回，他们要按例开具沿途各驿站的行程。隔了几天，刘季再次到郡府，领取了郡里开具的日程以及驿站的节符。收拾好后，刘季这里的事就算完了。
曹参那里把征发的刑徒确定下来，让他们各自回家，告知家人，并准备行囊、服装等项。
所谓回家，当然不可能是回到乡里。在秦法体制下，一人犯罪，全家连坐，刑徒的家属也是刑徒，一人犯罪全家受罚，他们的家庭也都在监狱里，承担各种劳役。男人主要是修筑各种工程，女人则主要是舂米。这么做的好处是，虽然犯了罪，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在监狱里过着家庭生活。
服劳役当然就没有耕种，但也不是无偿的，官府会按例给予粮食，按季给予服装，当然是按最低标准。现在到了秋天，天要冷了，冬衣就成为生存的必须。在十月冬天到来之前，官府会给这些刑徒发冬衣，一般是发下制作冬衣的材料，由女刑徒缝制。这要花上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男人也要为家里准备好薪柴，修补房间，在自己不在时，保证家人能正常生活。总之，一切就像男人要远行一样，只不过背景是在监狱里。
这段时间里，被征发的刑徒也不用去工地劳作了，女人也不用舂米了，代价就是口粮的定量减半，只能吃个半饱。
相比起刑徒，刘季似乎还简单得多。他只需要将冬衣取出来，别的都不用管了。但他也依例被免除了亭长的值事，可以在家帮父兄们进行秋收。但刘季哪里会秋收呢，只是带着一帮小兄弟在乡里鬼混，到了吃饭的点，就带着这帮兄弟回家吃饭。
刘季的两个兄长刘伯和刘仲都成了家，生了子，成为独立的农夫，分家单过。大哥刘伯成家生子后不久，就病逝了。大嫂没有改嫁，留在刘家抚养儿子，刘伯的那份田产就划在大嫂的名下。大嫂无力耕种，事实上是由老二刘仲耕种。
刘仲种田是一把好手，他不仅承担了大哥家的份田，连刘太公的份田也都承担起来，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天都在要地里从早忙到晚。刘季不务农事，天天和乡里的一帮少年闲混，还带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刘太公没少责骂他，要他多为二哥分担些家事。
刘家从法律上说现在是三家。刘季带少年回家吃饭，太公、大哥、二哥家里都去。太公、二哥家还好一点，大嫂对刘季很是看不上眼，特别对他带闲人到家里吃饭很不满。有一次，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和儿子早早地把饭吃了，等刘季他们到了后，大嫂就用勺使劲地刮着鼎，对儿子道：“无粥矣，无粥矣！”刘季明白了大嫂的心思，带着这帮兄弟转到二哥家，从此再也不去大嫂家了。
过了十月望日，刑徒们集中起来，背好冬衣和简单的行囊，刘季也背上行囊，带着剑，押送着这七十人踏上去往咸阳的道路。每天刘季按程行路，到了时间就进入驿站歇息。驿站则按节符标明的标准，供应他们食宿。刘季是吏员，接待的标准是每天一斗糙米，一份菜羹，十一分之一升盐；刑徒的定量就更简单了，只有三分之二斗糙米。这些定量要分作两餐，晚上入住后吃一顿晚餐，第二天晨起吃一顿早餐。然后上路，到下一个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