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土地的关系，貌似一直是人主导着土地的成长，但仔细想想，人其实是依附着土地生活的，土地里的产出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也包括红白喜事的排场。
父亲在县城收了摊子回家的同时，还面临着人生中另外的艰难。我二哥和三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该娶媳妇了。为人父母，安顿孩子成家是必需的义务。盖房子、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凡是大事，都和钱密不可分。但在农村，钱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土地。一旦土地歉收，一旦手里没有余粮，对一个庄户人家的打击就是致命的。
在高干梁，攒粮是一种习惯。我们只在新麦下来的时候象征性地吃一次，然后就囤起来，今年吃的去年的，去年吃的前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无法确定的年成。
那两年高干梁还算风调雨顺，家里也攒了一点粮食，还有那一群山羊和几头牛。一九九四年的年底，父亲决定给二哥和三哥娶媳妇。两个人相差两岁，二哥又多念了几年书，两个人都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想着，能一起结婚更好，一场宴席办了，节约一部分开支，也省得亲戚们再麻烦。
父亲从来都是一旦计划好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地促成。从秋天开始，父亲就打发媒人给两个哥哥介绍对象，一遍遍地相亲。一遍遍，是因为父亲的为人、家道大家都很认同，但提起高干梁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犹豫。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一旦嫁进去，再搬出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一辈子啊，哪个父母愿意拿自己女儿的一生去冒险，所以这两门亲事说得并不顺利。
先是二哥的婚事。二哥是我们家里面念书最多的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回村种地了。在大家的意识里，在土地上干活是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力气远比这些虚无的东西重要。念过书的人大都力气薄弱，我二哥也不例外。所以人家一打听是念过书的，就不太愿意。兜兜转转说了七八处也没有说成，这让好强了半辈子的父亲很窝火。但这种事情又不是窝火就能解决的，只能再打发媒人，换个地方再说。某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情，希望朋友留意着，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二哥介绍一个。朋友一听，笑着说：“你给我说，就是瞌睡遇上枕头了。我们庄子上刚好也有这么个姑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般的小伙子又看不上，我去试着给你儿子说说看。”
父亲一听，反倒更犹豫了：“一般的小伙子都看不上，能看上我儿子？再说了，两个人都念过书，能不能过日子吗？”
朋友说：“看你说的，正因为一般人看不上，才能轮到你儿子。念书的人看着念书的人顺眼。过日子这个事情，担子担到谁身上谁就知道了。”
父亲虽然还有疑虑，但被朋友说得再也说不出来什么合适的理由，就只能试试看。
确实如父亲的朋友所说，两个念过书的人反倒看着彼此顺眼，相了一次亲就说可以。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
三哥这边倒比二哥顺利一点儿。他从小就干农活，身强体壮，相貌堂堂，是别人眼里标准的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姑娘嫁给他，怎么看都觉得放心。
结婚是大事，那就容不得简单仓促。再说，钱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两家说好了，女方就会去看男方家里，如果没什么意见，看完家里接见面钱，这件婚事才算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是买衣服、订婚、认亲戚等一系列烦杂的程序。走完这些程序，到快娶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场送彩礼、继续认亲戚的过程。到结婚那天，更是有许多的规矩和过程要走一遍。而这一切过程，除了人的劳累，更要钱的到位。
媳妇说下了，父亲母亲却更愁了，家里的三十几只羊、两头牛已经变卖掉了，也和亲戚借了一部分，但还是差一部分。左右思量，实在是没办法，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也都卖了。现在还能变成钱的，就只剩下家里这两年攒下的上万斤麦子了。卖牛羊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犹豫，但真要卖这些麦子，父亲却犹豫起来了。
早些年的饥饿在人心里留下太多的阴影，没有粮食的恐慌，吃不饱肚子的惆怅仿佛还在昨天。麦子卖掉了，万一明年是个灾年可怎么办？这么一大家子人呢，没有粮食简直不可想象。明年的事情不是今年就能知道的，但今年的事情却是急需要解决的。
除了留下足够今年吃的麦子以外，其他的都被卖掉了，看着空荡荡的粮仓，父亲叹了口气。
钱够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次次地去县城，一场场地走程序。整个冬天，父亲领着二哥三哥忙活着结婚的各项事宜，直到在冬天快结束时，才把两个人的婚事给操办完了。
忙完两个哥哥的婚事，父亲整整睡了两天。他觉得，他人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段落了，为人父的责任义务也尽完了。接下来，就是三个儿子自己过光阴的事情了。但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更大的危机等着他。
娶了媳妇的那年春天，天气就不怎么正常，从开春没有落一滴雨，麦子旱得根部干了一层，后来勉强落了一点儿雨，就紧赶着给上了点化肥。但到底前期已经欠了水分，等正常落雨的时候，麦子比起往年，长势就弱了许多。六月之后，又是好多天没有下雨。洋芋蔓蔫不拉几地趴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胡麻纤细的身子好像支不住开花的头，随时准备跌倒一样；豌豆底部的叶子像被火燎了一样；麦子长到膝盖就开始抽穗。一切都等着一场雨来拯救，但每天的晚霞都把高干梁照得红彤彤的，看得人心里也像要起火一样。
干旱让大家心里都开始恐慌。某一天的早晨，堡子梁的山梁上多了一面白旗，上面画着不认识的符号。父亲说，天太干旱了，这是祈雨的人插上去的。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听着白旗在山梁上猎猎地响。再看看天气，云彩不知道飘去哪里了，只剩下瓦蓝瓦蓝的天空。
雨那天终于来了，云彩像赶集一样朝高干梁的天空聚集，雷也虚张声势地跟着凑热闹。此刻的高干梁就像一口炒着豌豆的锅，厚厚的云彩像锅盖一样盖着，任由雷声像豌豆一样在锅里炸裂。早前大人一再给小孩子安顿，不许站在屋檐下，但大家盼雨的心情显然已经超越了对雷雨的恐惧，齐齐站在屋檐下等着雨落下来的那一刻。
炸裂的雷声变成了雨点从天空倾泻了下来，砸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又向四周溅起。逐渐地，整个院子都被砸满，无处可去的水滴开始拥挤起来，在院子里乱窜，又密集地朝低洼处汇集，再流向院子的出水口。
屋顶的青瓦喝够了，多余的水顺着屋檐扯成一条条线，在地上敲打出一个个酒窝。我隔着屋檐伸出手，任雨水冲刷自己的手。母亲在身后喊，不要拿屋檐水洗手，洗了是要长瘊子的。
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在我们期盼着能多下一点儿的时候，赶来了一场大风，几下就把云彩打散了。太阳欢欣地跑了出来。空气里弥漫着雨和泥土混合后略腥的味道。一场雨就这样过去了，对于干旱了许久的土地来说，这点雨只是浸润了一下表皮而已，土地还是干的。
小麦在灌浆的时候没有喝到足够的水，麦穗比往年足足瘪了一圈，个子也矬。明显地，今年的庄稼是要歉收了。几个老人坐在村头聊天时感叹，这只怕又是一个瞎年头。
好像就是一夜之间，麦子都像镀了一层金，麦秆、麦穗、叶子上都沾满了金黄的粉末。人要从麦田间经过，手上、裤子上都会沾上，人仿佛也被镀金了一样，看着都贵气起来了。
父亲看着麦子开始叹气，二十几亩麦子，无一幸免。即使收回去，麦粒也是瘪的。更何况今年这样的年成，麦子根本就没来得及长，甚至连麦草牛都不吃。对于去年刚把积攒的麦子卖掉的父亲来说，这个后果不敢想象。
现实是不需要想的，想也没用，这样一个后果出现了，人就只能面对。麦子是不行了，就指望这秋田粮食好一点儿，但秋田粮食的种植和麦子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也是没有多少指望的。
在学校的日子因为年馑不好也跟着拮据起来。往常的白面馒头成了白面和玉米面掺杂着的馒头，偶尔烙的饼里再也没有了油。每一周回去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和汤面，吃一顿长面纯粹成了一种奢望。家里人都表情凝重，十二口人的大家庭，一点儿考虑不到就挨不到明年粮食下来，而明年还遥遥无期得很。况且，谁又知道明年是个什么年成。土地和气候要是无情起来，人就是蝼蚁般的存在。
贫穷如影随形的时候，一丁点儿的矛盾都会被放大。
本来家里添了两口人，按道理劳力更多才对，但地里产出不多，吃饭都成问题，又是大锅饭，一来二去的，三个嫂子都不高兴，总觉得自己干得多了，对方占了便宜。
先是三哥和三嫂。三嫂来自于一个盛产麦子的村子，对于粮食从来没有缺过。在我们家大半年之后，天天掺着玉米面吃，我们都受不了，更别说三嫂。因此，三嫂一回娘家就不愿意回来。她不回来不说，连三哥也一起不想回来。他们不回来就要家里两个嫂子多干活，大嫂心里不愿意，但不会说什么。可二嫂就不这么想了，凭什么我们干活你们回来光是个吃。
女人之间的恩怨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理由，可能一盒火柴、一勺饭、一个眼神、一句话就会成为两个人翻脸的起因。但是很奇怪，这次吵架的不是二嫂和三嫂，而是大嫂和二嫂。语言被揉成一个雪团，像打雪仗一样你来我往，你砸我一下，我必然要还你两下。你扔过来一个大的，我也必然会回你一个更大的。小小的院子，无处安放这些雪团，在密集的冲撞中，冲进了周围的邻居家，也散落到了整个高干梁。
这是我们家自搬迁到高干梁以来第一次因为家事被邻居围观。父亲历来豁达，母亲又知书达理，两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大声地争嚷过。所以这次两个媳妇吵架，对于他俩来说，是极伤脸面的事情。说不成儿媳妇，只能骂得两个哥哥没地方站。最后以两个哥哥扯着自家媳妇各回各屋而收场。连着好几天，家里的气氛都是紧张而压抑的。在一番思量之后，父亲终于决定要分家。
这几年，父亲在院子的东南角又扩建了两间房子，本来门窗向着西面，但为了分家，又把门窗向东开了。日子穷了，连分家都是寒酸的。几个碗、几双筷子、一口锅、二斤油、一袋子面和两个水桶，再就是二哥自己的铺盖朝进一搬，一家人就成了两家人。二哥还分走了一头毛驴和几亩薄地，但对于两个念过书的人来说，这对他们的日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本以为把二哥分出去家里的日子能消停一点儿，但在冬闲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来的人是三嫂的父亲——一个瘦削高大的老人，早些年当过兵。来了客人，家里自然是想方设法地招待，吃完饭喝完茶之后，老人开始吭吭哧哧地说明来意。
老人也是个命苦的人。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两男五女。但两个儿子都在未成年时发生了不测，一个因病去世，一个因事故去世。老人就这样失去了儿子。没有儿子，家里没人干活不说，去世了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前几年老人还没有觉得怎么样，但这两年，随着女儿一个个出嫁之后，愈发觉得家里没个壮劳力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一个时期，我三哥经常去丈人家，老人一看，觉得这个女婿挺实诚，人也正直，所以这次来和我父亲商量，想让我三哥去他们家生活去。
老人的话让父亲一时反应不过来应该怎么回答。他好强了一辈子，若是打算让儿子入赘，当初又何必要卖粮、卖牛羊的给儿子娶媳妇呢？这结婚刚没两年，去丈人家算怎么回事？在传统生活中，大部分父母最后都是和小儿子一起生活的。况且，三哥是父亲最喜爱的儿子，父亲在好多次都明确表示，他老了要和三哥一起生活。亲家的这个要求，对父亲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和无法理解的。
话不投机，但父亲也不会让亲家难堪，只说这件事情要和家里再做商量。三嫂的父亲走后，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榆树底下好半天没有起来。从华兴村到高干梁，从高干梁到县城，又从县城回到高干梁，父亲的心高气傲就像磨盘里的麦子，一次次地被重复碾压，一遍遍地粉身碎骨，仅有的一点儿梦想也快被生活挫骨扬灰了。他此刻只想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但明显的，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那年春天，春雪在二月一遍遍地撒，高干梁的路烂得和散饭一样，哪儿都是稀泥。三嫂在整个冬天都没怎么在家，连同三哥一起待在娘家。三嫂的父亲一遍遍地穿梭于自家和高干梁之间，一次次地对父亲说着自家的难肠和没有儿子的凄凉，动情处还抹着眼泪。
父亲问过三哥好几次，对这件事情什么意见。三哥只是沉默着不说话。两个人中间好像隔着一座山，山高得让两个人都看不见对方的表情和心思。几番沉默之后，当三嫂的父亲顶着春雪，踩着烂泥再一次来到高干梁时，父亲点头同意了，让亲家选个日子，他送三哥过去。这么长时间，三哥的行为和沉默让父亲接受了这个现实。看来，想让三哥去不仅仅是亲家的意愿，三哥自己也是要去的。
亲戚们得知这个消息时都很诧异，明明媳妇已经娶进了门，为什么还要反过来再入赘到人家家里去，这是什么道理？甚至有邻居说，父亲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了。也有人说，父亲是因为贪图亲家的家产，才让三哥去丈人家的。
父亲在答应亲家的要求之后似乎瞬间苍老了下去。在他答应这个要求时，就意味着他的脸面也掉落在了烂泥里面，再也捡拾不起来了。但亲家的执着和眼泪，以及三哥的躲闪态度让他心里难受。
三哥走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天，一众亲戚都来相送。丈人家雇了一个班车在华兴村等着，我们踩着烂泥穿过村庄，经过大场，爬上大咀山。三哥看不出来高兴还是不高兴，三嫂早已经兴高采烈地回去做待客的席面去了。
班车走了一个多小时，路过了很多个村庄，最终还是爬上了一座山，在半山腰停了下来。这是山腰上的一个村庄，车停在一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里，三间房子外带一个小厨房就是这家人的全部家产。我站在院子里看了半天，房子是旧的，院子也不大，这哪里像是有钱、有家产的样子嘛！除了不翻山，我也没看出来这里和高干梁有什么区别。高干梁的山上好歹还有个树，这里除了蒿子，再没有其他东西。
比起迎娶三嫂，我们送三哥过来就显得冷清多了。两家亲戚简单地吃了个便饭就准备走。三哥送我们到路口，这边的邻居也都撵出来看热闹。离别就在眼前，此后再回高干梁，三哥就是客人了。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安顿亲戚们都上车之后，自己也上车了。车子缓缓驶离，下了坡之后，我回头再看一眼路口，三哥还在那儿站着，而父亲已经忍不住抹起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落泪，他使劲忍着，但眼泪还是让他狼狈起来。亲戚们都扭头看着窗外，他们也不明白，三哥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出路是什么？或者，世上的一些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
三哥三嫂的离开让家里宽敞了起来，我和二姐被安置在了碎房里，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本来以为二哥分出去了，三哥也走了，家里应该能平静下来，大家好好过日子，只要年成好了，日子自然就过得去了。可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对于清贫的日子来说，任何事情都是人心里怨气的开关。二嫂读过书，娘家住在公路边上，家里的哥哥姐姐也有书读得好的端上铁饭碗的。对于婚姻的选择，她看中的是二哥身上读书人的气质，但具体到过日子，具体到干农活，这些气质比起一把力气来太微不足道了。二哥已经很努力了，但日子还是穷得没有一点儿可以指望的地方。几亩薄地，种了麦子就没办法种秋田，山上挣的一点点钱，只够维持油盐酱醋。贫贱夫妻百事哀，争吵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开始了。
在小侄子一岁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读书多道理就多，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二嫂数次愤怒：“这是个什么破地方，在这指望你能把日子过好，我就跟你姓。我咋这么倒霉，大眼睛睁上嫁到了这山沟沟里，我图啥呢？”
二哥自然不肯示弱：“你嫌这地方不好，嫌跟我倒霉，你去啊！看上哪儿走哪儿。”
二嫂真的走了，没有和二哥打招呼，也没有带走小侄子。就在五月的早晨，消失在了高干梁的山梁上。小侄子的哭声惊扰到了二哥，他爬起来急忙哄侄子。侄子哄好了，二嫂却不见回来，他才意识到二嫂走了。
吵架归吵架，人走了是很严重的事情。二哥第一时间去了二嫂的娘家，但并没有找到二嫂。小侄子在哭了两个晚上之后，也只好接受母亲不在的这个事实。整个夏天，二哥一边种地，一边奔波着找二嫂。小侄子寄放在家里，久了，侄子就蜷缩在大嫂的怀里不肯下来。
收割大豆的时候，二哥终于打听到了二嫂的消息，听说是在银川的罐头厂打工。二哥丢下家里的活计，坐着车去了银川。
早些年，就有移民搬迁的政策，当时是朝平吉堡奶牛场附近的一个叫芦草洼的荒滩上搬，说是平原、水浇地。高干梁也搬走了一批人，但是去也是吃尽了苦头。风沙大，地不好种，又没有能挣钱的地方。但再回来吧又回不来了，只要一走，地和房子就都留给家里的弟弟了，还咋回来？回不来就只有咬牙坚持着，十几年过去，那里慢慢地好起来了。户口什么的也都正规了起来，再想去就得花钱买宅基地，一般人也拿不出来这个钱。
二嫂的两个哥哥就是早些年搬走的那批人，现在生活稳定了下来。二嫂当时离家出走，去的也是两个哥哥家里。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就在别人的介绍下去了罐头厂打工，一去她就不想再回高干梁了。现在在这里只要你勤快，就能挣上钱。而高干梁的日子，就像一潭死水，稍微一使劲，水就舀干了，人就要活在恐慌和无助中，看不到指望。
二哥找到二嫂的时候，二嫂刚下班。离开高干梁三个多月，二嫂皮肤白了，人也变得洋气起来。反倒是二哥，风尘仆仆的，有些狼狈，面对二嫂倒有点不好意思。
几个月过去，两个人的怨气早散得八九不离十了，彼此也就心平气和地商量下一步的日子咋办。二嫂在这几个月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她对二哥说：“日子我跟你过呢，但跟你再回高干梁是不可能的了。我这几个月在这里也看着呢，搬迁到这儿的人虽然苦大，但日子活泛，挣钱容易，就是人下点苦也是值得的。你要想和我过，就回去收拾了上来，先跟我哥哥借个房落脚，咱们俩再一起打工，等两年了就能在这安家。你要是还想守在高干梁，我也没话说，咱们就好聚好散，离婚各过各的。实话和你说，高干梁我是看透了，再过多少年，那个地方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
二嫂该说的话都已经说明白了。二哥沉默着，思量着。家是要两个人经营的，二嫂走了这几个月，二哥又是种地，又是带孩子，也是吃尽了苦头。既然二嫂执意不回去，那就搬吧，反正在哪儿都是下苦，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好的。
两个人聊完，想法达成了一致。二嫂给了二哥几百块钱的盘缠，让二哥回去安顿着搬家，她在这边一边上班一边找哥哥借房子，等着二哥和小侄子。
季节到了深秋，地里所有的庄稼收完之后，二哥就开始着手搬家的事情。分家几年了，家里还是当初的那些家当，除了当用的，再也没啥好收拾的。磨了几袋子面，装了几袋子洋芋，铺盖一卷，儿子一领，二哥就可以离开高干梁了。
父亲让大哥借了几头毛驴，帮二哥把东西分批驮到粮站那边。自从移民搬迁之后，每天都会有一趟长途班车从粮站经过。最后一趟东西要驮走的时候，父亲站在院子里默默地看着二哥和小侄子。语言在某些时候是苍白的，说了不如不说。短短大半年，两个儿子从这个家里走出去，自此就是客人了。这让父亲从心里很自责，是自己没给儿子置办下家业，这个家没能留住儿子。甚至二哥要走，他都没能力给二哥添一点点钱。所以能说啥呢？
相比于父亲的沉默和自责，母亲是愤怒的，谁要走就让走，谁的本事大就让去。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即使伤神了还是无能为力。母亲把一个包裹塞给二哥，里面是她给侄子缝的棉衣棉裤。她已经尽力了，半辈子在土地上劳作，半辈子都没有宽宽展展地过日子。粮食要省，油要省，钱更要省，连高干梁最不缺的洋芋都要省，时常连个洋芋皮皮都不敢削。所以对于儿子要走，母亲除了愤怒，更多的是无奈。
大哥赶着驴，二哥背着儿子一前一后从大门里出去了。母亲终究没忍住，撵出去又给二哥安顿，不忙了就领着娃回来看看。二哥点头，跟着大哥的脚步离开了。
离别的伤感只是人的情绪，高干梁的沟沟洼洼和树木花草仍旧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存在着生长着。谁来了，或者谁走了，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大的院子愈发冷清了起来，冬天很快就来了。父亲和大哥仍然去上山割耱条剁耱杆。三哥两三个月走一回亲戚，每次都骑一辆老式的飞鸽自行车。三哥朝来走得三个多小时，然后把车寄存在华兴村，自己走过来。我们都在回避讨论三哥搬过去之后过得好不好的话题，似乎不谈，就是过得好。母亲有时候看着大咀山会念叨：不知道二哥在那边冬天是咋过的，不知道洋芋能不能放到春天，不知道带去的面够不够吃。没有电话，没有书信，所有的消息只能靠托人捎话来完成。但高干梁又太闭塞，不是每天都会有人往来。所有念想都被大咀山挡得死死的，久了，也就剩下一声叹息了。
穷是一种连锁反应。地里不产出了，吃的用的，穿衣吃饭都会大打折扣，连带着牛羊连草料都没有。两个哥哥的离开并没有给家里腾出来多少资源，除了院子空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焦灼。指望似乎就是没有指望，在一年的庄稼歉收之后，高干梁又有几户分家另过的年轻人离开了高干梁。他们去别处也是借别人的房子住，然后慢慢地再打工凑钱买房子。驴驮着东西一趟一趟地朝出送，各家的父母跟在身后安顿着自己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拉着孙子的手抹了好几遍眼泪。特别是三蛋的妈，舍不得儿子走，就跟着儿子的脚后跟一个劲地说：“去那边啥也没有，我的娃可怎么活？”儿子听得心里毛躁，回了母亲一句：“你老人家就放下心，人家去的人都活得好好的。”
无论怎么不舍和挽留，这几个人终究是走了。高干梁又空了一点。堡子梁上插着的祈雨的白旗现在只剩下一根旗杆，再过一阵子，旗杆可能也就倒掉了。
二姐高我一届，中考成绩并不理想，复读也是无望，最终去了外面打工，每个月寄点钱回来补贴家用，有时候也会给我写封信说说她在外面的生活。每次看着她的信，我都会无端地难过一场。
紧跟着，我也即将面临中考，而我却抱着一本《简·爱》看得唏嘘不已。数理化始终是我的弱项，对于中考，我没有任何的把握。没有把握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就先看会儿书吧。以前的中考是要么考高中，要么考中专，只能选一项。大部分人选择考中专，学制短，出来包分配工作。但就在我中考的那一年，我们不用选择了，考不上中专可以上高中。中专无望，只能寄希望于高中。看着周围的同学，我在想，高中我们还会是同学吗？
年成仍然不好，天气在该下雨的时候不下，不该下雨的时候连着下。属于高干梁风调雨顺的年成再也没有了，种地都是靠运气。带去学校的馒头掺的玉米面越来越多了，我的舍友倒是稀罕得紧，因为她们没见过白面和玉米面做成的夹层馒头，白的一道黄的一道，光看着就好看。这是大嫂在日子艰难中创造出的花样，好歹好吃了一点点。中考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慌。考不上怎么办？上不了高中怎么办？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每个人心里的恐慌是一样的。
十六岁应该是个简单、美好而充满憧憬的年纪，而我却已经看到太多的无可奈何和生活对人的蹂躏。方寸之间的高干梁有些许美好之后，更多的是困顿于其中的无助。
忐忑与无助之间，该来的还是要来。我的恐慌变成了现实，中考成绩一塌糊涂。走在回高干梁的山路上，太阳很晒，我却没有丝毫热的感觉。山路白晃晃地刺眼，像一条蛇一样连接着山顶，路两边的蒿草被晒得蔫头耷脑，和此刻的我是一样的。今年又是一个灾年，持续的干旱让山干得都快起火了，庄稼更不用说。
走到山顶的时候，刮来了一阵风，几株山丹丹花跟着风向我挥手。我过去折了一枝，看着它妩媚而娇俏的花瓣，再看看远处绵延不绝的群山，我真想对着某个方向哭一场。
家总是要回的，家里人都去地里割麦子了，我喝了一点水，拿着镰刀去找要割麦的地。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悲伤我的未来，和未来比，眼下的生活还是要顾及的。自从二哥三哥走了以后，家里能干活的人就这么几个了。
天气旱得到处都是白晃晃的，太阳精神地挂在天上，周围连个云彩都没有。麦子地里也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灰白，书上说的金黄色的麦浪滚滚在今年根本看不见。麦穗和蚂蚱一样在麦秆上趴着，我们管这种麦子叫苍蝇头。今年的麦子很薄，割好半天才能捆一捆。
父亲蹲坐在田埂跟前磨着镰刀。大哥大嫂在不远处弯腰向前割着。母亲也在地边半跪着向前，一伸一展间，面前的麦子就会少一片。不好的麦子麦秆上自带着一层灰。这样的天气，早一天割早一天了，再迟就没有捆麦子的草腰了。我绕过父亲跟在大嫂身后割起了麦子，母亲扭头看着我，我低下头不肯看她。父亲在身后问：“考得咋样？”
我左手攥着手里的麦子朝怀里拉，右手使劲拿镰刀在麦子根部割过来，镰刀有点老，一下没割断，倒割进了土里。再把镰刀退出来割二遍，一把麦子抓在手里，麦秆好像没有筋骨一样，绵绵的。我回头看着父亲。父亲的脸上，汗水把落下的灰冲刷得条条绺绺的，手里忙着的父亲顾不得抬手擦一下。我叹口气说：“没考上。”
父亲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又低头磨镰刀。我转身，又抓起一把麦子割。大哥大嫂也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我，又开始弯腰向前。这是我们家里人的优点，说了不好，就再也没人问了。
一把一把地攥麦子，一镰刀一镰刀地割，眼前的麦子一点一点倒下去。身后多了一条路，镰刀就是开路的工具。到了下午，一块地割完，路也断了。父亲、母亲坐在麦子捆上缓着。大哥拿着镰刀在地塄上给牛割着蒿草。大嫂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做饭。我朝一块儿拉着麦子捆。一会儿，割倒的麦子还要拉到一起码起来才能结束。
太阳还在阳山洼顶子上探头探脑的，再过一会儿它会被拽走，天色就会暗下去。牛羊已经从山上一伙一伙地下山了，等在沟底的放羊娃等着收牛羊。当牛铃铛在一起打起拍子合唱的时候，瓦窑坡就热闹起来了。
收麦子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得比牛羊晚。把麦子码起来之后，还要找着给牛羊割草。割上之后捆好，一人一捆背回家，大嫂的饭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和哥哥开始给牛铡草，父亲拿篮子揽着给牛添上。铡完最后一把草，大嫂的饭也做得端到桌子上了。牛开始吃草，我们也开始吃饭。
夏天的时候，浆水面是我们百吃不厌的面食。没什么油水，一人两碗，一天的疲乏也就过去了。晴天的夜晚，星星总是很低，露水快下来的时候，也就到了睡觉的时候。我走进碎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和外面的世界终于分离。关于中考，关于梦想，关于我能不能上学的纠结和焦虑再一次将我包围。我趴在枕头上，用枕巾把自己的脸包起来，这样，我就不用一遍一遍擦眼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