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要归功西方的传教士，虽然这些洋牧师在中国显然很失败，可是无意中有了意外收获，就是儒学，因为要读懂中国人首先要了解，才能施教，勉强捧起四书五经，孰料中国儒家文化的吸引力实在太强大，以至于这帮人认不得几个中国字的传教士，竟都拿得起放不下，深深的陶醉于其中。不但废寝忘食的学习，更前仆后继的翻译。
利玛窦将中国的《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金尼阁将中国的《五经》也随后翻译完成，随后这股翻译热潮，更从中国本土传到了欧洲，大批传教士们呕心沥血，把中国儒家学说典籍，精心介绍给欧洲。
而这件事的后果，更像给整个欧洲大陆，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但凡有头脑的学者，都给震得发晕，其后史不绝书的，就是从十七世纪至启蒙运动年代，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毫不吝惜的赞美。照着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的话说，中国文化，便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照着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断言，儒家思想“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而其中完善的思想体系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更是“竟使我们觉醒了”。儒家圣人孔子，也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极高的尊崇，以狄德罗的赞美说“使世人获得对神最纯真的认识”。霍尔巴哈得到的结论更激奋：全欧洲的政府，都要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政府为模范。
虽然这群人动机不同，水平眼光也有差异，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优点，便是实在。特别是造访中国后，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三大发明的源头就在这里。因而也奋笔疾书，写了不少论证此真相的资料笔记。比如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里，有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证并赞美中国发明印刷术。就态度来说，真比后来的韩国人靠谱，动不动就说是我们韩国人发明的。可此时韩国女人穿着露乳装，男人们腰间围着兽皮毛。
而与正本清源同时进行的，便是对明朝先进科学技术，几乎不遗余力的介绍。首先让欧洲人开眼的，便是大明的传统优势领域：农业生产。
利玛窦的日记里更清楚确认，当时中国南部大多数省份，已经普遍推广了三季稻。以至于中国的大米亩产“远比欧洲富裕得多”。中国农民的精耕技术，也令欧洲人惊叹。就连曾在中国因为走私坐牢的海盗佩雷拉，都感慨回忆过中国农民精耕技术的细腻成熟。
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荷兰船员倒卖中国大型农具，转手就有暴利。而到了清朝年间，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也经常做这种倒卖生意。彼时在欧洲最受欢迎的设备，正是上面说到的扬谷扇车，这种新农具的普及，结束了欧洲农民之前只能人力扬谷的苦累生活。
明末多名传教士回忆文字的十八世纪欧洲畅销书《中华帝国全志》里，便有整一章的《农政全书》法文选译。这段《农政全书》里讲述养蚕技术的篇章，一下颠覆了欧洲人的蚕桑养殖理念，并很快被纷纷转载。俄罗斯叶卡捷琳娜沙皇时代，《中华帝国全志》得以转译成俄文版，但沙皇俄国只允许其转译书中的前两章，相反其中的《农政全书》部分不但全数翻译，更重新配有清晰插图。
一直在西方享有盛名的，便是明代宋应星的科学宝典《天工开物》，尽管比起《农政全书》来，《天工开物》介绍到西方的时间要晚得多，内容也同样有限。直到19世纪早期，法国人儒莲才将其部分翻译。但书中所记录的明代制墨，制铜，造纸等技术，依然远高于这时期的欧洲。
说着说着又扯远了，回归正题，既然牧师盖多在西门投降了，毛聚奎也不进攻了，请示中山舰上的张天乐进入王城是不是要搞个仪式啊，张天乐的回电是让毛聚奎写信，让牧师盖多送给总督揆一，让其投降，接受处理，通知郑成功，让他去进攻王城，要是总督揆一纳降的话，就让郑成功去，今天我们不攻击了，给他们个时间考虑，如果不投降的话，明天再进攻收复。
郑成功大喜啊，想不到这样顺理就兵临城下了，把招降书送进去。
城堡内议会厅，揆一又一次看了招降书，“此地非尔所有，乃中华之国土。今吾等前来，是复其故土。此处离尔国遥远，安能久乎？吾等动柔远之念，不忍加害，开尔一面：凡仓库不许擅用；其余尔等珍宝珠银私积，悉听载归。如若执迷不悟，明日环山海，悉有火器垒齐攻。船毁城破，悔之莫及。”
三日内荷军死伤千余人，能参加战斗的士兵仅剩600百余人，评议会认为：“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可怕的命运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而这样坚持，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处。”又一次最后表决了，这一次有4人反对议和，25人同意立即投降。不用打仗了，还等什么，连夜举白旗，免的天一亮莫名被打。
很明显这一次反过来了，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投降成了唯一出路。揆一走投无路，只得同意由评议会出面同郑家军及南京政权谈判。前来谈判的还是三人组贝克特、瓦莱克和威丽尔斯，在城外郑成功大营，经过会谈，揆一“愿罢兵约降，请乞归国”。
不管是西班牙、葡萄牙时期，对大明都不敢碰，到现在荷兰虽然强大，也只是占着台湾一小块地方，还是在明朝最衰弱的时候要求，把在澎湖的据点撤掉后，占了台湾设立了热兰遮城，而台湾的气候非常不适应人类居住，传染病蔓延。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比之原本在历史上郑成功收复台湾，提前了六年，改变了原本的历史。
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
条约重点为：
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忘记仇恨。 荷方将城堡、大炮、军用物资、商品和现金交给郑成功郑家军。 荷兰人可携带一切返回巴达维亚必须使用的食物、工具等物品。 荷兰士兵得以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郑成功军队应释放所有荷兰俘虏。 东印度公司应释放所有中国人俘虏。1800名荷兰人及家眷、黑奴登上8艘荷兰船舰，等候出航。《热兰遮城日志》记录至这一天为止。
牧师盖多，及瓦莱克一家及女儿维妮留了下来，瓦莱克不是商人，而是种植园老板，有三处庄园，奴隶达到200多人，如果放弃还不如杀了他，最说回到欧洲成穷光蛋了，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留下来。
而牧师盖多，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去干吗？有悖初衷，所以也留下来。
对于留下来欢迎，郑成功也需要这些西洋商人，结果到了最后威丽尔斯家族也留下来，是舍不得放弃成片的甘蔗种植地啊，这是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以前是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得到明确回复后，威丽尔斯带领家族全部留下。
至此揆一率领卢斯杜南号、唐堡号、安克文号、梅顿号、泰伯特号、纳尔登号、白鹭号和罗南号启程，结束了荷兰在台湾32年的统治。
至于大员长官揆一则因为投降而受到审判，被软禁于班达群岛，直到1674年家人以25000荷盾将他赎回。1675年他出版《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为自己辩护。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方面，失去大员这个据点之后，“东南亚—大员—长崎（日本）”的商路中断，对中国贸易量也急遽减少，损失甚大。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明白了，跟清廷合作没什么用，随后数度派出官员去往南京，想恢复这条航路，结果无意中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商品，而南京官府也同意通商，在东亚经商，“不许生端勒掯”，“苟背约，立遣师问罪”。 而结算不是用白银，而是用黎城币结算。此是后话。
不日黎城来电要求张天乐、吴一先不要回大陆，看看荷兰东印度公司接下去的反应，虽然签了协议，说不定会派兵来偷袭。等第一批派出的官员到达后，再回江南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