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乱的生活从来不给人多余的时间伤感。对于没考上这件事情，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二哥当年没考上，老老实实当起了农民；二姐也没考上，去外地打工去了；现在我又没考上，家里人觉得，没考上就没考上吧，都就这么个命了。反正家里的活儿也是需要人干的。特别是夏天，多一个人干活总是好的。
拉完麦子，紧跟着又开始碾麦子。天气的炎热和农活的繁忙让人喘不过气来，头发和脖子里总是落着灰。八月是个收获的季节，一年的新粮下来了，本该有喜悦，但麦子的收成不行，喜悦也就无从谈起，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才是人要考虑的问题。
对我来说，除了忙乱就是心里的煎熬。没有人和我说开学了到底要不要去上高中，家里的每个人每天在自己的轨道上忙碌着，也习惯了我分担其中的一部分。八月中旬的时候，我要好的同学来到了家里。告诉我说今年大家整体的中考成绩都不怎么样，其他人都准备上高中了。她和我说，你的成绩又不是班里最差的，最差的都准备上高中了，你也准备上吧。这句话给了我希望，我暗暗下着决心，只要能上高中，我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看“闲书”了。
第二天，我开始更加卖力地干活，希望在开学之前替父母和哥哥嫂子多分担一些，然后心安理得地去念高中。心里有了期盼，心情就好了起来，话也多了，撵着和大嫂说话。再有一场，今年的麦子就碾结束了。结束了一天的忙乱之后，吃完晚饭，父亲坐在榆树底下一边喝茶一边休息。我早早地回到碎房，偷偷整理着我开学要用的东西。但没一会儿，就听见母亲喊大哥，问大哥哪里还有去痛片和阿司匹林，因为父亲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
我出去时，父亲已经被母亲扶进了屋子，大哥拿着两片药随后也进去了。父亲扶着柜子侧坐在炕上，脸色蜡黄，头上直冒冷汗。母亲急忙把药片给父亲递过去。来不及倒开水，父亲就着茶水把两片阿司匹林吞了下去。母亲把枕头拉过来，和大哥一起扶着父亲躺下。
村里人生病，因为山高路远，是没有及时去医院的习惯的，从来不是阿司匹林就是去痛片，吃两片了再看，好了就好了，不好了再说。大部分人都好了，但也有被耽搁了的。邻居家一个七岁的孩子，就是因为没及时送医院，第二天就去世了，但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是高干梁的错。
父亲屋子里的灯亮了一夜。天刚麻麻亮，母亲就喊哥哥，说父亲胸口疼了一晚上都没有缓解。母亲让哥哥把白驴拉出来，送父亲去医院。
父亲捂着胸口，在大哥的帮助下才骑到白驴背上。母亲也跟着匆匆而去。人都走了，今天的麦子肯定碾不成了，可我和大嫂也不能闲着。想了半天，大嫂说，那我们俩去割大豆吧。
割大豆是不需要磨镰刀的。我们俩做着吃了早饭，就背着小侄子去了地里。大豆种在北槽子梁，一般秋田粮食都种在薄山陡洼的地方，成不成就看运气了。大嫂嫁到我们家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大的都上小学了。这个小侄子还不到两岁，大嫂给他带了一个馒头，到地里给他找了个地方坐下。小侄子啃着馒头自己玩，我们俩就开始一根一根地割大豆。父亲的突然生病让我又开始焦虑，不知道父亲怎么了，得的什么病？不知道严重不？家里现在发生的任何一点点的小事情都牵扯到我能不能上学的问题。我问大嫂：“嫂子，你说，大是什么病呢？”
大嫂说：“不知道么。唉，说病就病了。”
可怜我的大嫂，从出生到出嫁再到过日子，都是在高干梁度过的，问她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为难她。但此刻只有我和她，能讨论的也只有这个话题。在北槽子梁，看大咀山的豁岘是平行的，我割一会儿看一会儿，希望能看到父亲他们早点回来。一直到中午过去，小侄子在几捆大豆上睡着了，豁岘上也没个人影。大嫂过去给侄子拿大豆秆挡了挡太阳。我心不在焉，不想干活，就跟嫂子靠着大豆捆一起坐下。嫂子问我：“是不是快开学了？你这念书咋办呢？”
我拨弄着眼前的一根狗尾巴草，看着豁岘的方向无奈地说：“谁知道咋办呢。家里这个样子，还能拿出来钱让我念书不？”
大嫂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四岁时她和大哥结婚。这些年，母亲是严厉和忙碌的，反倒我和大嫂比较亲近，有什么事情也愿意和大嫂说说。大嫂说：“你们念书的事情我也不懂。你也别太吃力了，这世上不念书的人一层，大家也都过着呢。”
我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嫂是为了劝解我才这样说的。但我念过的书也让我知道，如果不念书，我所向往的远方这辈子就都看不到了。我的想法大嫂也不能理解，周围的人一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不就是个县城吗？甚至去县城的次数都是数得过来的。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为什么非要去远方？在高干梁这个地方说理想这个词是奢侈的，没有人会觉得你有理想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反而会觉得你异想天开，不切实际。
一到秋天，苍蝇就格外多。它们在侄子的脸上又是吸吮又是爬行的，侄子被欺负得没睡一会儿就哭醒了，大嫂过去哄他。大豆稀疏地长在地里，一株一株的间距很大，每株都是半腰上挑着不多的几个豆荚。要是在雨水丰茂的年景，豆荚是从根部开始一直结到头上的。
大豆丰收的年月里，我们总会在下雨天把一袋袋的大豆倒在地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里面挑出大的好的，预留成明年的种子，把烂得厉害的留下给驴加料，把中不溜的等着雨停了让毛驴驮出去卖钱。我们总会要求大嫂在挑拣豆子的时候给我们炒上些吃。生豆子和熟豆子就变得不一样了。父亲总在说，熟豆子拿好，不要丢了，丢了也赶紧捡起来，不然豆子哭呢。我们问为啥，父亲说，生豆子掉在地上了还能生根发芽，熟豆子就不行了，所以它会哭。从那时起，我就格外珍惜我手里的每一颗熟豆子，我不想让豆子哭。
但像今年这样，豆子的收成估计也不咋样。除了给明年留种子，剩下的也就是能给白驴加个料了。豁岘上仍然没有动静，小侄子闹腾着不想在地里待了。他渴了，也厌倦了一个人枯燥地坐着。我给大嫂说：“算了，我们俩回去吧，娃哭得可怜的。”大嫂说：“要不你带着娃回去，我一个人割。”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想带侄子，他哭闹起来我毫无办法，只能增添我的烦躁。我就对大嫂说：“要不你带着他回去，我一个人割。”大嫂说：“你一个人咋割呀？”我们就这样陷入到了两难之中。
豁岘上终于有了动静。先是远远看见白驴跨过来了，紧跟着大哥也从山后面出现，但他身后再也没有人了。我和大嫂一看，大豆也不割了，收拾东西就回家。我们几乎和大哥一起到的家门口，白驴站在栅栏跟前啃着树皮。看见大哥，我急忙问：“大呢？他的病咋样？”
大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我送到了县医院，大夫说情况比较严重，估计是心脏病，又联系着转到固原去呢。妈跟着，也叫了四舅舅，所以我就先回来了，还不知道是个啥情况么。”
一听要转院到固原，我的心就提起来了，想着我们平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的人，现在一去县医院就让转院，可想而知病情肯定很重。唉，也不知道父亲得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在医院怎么办，四舅舅毕竟是上班的人，不可能一直守在固原。只怕这次要借很多钱才能让父亲住院吧？一瞬间，脑子里已经闪出无数念头，大哥也是皱着眉头，想必我想到的，他在路上也已经想了很多遍了。
很多时候，想是没有什么用的，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眼前该进行的事情还在进行。比如场里的麦子还没有碾完，比如地里的秋田粮食还没有割回来。所以大哥一回家，就牵着白驴拿起镰刀要继续去割大豆。
我也跟着大哥重新返回北槽子梁。一路上没什么说的，白驴甩着尾巴走在前面，大哥紧跟着白驴的脚步。我没那么快的脚程，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后面。对于爬山路，我总是有点抵触和力不从心。再想想父亲的病和家里的事情，心里就更加懊恼起来，只怕我想去上高中的事情要黄了。
白驴被大哥带着的长绳拴在馒头咀的顶上吃草，无论它怎么活动，范围都固定在绳子能到达的地方。它有时候忘了，想去吃绳子范围之外的草时，就会被扯得绊一下，它只好又退回来。
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大哥一人背着一捆草回到家里，牛已经在圈里伸着脖子等着吃夜草。大嫂做好饭等着，但我们也只能先给牛把草铡了才能吃饭。
小侄子不会用筷子，大嫂也没时间和耐心教他。每次吃饭，都是先给侄子舀出来晾着，然后给他洗干净手让他自己抓着吃。小侄子也不哭闹，小手抓住一根面条，头侧着仰起，再把面条的一端塞进嘴里，吸溜着吃下去。等他咕囔着吃完，我们也吃完了。大嫂再给他洗干净手，他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大哥和大嫂早早地去摊麦子。我在家看着侄子。摊好麦子，大嫂回来做饭。大哥去喂驴，特意给驴拌了草料，额外又给添了一碗大豆。因为驴的脚程快，用的地方多，在前年，父亲又用一头牛犊倒换了一头黑驴。
我几乎是和白驴一起长大的。我一直没想明白，别人为什么说谁笨，就会说蠢得和驴一样，因为我在白驴身上看到的是它的温顺、聪慧、勤快和好强。直到这头黑驴来到我们家，我才知道别人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驴和驴之间也有差距。这头黑驴又倔，又邋遢，又没眼色。白驴拉屎撒尿总会向后挪几步，所以它卧着休息的地方永远是干的，白驴身上一直就是干干净净的。但黑驴就不会，每天早晨出圈，这边屁股蛋蛋上糊着屎，那边湿着尿，看得人嫌弃的，可它还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它的邋遢和蠢笨为它省了不少力气，只要是用一头驴干的活，都是白驴去干，它在圈里休息。今天要碾场，白驴一个拉碾子有点吃力，所以必须得两头驴一起。
驴吃完草料，大嫂的饭也做好了。吃完饭，麦子也晾得差不多了，大哥就开始给两头驴套缰绳和拥脖子，再架上夹板。白驴没费什么劲就套好了。但黑驴明显不想去干活，使劲地和缰绳过不去，一会儿把蹄子套在里面，大哥刚给调整好，没一会儿又套住了。再调整，再套。气得大哥抽了黑驴两鞭子，黑驴才消停下来，乖乖地被赶去了场里。
一捆捆的麦子被摊成了降落伞一样的圆形平铺在场里。两头毛驴要拉动上千斤的碾子，持续滚动起来，在麦子上不停地转圈。这个圈也是有讲究的，从哪开始要转大点儿，从哪又要收得转小点儿。要保证这个圈过去必须和上个圈接上茬口，还要保证不浪费每一次碾过去的次数。碾场也是个技术活，大哥在十来岁就开始干农活，也不知道在多少次的实践中才掌握了这些技术。总归，随着他的鞭子和吆喝声，蓬松起来的麦子一点点地扁平了下去，最后像个摊饼一样平铺在场里。这就意味着第一遍麦子已经碾好了。白驴和黑驴在树荫下短暂地休息了起来。我和大嫂一人一个木杈开始给麦子翻身。第一遍，麦秆还没有完全地被碾化，撕撕扯扯的，一杈挑不到底。我们从边边上开始翻，大嫂在前面挑开一个茬口，我在后面跟着挑。转了好几个圈圈，总算是翻完了。大哥急忙又在边边上挑了几杈麦草把中间填平。大嫂拿扫帚把散落在周围的麦粒和麦秆再一次扫到一起。晾晒了一会儿，白驴和黑驴又拉起碾子，哥哥拽着缰绳拿着鞭子又开始下一轮的吆喝。时光仿佛在这一圈一圈的转动中定格了下来，过往和未来就这样交替开去。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麦子，大哥着急着碾了，准备明天去固原看看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三个人碾一场麦子，等收拾完拉回家，又是日头下山了。
家里没什么钱，大哥一大早就去找小舅舅。小舅舅大学毕业之后在隔壁乡上的储蓄所上班。向他借钱是大哥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在高干梁，所有的消息要么去亲自验证，要么就要等待。大哥是亲身去验证消息的人，我和大嫂是等待消息的人，而其他邻居是观望消息的人。我们家这几年事情不断，邻居们也在看着，这次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大哥一大早出门，天黑了才回来，走得满头大汗。从固原回来的时候连顿饭都没舍得吃，进门就喊饿。大嫂急着给大哥盛饭，大哥一边吃一边和我们说，父亲的病查清楚了，心肌梗死。这病麻烦着呢，幸好那天发病吃了阿司匹林，第二天及时去了医院，不然后果就非常严重。现在住下了，就是需要时间治疗，几个舅舅给凑了点钱，能住到病好。母亲不让大哥再去了，说父亲现在病情稳定了，再去来回费钱的。她看着就行，出院了他们就回来了。
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父亲快六十岁了，人生中第一次住院。在他的理想碎了一地的时候，他的心劲儿也散落了，所以心脏才会出问题吧，但这也仅仅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和大哥大嫂再没有过多的交流，就各自睡了，高干梁的夜晚一如既往的漫长而静谧。
十天以后，出去买东西的人捎话回来，说父亲明天出院，让大哥明天去华兴村等着接。这十天里，我们把一些秋粮也收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等着收洋芋。
父亲骑着白驴回来了，驴身上垫着厚厚的褥子。十来天没见，父亲的脸色仍然苍白，神情异常憔悴。父亲出院，我的亲戚们三五成群地过来看父亲，家里也着实热闹了两天。
后天就是九月一日了，还是没有人和我说我到底能不能去上学的事。父亲回家就是卧床休息，母亲还得时刻在身边照顾。医生说了，这下要时刻注意着，不能生气，不能情绪激动，不能干重活。要吃好喝好，好好养着。我看了好几次，母亲都没有要和我谈谈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提起这个话题。
大哥大嫂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家里的农活完全担在了我们三个人身上。我的话越来越少，在大哥和大嫂的聊天中，我听到父亲这次住院，一共借了几个舅舅两千块钱。
九月一日那天，我没有去学校报名，而是在大哥的帮助下，套起了白驴和黑驴，去犁北槽子梁上的大豆地。节气一过白露，就要种冬小麦了。但父亲住院，大哥忙不过来，一些地都没有犁，再拖下去，今年的麦子就又要少种。
我在这两年的秋季，周末都会在早晨给父亲送干粮，父亲歇着吃一口的间歇，我就赶着驴帮着犁一会儿地。一来二去的，居然也犁得很熟练，父亲不止一次地夸我，说我犁地犁得细致。
多事之秋，父亲突然生病欠下这么多钱，对这个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上学这件事情，现在是这个家里最能被放下的事情。地里收成不行，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任谁想起来都会头疼。我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给这些亲人给压力、添负担。高中不像初中，没有生活补贴，什么都要从家里拿钱，钱在哪里？我安慰自己，等一年吧，上高中也好，初中补习也好，再等等。等家里过了这个艰难的时候，我再去读书。这是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当白驴和黑驴拖着我和步犁爬上崖背山的时候，天色刚微微亮，远远近近犁地的吆喝声已经此起彼伏。农忙时节，大家都抢时间。能早一点就早一点。所以即使一个人在北槽子梁，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扯地边是一件费劲的事情，梯田靠近地边的地方都是半人高的崖。牛和驴出于天生的恐惧，往往不愿意到边上去。一般早晨都是家里放一个闲人一起去，拉着牲口把地边扯开了才让正式犁地。但我们家没人，我就得自己想办法。
进了地里，恰好是黑驴把边，这个家伙就拖着屁股死死地靠在白驴身上，一步也不肯朝边上走。它不走，挤得白驴也到不了边上。步犁就进不了地，被斜拖着过去了。感觉没使上什么劲儿，黑驴愈发得意，直接小跑了起来，白驴也被煽动得跟着兴奋。我不由自主被带着空跑了一趟，到地的那一头，额头已经有了细密的汗珠。地头挡住了两头驴的得意，让我得以重新控制局面。我歇了口气，继续犁地。掉头过去就是白驴把边，如果再扯不开地边，今天早晨就够我和这两头驴耗的。
如果说黑驴是个狡诈的恶仆，那白驴就是忠实的管家。它在我们家长大，它和家里的每个人都有默契。我拉了拉它的缰绳，它就已经安静了下来，稳稳地站在地边上了。轻轻挥了挥鞭子，白驴带着黑驴走开了，步犁甩到地边上，铧尖顺势插进了地里。土地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两头驴的套绳绷得笔直，顺着地边走了过去。
地边开了，驴就有了标准，一头驴走在犁开的壕沟里，一头驴走在地里，步犁被拉得欢快起来，土顺着铧面被抛在了另一边。犁了两个来回的时候，贵生的老婆给大儿子拉着一对牛也来到了北槽子梁犁地。看见我，贵生的老婆顿时大惊小怪起来：“啊哟，不得活了，这家的女子这是要上天呢。别人谁家的女子犁地着呢，真是的，看可怜不？！”
我没有接话，高干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她这样阴阳怪气的腔调，每个人都习以为常，不搭理就是对她最好的蔑视。果然，见我不接话，她又甩了一句：“啊哟，这念了几天书还人大得很，眼里谁都不放。”
我仍然没有说话，在我打算来犁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在整个高干梁，对于男女分工还是有界限的，犁地属于重体力活，女人参与的不多，女孩子更少。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能忽略我的性别，不去计较我应该干什么活。贵生女人是第一个这样大惊小怪的人，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母亲提着一个小篮篮爬上北槽子梁时，那块大豆地我已经犁了一半。给犁地的人送干粮是我们家的独创，也曾在一个时期被高干梁人当笑话一样讲，说我们家人眼睛一睁就要吃要喝的，这个样子怎么能干活。但笑话归笑话，习惯是习惯，你笑话你的，我吃我的。
篮篮里装的不是什么可口的早餐，不过是昨天早晨的馒头和今天早晨新泡的茶水而已。父亲很早就因为病痛掉光了牙齿，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以他喜欢泡一杯滚烫烫的酽茶，一口馒头一口热茶地就着吃，馒头遇水即化，不用太多咀嚼，这样肠胃就舒服一点儿。我们也在生活习惯中延续了父亲这样的吃法，即使什么都没有，也要喝一口茶，吃一口馒头。
吆喝住了两头驴，步犁插在土里直立着，我迎着母亲过去。崖背山比较陡，一路上来，她微微有些喘，帽子边边也被汗水打湿了。我很多时候在家里是不说话的，因为我说话略微有些结巴，还表达得不是特别清楚。孩子多，日子过得艰难，家里人也没心思听我三遍两遍地说一个意思。时间久了，我就不说话了，只默默干属于我的活。现在也一样，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篮篮，找了个干燥一点的地方坐下。昨天早晨的馒头已经硬了，怕水凉了，母亲用一条围巾裹着，一路摇晃上来，茶水浑浊，颜色深沉，倒像是父亲吃的中药。
其实我不知道母亲给我送干粮的意义在哪里。一个馒头，我也吃不下去，茶水苦涩，有什么好喝的呢？唯一的意义，可能就是这是母亲亲自送来的，是对我不能上学的抱歉，还是对让我一个姑娘家犁地的歉疚？这些我都无从得知，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最欠缺的就是表达。不问，不说，每个人在各自的世界里自己和自己对话，揣测家里人的意思和想法。
咬了一口，馒头无味得很，在嘴里来回打转咽不下去。使劲拧开杯子，茶的苦涩扑鼻而来，喝了一口，和着馒头咽了下去。我突然想，这么苦的茶，父亲喝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然后大哥也跟着喝，如今又是我，难道就是为了把嘴里的馒头冲下去，中和馒头的无味吗？母亲立在一边，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两头驴甩着耳朵，摇着尾巴，驱赶着苍蝇的骚扰。太阳照在北槽子梁上，天气开始热了。
我吃了半个馒头，茶水基本上没有动。收拾着装到篮篮里，递给母亲，提起鞭子准备继续犁地。母亲看了一眼篮篮，问道：“怎么吃那么一口？一早晨呢。”
我说：“不饿，吃一口就行了。”
母亲这样问是因为犁地是个苦力活，在来来回回的掉头中一遍遍不停地走，一点一点地把一块地走完，这中间除了吃馒头休息的这点时间，再不会休息的。看着我挥起鞭子开始犁地，母亲叹口气，她对生活、对这个家的掌控越来越无力；如果有选择，她是不愿意让我来犁地的。
或许很多年来，母亲都是没有选择的，生活裹挟着她向前，一步步地走向了高干梁，一步步在重复高干梁所有女人共同的命运。
十点钟，天气热了起来，到了收工回家的时候了。每天这个时候，无论犁了多少，大家都会收工，几个小时的高强度体力支出，无论是人还是牛和驴，身体都到了极限。
我在别人都收工回家之后才收工，因为不想再碰上贵生女人那样大惊小怪的人。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次是完全地把驴的行头拿掉，让驴自己走，我得扛着步犁回家。
这步犁是前几年扶贫时候推广的，说是个什么项目，类似于无息贷款补贴的形式，等大家有钱了再给。当时老支书在我家院子里把嘴皮都磨破了也没人要。因为大家觉得木犁也不错，这个铁犁犁地咋样还不知道，还要欠国家的钱，万一不好拿啥还呢？气得老支书翻白眼，甩上走了。
父亲当时让大哥去村委会驮了两个回来，他对新兴的事物永远保持着热情。驮回来就让大哥试着犁地，但一开始犁出来的地并不好，犁不进地不说，还不好控制行距。犁出来的地条条绺绺的，邻居们一看步犁犁出来的地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父亲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按道理，新的东西出来，都应该是在做了各种实验之后才推广的，怎么会不好呢？随步犁一起驮来的还有两个小塑料袋袋，里面装着几个备用的配件以及说明书。父亲就在灯下仔细研究说明书，看这个步犁到底怎么使唤。经过研究才发现，步犁的头是活动的，到地头上掉头时得用脚把犁头向外踢过去，这样犁地就把土直接向一面翻出去，不像木犁，是把土分向两边的。在步犁的底部还有一个插销，可以调节深浅。这样一看，这个步犁确实比木犁先进得多，只不过大家不会用而已。
研究透了原理，父亲第二天和大哥一人一架步犁，套上牛犁地去了。在来回的翻转中，犁出来的地始终把土朝一面翻，肥沃的土壤就到了底下，更好地为庄稼提供肥力。
在我们家用步犁犁了一年地以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木犁换成了步犁，既轻便，又耐用。但即使轻便，也要几十斤重，加上步犁的弯梁又是个扁钢，没一会儿，我就只觉得肩膀上针扎一样的疼，扁钢好像要切进肉里面一样。两头驴在结束了早晨的劳动，解开束缚之后撒着欢一溜烟地跑了。我无心顾及它们俩，只愁怎么早点把步犁扛回去。
猛地又想起今天是九月一日，报名的日子，我的同学们这儿会应该已经从家里出发去学校了吧？而我却是在回家的路上，肩上还扛着死沉死沉的步犁，或者，这就是我此后的生活。
一切疼痛都会过去，一切让人疼痛的原因也渐渐会麻木。在高干梁，忙碌和劳累会让你忘了你的梦想和挣扎，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天空，一样的土地，一样的农活，一样的在为生活忙乱，没有谁过得比谁好，也没有谁能比谁多攒点儿钱。
我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犁地一天比一天顺手，不止犁地顺手，拉车子、使唤两头驴也一样顺手。父亲还在休养之中，大夫不让他再喝浓茶。母亲会在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给我送干粮，仍然是一个馒头和一杯苦茶，从来没有换过花样。
不念书了，就努力去适应高干梁的生活。不止我不念书了，我们一起念过书的几个连手都不念了。天明初二就不念了，有田和女子直接没有上初中，最小的有成小学没毕业就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闯荡。一时之间，高干梁的黎明之中，孩子咋咋呼呼去念书的声音少了很多。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不念了就不念了，就像大嫂说的，不念书的人多了去了，不都活着吗？
忙完了一季的庄稼，把冬麦种进了地里，我的手上长了一层茧子，在茧子蜕皮的时候，高干梁的生活就闲散了下来。母亲粘了一摞鞋垫子，我拿起针开始缝。相比于我看闲书，母亲更希望我能做点针线活。
我拿着鞋垫子去找女子，女子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关系很好。现在都不念书，我们俩终于一样了。几年的居家锻炼，女子俨然已经针线、茶饭样样精通，处处透着一副什么都会的自信。而我，目前只会缝个鞋垫子，做饭连火都生不着。
女子翻出她绣的几双花鞋垫让我看，夸张的花朵之外，两只鞋垫上分别绣了“百年”“好合”字样，其他的也分别是各种规则的图案和花花草草，颜色艳丽。我笑着说：“真好看。这么好看的东西谁舍得塞在臭鞋里面，真是糟蹋好东西呢。”
女子说：“这糟蹋啥呢，只要想绣，要多少有多少。”
“那也得花时间啊，这个东西，一看就麻烦得很。”我有点不认同。
“女人家嘛，除了麻烦再干啥去呢，不就是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吗？还能干啥？像你一天跟着驴犁地的女子有几个呢？不过别说，你咋那么能呢，还能犁地。”女子满脸的不以为然。
“赶紧算了，我还不是没办法，能啥？我看见你绣的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我还觉得你能呢。”对于女子的夸赞我不以为意，因为犁地只是生活所迫，并不是我想做的。
我和女子的思维已经不在同一条线上，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做朋友。两个人，她绣她的鞋垫，我缝我的鞋垫，然后一起把一天漫长的日子打发过去。
冬闲了，娶媳妇嫁女儿的就多了，高干梁也不例外。在某一天，女子家也来了媒人。我远远看着，一个黑瘦的小伙子跟着媒人进了女子家。
过了两天，女子一脸娇羞地跟着这个小伙子去买衣服了，然后就是各种烦琐的礼节。我私下偷偷问女子，她看上小伙子啥。女子脸红了，说：“看上啥嘛，连人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但我妈说了，女子家迟早都要嫁人的，早嫁有早嫁的好处。说那家子住在川里，离县城近，日子活泛，就同意了。我没啥意见，能过日子就好。”
我有点愕然，连脸都没看清楚，就打算过日子了？但看着女子一脸的憧憬，我也只好把想说的话咽进肚子里。这不是我能说的事情了，只能祈祷女子嫁的这个人真的能和她好好过日子。
忙乱了两个月之后，女子的婚事终于要提上日程了。作为邻居和好朋友，我妈派我去给女子家帮忙。结婚的席面，无非是请亲戚邻人来吃个饭，见证一下婚礼，证明这场婚姻是合法的。我们帮忙的目的，就是给来的这些人准备一顿饭。几百号人吃一顿饭，光准备的过程就得好几天。我们先从蒸馒头开始，一次次地发面、和面，再到蒸熟。我之前没有做过饭，没有蒸过馒头，在女子的指导下，我照猫画虎，居然也蒸熟了一锅馒头。再后面，就无须指导了，几个邻居女人进来掀看馒头，还一个劲地说馒头蒸得好，着实让我汗颜。
连着蒸了三天馒头，女子的妈才说够了。我们又开始切萝卜、压粉条。冬天天短，其实是干不了多少活的。
连着准备了好多天，终于到了女子出嫁的那天。作为朋友，我可以去送亲的。那天就再不用我们帮忙了，有厨子烩菜，有男人们帮着端菜招呼客人。女子穿上了大红的嫁衣，头发梳起来，上面别上几朵红的粉的假花。早在昨天晚上，女子的脸已经被挦过了，再加上抹了点粉，看着有点傻白，也有可能是天气冷的缘故。对于她大喜的日子，她看起来既忐忑又兴奋。过了今天，她就是有家的女人了，她得和那个黑瘦的小伙子一起过日子了。
离开了高干梁，我们就可以坐车送女子。女子嫁的果然是川里，距离县城一点点路，村庄很大，在靠近公路的地方，田地围绕着村庄，周围都是平坦的开阔地。我为女子高兴，至少以后她不用再待在高干梁了。
庄子大，住的人就多，所以婚礼也很热闹。每一个村庄接纳新人的方式都差不多，每一场婚礼的过程也差不多，在一群不认识的人的围观中，十七岁的女子进入了她的婚礼，在大家的簇拥之下，她脱了鞋子坐在了炕上。新郎进来掀起了盖头，门口挤满了要看新娘子的小孩子。
婚礼之后有一个要去亲戚家吃饭认亲的环节，我陪着女子去了，去的这家据说是男方的姑姑的亲家。高干梁人少，去的姑娘就我一个人。新亲戚，大家都不熟，除了客气谁也不会真正吃，但是待客的礼数在那里放着，七碟子八碗的各种果茶，满满摆了一桌子。所谓客七主八，说的就是这样子的。
我坐在炕边抓了几个瓜子装模作样地嗑着。这家的老太太站在炕前礼让着，客气得让人不知道怎么动筷子。老太太打量我许久：“这个女子是新娘子的啥，有主儿了没？”
“这是新娘子的朋友，今天来送亲的，十六了，还小着呢。”一起的亲戚介绍着，我礼貌地笑着，没说话。
“十六，也不小了，女子娃娃，迟早是要嫁人的，我有个外孙，那模样叫一个俊，个子叫一个高，人又有礼数。我一会儿喊过来你们看看，要行，我们完了打发媒人过去。”老太太扭捏着腰身把自己的外孙夸了一番。我却听得头上汗都下来了，这哪跟哪啊？
“老姨娘，不着急，这件事情还是回头再说。”亲戚急着把老太太拦截了一下，也怕把小伙子喊来我们都下不了台。
“啊哟，这些事情就要热事热办，我看这个女子模样各方面都好，人也壮实，干活、生孩子肯定错不了。我们外孙也不差，过日子嘛，差不多就行了。”老太太仍然热情地说着，打量我的眼神像极了牛羊市场的贩子。
“老姨娘，我们这个女子是念过书的，现在还不想找婆家，等找的时候再来麻烦您老人家。”亲戚被逼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啊哟，念过书的就算了，心眼多。过日子，还是要没念过书的好。来来来，大家吃菜，吃啊，来了一趟了，总要吃饱了再回去。”老太太总算把目光从我的身上挪开了，又热情地让大家吃饭。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吃喝的胃口了，念不成书在村里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婚礼结束了，我们也该返回了。女子不能出来相送，她已经是这个村庄里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