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人和动物的关系远比人和人之间亲密。在高干梁，因为没有路，一头驴在家里就显得尤为重要。拉车、驮柴、进山出山、买东西都少不了驴来出力。最后，老白驴因为年老体衰，被驴贩子买走了。小白驴日益健硕，完全接替了它母亲的工作，成了我们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高干梁，大家觉得白公鸡、白狗、白猫都是有灵性的，再就是白驴。果然，在之后的农活中，白驴的灵性逐步地在显现，比如，它只让我大哥骑它；比如，它拉车子只需要拿根树枝指挥着它就知道左右；再比如，它驮东西必须要走在所有驴的前面。这在很多年都让大哥引以为傲。
现在，白驴仍然是家里的主力。父亲从县城回来之后，对地里的活要求得更加精细。别人家的地犁一遍、耱一遍，我们家的地要耱两遍。耱完如果还有大的土坷垃，就又拿刨子去打一遍。总之，不把地收拾得平平整整就不算完。而且，父亲对山货抓得更紧了。夏天折蕨菜，打毛桃，打李子，挖中药；冬天上山剁耱杆，割耱条。又养了一群山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忙得团团转。
雾气逐渐从馒头咀上褪去的时候，太阳就能照耀到高干梁的每一个角落，十来户人家在各自的地里忙活着。我提着个篮子顺着崖背山一直上去，翻过馒头咀，就随便找个地方去游荡，头道沟、二道沟、大阳山洼，或者是更远一点的大东沟和端梁。这些地方都有蕨菜，这些地方长蕨菜所有人都知道。我其实是没有目标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白跑一趟。
这两年，高干梁周围的树越来越少。靠山吃山，也会把山吃空的。据父亲说，他们刚来高干梁的时候，面前的野猪林、虎林树长得人都过不去，但高干梁人要吃饭、要盖房子，这些都少不了去山上砍树。短短几年，附近的山就被砍得只剩下半人高的灌木丛了。再随后，大东沟都被砍空了。这几年想找个像样的木头出来，就要去更远的杏树沟和更险峻的猴牙岔。野生蕨菜是喜阴和喜水的植物，它最能感知土壤和环境的变化。父亲说，以前离我们最近的大阳山洼，在放牛的时候蕨菜密集得要拿棍子拦腰打倒才能走路，随便在哪里都能找到，通常都是拿篮子朝回担着吃。但现在的大阳山洼，秃得只剩下蒿草。有的地方连蒿草都没了，远远看着就像一块伤疤一样。蕨菜更是稀疏到东边一根西边一根的，能找的地方已经被人都捋了一遍。大阳山洼也被找蕨菜的人在山上踩出来一条条“之”字形小路。
才五月下旬，天气就异常得燥热，远处的山头看着都好像有一层灰一样。今年开春下了一点点雨就再也没见雨的影子，山是干的，人的日子就不好过。蕨菜能卖钱，就被各种地搜寻。蕨菜挡得人都过不去，拿篮子朝回担的盛景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为了增加一点重量，人们开始拿铲子铲蕨菜，白生生的根都被铲出来了，蕨菜也越来越难找了。
我从来不在大阳山洼多做停留。蕨菜少了，只能多跑路，跑别人不愿意去跑的路。每天从大阳山洼的山头上下去，到堡子湾，从大洼上爬上去，再从酸刺咀下来，绕回到二道沟，经过头道沟，再在小阳山洼上搜寻一番。
酸刺咀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听名字就知道，到处都是酸刺，扎得人都进不去。但那里面的蕨菜又高又胖，只要忍着被刺扎走进去，每天都能找一点儿蕨菜。
山上倒不会冷清和寂寞，因为哪里都能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和牛羊吃草时甩动脖子上挂着的铃铛的声音，叮叮当当，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安宁。此时，会突然觉得山好大，这么多的人和牛羊骡马都在山上，彼此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脑子里想着，脚下却没有闲，酸刺咀到了。每次到这里，我心里都要挣扎一番，本能地会畏惧一阵子。我觉得酸刺这个东西，是所有木头里最难被处理和消化的——你拿它当个木头吧，它没办法做成任何家具或者农具；你不拿它当个木头吧，它又时不时地横在你面前；当柴烧吧，太扎人；不当柴烧吧，多了也是人的麻烦。
酸刺好像是背负着仇恨生长的，长得歪歪扭扭，把自己心里的不甘和戾气转化成枝干上的一根根利刺指向周围的草木，也隔挡着人进入它的领地。不被打搅的地方总会成为动物的领地，这里曾经是长虫的地盘。
多年的生长，酸刺咀上的酸刺已经快三米了，枝干粗壮，利刺反而少了一点。顶部依旧张牙舞爪，但靠近地面的地方反而有了很大的空间。有人就尝试着从底下进入酸刺咀的中心位置，果然发现了很多好东西——蕨菜、穿地龙、柴胡、黄芪、党参……据说，有人在酸刺咀找到一株穿地龙叶子挖下去，就挖了三蛇皮袋子根，说那里的柴胡挖出来有指头那么粗，蕨菜有半人高……
一个人能进去，一群人也能进去。等酸刺咀值钱的东西都被挖走换成钱的时候，长虫也散得差不多了。幸好蕨菜是多年生的植物，不然也会被连根挖走吧。现在的酸刺咀，已经是一个谁想进就能进的地方了，但为了几根蕨菜被酸刺扎，也不是人人都觉得划算的事情。只有我这样的人才愿意多来，因为不管咋样，这里都比外面的蕨菜多一点儿。
我不得不这样勤劳，因为我得在山上给自己把学费刨出来，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天铲不够十斤蕨菜就不回家。十斤啊，要一根一根地在山上找，其实仔细想想，也是一件让人崩溃的事情。
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我有点累了。看着酸刺横七竖八的利刺，我从心里有点，可再看看身后瘪着的袋子，心里默念着十斤的小目标，眼一闭、心一横就进去了。
刚朝里一走，头发就被酸刺挂住了，扯得我不由自主仰天长叹，挣个钱咋这么难？在高干梁，挣个钱是真的难。在这茫茫大山里，人能仰仗的只有大山，可山上的产出越来越少了。我费劲巴拉地钻进酸刺咀的深处，里面的艾蒿和其他杂草因为干旱，底部的几层叶子已经蔫了。人在杂草间踩出的路白晃晃的，散落着许多个重叠起来的脚印。我把自己的脚也踩上去，猫着腰，左右打量着，看在草的空隙里能不能找到别人遗漏的蕨菜。
很多时候在山林间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贼，总是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前瞻后顾地看着，看哪里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拿走。夏天是蕨菜，秋天是野毛桃和李子，冬天是耱杆和耱条。我们总在山上流连，搜寻，总想从这里带走点什么。
今天的酸刺咀蕨菜非常少，我转了好几个圈圈，只折了几根蕨菜，一根还被酸刺把头挂掉了。看着手里的几根蕨菜，我从心里觉得疲惫。今天出来都两个多小时了，感觉袋子里的蕨菜还没有两斤重，离目标太远了。我在地上坐着休息了一下，思谋着下一步应该去哪里。酸刺咀的地界上，到处是挖了穿地龙之后遗留下来的土坑。用我们的话说，好像被野猪拱了。但长这么大，其实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野猪，也不知道野猪把地拱了是什么样子，但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没有见过的人只能从这些话里去猜测。
明天又是回学校的日子了。关于我考上县一中，家人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母亲。只不过我没有赶上父亲在县城的好日子，只能在学校住校。我们一个月有十五块钱的助学金，然后就是自己带够一周的馒头。想想要去学校我就觉得发愁。夏天，馒头放两天就馊了，第三天就有了霉点。大部分同学都是吃两天，到第三天就把馒头皮剥掉吃。后来有聪明的同学就把后三天要吃的馒头晒干带上。不宽裕的年代，什么都是稀缺的，家里连一斤油都不敢多吃，蒸馒头是所有馍馍里面最节约成本的。单一的生活让人厌倦，单一的食物同样让人受不了，但馒头仍然是我们每周都要带走的必需品。
面对宿舍里其他家境好的同学带来的油旋饼和卷了香豆草的烙饼，我除了深深地馋着之外，还有一点无法说出的自卑。贫穷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不自信的代名词。
一只屎壳郎从我脚边爬过，奋力地推搡着一颗粪球，但它的路被一个土坷垃给挡住了。对于我而言，土坷垃看着也就比拳头大点，但对于屎壳郎而言，挡在它面前的就是一座山。这个家伙完全不懂变通，面前挡个山，你倒是换个方向啊，它不，在原地用几个爪子蹬得尘土都起来了也越不过这个土坷垃。看得我哑然失笑，用手帮它把土坷垃搬开，心说：这下一片坦途，你就赶紧回家吧。结果这个家伙一看眼前的“山”骤然不见了，被吓了一跳，自己辛苦滚的粪球也不要了。这会儿知道拐弯了，挥舞着爪子隐入一旁的草丛中，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指头肚肚大的粪球就这样被扔下了，在屎壳郎的加工下，它更像兔子拉出来的一粒屎蛋蛋，不知道那个笨家伙会不会回来找它的战利品。我得继续出发了，眼看着阴凉从山脚蔓延了上来，再不动弹天都黑了。
太阳从远处的米缸山快要跌落的时候，我也走在了大阳山洼的山梁上。远处一片红晕，太阳剩下了一半脸，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我掂了掂背上的袋子，也有点分量。在最后的搜寻中，我总算又找到了一些蕨菜，离我的小目标应该不远了。
从崖背山上一路小跑下去，牛羊也从瓦窑坡上来了，尘土飞扬中，分散进了各家的棚圈。村庄黯淡了下去，高干梁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假期的时候，我借到了好几本书，连同我的成绩单一起背回了高干梁。初中新增了英语，学习的难度更大了。这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和英语都六十来分，一边发愁怎么向母亲交代，一边又对“闲书”痴迷不已。背回去的书自然不会让母亲看见，成绩单却无可避免地要给母亲看。母亲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但深深的沉默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母亲的失望。沉默换来的也只有沉默，一切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从小在外面念书的经历让我内心很敏感，我能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然后会深深地感觉是自己不好，从而更加不愿意解释什么，用沉默给自己做一副铠甲，将所有我认为不好的东西都拒之心门之外。“闲书”成了我唯一的慰藉和庇护，我在书里能打开心扉，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起起落落。
我们的假期不会闲散到只让我们看书打发日子。家里人是期盼着这个假期的，要夏收了，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分担。学生干不了别的，放个牛羊、给地里送个水什么的，那是非常顶用的。
蕨菜随着季节结束了，李子和野毛桃成熟还要一段时间。我领到的任务就是放一群山羊。我不喜欢这些山羊，它们就像在屁股上点了一把火一样，一会儿蹿上这个山头，一会儿一溜烟跑到那个山脚。我拿着书找个台阶，屁股还没坐热，羊就已经没了踪影。一天下来，把我自己也弄得跟个猴一样上蹿下跳，筋疲力尽。
放羊的日子是忙乱的，但又是寂寞和漫长的，我不甘心被这些羊牵着鼻子走。山上的野毛桃树枝纤细而柔软，我想起父亲编的笼子、背篼什么的。大的我肯定编不了，我就倒腾着编缩小版的。按着记忆，我边走边折一样长一样细的枝条，折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打底子。记忆真的不是那么靠谱，跟着羊爬了三个山头了也没打出个底子来，倒是桃枝丢了一把又折一把。事实证明，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我绝对是个犟孩子。中午之后，我终于把底子套在一起圈了几圈。底子成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一圈一圈地编上去就好。
比一个大苹果大了一圈的笼子就在我的手里诞生了，但我不会收边子，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收到一起。这次我不犟了，天快黑了，我拿回家，让父亲给我收。
四十瓦的灯泡下，嫂子端了一桌子浆水面。一尺八的大锅，做了满满一锅饭，一轮舀下来就剩一半了。除了刚刚两岁的侄子，家里全是能吃饭的。劳累一天，这会儿的一碗面不光是安慰着身体，更是对心灵的一种安慰。人苦死苦活的，不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吗？而浆水，是对灵魂的一种安慰。只要有野菜，只要家里有个女人，浆水就是无穷无尽的悠长。无论冬夏，只要想做，浆水就会存在。
我拿着自己做的篮子挤到父亲跟前。母亲已经用眼神示意过好几次了，她希望我好好吃饭，不要打搅父亲。她不喜欢没规矩的孩子，不喜欢孩子哭闹、撒娇、黏人。但今天不行，我必须让父亲给我把篮子边边锁了。父亲没有母亲那般严厉，我又是他最小的女儿，所以偶尔，父亲会纵容我在他跟前撒个娇什么的。看着我编的小笼子，父亲忍不住笑：“我的老女子还有这个手艺呢。”
母亲气得白了父亲一眼：“女娃娃，不说学着缝个鞋垫子，绣个花，一天净捣鼓这些东西。学习学习不行，光顾着看闲书，我看你以后咋办？”
母亲积攒的情绪在这一刻被这个小笼子诱发了出来。我不再黏着父亲，端起碗就朝嘴里扒饭。浆水和葱结合在一起迸发出了新的清香，在唇齿之间划过，去了肠胃。我怯怯地看着我的小笼子，不知道接下来它会怎么样。
高干梁的夜晚静谧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透过窗帘的缝隙，星星就在眼前眨眼，大咀山连着天空，夜空这么低，又那么远。母亲的话让我心里吃力了一下。小学一毕业，我和我的小连手们就没那么亲密相处的时间了。二姐高我一届，在乡上的中学上学，我去了县一中，天明也去了乡上的中学，有田和女子不念书了，有福小学还没有毕业。我问女子，咋不去乡上念初中？女子手里提着一只鞋垫，一边缝一边说：“我父亲说了，女子娃娃，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早学着做针线和茶饭，将来不要被婆婆家嫌弃。”从小耳濡目染，在大家的眼里，一个女娃娃，能不能念成书都是次要的，但不会针线和茶饭，以后是要吃亏的。在娘家怎么都好说，一家人，没人和你计较啥，但嫁到别人家里，别人就要拿你当一口人用。
我已经十五岁了，如果念不成书，最终的选择无非是嫁人。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只能是嫁人。若是嫁人，我必定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看书了，也必定不能再去看外面的世界。难道女娃娃生来是没有选择的吗？那这个世界要女人干什么呢？只是为了生孩子，伺候一家老小，然后孤独地死去吗？很多年长一点的奶奶和阿姨，最终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有人问起她们的名字，也会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笑容和不愿启齿的羞赧。被遗忘得久了，她们自己也跟着遗忘了自己是这世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越想越忧伤，在静谧的夜里，我第一次思考女娃娃的命运和出路。其实这何尝只是女娃娃的命运和出路，连有田这样的男娃娃也逃不出命运。他妈说了，念书光是个花钱、费粮，不如回家种地，钱攒下了早早娶媳妇，早养儿子早得济。或者，这是在高干梁长大的所有娃娃都要面临的抉择，二选一，没有其他。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照旧在院子里咳嗽着，清了清嗓子之后开始喊大家起床干活。在县城的几年，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和做事的风格。我也爬起来准备去放羊。拉开窗帘的一瞬间，我居然看见外面窗台上放着我的小笼子，边子已经锁好了，像拧好的绳子牢牢把散落的枝条归结到了一起，细密，紧凑。笼子圆圆的，深红的枝条还没有失去水分，要不是敞开的笼子口，真让人会觉得它是个苹果。我一夜的忧伤被这个小笼子给冲淡了，隔着玻璃，我对着笼子傻笑。
夏收之后，人就能稍微缓口气了。父亲却不会让人清闲，他喊着大哥他们去山上割来指头粗的枝条子，谁闲谁就去编笆子。牧场那里的耱厂年年都收，一个八毛钱。尺寸是一米五乘两米的，盖房的时候铺在椽子上面挡泥。有过编笼子的经验，编笆子就是小儿科，竖着放五根当肋条，只要正反编上去两根，剩下就光朝上套就行了。我每天放羊回家，顺带着还要编两个笆子才睡觉。
眼看着就要开学了，父亲的眉头却总是皱着。虽然父亲没说什么，但我猜测，是与我和二姐的学费有关。哥哥那天拉了高高一车笆子，才卖了十几块钱。我摸出成绩单看了看，学费一百四十八元。如果编笆子，得将近两百个笆子才能凑够给我交学费的钱。麦子还没有碾，秋田粮食还没有拉回打麦场。就是想卖两袋粮食也没有什么可卖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每天回家就赶紧编笆子，书再也顾不上看了。我心想，我绝不能让自己辍学了。脑子里想着事情，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在丈量了长度之后，一个新的笆子编好了，但中间放的肋条长了，得把它收拾得和其他的一样长才好看。为了省事，我没有去拿斧头和垫的木头，而是拿了割条子的镰刀准备把它削下来。左手提溜着肋条，右手举起镰刀，手起刀落。肋条还是那个肋条，我却跳了起来，中指和无名指上血顺着指尖朝下滴。我没有喊叫，也忘了疼痛，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旁边站着个来串门子的小伙子，一看我把手指砍伤了，急着冲进厨房喊我大嫂。我大嫂拿起火柴盒跑到我跟前，把那两块黑皮撕扯下来裹到我的伤口上。我有点木然地看着大嫂，心说这样有用吗？
手指滴血的速度慢了下去，两块黑皮牢牢地粘在了手上，大嫂又拿布条把两根手指各包了一圈才说：“你看你吓人不，那镰刀幸亏是割了一天条子了。要是新磨的，只怕你这两根手指就不是你的了。”
父亲母亲回家，看着我包扎起来的手指，简单问了几句，我说没事，就再不管我了。相比于生活的劳累和辛苦，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伤是可以忽略的。
后天就要去报名了，我和二姐好几次都想问问父亲我们的学费咋样了，但我始终开不了口，能不能去报名成了我们的心病。
第二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亲戚，大舅带着女儿女婿来了。父亲母亲很高兴，宰了家里的一只鸡，让大嫂给亲戚们做蒸鸡吃。大舅看见我和二姐，问我们咋还没上学，我说明天才报名呢。父亲接过去说：“唉，学费贵的，一学期就要一百多。我正愁的，明天这两个的报名费在哪里呢。”
舅舅说：“学还是要让上的。这样子，你看差多少，我给娃补上。”
本来无意的一场聊天，却让舅舅给我花费，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唉，你看这事情弄的。”
舅舅笑：“你还谦虚上了，我们这几年年年来麻烦你们，你们家的鸡都没少吃。再说，我是娃的舅舅，给娃给个学费咋了？”
舅舅尽力说着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的理由，但父亲仍然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躲了出去。日子从小就没让人觉得宽裕，无形之中，对于钱，我们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敏感。
学费的事情解决了，第二天，我和二姐背着书包去报名。爬上大咀山的时候，几片云彩跟着风在不远处嬉戏，云彩之下，山连绵不绝。
手上的伤结痂了，火柴的黑皮仍然粘在手指上，我试着撕了几次，扯得皮肉疼，就放弃了。一周以后，我蘸着水把黑皮一点点地剥离，却发现中指第一节手指弯了下去。我试着把它扶直，但一松手，它又弯了下去。再试了试，也不影响什么，就再不管了。从此，这节手指再也没直起来。
学校的生活千篇一律，只是我看到的“闲书”更多了。英语和数学依旧一塌糊涂，学不进去，就愈发地想看书。我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惆怅。
转眼到了寒假，高干梁的日子并没有清闲下来。天还没亮，大哥就给白驴槽里添好草，再给它挖一碗大豆加个料，然后回屋去喝茶吃馍馍。等他吃完，白驴也吃完了草料。大哥把白驴拉出来给披好鞍子，把麻绳、镰刀、斧头安置着绑在鞍子上，趁着黎明的曙光，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起爬上堡子梁，朝大山里面出发。小年轻们不懂驴的辛苦，跷着二郎腿骑在自家的驴背上，只有大哥跟在白驴后面走。回来的时候，驴身上要驮将近二百斤的东西，大哥想给白驴节省点儿体力。
冬天是耱厂生意好的时候。烟熏炉子烧起来，把耱杆、耱条熏得柔软。三根耱杆套在三块打好眼的木头上，把木头等距离在耱杆上分开，把耱条像拧麻花一样在耱杆上交叉，一根一根地拧上去，直到排满，一个耱就拧成了。而拧一个耱是需要大量的耱条和耱杆的。
每年冬天，上山割耱条、剁耱杆也会成为家里的主要收入。高干梁凡是闲着的小伙子在冬天都会上山。
这两年去山上，一年比一年走得远了，近处的山上已经砍不出一根像样的木头。一般要三厘米粗细，木质坚硬，砍下来两头粗细差不多，而且直溜的木材才能当耱杆，符合这样条件的木材也需要长三年以上。大哥从早晨出发，每天在山上能寻到的耱杆不过是十一二根，运气好点能寻十五根。耱条相对好找一点，一天下来都在六百到八百根。冬天天短，等从树林里背出来，捆好驮到驴背上下了山，再交到耱厂回家，星星都出来了。每天能挣个不到二十块钱。
钱虽然少，但怎么着都是个收入。渐渐地，上山的人多了起来。父亲也开始跟着大哥上山，每天割五百根左右的耱条，一根两分钱。放寒假在家闲着，我想着一开学又要交学费，就和父亲说，我也想跟着他们上山。父亲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我说：“就带上我吧，割多少算多少，再不行了我给你们看着驴和行头。”
在山上，除了进山的人，还有各种飞禽走兽。乌鸦是智慧极高的生物，它总是循着味道来啄食进山的人带的干粮，往往等人从山上出来，干粮已被乌鸦祸害得八九不离十了。还有就是，驴会偷着跑，馍馍被乌鸦吃了顶多饿一会儿，驴要是偷跑了，那今天一天就白辛苦了，割多少都驮不回来。所以父亲再没有说啥，多拿了一把镰刀磨了起来，母亲也给我收拾了一双比较厚实的胶底鞋。
同样的时间，我们跟着启明星爬上了堡子梁，大哥把白驴拉住，跟我说路还远着呢，你把驴骑上。驴鞍子是父亲自己做的，贴着驴背铺着一块厚厚的毛毡。家里养着羊，羊毛很多，前两年的冬天，来了几个擀毡的匠人，除了给炕上擀了新毡，还特意给驴擀了两块垫鞍子的毛毡，这样鞍子就不会伤到驴背。
骑在披了鞍子的驴背上其实并不舒服，但总比走路省力气，而且人在高处，看得就比较远了。大哥说今天要去猴牙岔，那是我们上山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远方总是有着深切的执念。哪怕是要去最远的山上，也让我觉得期望不已。
走了两个小时才过端梁，常年上山，山梁上的路被踩得宽阔。几头驴三三两两地并排在一起向前走，其他人跟在驴后面。骑在驴背上看，前面的路没有尽头，身后的路正在远去。
林子逐渐地茂密了起来，猴牙岔也近了。听父亲说，再远就是甘肃的地界了。这里的每一个地名都起得随意，其实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猴牙岔，难道以前这里有猴？其实高干梁周围的很多地名都和事实不符，野猪湾没有野猪，虎林没有老虎，豹子台没有豹子，韭菜梁没有韭菜。所以，猴牙岔肯定也没有猴子。
相比于大东沟、大西沟、杏树沟、端梁，猴牙岔的植被要茂密得多。在这里，可以看见成片成片的桦树林，兔条杆密集得一眼看不过去，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树分散在各自的领域里，自成一道风景。
骑驴经过一条羊肠小道，两边的灌木即使在冬天，也完全把小道上空遮盖了起来，让人生出一种奇幻的感觉，仿佛经过了一片梦中的地方。
过了小道，就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看着这个地方，实在想不出来猴牙上的岔在哪里，山顶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在这里可以把驴的鞍子卸下来，前面是草场，驴就可以自在地吃草。等下午人出了山，再把驴找来披上鞍子，驮好东西回家。
一解开缰绳，驴就欢快地奔向草场。我们要去的是阴面的山，那里耱条更多一些。我第一次上山，父亲不让我单独行动，而是跟着他。穿进兔条杆编织的防线，就看见一丛一丛的枝条。我们就是要在这些枝条里找到指头粗细的割下来，再大概用镰刀清理一下小枝条，然后比画差不多的一个长度之后把枝头削掉，一根耱条就算成了。
镰刀很锋利，但我的臂力不是那么强，不能精准地挑选耱条，也不能很快地把枝条修剪掉，更不能精准地把握长度。所以好半天，我手里捏了不到十根耱条，算了算，我才挣了几毛钱。再看不远处的父亲，正在一丛枝子里面一根一根地割着，没一会儿脚边就堆了一捆。我的手腕已经开始酸麻起来，看着眼前的耱条也有点儿力不从心。等到中午大家会聚到一起吃干粮的时候，我悄悄地数了数，我割了不到六十根耱条。大哥从山上背来了十一根耱杆、一大捆耱条。父亲的看上去至少有二百根耱条。
干活都是趁早上，下午的时候就割多少算多少。山里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只是看太阳的高低推测是不是该回家了。父亲觉得差不多了，就让我去山背面喊大哥回家，顺便再看看大哥有没有需要我帮忙拿的。
这里不像其他地方，人多，牛羊也多。这里的山是空旷的，一个人走着，可以听见自己发出的任何声响，让人觉得有点瘆得慌。我不想下山去，就站在山边大声喊着大哥。很快，山就把我的声音又送了回来，也不见大哥回应。只听见一阵急促的声响踩着林中的落叶向山边上来了，我以为是大哥他们上来了，就不再呼喊，坐在山边等着。
声响没有冲着我来，斜斜地穿过林边上了山梁，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的对面。居然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三只动物，獠牙露在外面，粗壮的脖子上长着鬃毛，齐刷刷地用小眼睛看着我。我顿时觉得像被这目光穿透了一般不能动弹，脑子里却飞快地转着，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野猪吧。野猪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我就呆立在原地任它们看着。可能它们觉得我也没啥看头，齐刷刷地掉头，排着队爬上了另一个山包。直到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我才开始喊父亲。等父亲从山里出来，看着我脸色煞白，急忙问咋了，我说刚才有三只野猪过去了。
父亲说幸好你没跑，你要跑就麻烦了，这些家伙要发了疯可了不得。没一会儿，大哥也出山了。我说起刚才的野猪，他笑着说，可能是他们下山时把野猪惊动了，然后就让我遇上了，幸好我没事。
一天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驴身上或多或少地都驮着重物，压得鞍子吱吱嘎嘎地响。我们跟在驴后面，夕阳把每个人的影子在山梁上扯得老长，顿时有点《西游记》里跋山涉水的感觉。
长梁是去耱厂必经的路，在这里，我跟着父亲和大哥分开。我们抄近路先回家，大哥一个人去耱厂交今天的耱杆、耱条。我们回家很久之后，大哥和白驴才回到家。父亲挖了一碗豌豆给白驴，没有着急把毛毡从白驴身上揭下来，驴出汗，怕着凉。一天了，也让白驴缓缓再进圈去。
第三天，我们还是早早出发，去的还是猴牙岔。没有再碰到野猪，但看到了好几个野猪窝。它们用牙齿把树的根部嚼断，在地上刨出的坑像蒙古包的顶子一样，一个个整齐地排列，远远看着像一件艺术品。
冬天的日子就这样忙乱着过去了，高干梁似乎没什么变化，但又在悄悄地变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