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将冀中平原上最后一点余晖吞噬殆尽。省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临时驻地，一间由乡镇招待所会议室改造的“作战指挥部”里，灯火通明，空气却比外面的黑夜还要凝重。烟灰缸早已堆成了小山，浓烈的烟草味与无处不在的焦虑混合，形成一种只有在重大决策前夜才会有的特殊气味。
长达半个月的拉网式排查，至此告一段落。三路人马带回来的，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足以压垮任何乐观主义者的、更为沉重的问题。文件袋里的报告堆叠在一起，像一块块未经雕琢的墓碑，沉默地记录着一次次深入田野后的幻灭。
付平站在那块被各种线条和数据涂抹得满满当当的白板前，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他原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复杂的战役，对手是孙宏伟那样的资本巨鳄，是赵大丰那样的地头蛇，是地方政府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他以一个战术家的姿态，准备好了见招拆招，合纵连横。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他所面对的，根本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片无边无际、吞噬一切的沼泽。
调查组的三把解剖刀，精准地切入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王工和李根才去了被誉为“北方菜篮子”的冀南平原；赵琳带着两个年轻人去了太行山麓的杂粮产区；而付平自己，则选择了问题最复杂的冀东果蔬基地。他们没有通过地方政府的官方渠道，而是像搞秘密侦察一样，一头扎进了最基层的村庄。
王工的调研笔记上，记录着这样一幕。在一个以种植大白菜闻名的模范村，村口那条新修的水泥路两旁，本该是丰收的喜悦，此刻却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白菜。大部分菜叶已经失去了水分，边缘开始发黄、腐烂，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植物腐败后特有的、微酸的气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蹲在自家的菜堆旁，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映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沟壑纵横，如同他脚下干裂的土地。
“大爷，这菜……”王工走上前，话到嘴边，又觉得残忍。
老农抬起浑浊的眼，看了他一眼，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叹息：“八分钱一斤，贩子给的价。刨去人工、化肥、种子钱，一亩地得赔进去三百多。”
“去年不是听说白菜价冲到一块二了吗？”同行的李根才忍不住问。
“可不是嘛！”提到去年，老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迅速又黯淡下去，“去年这时候，贩子的车在村口都得排队。俺们寻思着，去年发了财，今年肯定也差不了，就把种玉米的几亩地也全改成了白菜。谁知道……全村都这么想，隔壁村也这么想，全县都这么想……”
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把烟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溅起一地灰烬，像是对过去一年所有希望的告别。
付平在冀东的见闻，则让他感到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寒意。在一个村里，他问一个正在为滞销的白菜发愁的老农：“大爷，您明年还种白菜吗？”
老农愣了半天，茫然地抬起头，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半晌才回答：“不种白菜，种啥呀？祖祖辈辈都种这个……”
那一刻，付平心里猛地一揪。他意识到，这种思想上的贫瘠，比物质上的贫困更令人绝望。他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这套悲剧循环的维护者。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市场，只有土地；没有信息，只有经验；没有未来，只有重复。
信息的“盲人摸象”，在太行山麓的土豆种植大县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赵琳和她的团队在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信息真空地带。去年，“一斤土豆贵过一斤肉”的传闻，像野火一样烧遍了这里的山山峁峁。于是今年，几乎所有能开垦的坡地，都种上了土豆。
赵琳拦住一个皮肤被紫外线灼得发亮的年轻人，问道：“小兄弟，你知道今年全国土豆期货的价格走势吗？”
年轻人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笑容里带着淳朴的困惑：“啥是期货？”
“那你知不知道，今年西北和内蒙产区的土豆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且他们的机械化成本，比你们这里低一半？”
年轻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讷讷地摇着头。
赵琳不死心，继续追问：“那你们决定今年扩大种植面积，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呢？”
“……去年，俺二叔家种了十亩地，刨去本钱，挣了五万多块，回家就盖了二层小楼。”这个答案，她一路上听了不下二十遍。邻居家的账本，就是他们的市场分析报告；去年的行情，就是他们决策的全部依据。
赵琳当场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调出了全国农产品交易数据平台。屏幕上，红绿相间的K线图正无情地展示着土豆期货价格一路下跌的曲线。她指着屏幕对付平说：“付处长，您看。在信息层面，他们和市场之间，隔着一个世纪。他们是在用冷兵器时代的经验，去打一场信息化的现代战争，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技术的“望洋兴叹”，则是一出更令人扼腕的悲喜剧。在冀东一个著名的水果产区，省农科院的一项嫁接新技术已经推广了三年。这项技术能让当地特产的蜜桃甜度提高三个百分点，耐储运性增加一周，仅这两项，就能让收购价格翻一番。
然而，当付平走进一片果园时，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粗放式管理。他找到了乡技术站派下来的技术员小张。小张是个刚毕业的农大学生，一肚子理论，满腔热情，却被现实磨得没了脾气。
“付处长，您是省里来的大领导，我跟您说句实话。”小张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给果树剪枝的老果农，“我嘴皮子都磨破了。那个新技术，需要对棚里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精确控制，得上一套小型的智能温控设备，大概要五千块钱。嫁接期对营养液的配比要求也很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凭感觉施肥了。”
“他们不愿意投？”付平问。
“不是不愿，是不敢。”小张苦笑，“五千块钱，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整年的净收入。老办法虽然挣得少，但稳当，起码饿不死。新办法，听着是好，万一哪个环节没弄对，一整棚的果树都可能废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塌了。您说，您是他们，您敢赌吗？”
付平顺着小张的手指看去，那个老果农正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剪刀，熟练地剪去多余的枝条，动作和他父亲、他爷爷一样，千百年未曾改变。他们守着一座金山，却只懂得用最原始的办法，刨一点金沙糊口。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优质果子，因为品相和甜度差了那么一点点，就被南方来的精品水果挤得没有销路，最终只能以“统货”的低价卖给罐头厂的无奈，像一层宿命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土地。
如果说信息和技术的缺失，是农民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资本的隔绝，则是一堵由外部世界为他们筑起的、冰冷而坚硬的高墙。
付平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约见了省内几家主要涉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负责人。地点没有选在银行的豪华会议室，而是定在了一家不起眼的茶楼里，试图营造一种可以说实话的氛围。
“付处长，您是下来摸实情的，我们也不跟您打官腔，说虚的。”一位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像是要借着茶水的温度，吐出满腹的苦水，“都说我们银行‘嫌贫爱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这话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是商业银行，不是扶贫办，第一要务是对储户的资金安全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
他给付平算了一笔账：“这么说吧，一个农户，贷个两三万块钱，买点种子化肥。我们的信贷员，要做贷前调查，要评估他的还款能力，要看他家的承包地，要走访邻里。放款后，还得定期做贷后管理。这一套流程下来，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是多少？而这两三万块钱，一年的利息收入才多少？去掉成本，这笔业务铁定是亏本的。而我们同样一个团队，花半个月时间，给一个资质不错的小企业放一笔五百万的贷款，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覆盖我们一个支行网点半年的运营费用。付处长，您是行长，您怎么选？”
另一位农村信用社的主任接过话头，语气更为直接：“风险是更大的问题。农户缺有效的抵押物，那几间老房子，那几亩承包地，在法律上都很难处置，根本上不了我们的抵押物清单。农业又是典型的‘靠天吃饭’，一场冰雹，一场倒春寒，就能让他一年颗粒无收，直接导致贷款违约。我们总不能真去法院起诉，把他家里的电视机、老黄牛给拍卖了吧？这在舆论上、政治上都不允许。所以，这块业务对我们来说，就是典型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金融的活水，它是有自己的流向规律的，它只会往利润高地流，流不到最干涸的田间地头啊。”
这番话，冰冷、现实，却又无懈可击。付平沉默了。他看到了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条，在这条链条上，每一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而所有这些“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就是将那千千万万最需要帮助的农户，无情地抛弃。
最让他感到痛彻心扉的，是在一个县城与一个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不期而遇。那个年轻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身上还带着大城市的气息。可当他认出付平的身份，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时，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竟当着一群陌生人的面，眼泪夺眶而出。
“付处长，我当年是全县的理科状元，走出大山的时候，我发誓一定要回来改变家乡。我学的是现代农业，我带着技术、带着理想、带着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回来了，搞绿色有机农业。可我发现我错了，错得离谱！”他哽咽着，拳头因为激动而紧紧攥着。
“我一个人，能保证我的地里不用违禁农药，但我管不了隔壁老王的地里打什么药，风一吹，全飘过来了，检测报告出来照样超标！我一个人，斗不过那些卖假种子、假化肥的，他们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农民就信那个便宜的。我一个人，更斗不过那些成群结队的收货贩子，他们联合起来压价，你不卖？行，你的有机菜就烂在地里，他开着大货车去下一家收八毛钱的大路货。在这里，一个人的奋斗，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年轻人的哭诉，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狠狠地扎进了付平的心脏。
所有的见闻，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对话，最终都汇聚到了那个深夜的复盘会上。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得像着了火。付平在白板前站了很久，双腿已经有些麻木。他缓缓转过身，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一言不发，在白板的正中央，画下了一道又深又宽、仿佛无法逾越的鸿沟。
鸿沟的左边，他重重地写下四个字：“千家万户”。
鸿沟的右边，他也写下四个字：“大宗市场”。
他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个面色凝重的组员。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仿佛每一个字都裹挟着田野里最沉重的泥土。
“同志们，半个月，我们看到了什么？”他指着鸿沟左边的“千家万户”，“我们看到了构成我省农业主体的，就是这样一盘散沙。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各自为战。生产上是孤岛，信息上是盲人，资本上是赤贫。他们是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叶扁舟，任何一点风浪，都可能让他们倾覆。”
“而在鸿沟的另一边，”他的手指移向右侧，“是组织严密、信息灵通、资本雄厚、对利润极度敏感的现代化大市场。它就像一头由数据、资本和物流网络武装起来的钢铁巨兽，无情、高效、冷酷。”
他换了一支红色的马克笔，在鸿沟上空，画了四座桥，然后又在每一座桥上，用尽力气，打上了一个血红的叉。
“第一座桥，信息！我们的农民凭着邻居家的账本和去年的记忆在赌博。这座桥，是断的！”
“第二座桥，技术！我们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锁在农科院的实验室里，走不到田间地头。农民不敢用、不会用、用不起。这座桥，也是断的！”
“第三座桥，资本！商业银行的理性逻辑，像一道巨大的水闸，将金融的活水死死地挡在了外面。这座桥，同样是断的！”
“第四座桥，人才！我们那个返乡大学生的眼泪，大家看到了。有理想、有知识的年轻人回来了，却被这个残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最终只能选择逃离。农村正在被空心化，留下的，是思想僵化的老人和无力改变现状的中年人。这座桥，更是断的！”
说到这里，付平停了下来。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在发出无力的嗡嗡声。王工和李根才这两个“老农业”，一辈子都在和这些现象打交道，但他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一种巨大的、系统性的无力感所攫住。付平的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他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脓疮彻底剖开，露出了里面早已腐烂、甚至深入骨髓的组织。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震撼。李根才想起了自己前几天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我们总说农民‘短视’、‘爱跟风’，今天我才明白，不是他们短视，是他们站在井底，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片天。他们不是不想抬头看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
付平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最后，他将手中的红色马克笔，重重地扔在了会议桌上。
“啪”的一声脆响，像一声枪响，在压抑的空气中炸开，让每个人的心脏都为之一颤。
“这个鸿沟填不上，”他看着所有人，一字一句，字字千钧，“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我们为大丰集团、为孙宏伟他们费的那些劲，全都是在沙滩上盖楼，白费力气！”
他深吸了一口浑浊的空气，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找到了那个隐藏在所有乱象背后的，那个真正庞大、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终极“敌人”。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敌人。它不是孙宏伟，也不是赵大丰。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渗透在我们制度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盘踞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付平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决绝的、近乎悲壮的意味。
“它，就是这种落后、分散、脆弱的小农经济模式本身！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不是调停，不是修补，更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向这个真正的敌人——”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仿佛要刺穿这间会议室的墙壁，望向那片沉睡在黑暗中的广袤土地。
“——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