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三月是我的生日，每年的三月我都要为我的生日伤感一回。
母亲是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在我们小时候，哪怕是煮一个鸡蛋，也要给我和二姐过一个生日。自从结婚以后，我再也没有过过生日，而母亲的记性会出奇地好，她总在三月的那天提醒我一句，今天是你的生日。
敏感如我，我就瞬间觉得尴尬，因为很多个三月，我都是奔忙在春天的风里，不是打工，就是在地里。等我回家，除了灰头土脸，还有无穷无尽的疲惫。生日，是在生活中最可以被忽略的，为什么母亲总要记住呢？我不懂，也没办法懂，每次母亲提及，我都觉得母亲是在嫌弃我过得不好。
二○一六年的三月也是一样，我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小工，一天一百块钱，多挣钱是我多年的追求。正干活呢，我接到了红寺堡区委宣传部的电话，问我在家不，我说在。宣传部的人说新华社的记者要来采访我，问明天行不行。我说行。但我心里满是嘀咕，不知道要采访啥嘛，甚至，好几年不看电视，我连新华社都不知道是哪一级的采访单位。
倒是在二○一五年的时候，《宁夏日报》有过一篇我的报道，说的就是我几年用手机写了多少文字，还发表了之类的。只是过了就过了，我早忘了这件事情。
宣传部的人带着一车人找到了我干活的工地。他们除了和我聊天，还让我拿手机写一会儿说说。然后，让我不要管他们，该干嘛干嘛。可我们好歹都是有待客礼数的人，怎么能把人家丢下不管。我老板大手一挥：“你下午不要来了，好好招呼人家，工钱照旧给你算上。”
我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就专心配合采访，这场采访一直进行了一天半，我第一次在一种平视的眼神里聊着我这些年的坚持，我为什么要去书写。因为拘谨和不善言谈，我的表达可能并不是那么流畅，但新华社的老师还是耐心、认真地听着，并和我探讨着。
拍摄结束，送走了记者老师。我又忙着去干活。我们老板说：“你怕是要出名了吧？”
我不以为然地笑：“出啥名嘛，就是个采访。”
“那可不一定，你看那阵仗，那么多摄像机……”老板毕竟见过世面。
我还是笑，不肯相信老板的判断，出名这件事情，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能看到的，只是我眼前可以抓住的生活。
我没有想到，我的老板真说对了，新华社的报道一出来，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很佩服我的坚持，也有人加我QQ。我一瞬间慌乱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对于我而言，我只是在顺着生活的轨迹在生活而已，是移民搬迁让我走出了大山，是网络给了我平台，是我的网友引导着我向前走着。我能想到的，仅此而已，所以我很惶恐，我找明月姐姐，找我师长一样的网友，他们说：“既来之，则安之。”
很快，新华社的报道引起了宁夏文联的重视，文联的老师和作协的老师随后赶来我们家，为我送来了一台电脑和一些文学书籍，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还问我有没有意向去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班学习，如果有，他们会为我联系，帮助我报名。我说能不能等到冬天再去，夏天，我还要干活呢。老师们说，可以的。这些话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是不是到了冬天，我就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想到能继续去学习，心里就满是欢喜，仿佛十六岁的遗憾即将要得到弥补。
红寺堡难得在三月下雨，就这样一个本该休息的日子，我却扛着铁锨在雨里忙着给邻居帮忙。这雨也是让人心头郁闷，说是雨吧，其实更像雾水，迷迷蒙蒙，黏黏糊糊，头顶一片压抑，脚下潮湿阴冷，主人家没有要歇的意思，我们也只好跟着干活。又一个电话打来了——北京的。我接上之后，一个小姑娘问：“您是马慧娟老师吗？”
我说是，姑娘又说：“我是咱们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编导，我们演说家第三季正在招募选手，我们想请您参加，不知道您有没有意向？”
那几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超级演说家》等真人秀栏目在各个卫视层出不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个真人秀栏目。想我一个话都说不利索的人，去了干啥，然后我一走，家里这几个人吃饭怎么办，牛羊怎么办，还要耽搁活。想到这，我就给姑娘说：“我去不了，家里走不开。”
我听见姑娘在电话里扑哧一声笑了：“马老师，我们节目还是非常有名和正规的，您先别忙着拒绝我，您在网上了解一下，然后我再给您打电话。就先不打搅您了。”
挂了电话，我拄着铁锨把在牛毛细雨里发呆，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我应该和谁说呢？收工回家之后，我和天明试探着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他一脸的不可思议：“咋可能？人家超级演说家之前找的都是明星大腕演讲，找你去干吗？你一个话都说不利落的人……你小心让人把你骗了。”
我又一次在心里翻着白眼，我说话说不利落是大家一直都不愿意慢慢听我说，只要没人给我压力我还是能说清楚的。我是想找人商量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节目，而不是找人打击我。见我不说话，天明也没心思理我，因为我一旦接不上话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时间久了，我们就各自沉默。
我在QQ上和明月姐姐说了这件事情，她很开心，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么多年不是都期望去远方看看吗？你就当你出了一趟远门，我们认识这几年我们也没见过你，你就去站在那个舞台上让我们看看你就行了。”
我一直觉得，明月姐姐像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总是指引、照耀着我向前走去。等电话再打来的时候，我同意了，但我还是说，一旦出现变故，我没办法参加的话就不要勉强我，因为我不确定天明会不会同意我去。
三月在我的惶恐和犹豫中过去了，北京卫视的小编导隔三岔五联系我一遍，又是让我发一段语音试声音，又是让我写演讲稿。我总想着要去演讲，所以就说了普通话。小编导非常满意，一个劲地鼓动我：“姐，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常说酒能壮胆，而我现在知道，鼓励也能壮胆。我对着镜子一遍遍地用普通话背着稿子，就因为明月姐姐说：“你就站在台上，让我们看你一眼。”那我总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她看吧。
在四月底的时候，红寺堡宣传部又打来电话，说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老师要来我家。原来出版社在世界读书日的时候要来红寺堡做读书活动，宣传部推荐了我。他们也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来的目的就是看我手头的稿子能不能出一本书，他们有给我出版的意向。我简单地统计了一下稿子，能收进书里的差不多有二十万字，出版社的编辑说够一本书了，让我整理之后发给他就行了。
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接踵而至，每一件都让我猝不及防，但每一件都足以在我的生活里炸出一个大水花。三月到六月对我来说都是在煎熬和纠结中度过的，我一边整理着书稿，一边忙活着演讲稿的事情，有时候真想让北京卫视放弃我。离节目录制的时间越近，我就越觉得无所适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服天明。
终于有一天，小编导告诉我录制时间定下来了，得给我订机票了。我突然想，我能不能把天明也带上，这样他是不是就能同意我去了？我问小编导：“我能不能带上我先生，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我一个人心里没底。”
小编导说需要请示一下台里再回复我。过了一会儿，她回复我——台里同意了，让我把两个人的身份证号都发过去，给我们俩订机票。我这才和天明继续说这个事情，天明一听就反问我：“我俩都走了，牛羊咋办？老人孩子咋办？”
我说：“我们就去一周，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亲戚们帮忙照看一下。再说，咱们也没出过远门，就当出去浪了一趟北京。”
“你说得轻松。”天明说着，但口气已经没那么坚决了。
我继续劝说他：“你也别担心钱的事情，来回机票和吃住人家都管着呢，我这边也刚好领了一千多块钱稿费，够咱俩花销，就别再推辞了，走吧！”
最后，天明总算是点头同意了，他把身份证给了我，我赶紧把号码发过去让订机票。我去母亲那里，踌躇着说了这件事情。确定我没有说梦话，母亲吓了一跳：“啥，你要去北京？还要坐飞机去？”
我使劲点头，一再说就是真的，而且是和天明一起去。母亲还是难以置信地说：“没想到，你一个从小骑驴的女子，现在要坐飞机去北京了。”
我笑了笑，心里有点难过，如果父亲还在，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去北京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梦想。记得小时候我们县出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说是要去北京开会，父亲回来后当稀罕一样给我们讲：“哎呀呀，人家要去北京开会，那是多了不得的事情，这一辈子能去北京的人，都是有大能耐的人。”
我们当时问父亲：“北京在哪儿，为什么要去北京？”
父亲说：“北京啊，北京远得很，那可是咱们的首都，咱们干啥都要跟着北京干。”
其实现在想来，父亲也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北京到底意味着什么，只不过，北京是他心里遥远的一个念想，他觉得能去北京的人都是人中龙凤。
只是我现在要去北京了，父亲却不能跟着我一起高兴。
母亲掏出一百块钱给我，也让大哥给了我一百块钱。她说：“你要去北京了，这点钱你带上出门买吃喝。去北京呢，不比其他地方。”
我不要，母亲强势地让我拿着。其实我知道，这是一种礼遇，只有有出息的人出远门大家才会给钱，表示对你的支持和认可。她心里是骄傲的，觉得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行程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走的事情。好不容易出个门，总要添置一两身衣服。刚好大姐来了，她带着我和天明每人买了一身。大姐也很高兴，又给我塞了一百块钱。
走北京之前，我已经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了。明月姐姐曾经说：“溪风，你将来要出书的话书名就叫《溪风絮语》吧。”所以我问编辑，我的书名能不能叫《溪风絮语》？编辑老师说可以啊，你的书你说了算。安顿完这件事情，我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去《我是演说家》栏目录制节目，就像明月姐姐说的，既来之，则安之。
出门的那一天，红寺堡的天气很好，天蓝，树绿，巷道里的蜀葵花开得正艳。女儿跟在我的身边送我，她像一只欢快的小麻雀，把自己兜里的两块钱掏出来给我，让我回来的时候记得给她买好吃的。
相比大家的为我开心，我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面对太多的未知，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人，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压力。车子启动，红寺堡在我身后越来越远。看着车窗外陌生的景，我的心也跟着车子晃动起来。
我们早早地到达机场，早早地取了登机牌过了安检，耐心地等着登机。好不容易快到时间了，却又通知因为北京下暴雨，本次航班取消了。我给北京的小编导打电话，她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让我不要着急，她再看看其他航班。一会儿又打电话来让我转机飞青岛，然后乘高铁去北京。
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说我可能操作不了。小编导只好再想办法。后来只能让我们赶紧奔火车站，坐火车去北京。眼看着飞机就在眼前却坐不了，我们只能奔向火车站。天明有点烦躁，我安慰他，出门就这样，各种折腾。
来到火车站，买了车票，这会儿来只剩硬座了。又是一番等待，直到上了火车，我才松了一口气。幸亏是和天明一起，不然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怎么办。
火车上的夜晚是漫长的，我没有一丝睡意。车厢里的人有的在自己的座位上寻找着舒服一点的姿势想睡一会儿，有的因为烦躁来回地在过道走动，有的人不停地去抽烟，有的人去泡方便面……我拿着我的稿子一遍遍地背着，我不擅长说话，只能靠这种笨办法。
天亮了，火车依旧在奔跑，窗外是完全陌生的风景。或是戈壁，或是平原，或是丘陵，北京已经越来越近了。天明也不打盹了，坐起来看着车窗外的景。
真正到北京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小编导让同事在火车站外等着我俩。今天已经开始彩排了，我的时间非常紧张。当时小编导让我选择战队的时候，出于对鲁豫老师的仰慕，我选了鲁豫战队。而今天鲁豫老师已经入驻现场，那边的彩排已经开始，只等我去。
录制现场在顺义，坐车又是一个多小时，其实已经到了顺义的郊区。在一个大院子里，贴着《我是演说家》第三季的海报。我们刚把行李放到房间，就被小编导领到了彩排现场。说这个姑娘是小编导是有原因的，因为她才二十二岁，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我大侄子大。
舞台被搭建在一个钢结构房子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密密麻麻的灯头布满整个屋顶，足足有一两百盏吧。我远远地看见了鲁豫老师，她正被一群人围着，侧脸看上去很清瘦，没有化妆，不是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样子。台上一个小伙子在演讲，但我顾不上听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就在旁边站着。小伙子说完，小编导说让我上台去走台。我站在指定的位置上，开始背我的稿子，真的就是背。鲁豫老师和十几个人在台前看着，我顾不上其他，只在脑子里过着我的演讲稿，一句句地念着。
我用余光瞥见一个姑娘在台下抹眼泪，我心里还挺好奇，这个姑娘哭啥呢？等我背完我的稿子，姑娘和鲁豫老师来到我的面前，我很拘谨。姑娘说：“大姐，你知道我们最怕什么吗？我们怕这么远把你喊来，你在这个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咋办？没想到你说出来了，还说得这么好！”
我憨憨地笑着，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鲁豫老师和姑娘交流了一下，说其他都还不错，就是需要再把稿子调整一下。至此，节目中关于我的出镜部分就结束了，小编导送我出去的时候，另一个选手上台试镜去了。临出门的时候，我听见他说了一句：“我走的时候，我的朋友去送我，我走出好远回头一看，他跪在地上，祈求我活着回去。”
这句话让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一个面目沧桑的男子站在台上，背着一个登山包。再没多想我就离开了，但心里对这个人有了印象。
正式录制从第二天开始了，其实也没有给选手们多少准备时间。来了我才知道，《我是演说家》在全国一共找了四十个选手，第一轮是二比一的晋级，由台下的二百名观众投票决定谁晋级。我的录制在三天以后，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天明就拉着我去观众席上找位子，看别人是怎么演讲的。第一场是来自陕西的一个选手，叫白杨，介绍自己是“十八线”的一个主持人。
人总是自己身上缺什么就会羡慕别人有什么，我一个说话不利落的人就羡慕人家口吐莲花，说话行云流水。白杨就是这样的人，在台上说得那叫一个精彩，一句连一句把我惊得目瞪口呆。看完这场录制已经中午了，天明一出录制现场就说：“你看看人家那口才，那台风，你肯定不行，那差得不是一个两个水平。”
我翻着白眼：“就算我不行也不用你说啊，真是的。”
天明继续撇嘴：“不行就是不行，还不让人说。”
我有点生气：“你说了就行了啊，你能说你上去讲。”
话不投机，互相就不再纠缠，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喊我再去看下午的录制。我坚决不去，他说：“你去看着学习学习啊！”
我摇头：“不去了，看也白看，反正我既没人家的台风，也没有人家的口才。说成啥就是个啥。”
天明气得瞪了我一眼，自己走了。我躺在宾馆的床上继续看着稿子，越看越沮丧，觉得自己可能是这四十个人里面最差的那个。沮丧了一阵子，我又想，我又不是专业来演讲的，就像明月姐姐说的，我只需要站在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的网友们看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要多想。这样一想，我的沮丧又没有了，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我只需要上台去讲就行了。
这样想了没一会儿，天明看完下午的那一场又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告诉我，人家那些选手谁讲得多好多好。说人家好也就罢了，却还是不放过我，一再说我不行。我的那个气啊，都能憋出内伤了。我索性不接话，就让他说吧。
说起来，我好歹是念过书的人，也是有同学的人，我同学也还都混得不错。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初中的同学打电话说他今天不忙，可以开车带我俩去趟长城，其他景点我们回头可以自己去。
一大早同学就过来了，接上我们一路到了长城脚下。不同的地貌长出的景就是不一样。等爬上长城的一段，再看着崇山峻岭间蜿蜒远去的长城，联想到之前在书本上看到的文字，一切仿佛又有了新的意境。孟姜女因为爱情哭倒的长城不知道是哪一段，这么多年过去，传说还在，长城也在，功过是非还在争论不休。但是，此时此刻站在长城上，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从长城下来，同学又把我俩拉到他的餐馆吃了一顿饭。小编导打来电话问我俩在哪里，说明天就轮到我录制了，晚上她们组长要给我校正稿子，所以八点前必须回去。
六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了，加上有点水土不服，总觉得喝水喝不习惯。同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又把我们从昌平送回了顺义，回来刚好快八点。忙忙乱乱地还没收拾好，小编导和她们组长就来了。我这才知道组长就是那天我走台时在台下流泪的那个姑娘，一说话就笑，眼睛里满是真诚。
很多人后来都问我，《我是演说家》是不是对选手都进行了培训？其实不是的，《我是演说家》是最大程度上保留每个选手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节目出来才比较打动人。对于我的稿子，姑娘只是一遍遍地纠正我的一些语气，我就一遍遍地练。等再看时间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我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但也没管，忧心明天的录制，又有点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早晨起来一说话，才发现嗓子哑了。
我有点慌乱，就问天明怎么办？他说：“赶紧买点药吃上，还能咋办。”
我们俩就去找街边的药店，买了金嗓子含上。我的录制是在下午，所以早晨小编导又过来安顿了具体事宜，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再也不管我了。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稿子，金嗓子的味道弄得我想吐，但都这会儿了，撤换节目根本不可能，我只能期望我的嗓子在上台后能好一点。
我去了现场才知道，我的对手是雷殿生，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中国徒步第一人，三十一天穿越死亡之地罗布泊。他的任何一条简历拉出来都足够让人惊叹。我在心里嘀咕：把我和这样一个人放一起比啥呢，可比性在哪里？再一看本人，这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在我之后走台的那个男人吗？
很快，雷殿生上台演讲去了，我被通知在电子屏后面候场。前后的灯光烤得我有点出汗，看不见前台，也看不见小编导，我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腿，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嘴里的金嗓子拿掉了，我试着悄悄说了一下话，还好，虽然有点哑，但还能说话。
很快，雷殿生讲完了，轮到我上场了，好吧，豁出去了，反正讲完了我也就没事了。无知者无畏，我傻乎乎地上去了，鲁豫老师介绍了一下我，然后和我说：“慧娟，你就当我们是你种的玉米，来，你说，我们听。”
那一刻，无论是身后的电子屏还是头顶的灯光，都极大地散发着光亮和热度。当所有的声音都停下等我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竭尽所能地去想我记在脑子里的演讲稿，第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再下一句是什么……
“大家好，我叫马慧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和村里其他四百多回族女人一样。农忙时，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农闲时，我们三五成群地在村子附近打零工。我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却时常被称呼为某某的老婆和谁谁谁的妈。除过和我一起干活的这些搭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搭档，那就是我的手机。
上台之前，导演让我自称手机作家，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作家，我只是喜欢在劳作之余写点东西。这几年我写了几十万字，用坏了七部手机，也让我的搭档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在捣鼓手机，闲言碎语肯定少不了。
在二〇〇八年的时候，我用打工积攒的钱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在我手里，从通信工具变成了写作工具。别人凑热闹的时候，我在摁手机，别人看电视的时候，我在摁手机，别人夜里都休息了，我还在摁手机。不知不觉我用坏了七部手机，我爱人很不高兴，说多好的手机到你手里都得坏，并且因此时不时给我甩脸子。我老妈更是训我，一个农村女人一天到晚摁手机，写那些东西干嘛，难道还能改变你农民的身份？
在我们那里，农村女人的生活常态就是不停地忙碌，要种地，要喂牛羊，要伺候老人，更要看顾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每天重复着这些活计，我看不到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作家们的笔下，田园生活的诗情画意在我眼里只是无尽的重复和劳累。看着我的搭档们一天天苍老的面孔、疲惫的神情，我从心里觉得疼痛，就想，如果我能书写下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等我们老了，我再读给她们听，这是不是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小就爱读书，梦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事物都用笔记下来，但是在当时的西北农村，大部分女孩子早早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根本没有梦想可言。我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我渴望继续上学，但是我也深深理解我父母亲的艰难。
那个时候，我时常对着我的书本默默地哭。父母亲看着我那样也不停地唉声叹气，但是我不能再去上学的事实已经无可改变。转眼我二十岁了，在农村，二十岁的女孩子如果再不嫁人就会被说闲话，所以我一切的梦想在我婚礼那天破灭了。紧接着两个孩子出生了，为了养活一家人，丈夫外出打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种着八亩地，动不动连饭都吃不到嘴里，常常是孩子哭一场，我跟着哭一场。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没有一点儿指望，常年土地上的劳作，让我觉得，我生活的地方天和地都是一个颜色。
自从有了手机，我看到了生活中其他的色彩。当我发现手机QQ空间可以写字发表的时候，我的惊喜不亚于打工多挣的钱。我一边在家种地打零工，一边在网络空间耕耘。我渴望地里有好收成，但网络空间给了我更大的惊喜，我的文字被越来越多的网友喜欢，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文字，也分享我的生活。
有一天，一个网友姐姐问我，说为什么每次只写一百多个字，还没看呢就没了。我说没流量不敢写。姐姐很惊讶，竟然会有人因为流量的原因，而控制自己的写作字数。姐姐要走了我的电话号码，她说流量她给我，让我想写什么就写，不要因为流量而委屈自己。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一年，我在劳作之余用手机在QQ空间里写下了十几万字；与此同时，我的另外一个网友帮我投稿出去，二〇一四年年底，我的四篇小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了《黄河文学》上。编辑部寄来了九百三十块钱稿费，当我把这个消息发在QQ空间的时候，我的网友们沸腾了，纷纷为我喝彩。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受到了写作的力量！
就在去年，我又萌生了新的梦想，我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看看江南的春天。因为我从网上知道，江南的春天不同于西北，有着用文字难以言说的美妙，我想去看看鼓励帮助过我的网友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文字。
我叫马慧娟，这是我的故事，虽然此刻我依然得为生活奔波，但我还会坚持写下去，写过去、写现在、写未来。
谢谢大家。”
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顾不上去看鲁豫老师，去看其他评委，去看观众，也顾不上想我讲得怎么样。直到我背完最后一句话，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对我而言，一切都结束了。
我安静地站在台上，雷殿生又被请回台上，到了大家点评、观众投票的环节。其实等我讲完我就已经不想其他的事情了，我还是得回去，种地喂牛打工，照顾老人孩子。我总觉得，眼前的这个世界和我没关系，我只是来看看，看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很多事情是我们无力主宰的，但我们可以拼尽力气去把它做到最好，至于结果，好的或者不好的，去接受就行了。
直到大家点评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和雷殿生放在一起。雷殿生是用脚在追寻梦想，我是用心在追寻梦想，不管用哪种方式，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是一样的，都是心在远方；不同的是，雷殿生在身体力行，我是神游九天。
投票结果出来，掌声四起，当我转身看时，才知道我比雷殿生多了几票。我当时有点蒙，脑子里想，我还要来一次北京吗？我以为一切已经落幕，没想到又是一次新的开始。下台时，天明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说了这么多天的我不行，没想到这一刻我居然行了，这让他情何以堪？其实我已经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我抓着他的胳膊勉强站着。从三月到六月，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此刻松下来，我就有散架了的感觉。这种感觉比干了一天重体力活还难受。休息了一下，当录音师说需要再补录两句话时，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失声了。姑娘说，这要再迟一天录可怎么好。我腼腆地笑，说不出来一句话。
录完节目，我们也就可以离开顺义了。我和天明在北京网友的带领下去看了天安门，去了故宫，看了颐和园。来趟北京不容易，要看所有的景点也不容易，但能去长城，能到天安门，我们也算是来过北京了。出门已经八天，家里的老人、孩子和牛羊也让人挂念，我们匆忙踏上了返程的路。当飞机呼啸着起飞的时候，我想起曾经我问我的网友，坐飞机是什么感觉？网友说：“和你们坐拖拉机没什么两样。”
飞机起飞天明有点紧张，我把这句话说给他听，他咧嘴笑了一下：“你的网友真有才。”
坐火车需要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到了银川。我们早晨还在北京，下午就到了红寺堡。我的嗓子依旧哑着，家里人热情地欢迎我回家，我无法分享在《我是演说家》现场的种种和这八天以来的经历，但看着他们，看着红寺堡这片土地，我的心里觉得无比踏实。
回家又是各种忙乱，日子总是要归于平淡的，我也得回到我的生活轨迹上去。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期待《我是演说家》的播出，想知道我站在那个舞台上是个啥样子，但我自己却不热心，因为我觉得自己讲得不好。
转眼到了七月，有一天小编导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节目播出的时间定于七月十五日晚上，我可以通知大家等着看。我发了个朋友圈，也给像明月姐姐这样的网友单线通知了一下。十五日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吃了饭，阿里和女儿守着电视看着北京卫视的节目，等着有我的节目的那一刻。
伴随着熟悉的音乐，我仿佛又置身于节目录制现场。先是雷殿生出场，我又听了一遍，然后就是我的演讲。听着自己沙哑的声音，还是感慨了一下，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容易，别人看到的只是这么一阵子，我却准备了三个月。
节目还没有播完，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明月姐姐说，看哭了。香梅嫂子直接给我打电话：“叶叶，你把我们想说的、想表达的都说了，你太给我们争气了。我咋这么高兴呢，哎呀呀，激动得说不成。你太能了。”
听着大家的肯定和鼓励，我才松了一口气。留言一直持续到深夜，我想，我的朋友们都是高兴的。第二天去母亲家，母亲说，她让大哥找的她看了两遍。屋子很大，一切都是父亲在的时候布置的样子，母亲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一个劲地念叨：“你大没看上么，你大要在，看见了才高兴呢！他一辈子好强，要面子得很，你给他挣了这么大的面子，他没看上……”
我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人生总有各种遗憾，在母亲心里，父亲没享上政策的福，没看见我好起来，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走在巷道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不可思议，没见这家的女人干啥啊，怎么一下子就上了电视。几个男人笑着说：“你还了得呢，居然带着你们家掌柜的去了北京，还坐着飞机，我们这一辈子怕只能在地上看着了。你咋想起来拿手机写书呢？太能了，和你一比，我们都白活了。”
我笑着说：“能啥呢，一般得很。”
在这片土地上，女人能被拿上台面说的事情就是能吃苦，会过日子；除了这些，再有其他的爱好之类的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会有人跳出来质问你：“你想干啥呢？！”
所以，当我出现在一个大舞台上，当我用普通话说出了西北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女人都没机会说的话时，太多的难以置信和惊讶就会出现。就如同昨天晚上有网友留言：“你的出现，刷新了我对西北女人的看法。”
其实，西北女人一直都很倔强，如同西北随处可见的杨树一样，倔强地生存，倔强地和所有压力对抗，倔强地活成了一片风景。这片风景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努力顺应逆境，努力长在荒原上的独立群体。一旦给她们一片沃土，有了足够丰沛的雨水和适合的温度，她们就会迎风成长，郁郁葱葱。而我，只是说出了她们的心声而已。
《我是演说家》播出之后，我继续去摘枸杞，继续观察着我身边发生的故事。我知道，演说家第一场于我已经结束了，我需要去准备下一场，需要再一次把自己打碎，再重新塑造起来。
第二场的录制是在八月份，我演讲的主题是《跨界》。完全陌生的题材，比起第一场多了更多的难度，我自然而然地败了下来。录制完后我在后台看其他选手，一个被淘汰的男选手从台上下来后哭得稀里哗啦。鲁豫老师和我开玩笑：“傻着呢直接，你看人家输了哭的，你输了没事人一样儿。”
我笑着说：“哭啥嘛，我才不哭，我回去还种地去呢，顾不上哭。”
鲁豫老师被我逗得也笑了起来。是的，对我而言，每一次都是经历和成长。我写字，不是最终要成为一个作家，而是要完成一场自我的救赎。至于感动了别人，能来两次演说家舞台，都是这场救赎之外的意外收获。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我没什么可哭的；更何况我见到了这么多的人，看了那么多的景，欣喜还来不及。
第二场演讲的播出时间，是我的新书《溪风絮语》的发布会，宁夏作协副主席李进祥老师和明月姐姐为我的书写了序，我很开心。相比于演说家，我更喜欢看着这本书出版，至少，它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