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被后来的江州政坛许多人私下里称为“破冰之旅”的座谈会，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深水炸弹。会议本身只持续了短短一天，但它在湖心引爆的冲击波，却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持续不断地向着最遥远的岸边扩散、发酵。
会议的余波，首先在与会的那一百二十名年轻干部中激荡。他们像一百二十颗被激活了休眠基因的种子，返回各自的岗位后，身上都带着一种焕然一新的气质。那是一种混杂着兴奋、自信和深刻思考的气质。李云帆那石破天惊的“炸场”和付平那举重若轻的“定风波”，成了他们私下里建立的微信群里，被反复咀嚼、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前者，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心中那扇名为“顾虑”的枷锁，给了他们说真话的勇气；后者，则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给了他们相信组织、相信未来的底气。一个无形的、以“改革”为共同信仰的精神共同体，在他们之间悄然形成。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里，多了一种只有“同类”才能读懂的默契。
余波很快从这个核心圈层，传递到了更广阔的官场。省委办公厅的效率高得惊人，连夜便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会议纪要。与以往那些四平八稳、只摘录漂亮话的纪要不同，这份文件，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李云帆的发言，付平的现场引导，以及后来那场热烈到几乎失控的自由讨论。纪要的末尾，还附上了省委书记用粗重的红笔写下的一行批示：“要正视问题，更要解决问题。请组织部牵头，就座谈会反映的‘三座大山’问题，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份文件如同一道惊雷，在各地市、各厅局的领导班子中，引起了不亚于一场小型地震的震动。一些思想保守、作风拖沓的单位，感到了芒刺在背般的压力，连开几个会研究如何“对标对表”。而那些一直想干事却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手脚的干部，则从中嗅到了希望的曙光，仿佛看到了长久以来紧锁的制度牢笼，终于被撬开了一道缝隙。
舆论场上，省内的主流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报道。《江州日报》甚至打破常规，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一篇由总编辑亲自操刀的评论员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冲击力——《让“李云帆们”有舞台，为“付平们”点赞》。文章将这次会议的意义，毫不吝啬地拔高到了“优化ZZ生态、重塑干部文化、激发制度活力”的战略高度。
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一场本意是为了“固化成果”的表彰会，最终阴差阳错地，演变成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付平，作为这场运动的总导演和关键时刻的“定海神针”，其个人声望和在体制内的无形影响力，也在这场巨大的风波中，被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然而，身处这场风暴的中心，付平本人，却异常地平静。会议结束后，他婉拒了所有庆祝的饭局和雪片般飞来的道贺电话，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点燃一支烟，对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一遍又一遍地复盘着整个会议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思考李云帆那张愤怒的脸，思考林山那双充满渴望的眼，思考苏晴发言时那自信又带着一丝疏离的表情。他知道，欢呼和掌声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它们像潮水一样涌来，也会像潮水一样退去。真正的挑战，那些被激烈讨论引出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或许才刚刚开始浮出水面。
深夜十一点，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在他掐灭烟头，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休息时，桌上那部象征着某种权力层级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而刺耳的响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拿起电话，是王部长的秘书，声音简洁而严肃，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付处长，部长请您现在立刻来他办公室一趟。”
付平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个时间点的召唤，绝不会是为了表扬和庆功。白天有多大的成功，晚上可能就有多大的麻烦。这是官场能量守恒定律。
王部长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亮如白昼。付平推门进去时，部长正背对着门口，站在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像一尊沉默的雕塑，眺望着窗外由无数灯光汇聚成的、璀璨如银河的城市夜景。他已经脱掉了白天的西装，只穿着一件略显宽松的白衬衫，头发似乎也有些凌乱。那背影，在明亮的灯光下，非但没有显得伟岸，反而透出一种付平从未见过的萧索和沉重。
付平刚想开口，叫一声“部长”，王部长却仿佛背后长了眼睛，缓缓转过身来。他脸上丝毫没有了白天在主席台上的那种欣慰和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付平从未见过的，极其凝重和严肃的神情。
“来了。”王部长摆了摆手，那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手势，示意他不必说话，“跟我来。”
他没有让付平在待客的沙发区坐下，也没有走向自己的大班台，而是直接推开了自己办公室套间里那扇厚重的、几乎与墙壁融为一体的木门，将他带到了那间极少对人开放的私人休息室。
这间休息室，是王部长的“精神领地”，也是他真正的“书房”。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奢华的装饰，陈设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简朴。只有一套磨得有些起毛的深灰色布艺沙发，一个看起来颇有年头的老式红木茶几，以及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书柜里塞满了各种书籍，从《资治通鉴》到《全球通史》，从《资本论》到最新的量子物理学专著，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书页特有的、混杂着淡淡墨香和时光味道的气息。
房间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本应是温馨的，但此刻，却因为王部长那异常严肃的表情，而显得有些压抑。付平感到，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面的办公室要凝重得多，仿佛能听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声音。
王部长依旧没有说话。他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吧台旁，亲自从一个银色的保温壶里，给付平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叶是上好的龙井，茶香袅袅，在寂静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他端着茶杯，在沙发上坐下，沉默了许久。
那沉默像一块无形的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付平的心头。他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知道，部长一定是在组织一段异常复杂和重要的语言，每一个字，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王部长开口了，声音比白天时低沉了许多，却更有穿透力，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小平，今天你在会上的表现，很好，非常好。”他没有看付平，而是低头看着自己杯中那几片慢慢舒展开来的、嫩绿的茶叶，“坦白说，超出了我的预期。你把一场几乎要失控的危机，一场可能让省委和组织部都下不来台的危机，变成了一次推动改革的契机。这份定力，这份智慧，很难得。”
付平肃立在一旁，微微躬身，谦逊地说道：“部长，都是您和书记在后面撑着，给了我们说真话的底气。我只是做了主持人该做的事。”
王部长摆了-摆手，打断了他。“功是功，过是过，不用谦虚。但是……”
他抬起头，眼神变得无比深邃，像两口探不到底的古井，光线都被吸了进去。他直直地看向付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指导意见》，我们选拔出来的李云帆、苏晴这些人，我们所推出的所有政策……其实，都还只是在解决一个‘存量’的问题。”
“存量”这个词，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付平脑海中一扇新的、更宏伟的大门。
“我们只是在现有的这几十万干部队伍里，像淘金一样，想办法把好的、能干的，从下面‘捞’出来，把那些不好的、不作为的，淘汰掉。这很重要，这是拨乱反正，是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小平，一个省，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地长治久安，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解决‘增量’和‘未来’的问题。”
他站起身，端着茶杯，开始在房间里狭小的空间里踱步。他的身影，被书柜的阴影拉得忽长忽短，仿佛在与历史的巨人们对话。
“小平，我今天，想给你出个题目。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一个可能需要你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慢慢思考、去寻找答案的题目。”
他停下脚步，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付平的眼睛，像一位严师在考问他最得意的门生。他一字一顿地问道：
“未来二十年，我们江州省，究竟需要一支怎样的干部队伍？”
这个问题，像一颗无声的炸弹，在付平的脑海中轰然引爆。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那一瞬间凝固。
王部长没有给他喘息和消化-的时间，他的语速开始加快，像是在他面前，用语言强行打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
“你看，未来二十年，我们江州省的经济引擎一定会换挡，从现在依赖土地、依赖投资、依赖传统制造业的模式，转向依赖创新、依赖数据、依赖高新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的模式。我们的社会操作系统也必然会被重写，从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管理’型社会，转向更加扁平化、网络化的‘服务’型和‘治理’型社会。我们的人口结构，会不可逆转地进入深度老龄化，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会成为比GDP增长更重要、也更棘手的民生课题。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会更加复杂多变，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都可能成为新常态……”
“为了应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可以预见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从现在开始，就系统性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干部队伍，这支执政的骨干力量，准备好了吗？”
他向前走了一步，几乎是逼视着付平，问题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像一把把手术刀，刺向现有干部体制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需要培养懂人工智能、能和顶级科学家平等对话的市长吗？我们需要懂基因工程、能看懂《柳叶刀》上最前沿医学论文的卫生厅长吗？我们需要懂国际金融法、能在华尔街的牌桌上跟那群饿狼博弈的副省长吗？”
“如果需要，他们从哪里来？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干部选拔体系，能成规模地培养出这样的人吗？我们是应该打破体制的墙壁，从外部大规模引进，还是应该立足于内部，重新设计我们的培养路径？如果引进，如何解决他们的‘水土不服’，如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ZZ逻辑？如果培养，我们该怎么培养他们？是送去哈佛，还是送去党校？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他们的工作？是用GDP的尺子，还是用别的什么更科学的尺子？”
一连串的追问，像重锤一样，一锤一锤地砸在付平的心上。他感到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他意识到，王部长所谈论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规的组织工作范畴，这是一种站在历史经纬度上的战略思考，是一种对执政能力和执政未来的深度忧患。
王部长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将已经微凉的茶一饮而尽。他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仿佛是为这场深刻的谈话画上一个节点。他的语气，变得无比郑重。
“小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干部工作了。这本质上，是一道关于人才战略的‘治国策问’。”
他看着付平，眼神里充满了期许和一种近乎沉重的信任。
“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跳出你干部二处处长的位置，跳出组织部的思维局限，你要站在省委，甚至中央的高度，去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在短时间内给我一份漂亮的报告，那些东西没用，只是文字游戏。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体系，一个可以指引我们江州省未来二十年干部队伍建设的、可操作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体系！”
“这件事，难度极大，牵涉极广。所以，我只交给你一个人，去静下心来，独立思考。”
付平全程肃立，认真地聆听着。他的表情，从最初的平静，到听到“存量”时的震惊，再到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感觉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压力，那压力不是来自于任务本身，而是来自于这份压力背后所承载的信任和历史使命感。他意识到，王部长正在将他从一个战术层面的“改革干将”，一个处理具体事务的“操盘手”，强行推向一个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师”。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可以真正触摸和影响历史进程的机会。
王部长从背后那排看不到尽头的书柜里，抽出了一本书。那是一本非常旧的、封面已经泛黄的、关于新加坡建国初期“精英治国”和人才战略研究的著作。书页的边缘因为常年翻动而卷起、发黑，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心得。
他把这本书，像传递一件信物一样，郑重地递到了付平的面前。
“有空的时候，看看这本书。李光耀这个人，很有远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你要记住，我们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体制。我们不能学其形，要悟其神，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
付平伸出双手，恭敬地接过了那本尚带着王部长体温的、沉甸甸的书。
谈话结束时，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悄然指向了午夜。
王部长亲自把付平送到休息室的门口，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伸出手，用力地拍了拍付平的肩膀。那掌心的温度和力量，透过薄薄的衬衫，传递到付平的身体里，也传递到他的心里。
“小平，”王部长最后看着他，声音不大，但无比清晰地说道，“之前让你搞那个《指导意见》，是让你当一个‘外科医生’，去精准地切除一个我们组织身体上看得见的、已经化脓的肿瘤。这很重要，也很紧急。”
“但是现在，我要你当一个‘基因工程师’。”
“我要你去思考，如何优化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遗传密码’，如何建立一套新的‘新陈代谢’系统，让我们的组织，能够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不断地自我进化，自我强大，自我革新。”
“这，已经不仅仅是组织工作了。这是ZZ，是历史，是一个真正的ZZ家，必须具备的远见！”
他拉开门，对付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去吧，大胆地想，不要怕犯错。你的背后，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