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的玉米一季又一季地长着，棚里的辣子一茬一茬地摘着，我们在地里和棚上来回穿梭着，日子也一天天地继续着。我们栽下去的杨树已经长得有碗口粗了，每年修剪下来的树枝也能烧一阵子锅。春天的风还在刮着，但没有过去那么大了，红寺堡在日子的重复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当盖房子成为一种风气时，大家的目标是盖房子，当骑摩托车成为一种时髦时，就一家买一辆摩托车，以前在高干梁不敢规划、不能规划的事情现在都一点点地在想、在做。牛养起来了，羊成了群，孩子们成群结队去念书，村庄越来越蓬勃。每到夜晚，远远看去，红寺堡镇上灯火通明，也渐渐有了城市的模样。
我还是在忙里偷闲地看着电子书，但越看越觉得枯燥。因为侄子看的都是网文，看得久了，就会觉得都是一个模式。我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获取我想看的书，所以也渐渐对电子书失去了热情。
二〇〇九年八月，外甥女来红寺堡看我们。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把她和侄子喊来吃饭。吃完饭在一起闲聊，就说起来电子书的事情。外甥女说：“小姨，你费那个劲儿干啥，你开通个网络，想看啥书有啥书。”
网络我听过，但听说费钱得很，我就问：“那一个月得多少钱啊，听说贵得很。”
“没别人说的那么可怕，像你，如果想看书，一个月开一个五块钱的流量就够了。”外甥女已经用了好几年网络了，所以她知道。
“五块钱啊，那我还是负担得起的，就是我这个手机买了都快两年了，不知能不能上网。”我一听五块钱，一下子来了精神，但又担心起手机了。
“都可以的，只不过咱们这儿就把手机用来打电话了。”外甥女说。
“那你给我开开行不？”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和外甥女说。
“行呢，小姨，就是今天开，但要下个月才能用，下个月就从你的话费里面多扣五块钱。”外甥女耐心地给我解释，我点头，她就打电话给客服开了一个五块钱的流量。
侄子闷头玩着手机，猛地想起啥似的说：“哎，姑姑，你开流量了，我给你给个QQ号吧。”
“要QQ号干啥？”我不知道他说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下个月能上网了就可以和我们聊天了，我们可以加好友，你看，我和我姐就是QQ好友，我们俩平时就这么说话。”侄子打开自己的手机耐心地给我教。
其实我就是反应慢一点，但我学东西还是没问题的，侄子给我一说我就知道怎么操作了。他把QQ号和密码给我抄到本子上，让我在九月一日的时候自己登录上去，哪里不会了再给他打电话问。
我对新的事物总是充满着期待，自从外甥女说网上可以看书，我就天天盼着九月一日，仔细一算，八月还有三十一日，顿时就觉得日子漫长。
九月一日早晨起来，就收到了移动公司的短信，说我的流量可以用了。我趁着没起床，赶紧打开网络试了一下，果然，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书城里的书丰富得让我咋舌。我试着登录了QQ，但并不是特别熟悉，就先放下了。然后赶紧起床准备去棚上干活。
怎么说上网的这种感觉呢？就好像你一直都与世隔绝，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你生活的地方，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所有的东西你都没见过，所有的东西都要你重新认识、重新学习、重新接受。我倒是不着急，但我似乎又陷入到以前读书的状态里去了，因为我没有多的时间去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我只能在生活的间隙里用能抓住的所有时间来学习这些新东西。
我又在别人眼里开始“不正常”起来。香梅嫂子问：“你最近怎么又开始神神叨叨的了？”
我尴尬地笑笑：“嫂子，学着上网呢，好多东西不会。”
“你捣鼓的东西我们都不会，也帮不上你，不过你可别为这些事情再挨骂了。”嫂子善意地提醒我。
“我会注意的嫂子。”对于香梅嫂子的话，我还是听的。
我再也不看电视了，晚上忙完就看书，也捣鼓着QQ，研究怎么加好友，怎么聊天。
又是一个新年，春天又很快过去，我在QQ上看到，有个QQ空间，我加到的网友写一些短句子在上面，我就非常好奇人家是怎么写上去的，尝试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它只能写一百二十个字，多了就发不出去。我就尝试着写了几句：“红寺堡五月的街上飘着槐花的香味，季节已经到了初夏，这片土地上才有了一丝绿意。”
点了发表，果然发出去了，这让我很兴奋。QQ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功能。而在之后的尝试中，我加好友之前都是先看看对方的QQ空间，写得好我才加，不写或者写得不好的我就不加。除了看书，看QQ空间的说说成了我的另一个爱好。然后我发现，再长一点的文字可以发日志。我就一点点看着，一点点学着，偶尔自己也写几句发上去。
有一天，一个叫红尘暮的网友和我聊天，他的空间大都是自己写的古体诗。初看这个网名，我以为是一个中年人了，但聊了一阵子知道，人家就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我被自己先入为主的思想弄得脸红了一下，少年发来一个龇牙的表情。他说自己是校园文学社骨干，他们一帮同学学习之余就学着怎么写文章。我说真羡慕你们青春年少，可以在校园里学习。他笑着说：“姐，你也可以啊，我看了你的空间，你的文字意境很美，好好写也不错的。”
少年的话让我自惭形秽，我回复他说：“我就一个农村妇女，我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总不能一只手拿着锄头，一只手拿着纸和笔吧？再说，我也没有纸和笔。”
少年说：“不用纸和笔啊，你就在QQ空间写就行了，想起来就写几句，忙了就不写，多简单。”我呆了几秒，不知道怎么来回复这句话。少年说的确实是一种办法，但我仍然没想明白，我一个种地的女人，写文字干吗？但我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想了想，就回复了一句：“行呢，我试试。”
一句话说出来了，就不好再敷衍，可QQ空间也是有很多人看着的，我应该写点啥呢？这也让我很为难，我总不能写生活里的辛苦和劳累吧，母亲从小教育我们，生活都是苦一阵子，好一阵子，人要含蓄地活着，不能总是抱怨。那除了生活我还能写点啥呢，这个问题让我苦恼。
但其实眼前的苦恼都是暂时的，当我在干活的路上看见盛开的桃花、杏花，看见成群的野鸽子从天空飞过，看见苜蓿开花，看见土地变绿时，我的心里就会充满感动和惊奇，几句话也就出来了。
写字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你把一个个字排列起来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的时候，喜悦也会从心底流出来。我的网友渐渐地多了起来，我们不聊天，但是会在空间相互留言。我写一阵大风，写鹰在天空组队翱翔，写流浪狗，写我的牛羊、我的儿女、我的庄稼、我一起干活的姐妹们……直到有一天，一个网友评论说：“溪风，从你的笔下，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生活的车轮在向前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只是在被动地跟着，被裹挟着向前，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也是一样的，很多年前，我向往着诗和远方，当诗和远方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也只好向生活妥协，只看到眼前的大地，心便如同一汪死水。那我现在写些文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我写了有什么用，我看不到文字的价值，也看不到自己的意义。我只是拿它来替换我的诗和远方。
如果以前的生活是一眼可以看到头的话，那现在，是网络在这生活中激起了浪花，我的心开始活泛起来，虽然我的人不能离开这片土地，但网络这片神奇的沃土已经让我的心遨游九天之外了。我心想，去不了远方就去不了吧，至少，我的生活已经成为了文字；至少，我在很多年之后还能找到这些记忆。
我的看手机实在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事情。每次去母亲家，我都有点坐卧不安，生怕因为手机又让母亲雷霆大怒。这么多年，因为看书这件事情被人说，给我留下了的深刻的心理阴影。我是个心重的人，在骨子里不愿意有人说我，但看书这个事情，又常常让我身不由己。
有一次晚上走在去母亲家的路上，我只顾着看手机，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邻居盖房子剩的一点砖头上，顿时就跌了出去，手掌跐在路上，手腕被碎砖头割了几个血口子，膝盖也破了。幸好晚上没人，我赶紧忍痛爬起来，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又借着手机的光看了一下手腕，觉得没事才继续走。到了母亲家里，大嫂看见我手腕上的伤问我：“你手腕咋了？”
我笑着说：“刚才路黑，没看见，从一堆砖头上上去了，摔了。”
大嫂说：“你看你吓人不。要是摔得伤了骨头可咋办？”
我笑了笑，反正我从小就笨手笨脚，这样的遭遇也不是一次两次，幸好每次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我的谎言骗得了大嫂，却瞒不过母亲，母亲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你走路再不要看你那个烂手机了，当年走路看书的毛病谁不知道。”
我继续笑，啥也不说，反正就这么个事情了，说不说的就让它过去吧，也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所以才一次次地被母亲说。
每年春天地种上之后，男人们就组队外出去工地，差不多每个男人都有一项自己的技能，或者是瓦工，或者是钢筋工，或者是木工，再不济也是一个出色的小工。这些技能都是大家搬迁之后学的，高干梁的这些男人差不多可以组一个建筑队了。男人们一走，村庄就属于女人、老人和孩子。女人除了种地，就是喂牛羊，伺候老人孩子，再就是去菜棚挣个零花钱。可别小看这些小钱，管家是足够了，这样一来，男人一年挣的钱就落下了。所以每一年，我们的村庄都在发生着变化。房子盖得越来越洋气，院子收拾得越来越齐整，女人、娃娃的穿戴也越来越新。
父亲逐渐老了，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在红寺堡盖起了两院房子，家里的摩托车、三轮车、犁地的车、上化肥的机子以及各种农具家具一应俱全，谁家来借用，父亲都是来者不拒。这让父亲在村里积累了极高的威望，谁家有个什么事情都请父亲去主事。平时家里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不是来请父亲帮忙，就是来请他说和矛盾。只要家里来人，父亲就客客气气地给人家泡茶，然后就客客气气地陪着、聊着，一点都没有厌烦的意思。当年在高干梁我们家来的多是亲戚，现在在红寺堡，我们家来的不止是亲戚，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或许在红寺堡这片土地上，父亲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在他的张罗之下，三哥也搬迁到了红寺堡，父亲又看着给三哥盖了房子，安顿着在红寺堡落了户。而二哥在芦草洼已经买了小轿车，在工厂上班，现在的日子是我们姊妹几个里面过得最好的。当年的离开，其实都是为了寻找出路，只不过二哥比我们早出来了几年。
年岁不饶人，父亲本来就有陈旧性心肌梗死，七十岁以后，身体逐渐就又不好了起来，去一次医院，医生就安顿一次，不让操心，不让情绪激动，但父亲一辈子都是个操心的命，说了也是白说，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往返于家和医院。幸好当时农村医疗保险已经开始实施，医疗费尚在报销之内，所以倒也没有多大的负担。只是一次次去医院，本身就是一件让人煎熬的事情。
这样的煎熬一直持续着，银川、吴忠、红寺堡的医院都住过了。有好几次，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最终都是有惊无险。二○一三年的夏天，父亲难得好几个月都没有发病，侄子恰好从西宁回来，就带父亲去镇上转街，一去就看见人家在街边热热闹闹地卖电动三轮车。父亲站着看了一会儿，就和侄子说：“咱们也买一个吧，我老了，走不动路了，买上了在村里骑。”
侄子一听父亲想买，二话没说就买了一辆，爷孙俩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就问车车咋回事，侄子就说给父亲买的。母亲当即就发了脾气：“你爷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这么大的年纪了，一辈子没碰过车，你给买个车车，我看你是想要你爷的老命。”
侄子不说话，和父亲就是个笑，气得母亲甩上又去骂大哥，说大哥不管侄子，由着孩子胡闹。大哥也不敢言语，私下问侄子：“你爷要你就给买啊，真是，害得你奶奶骂。”
侄子说：“我爷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要啥你就给买就行了。人老了，难得说自己要啥，没事，那个车车好骑得很，电不比汽油，没那么高的速度。”
起初是父亲想出去就让侄子开着，过了一段时间，侄子走了，临走拉着父亲突击学了一下，侄子走后父亲就自己开了，吓得母亲和家里人都胆战心惊的。但就是这么神奇，一辈子不碰机械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又让村里的老连手们羡慕了一把，这个老头子，一辈子都走在人前头。
学会了骑车车的父亲变得爱出门了，一会儿去地里，一会儿去隔壁的村子赶集，一会儿又去罗山脚下看人家拔萝卜。甚至，连母亲也被蛊惑着坐上车车跟着父亲到处逛。再后来，连侄子的孩子都被“拐到”车车上去了。父亲每天最操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家喊着让母亲给车车充电，以便第二天可以骑得随心所欲。那可能是父亲这辈子最舒心的一段时光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因为车车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好总是短暂的，秋冬交替之际，父亲的病情再度恶化，车车也闲置了起来，被母亲拿着床单苫起来了。经历了漫长的半个月住院治疗之后，父亲回家时，屋子里的炉子都生起来了，父亲抱着重孙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
本以为这种天伦之乐可以多延续一些时日，但就在第二天，一家人吃完饭，父亲安顿着让大哥他们都去忙活，然后自己进屋休息去了。母亲领着重孙女在屋子外面，大哥活干到一半给父亲打电话，手机一直没人接，大哥就让侄子回来看看。等侄子回来再喊父亲时，父亲早已安逝多时，表情安详宁静。
父亲就这样走了，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好强，自己折腾着各种事情，连去世也是如此干脆利落，不麻烦任何人。如果再给他二十年时间，他会在这片土地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呢？可惜这一切只是我的臆想，父亲最终还是回归了尘土，回归了他中意的地方。
我尽量不去表达我的悲伤，我只是替父亲怀才不遇感到伤感。自他去世之后，母亲领上了养老金，有了低保，我们有了粮食补贴，牛羊的养殖、棚圈的建造都有补助，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一下子比早几年好了起来。可惜这些福利父亲都没有享受上。
父亲去世，我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变故，天明在一段时间里老喊着胯骨疼，一度严重到要先把疼的那条腿搬到炕上，然后才能上炕。我怀疑他得了股骨头坏死，就催促他去医院看。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强直性脊柱炎。医学上称这种病是不死的癌症，除了控制，不可能根除，以后可能都要打针吃药，而且不能再干重体力活。
天明看着我，一脸沮丧，这意味着，我们赖以生活的，他的瓦工技术他没办法再干了。我也沮丧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不要紧，大夫都是说的最坏的结果，但一些事情不会那么坏的。”
天明还是不说话，或许他觉得我说得太轻巧了，但一个时期，我们的生活肯定不会太宽裕。或许这就是生活，总是会有意外发生，总是考验人的忍耐力和应对力。
天明出院时胯骨的疼痛被控制住了，他看着情绪也好一点了，回去就是一个漫长的修养期，我只能更加频繁地去棚上。日子总是要继续的，没有指望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指望。香梅嫂子劝我：“你也别太吃力了，不行了再贷款买两头牛，你们家那个干不了重活，就让在家养牛吧，好歹也是个出路。”
我觉得香梅嫂子说得对，回去就和天明商量这个事情，他也同意，第二天就跑到信用社联系贷款。我们到红寺堡之后，为了鼓励大家尽快发展生产生活，这边的贷款手续简化了太多，天明跑了一周之后就把贷款办下来了——两万块钱。他又买了两头母牛回来，我们的生活又进入了另一种轨道。总之，只要人勤快，日子总是过得去的。
而我自己在几年QQ空间的书写中，也有了一批高质量的网友，他们欣赏并肯定了我的文字，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并且带着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我无法一一来列举这些从未谋面的朋友，但他们为我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一辈子的。
二○一四年春天，我在网上认识了明月姐姐，因为她QQ空间写的解析《红楼梦》的一些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就撵着加她，通过之后，我简单和她聊天问候。
明月姐姐问我：“你的文字挺好的，但为什么总是写说说，不写一点日志呢？”
我回复：“没流量，而且，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村妇女，我写日志有什么用？”
是的，我写了四年之后，我仍然不清楚我写这些字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是当作我枯燥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
明月姐姐回复说：“流量不是问题，有没有用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心里到底想不想写，这才是根本。”
我陷入沉思，我确实是想写的，只是我确实只有三十兆流量，我和移动公司斗智斗勇，一天掐在一兆流量内，但每到月底的那两天，我就没有流量了。而再买一点，就要十几块钱，我一个月挣不到一千块钱，我还要养家糊口，我不愿意把钱多花在这些虚无的事情上。
明月姐姐进一步鼓励我：“不要去想做某件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书写是你想表达的东西，你写出来本身就是意义。”
我承认，我是个容易被蛊惑的人，但明月姐姐说这是悟性。第一次被人用这么肯定的话语来夸奖，我有点受宠若惊，回了一个害羞的表情。从此，远方有了一份牵挂和惦念。我和明月姐姐约定，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携手看江南的春天。
二○一四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我在明月姐姐的鼓励支持之下，在打工种地之余，用手机写了十几万字的说说和日志。我从来不敢妄言自己在写文章，我一直说自己在写字。
二○一四年八月份，我被一个网友拉进了《银川日报》群里，在这里邂逅了祁国平老师，他是中国工业报驻宁夏站的记者。当我们成为网友时，他不止一次和我说，你好好写，马金莲当时和你的境遇一模一样，人家现在都是知名的作家了。
我傻傻地问，马金莲是谁？在宁夏，我当时知道的作家只有张贤亮、石舒清和郭文斌。千篇一律的生活和封闭环境让我犹如井底之蛙。祁国平老师笑着说，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马金莲的简介。我去搜了一下，让我觉得遥远得高不可攀，她已经出了那么多的作品，得了那么多的奖。我觉得祁国平老师在开玩笑，人家这样的才是作家，我拿什么成为一个作家？
觉得遥远就不再想象，我只是怕辜负明月姐姐的鼓励和支持，于是还是有时间就写点，其他的也不再在意。这两年，周边的葡萄园、育苗基地都可以打工，我们的选择愈发多了起来，往往是哪里开的工钱高就跑哪里，对我而言，赚钱养家是我的第一要务。
十月的一天，我们正在葡萄地里剪葡萄，这里已经建成了红寺堡最大的酿酒葡萄基地，一眼望过去，紫色的葡萄成串成串地依次挂着。红寺堡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堪比法国波尔多，产出的酿酒葡萄品质极高，已经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葡萄酒第一镇，所以这两年我们在这边打工的时间多，一天可以赚八十块钱。
正在干活的间隙，祁国平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把QQ空间我认为好的日志给他几篇，他要帮我投稿。接了个电话的间隙，我的搭档已经走在了我前面，老板在旁边伸着脖子朝这边看着。我说我干活呢老师，这样子，我把QQ密码给您，您去看，看上哪篇就投哪篇。给了密码，匆忙挂了电话，我就已经没时间去想这件事情。
十一月的一天，我还在葡萄基地里干活，一个座机电话打给我：“是马慧娟吗？我是《黄河文学》的散文编辑，我们要编发你的一组散文，想问你署名是溪风还是马慧娟？”
那会儿，我怕别人知道我写字，所以就说，署名溪风吧。这是侄子给我QQ号时的QQ昵称，我一直喜欢这个网名，就再也没改过。我们的打工节奏是不给我们思考的时间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多想。直到下午收工回家，我才想起这档子事情，就忐忑地问我甘肃的一个网友，说：“《黄河文学》今天打电话说要发我的稿子，您说会不会发？”
网友也是多年的写作者，对发稿这一块比较熟悉，他回复我说：“一般情况下编辑打电话就是要发了，耐心等着吧。”
我追问一句：“那二般情况下呢？”
网友龇牙，说：“二般情况下就要等目录出来才知道发没发。”
这句话像一个魔咒，瞬间把我的心打乱了，我好半天没有回过神。难道说我那些粗浅的文字要变成铅字了？这是一件多么吓人的事情。我在一种深深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中睡着了，满眼都是我写的文字，又乱又慌。
一年快结束的时候，《黄河文学》的目录终于出来了——这是一期草根文学专刊，我的四篇短文合并成《我们苦中作乐的生活》出现在目录里，署名溪风。
看着目录我发了很长时间的呆，这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文字就这样发表了。当我把目录发到QQ空间的时候，我的网友们都高兴坏了，我就像他们栽种在泥土的一颗种子，现在，这颗种子发芽了。我被这种欣喜包裹了很久，但当我拿到样刊翻看我的文字时，这种欣喜就没有了，因为我觉得，这些发表的文章里，我的写得最差。失落了一阵子，我又鼓励自己，不要紧，下一次一定拿写得好的文章去投稿。
五年的时间里，很多个日日夜夜，写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自己的心寻找一条出路，当这种出路变成另外一种出路时，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成了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修复，我不再那么迷、怀疑，我不再对自己苛刻，我默默地鼓励自己，和自己对话，希望自己每一天都变得好一点。
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九百三十元稿费，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天明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少欣喜，只是淡淡地说：“也不多嘛。还不如干点别的。”
我笑了笑，再没有多说，这些钱确实不多，是我一个月打工的收入，但这背后的故事是他看不见和不知道的。我把样刊收起来，抽空给明月姐姐寄了一本，我一直觉得，是因为她才有了这些文字。
我拿了一本样刊去找母亲，我想给她看看，毕竟，她当年也是读书人。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的听力极速衰退，我说了半天她才听明白。拿着我翻开的那一页就去找老花镜，戴上之后问我：“溪风是谁？”
“是我的笔名，发表用的。”我大声解释。
“还溪风，咋不叫东风？”母亲撇嘴，但眼里明显带着笑意。她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单人沙发上慢慢地看着，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的身上，屋子里暖洋洋的。父亲去世以后，小姨对我们说：“你父亲去世了，你们就把你妈照顾好，你妈当年不顾家里的反对嫁给你父亲，一辈子也没享多少福，现在你父亲去世了，你们要是谁对你妈不好，我们姊妹是不会答应的。”
其实不用小姨安顿，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母亲不好呢？她的一辈子都像标杆，既要求着自己，又约束着我们。
母亲看了好一阵子才把杂志放下，对我说：“写的还凑合。但不能为这些事情耽搁过日子，知道不？”
对于一辈子含蓄的母亲来说，能把话说得这么肯定已经是破例了，我连忙点头。
我的日子仍然是种地，出去打工，回家喂牛羊，做饭管孩子。写字永远排在这些事情之后。但是没关系，我还是一点点写着，一天写一点，有时候可能也就只能写一两百字。
二○一五年年初，《黄河文学》的编辑老师再次向我约稿，要一个八千字的散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手里根本没有八千字的散文，我又不想把我写的那些片段发过去，仔细想了想，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写了《被风吹过的夏天》和《乡愁》，两篇一共八千多字，想着编辑老师看上哪个发哪个。但是目录一出来，两篇都发表了，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自信。
但就在这时，我刚用了七个月的手机黑屏了。这是我用打工一个月的工钱买的，已经是我的第六个手机了。我看着再也活不过来的手机无可奈何，天明说：“看你再按不，多好的手机都要被你按坏，你数数，你这几年用坏了多少手机？人家一个手机用两年，你用七个月。”
我不作声，心里翻着白眼：这也只能说明手机质量不好，并不是我按坏了。但我没手机用却成了事实，咋办呢？正好，我又拿到了《黄河文学》九百八十元稿费，我就动了花这笔钱的心思。鉴于前几次的经验，我这次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手机。数了数兜里的私房钱，还有六百，我心里打定主意，这次就拿出一千五来买手机。我的想法遭到了天明的反对：“手机也和衣服一样，就是一茬一茬的，你买那么好的手机干啥？再按坏了又要买。”
我笑：“不是还有你呢么，再坏了我找你要啊。”
天明赌气：“我才不管呢，不要找我。”
好吧，不管是最好的，我就去，真的花了一千四百八买了个手机回来了，天明气得看都不看我和手机一眼，我就偷着乐。或许，我这样固执又死犟的女人在他看来就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他也是气得没办法了。
气归气吧，日子还是得继续，除了买手机这件事情我没有听天明的，其他的我也说得过去，他也只能妥协。
很快，到了八月，《朔方》的曹海英老师联系了我，希望我给《朔方》杂志投稿。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想我有一次去镇上，街边的报刊亭里摆着一份《朔方》杂志，我看得爱不释手，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你识字吗？买它干啥？”
这句话问得我有点无言以对，我仍然问多少钱。老板奇怪地看着我，说：“八块。”
我二话没说买上就走了，至今记得那个老板诧异的眼神。没想到时隔几年，我居然要给《朔方》投稿。恰好手里有两篇，就都给了曹海英老师。那年的第十期，我的散文第一次发表在《朔方》，石舒清老师还写了几句评语。拿到样刊，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或许，只有文字才有这么大的魅力，才能让我一次次地重新定义自己。
此后的生活，仍然是重复着前一天、前一年的，但一次次的书写让我一直努力向前走着。不对抗现在的生活，不放弃对远方的向往，我知道，即使我去不了远方，但我的心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