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消息，就像风一样迅速，比瘟疫的传播还要猛烈。它不需要依赖官方渠道，也不需要红头文件的加持，它能在各种场合中悄然传播。比如，在饭桌的酒气中，人们借着微醺的状态，不经意间就将这些消息传递开来；在街角的耳语中，它像幽灵一样穿梭，悄无声息地钻进人们的耳朵；甚至在电话信号那微弱的电流里，它也能找到传播的途径，迅速扩散。
而付平被省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就是这样一阵风。这阵风从省城那栋戒备森严的灰色大楼里飘出来，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它穿越繁华的街道，掠过拥堵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没有丝毫的停留。
最终，这阵风成功地吹进了三百多公里外的曹海镇。这个小镇偏远得在地图上都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消息的传播速度。它就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小镇，让人们惊愕不已。
第一个被这阵风刮到的人，是镇委书记戴冠宇。当时，他正身处省城，为了解决镇里那个令人头疼不已的化工厂排污指标问题而四处奔波。这已经是他来省城的第三天了，这三天里，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相关部门，磨破了嘴皮，喝了半斤白酒，才好不容易在一个饭局上，从一位在省环保厅工作的老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承诺。
尽管这个承诺并不是十分明确，但对于戴冠宇来说，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他心情愉悦，盘算着等回到镇上，一定要好好跟王大虎那帮人吹嘘一下自己的战果。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
于是，他顺道去拜访了一位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远房表哥，想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对口扶贫的新政策。两人在单位附近的小茶馆里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戴冠宇满心欢喜地向表哥询问着情况。
然而，表哥的反应却让他有些意外。只见表哥神情诡异，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戴冠宇见状，心中不禁升起一丝疑虑，不知道表哥到底想说什么。
“哥，有话就说，跟我还藏着掖着？”戴冠宇面带微笑，语气轻松地给表哥续上茶，然后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
表哥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是看了看周围，似乎在确认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谈话。接着，他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几乎是贴着戴冠宇的耳朵说道：“你们曹海镇以前那个付书记……出事了。”
戴冠宇原本端着茶杯准备送到嘴边，听到这句话后，他的手像被定住了一样，停在了半空中。茶杯里滚烫的碧螺春，因为他的突然停顿而轻微地晃动着，水面上漾出一圈圈涟漪，仿佛也在为这个消息而震惊。
“出事？出什么事？”戴冠宇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干涩，他瞪大眼睛，直直地盯着表哥，急切地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被纪委带走了，正式的，立案调查。”表哥的声音更低了，“听说是贪腐，还有生活作风问题，举报信写得有鼻子有眼，还有照片……这回，怕是悬了。”
“轰隆”一声，戴冠宇的脑子里像是有个炸雷平地响起。他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一阵巨大的耳鸣。他看着表哥那张一开一合的嘴，却无法将那些字词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
付平？贪官？
这比告诉他太阳明天会从西边出来，还要荒谬一百倍。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茶馆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车。等他回过神来，他已经把那辆半旧的桑塔纳开上了返回曹海镇的高速公路。车窗大开着，冰冷的风像刀子一样灌进来，刮得他脸生疼，但他感觉不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假的，肯定是假的。是哪个王八蛋在背后捅刀子，在害付书记！
滔天的愤怒，像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他。他一脚油门踩到底，那辆老旧的桑塔نا发出一阵声嘶力竭的咆哮，在高速公路上狂奔。
三百多公里的路，他只用了三个小时。车子带着一路风尘冲进曹海镇政府大院时，天已经全黑了。他没回家，甚至没上楼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芝麻山村委会。
芝麻山的村委会，还是当年付平带着人修起来的那几间平房。此刻，只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王大虎正和几个村干部，围着一张破旧的地图，研究着明年春天山地苹果的种植规划。
戴冠宇“砰”的一声推开门，满脸的寒霜和疲惫，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书记？你不是在省城吗？这么快就回来了？”王大虎站起身，惊讶地问。
戴冠宇没回答，他走到桌边，拿起王大虎那只掉了好几块搪瓷的巨大茶缸，“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缸凉茶，然后用手背抹了把嘴。
“大虎，把人都叫来。几个核心村的书记、主任，还有镇上那几家企业的头儿，都叫来。我有天大的事要说。”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不祥的压迫感。
半小时后，村委会那间本就不大的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混合着烟草、汗水和泥土的味道，所有人都看着主位上脸色铁青的戴冠宇，心里七上八下。
戴冠宇没有绕弯子。他把从表哥那里听来的消息，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他话音刚落，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脸上的表情凝固了。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错愕和极度荒谬的神情。
三秒钟后。
“砰！”
王大虎一拳狠狠地砸在了那张老旧的会议桌上。桌上的搪瓷杯、烟灰缸、笔记本，全都跳了起来，发出一片杂乱的响声。
“他娘的！”王大虎那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放他娘的狗屁！付书记要是贪官，这天底下，就没有一个好官了！”
“就是！”旁边一个黑瘦的村支书也跳了起来，激动地挥着胳膊，“付书记当年为了给咱们修那条路，三天三夜没合眼，嘴皮都磨破了，是跪在市交通局长办公室门口，才求来的指标！他要是贪官，能干这事？”
“我那厂子，当年差点就倒了，是付书记跑前跑后，帮我办贷款，找销路，才活过来的！他要是收钱，我那点家当，全给他都行！可他连一盒烟都没要过我的！”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企业家，眼圈都红了。
整个屋子，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瞬间爆炸了。愤怒的声浪，几乎要把平房的屋顶给掀翻。他们不懂什么高层的政治博弈，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朴素、最坚硬的道理：付平，是好人，是恩人。谁敢说他是坏人，谁就是在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瞎子、是白眼狼。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干看着！”王大虎吼道，他的声音在嘈杂中像一记重锤，“咱们的亲人，被人冤枉了，咱们能当缩头乌龟吗？不能！”
所有人都望向了戴冠宇。戴冠宇是他们这里最有文化、最有头脑的人。
戴冠宇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看着。当所有人的愤怒都宣泄得差不多了，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大家静一静。”
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光在这里骂娘，没用。”戴冠宇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下黑手，想把付书记往死里整。我们人微言轻，想跟人家斗，光靠一腔热血，是鸡蛋碰石头。”
“那你说咋办？”王大虎急了。
“我们要做两件事。”戴冠宇伸出两根手指，眼神变得锐利起来，“第一，我们写一份‘万民请愿书’。把我们曹海镇几千名父老乡亲的心里话写出来，联名上书省委，告诉上面的大领导，我们认识的付平，是个什么样的官。我们要为他作证，为他喊冤！”
“这个中！”王大虎一拍大腿。
“第二，”戴冠宇继续说，“光喊冤不够，要有凭有据。由大虎牵头，连夜发动各村的群众，整理一份付书记在咱们曹海镇这几年的‘功绩录’。从修路、建学校、招商引资这些大事，到帮谁家解决了吃水难、给哪个五保户送过米面这些小事，一件一件，都给它写清楚。要写得具体，写得实在。然后，让每一个受益的村民，都在后面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红手印！”
戴冠宇站起身，环视众人：“我们没钱没权，但我们有良心，有民心！这，就是我们最硬的武器！”
一夜之间，整个曹海镇都醒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从村委会飞进了镇上的每一个角落，飞进了田间地头的每一座农家院。
镇政府的大院里，灯火通明。戴冠宇亲自执笔，在那盏昏黄的台灯下，写下了那封请愿书的草稿。他文思泉涌，那些付平为曹海镇做过的一桩桩、一件件，都化作了笔下最真挚、最有力的文字。
而王大虎，则带着几十个村干部，连夜行动了起来。他们扯来了十几米长的红色条幅，在镇政府大院的空地上铺开。他们又从办公室搬出桌子，放上笔墨和红色的印泥。
起初，只是接到通知的村干部和党员家属。但很快，闻讯而来的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刚从地里回来的农民，身上还带着泥土的芬芳；刚下班的工厂工人，工装上还沾着机油；镇上中学的老师，推着自行车赶来；还有那些开小卖部、开饭馆的小商贩，干脆关了店门，全家出动。
人们举着手电筒，打着手机微弱的灯光，在长长的条幅前，排起了蜿蜒的长队。空气中没有悲伤和颓丧，反而弥漫着一种同仇敌忾的豪情，一种“咱们要给恩人讨个说法”的、最朴素的战斗精神。
“乡亲们！”王大虎站在一张桌子上，用他那洪钟般的大嗓门，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喊道，他的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却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打动人心。
“乡亲们！付书记，是把咱们曹海当成自个儿家，把咱们一个个都当成亲人的人！他来的时候，咱们这是个啥穷样，大家伙儿心里都有数！现在，路通了，学校盖了，娃儿们有新书桌了，咱们的苹果也能卖出去了！这都是谁带来的？是付书记！”
“现在，咱们的亲人有难了！在省城，被人冤枉了，被人泼脏水了！咱们能眼睁睁看着吗？”
“不能！”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咱们没钱没权，上头也没啥大领导给咱撑腰！但咱们有良心！有一颗颗滚烫的心！咱们今天在这里签名，按手印，就是要用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法子，告诉上头的领导，告诉那些想害付书记的坏种——我们曹海镇的人，不答应！付书记，是好官！天大的好官！”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走到条幅前。她不识字，就让旁边的人帮她念请愿书的内容。听完，她流着泪，郑重地在红色的印泥上按下自己的拇指，然后用力地盖在了条幅的空白处。
“俺娃上学，就是付书记给找的路子。俺信他。”
一个壮硕的汉子，卷起袖子，露出黝黑的胳膊，在条幅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又重重地按上手印。
“俺爹的病，是付书记找车送到市里医院的。这条命，是他给的。谁说他坏话，俺跟他拼命！”
那条长长的红色条幅，很快就被密密麻麻的名字所覆盖。空白的地方，被一个个鲜红的、带着体温的手印所填满。远远望去，那片红色，像一片在夜风中熊熊燃烧的枫林，炽热而壮烈。
另一边，“功绩录”的整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人们七嘴八舌，回忆着付平的过往。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付书记自己掏钱，给村里那几个孤寡老人，一家买了一吨煤！”
“还有张三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急得要跳河，是付书记发动干部捐款，又帮他申请了助学贷款，才把孩子送进大学的！”
“咱们镇上那条‘连心路’，图纸都是付书记熬了好几个通宵，自己画出来的！”
这些细节，具体而微，充满了人情味。它们不像官方报告那样宏大叙事，却像一块块拼图，拼凑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干部形象。
两天两夜。
当所有的材料都整理完毕时，戴冠宇和王大虎看着眼前的东西，都沉默了。
那是一卷沉甸甸的红色条幅，上面有三千多个签名和手印。还有厚厚一沓，足有十几公分高的“功绩录”，每一页都写满了朴实无华的文字和密密麻麻的签名。
“走，去省城。”戴冠宇的声音沙哑，但眼神坚定。
他们挑选了两名在镇上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老村民代表，四个人，挤上了那辆桑塔纳，星夜兼程，再次奔赴省城。
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找任何关系，也没有去信访局。
车子直接开到了省委大院的门口。
那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高大的门楼，门口站着笔挺的武警战士。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井然有序，与他们这几个风尘仆仆、满脸倦容的乡下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们被门卫拦了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戴冠宇走上前，他没有激动，也没有高声叫嚷，而是以一种极为诚恳和尊重的语气，对那位年轻的警卫说道：
“同志，你好。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是偏远山区曹海镇的干部和群众代表。”
他指了指王大虎怀里捧着的、用红布小心翼翼包裹着的那卷请愿书。
“我们的付书记，以前在我们那里工作过。现在，他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带来了我们全镇几千名父老乡亲的心里话，想亲手交给省委领导。”
他顿了顿，看着警卫的眼睛，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哽咽：“同志，我们知道有规矩。但是，付书记在省城，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但在我们曹海镇，他是为我们修路、为我们建学校、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恩人。我们不相信他会做坏事，我们就是想来，替他说句公道话。我们请求组织明察！”
那年轻的警卫，每天在这里见过来访的人多了，有哭哭啼啼的，有撒泼耍赖的。但像戴冠宇这样，条理清晰、情感真挚，尤其是当他看到王大虎怀里那卷几乎要溢出红色的、沉甸甸的东西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看着眼前这几位衣着朴素、眼神却像火一样明亮的人，他们手捧着那卷着无数红手印的请愿书，像捧着一团不灭的火焰，在那庄严的政府大楼前，站得笔直。
沉默了片刻，他拿起对讲机，按下了通话键。
“……总值班室吗？门口有紧急情况需要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