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县，这个在江州省地图上被深褐色标注的地方，仿佛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一个褶皱。它的名字里带个“红”字，不是因为革命历史，而是因为这里漫山遍野都是一种贫瘠的红土，除了种些耐旱的玉米和红薯，几乎长不出任何像样的经济作物。
从省城江州出发，四个小时的高速，两个小时的省道，最后还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近三个小时，才能抵达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县城。付平他们乘坐的这辆半旧的越野车，像一颗在浑浊溪流里翻滚的石子，每一次转弯，车轮都会扬起一阵红色的尘土。
“付处，您说，咱们来这儿，真能找到那把‘钥匙’？”小张博士的脸色有些发白，一半是因为晕车，一半是因为困惑。他一手死死抓着车顶的扶手，另一只手护着怀里的笔记本电脑，里面存着他们为研讨会准备的所有理论“炮弹”。
付平的目光一直凝视着窗外。车窗外，是千篇一律的、光秃秃的山峦和悬挂在半山腰的零星村落。那些土坯房，像老人的牙齿，稀疏而泛黄。
“小张，你觉得我们这次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付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
“呃……构建面向未来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小张博士下意识地背出了报告的标题。
“那是口号。”付平摇了摇头，转过头来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超越了他年龄的深邃，“口号是给别人听的。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我们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干部队伍听起来更‘时髦’，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全国的组织工作评比中拿个高分。我们是为了让那些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能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干部，能有机会把他们的才华，真正用在改变这些地方的命运上。”
他指了指窗外一个正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老人，老人的背几乎弯成了九十度。“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模型，我们的辩论，如果最终不能让那个老人的锄头变得轻一点，不能让他口袋里的钱多一点，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狗屁不是。”
这番话，带着一种泥土的粗粝和灼热，让车里几个习惯了在文件和会议中打转的年轻干部，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笔下那些冰冷的条文，和窗外这些鲜活而困苦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沉重如山的关联。
“那……我们来红山县，具体是找谁？找什么？”另一个叫李浩的年轻干部问道。
“找一个人。”付平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份已经有些卷边的干部档案复印件，“这个人，也许就是我们那把‘钥匙’。一把能撬开丁老他们那种‘经验主义’和‘保守思想’的钥匙。”
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的中年男人。寸头，方脸，眼神很亮。
姓名：马前卒。
职务：红山县下马乡党委书记。
这个名字，带着一种宿命般的黑色幽默。付平第一次在干部名册里看到这个名字时，就愣了很久。马，前，卒。一个在象棋里只能向前，不能后退，过了河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却也最容易被牺牲掉的棋子。
而他的履历，更是这个名字的生动注脚。
马前卒，四十二岁，土生土长的红山县人。从乡里的干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二十年间，几乎干遍了红山县最穷、最苦、最偏远的七个乡镇。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做出点实实在在的成绩，比如修通一条路，建起一个养殖场，或者把乡里的留守儿童都集中起来办个“希望食堂”。但奇怪的是，他的官运，似乎总是在“副科”和“正科”之间打转。每次眼看要提拔了，总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刷下来。要么是“性格太直，不善于团结同志”，要么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群众上访”，甚至有一次，是因为他为了给村小学买电脑，自作主张挪用了一笔招待费，被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
他就像一个永远在冲锋陷阵，却总也得不到将军赏识的“卒子”。
付平注意到他，是因为一份不起眼的内部通报。通报批评了马前卒在下马乡搞的“家庭农场股份制”试点，认为他“不顾实际，盲目引进市场化操作，破坏了农村基本的生产关系，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这份通报的措辞，和丁绍华那份“万言书”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简直如出一辙。
这让付平敏锐地感觉到，马前卒，这个被上级定性为“胡闹”的乡党委书记，很可能正在做着和他们构想中异曲同工的事情。只不过，付平他们是在省城的空调房里画蓝图，而马前卒，是在红山县的泥地里，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实践。
他就是一份活的案例，一个行走的“本土化革命”样本。
下马乡政府，是一栋两层高的灰色小楼，墙皮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块块凝固的伤疤。院子里没有水泥地，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付平他们到的时候，正值中午，乡政府里静悄悄的。
他们在乡长办公室找到了乡长。乡长是个四十多岁、看起来有些暮气沉沉的男人，见到省里组织部来人，显得既紧张又意外。
“马书记？他……他不在乡里。”乡长泡着茶，眼神有些躲闪。
“不在？去哪儿了？”付平问。
“他……他去邻省的平阳县了。说是去……去考察学习。”乡长结结巴巴地说，“您也知道，马书记这个人，就喜欢瞎折腾。”
付平笑了笑，他从乡长那游移的目光和不自然的语气里，已经读出了信息。考察学习是假，被“架空”了是真。那份通报下来后，马前卒这个乡党委书记，恐怕已经被县里“冷处理”了。
“乡长，我们不是来追究责任的。”付平的语气很温和，“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马书记搞的那个‘家庭农场股份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一听到这个，乡长的脸色更难看了。他连连摆手：“哎哟，付处长，可别提那个了。那就是马书记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胡搞！县里已经叫停了，我们……我们也在做善后工作。”
“哦？怎么个‘胡搞’法？”付平饶有兴致地追问。
乡长叹了口气，像是倒苦水一样说了起来。原来，下马乡有一片全县最大的河滩地，因为地势低洼，常年被淹，只能种些产量极低的杂粮。马前卒来了之后，天天泡在那片河滩上。他发现河滩地虽然爱淹水，但土质肥沃，而且水源充足。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了一个农业技术员，俩人合计了半天，说这地方特别适合种莲藕。
但种莲藕需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根本搞不起来。于是，马前卒就想出了那个“股份制”的点子。他挨家挨户去游说，让村民把河滩地的承包权，折算成“土地股”，入股到他牵头成立的一个“莲藕种植合作社”里。合作社负责统一的生产、管理和销售。他还不知道从哪儿拉来了一笔三十万的个人贷款，作为启动资金，承诺年底按照股份分红。
“您说说，这不是胡闹吗？”乡长越说越激动，“土地是国家的，承包权是农民的，他一个党委书记，凭什么让人家拿土地入股？万一亏了呢？那三十万的贷款谁来还？到时候老百姓没了地，还没了钱，还不得到县里、市里去闹事？县里领导知道了，当场就发了火，说他这是典型的‘乱作为’，是拿老百姓的饭碗和政府的稳定在赌博！”
付平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他能想象到县领导的愤怒，也能理解乡长的担忧。在传统的执政思维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天。马前卒的行为，无疑是在一个火药桶旁边玩火。
“那……现在呢？那些入了股的村民怎么办？”小张博士忍不住问。
“还能怎么办？县里发了话，合作社解散，土地退还给村民，一切恢复原状。马书记也被停了职，让他‘好好反省’。”乡长摇了摇头，“还好发现得早，莲藕刚种下去没多久，损失还不算太大。”
付P平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子外那片灰蒙蒙的天。
“乡长，能带我们去那片河滩地看看吗？”
河滩地离乡政府不远，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站在这片广阔的土地前，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近千亩的河滩地，被整齐地分割成一块块巨大的方田，田里蓄着浅浅的水，水面上，是一望无际的、刚刚冒出头的卷曲的荷叶，像无数只绿色的拳头，倔强地伸向天空。田埂修得笔直，四通八达，中间还挖了几条宽阔的引水渠，将远处河里的水，源源不断地引入藕田。
这哪里是“胡搞”？这分明是一个经过精密规划、充满现代农业气息的宏大工程。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个乡镇，在没有上级支持的情况下，靠一个“胆大包天”的书记和一笔个人贷款搞出来的。
“这些……就这么荒了？”李浩看着这片已经初具规模的藕塘，惋惜地问。
“是啊，县里让恢复原状。可这藕苗都种下去了，水渠也挖好了，怎么恢复？只能先这么放着了。”乡长叹气道。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争吵声。
他们循声走去，看到田埂上围着一小群人。一个穿着蓝色劳动服、皮肤黝黑的男人，正被几个村民围在中间，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
“马书记，您不能走啊！您走了，我们这几百亩的藕塘怎么办？”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攥着那个男人的胳膊，眼眶都红了。
“是啊，马书记！当初是您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说跟着您干，肯定能挣钱！现在县里一句话，您就撂挑子了？我们不服！”另一个年轻人喊道。
那个被称作“马书记”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档案照片上的马前卒。他没有去什么邻省“考察”，他根本就没离开这片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土地。
马前卒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奈。他拍了拍老农的手，声音沙哑：“老乡们，我对不住大家。是我没把工作做通，让县里领导误会了。大家放心，我那三十万的贷款，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一分不少地还上。至于这片藕塘……大家，大家还是先按老办法，各种各的吧。”
“种个屁！”一个脾气火爆的汉子吼道，“地都给你平了，渠都给你挖了，我们怎么种？马书记，我们信你！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这莲藕，到底能不能挣钱？”
马前卒抬起头，看了一眼那片绿油油的藕塘，眼中闪过一丝痛楚的光芒。他沉默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能！我拿我这颗脑袋担保，只要管理得好，销路找得对，这一亩地的收成，比你们种十年玉米都多！”
“那不就结了！”汉子一拍大腿，“我们不退股！这地，我们就交给您了！县里不同意，我们就去县里说理！我们农民想靠自己本事挣点钱，犯了哪条王法了？”
村民们群情激奋，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乡长见状，脸色大变，赶紧跑过去：“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啊！这是省里来的领导，你们还不住口！”
村民们这才注意到付平他们。他们安静下来，但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戒备。
付平没有理会惊慌失-措的乡长，他径直走到马前卒面前。
“你就是马前卒？”
马前卒抬起头，打量着眼前这个穿着白衬衫、气质不凡的年轻人。他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一丝倔强和警惕：“我是。你们是？”
“省委组织部，付平。”付平伸出手。
马前卒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省委组织部的人。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在自己满是泥污的裤子上擦了擦手，和付平握了握。
“马书记，”付平看着他的眼睛，开门见山，“我想跟你聊聊。”
没有在乡政府的办公室，付平把聊天的地点，选在了田埂上。
他和马前卒，就这么并排坐在田埂上，像两个相识多年的老农。小张他们则站在不远处，识趣地没有靠近，但耳朵都竖得老高。
“为什么要做这个？”付平递给马前卒一支烟。
马前卒接过烟，没点，只是夹在手指间，看着那片藕塘，眼神悠远。
“付处长，我在这大山里干了二十年。我见过太多穷怕了的脸。我也带着他们试过很多办法，养猪，养鸡，种药材……但都搞不大，成不了气候。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人均不到一亩地，一家一户的，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他用脚捻了捻地上的红土：“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这儿的农民，缺的不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是天底下最能吃苦的人。他们缺的，是一个能把他们这盘散沙，捏成一块砖头的‘人’和一套‘法子’。”
“所以，你就想到了‘股份制’？”
“嗯。”马前卒点了点头，“我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觉得，这事儿得这么干。土地还是大家的，但得拧成一股绳，统一干。挣了钱，大家按股份分，这不亏心。我这个书记，就是那个牵头捏沙子的人。至于法子，就是白纸黑字的合同。丑话说在前头，权利义务都写清楚，谁也别想赖账。”
他的话语简单、朴素，没有任何理论包装，却直指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你那三十万贷款，怎么来的？”付平问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马前卒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付处长，您是组织部的人，我就不瞒您了。我把我县城的房子，还有我老婆攒了半辈子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都给抵押了。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包括我老婆。”
付平的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被上级定性为“乱作为”的乡党委书记，这个被同事视为“爱折腾”的异类。他不是在赌博，他是在用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去为一群和他非亲非故的农民，趟出一条可能通往富裕的血路。
“你就不怕亏了，血本无归？”
“怕。”马前卒坦然道，“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怕哪天一场洪水，或者一场病害，把这片地全毁了。但……怕，就啥也不干了吗？我看着那些村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最后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我看着那些年轻人，一个个都往外跑，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这心里，比亏掉三十万还难受。”
他终于点上了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和他眼中的忧郁，混在了一起。
“付处长，我知道县里为什么停我的职。他们怕出乱子，怕担责任。他们觉得，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我懂。但是，我就想问一句，让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这么穷下去，这……难道就是他们想要的‘稳定’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付平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想在研讨会上，问丁绍华他们的问题。
让干部队伍永远四平八稳，一潭死水，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稳定”吗？
付平沉默了。他知道，他找到了。
他找到了那把“钥匙”。
马前卒，以及他身后这片充满生机与争议的藕塘，就是对抗那些僵化理论、陈腐观念最有力的武器。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模型，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汗水有泪水、有巨大风险更有无限希望的活生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足以让任何一个还心存良知、还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抱有感情的人，为之动容，为之深思。
“马书记，”付平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你的问题，不是‘乱作为’，而是你的‘作为’，跑得太快了，快到我们的制度和观念，都还没来得及跟上。”
他看着马前卒，一字一顿地说：“你缺的，不是反省，而是一个能为你撑腰，能为你这套‘野路子’正名的机会。这个机会，我给你。”
马前卒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付平转头对小张博士说：“小张，把你电脑里的那些理论炮弹，都删了。”
小张博士愣住了：“付处，那……那我们研讨会用什么？”
付平笑了，他指了指马前卒，又指了指那片广阔的藕塘。
“他，和这片地，就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磅的炮弹。”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王长林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付平没有汇报任何理论思考，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部长，研讨会的时间，能不能提前？地点，能不能改一改？我想请您，还有丁绍华同志他们，一起来红山县的田埂上，开这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