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干梁，就这么几户人家，日子总是不温不火地继续着。春天很快过去了，小麦在一个冬天的修养中蜕过了黄苗，一场雨之后，地里的洋芋、胡麻、大豆争着露头，高干梁绿了起来。
没人再提我上学的事情了，我有时候赶着白驴干活的时候总在想，白驴有没有梦想呢？它这一辈子都要在奔波中度过，它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悲惨？我拽了拽它的长耳朵，它使劲挣脱开，扭头看着远处，一头灰驴驮着两捆柴火正在卖力地爬坡。我仿佛听见白驴说：看，大家都一样。
三哥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每次来，都会给父亲带一点锅盔；每次走，母亲都会大包小包地装些东西给三哥带走，有莜麦面、胡麻油、给孩子的旧衣服，或者是一点点儿钱。三哥到那边，过得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二哥一去，几乎杳无音讯，没有消息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息，没有回来说明已经站住脚了。唯一一直有消息的可能就是二姐，她时不时地写信告知着自己的情况，每个月准时地把不多的工资寄回家。我那时尚不懂在外打工的艰难，心里对二姐充满了羡慕，觉得她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父亲的病一直不好不坏，总之就是不能干活，不能生气，还随时都得母亲在跟前照应着。我和大哥大嫂成了家里的主力，几十亩山地，从种到收，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我越来越沉默，不是因为农活劳累，而是心情总是无处安放。
我时不时会收到淑琴的来信，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初中毕业上了中专师范学校。淑琴的来信总是热情洋溢，说自己在学校的点滴，和宿友的关系，说追她的那个男孩子，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我一边干活一边想象着淑琴的校园生活，一边会感叹一下人生的无常，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在不同的生活轨迹上走得久了，多年以后，我和淑琴还会是朋友吗？很多时候，我的精神和身体就这样分离着，身体在劳作中前行，精神在万水千山中翱翔，时而痛苦，时而愉悦，时而悲伤。我有时候也刻意地强迫自己不要想，因为越想，就会觉得未来越渺茫。
六月到来的时候，地里的活暂时告一段落，收麦子还早，大哥背起一个蛇皮袋子，挎上镰架，出门赶麦场去了。父亲的病需要长期服药，还欠着外债，家里又有这样那样的花销，这些都需要钱来运转。而且从今年年初，小侄子总是莫名其妙发烧，找华兴村的村医看，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给了点退烧药就让回来了。
本以为吃点药就没事了，但此后小侄子隔三岔五就会发烧。我们在心里都存着侥幸，心情也跟着孩子会不会发烧而起起落落。不发烧的日子我们都很高兴，想着是不是侄子此后都不会发烧了；但只要孩子精神萎靡不振，我们也跟着垂头丧气。没有钱，人连多余的想法都不敢有，去医院，是一件山高水远的事情。
大哥可能是想了很久，才决定要去赶麦场的。这是个下大苦的活儿，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人弯着腰不停地向前，说挥汗如雨都是轻的。为了多挣钱，一个人一天得割出来二亩地。没有足够强壮的体魄和耐力，根本撑不下来。每年去陕西割麦子的人各有悲喜，有挣了钱的，也有没挣上的，还有赔进去路费的，更有病在陕西被家里人接回来的。但每一年，还是有人络绎不绝地挤上去西安的班车，只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
在家的我们没办法想象陕西的高温，搭场的艰难，出门在外的不容易，走了的大哥成了我们共同的期待，期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希望他带钱回来。大嫂期待大哥回来带小侄子去看病，我期待大哥回来能改变家里的困窘，父母盼着大哥回来就有了新的指望，总归，大哥现在成了家里的一片天。
等待的过程总是煎熬的，小侄子发烧越来越频繁，家里的气氛越来越不安起来，似乎等大哥回来成了唯一的指望和出路。
六月底，大哥回来了，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泡得变了颜色，脸晒得黧黑，人也消瘦了很多。散发着汗味的钱在灯光下软软地耷拉着，它经历了怎样的流通之后才被大哥带回了高干梁，又被大哥递到父亲手里，然后又被零零散散地花费到各种地方，最后还会不会兜兜转转地又回到高干梁呢？我盯着这沓钱，突然希望它可以变得很多很多，这样，我们家现在的困境就都能解决了。
这沓钱在父亲那里只放了一个晚上就又交给了大哥，因为小侄子又发烧了。大哥带着大嫂领着小侄子去了医院，但县医院却不收治，说查不清楚病因。建议到甘肃平凉的市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医疗设备比较先进一些。平凉和泾源接壤，平时大家赶集看病什么的都习惯性地去平凉。
大哥回家和父母说了一声之后，又带着大嫂和孩子去了平凉。几天之后，大哥独自一个人回来了，说是查出来病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还说了两样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病。发烧是因为炎症引起的，但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孩子大一点有可能引起关节变形，甚至残疾。医生说的时候毫无保留，把能预料到的风险和可能会发生的后果都说了出来，我的大哥已经完全混乱了，所以他回家既是报信也是想从父母亲这里讨个主意——到底应该怎么办？他挣的那点钱在医院根本不够花销，在平凉的这几天他都没敢吃顿饱饭。他没办法想象，白白嫩嫩，和花骨朵一样的小儿子，将来会被这个病折磨成什么样子。
父亲披着衣服坐在院子里久久没有吭声，他的煎熬不比大哥少。眼看露水都下来了，母亲忍不住说父亲：“进屋里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们再商量。”
灯光的明亮没办法缓解人内心的焦灼，事情总要有解决的方法。父亲对大哥说：“你早早缓着睡去，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赶集，把黑驴和那头黄犍牛卖了去。”
大哥惊讶地说：“把牛和驴卖了，我们那么多地拿什么犁？”
父亲说：“不卖拿啥给娃看病？不是还有白驴和那头母牛呢吗？娃的病重要，卖了给娃好好看病，就算看不好，人心里也没有什么遗憾。”
大哥四点钟就起来了，在碎房屋檐下的槽里满满拌了一槽草料，把黑驴和黄犍牛单独拉出来喂上。牛和驴咀嚼着草料，发出贪婪的声响，一顿丰盛的草料就让它们觉得满足。大哥站在槽边看着，路灯把大哥的影子拉得好长。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是他喂养的牛和驴，对他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割舍哪一个都让他心疼。
选择其实就是不停地割舍。大哥割舍了黑驴和黄犍牛，把它们换成一沓钞票，再将这沓钞票从医院的窗口递进去。从此，黑驴和黄犍牛就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虽然后来母牛又生了一头黄牛，和黄犍牛长得一模一样，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头已不是那一头了。
七月中旬的时候，侄子出院回家了。在医院捂了这么久，小侄子白嫩得像剥了皮的鸡蛋一样，没有了发烧的拖累，人也开始调皮起来，坐在他父亲怀里各种闹腾。我们一家人看着欢快起来的侄子，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又到了一年一度割麦子的时候。经过一年的休养，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好多了，虽然不能割麦子，但至少可以给我们磨镰刀。母亲在家烧水做饭，顺便带小侄子，日子仿佛又平静了起来。今年的庄稼长势不错，我潜藏在心里的期待又开始蠢蠢欲动。不知道今年九月份我能不能回学校补习去？
我私下里写信让淑琴帮我打听，像我这样的情况回学校补习的概率大不大，需要多少钱。淑琴回信和我开玩笑，说让我别着急，等她师范毕业了，出来领工资了，她供我上学。我大笑，心里觉得暖暖的。能和她一直做朋友，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日子一如既往的忙碌，等待也是一如既往的漫长。农忙的时候，就没有人去华兴村了，淑琴的信久久不见。眼看九月将至，我便在等待中变得没有耐心，任何一点事情都会让我暴躁和生气，我动不动就发脾气，三五天都阴沉着脸不说话。家里人不知道我的暴躁和生气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想去复读的意愿。每天在高干梁的山梁上忙碌的时候，远处的山就像无穷无尽的海浪一样扑面而来，常常让我觉得窒息，逃离是我那会儿想得最多的一个词语。只要不是高干梁，只要能离开这里，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离开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像二姐一样出去打工？还是和其他女子一样嫁出去？前者没有机会，后者是我目前最不想面对的结果。
无端的烦恼中，是无端的挣扎，梦想是说不出口的难堪。家里一拨一拨地继续来着亲戚，大家关心着父亲和小侄子的病情，同样也关心着我这个大姑娘的婚嫁问题。不念书了，嫁人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每次碰到这样的关心，我只能尴尬地笑笑，躲又不能躲，说又不能说，只能在心里难堪一阵子。
九月不咸不淡地到来了，淑琴的信没有及时收到。重点是家里也没人再提我上学的事情，或许在我的生命中，上学这件事情就这样消失了。我坐在山梁上，我旁边是吃草的白驴，黑驴被卖掉以后，它的脸上看不出来悲喜。我想，这样也挺好，动物没有文字，没有表达的方式，也就不用承担思考带来的痛苦，它们才是最自然本性地活着吧。
在碎房的炕上放着一张长桌，我初中所有的课本都摆放在上面，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干活回来，带着一身尘土踏进屋子时，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些书，于是我的心里就会温暖一阵，至少这一方天地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一有时间，我就会翻开书，看着之前在书上做的一些笔记，总会想起在课堂上和同学、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天的劳累也就随之淡去了，我想着自己总会回到学校去的。
十二月份，二姐打工回来了。出门在外一年多，她出落得更加漂亮了，洋气得让高干梁都有了色彩。我高兴地忙前忙后，因为二姐回来让我的心里又多了一点期盼——别人不懂梦想的意义，二姐肯定懂；别人不支持我回学校念书，二姐肯定是支持的。
听二姐讲完外面的故事，天也不早了，家里就那么大，二姐肯定是和我睡。我早早地给二姐暖好被子，枕巾被套都是我洗干净的。二姐披着衣服进来躺下了，招呼我也上炕睡。
我和二姐相差两岁，是从小一起玩大的，但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我像一个面团，几乎是家里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一个孩子，从来不会主动说自己的意愿。而二姐刚烈得像一只刺猬，有一次走在放学路上，有成开玩笑伸腿把二姐绊着摔了一跤，这要是我，笑笑可能就过去了，但二姐不，抡起书包就打有成。有成一看不好，像兔子一样撒腿就朝家里跑，本想着躲进奶奶怀里就没事了吧，但二姐不，回家拿了个灰耙子又打上门去了。有成奶奶差点拦不住，气得老太太衣服襟子直抖，一个劲地说：“这女子还了得，简直和母老虎一样，这谁家以后敢娶去当儿媳妇。”
从那之后，在上学的路上，我们几个看见二姐都会礼让三分。二姐还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被母亲骂时敢和母亲顶嘴的孩子，所以我对二姐历来都是又敬又怕。关于我喜欢看书这件事情，二姐也总是颇有微词，她总觉得我过于理想化，不够踏实。被人说得久了，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或许，自己真的是有点不务正业。但这次，我还是想和二姐聊聊我的事情，因为她现在在家里说话有用。
我试探着问二姐：“姐，你在外面这一年多，觉得外面咋样？”
“外面还能咋样？外面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而且外面的人看不起我们这些打工的人。说不成！”二姐对这个话题并不热情。
“姐，我还想念书去呢，你看行不行？”希望就像曾经高干梁夜晚亮着的煤油灯，周围全是黑暗，只有这豆大的一点光亮撑着整个夜晚，灯要灭了，黑暗就会铺天盖地。我憋了半天，总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二姐本来背对着我睡着，听见这句话，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低着头不敢看二姐的眼睛，我等着她给我一个结果。其实我的心都是抖的，我太怕被拒绝，太怕我最后的希望也被掐灭。
“你还不死心吗？你看不到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吗？你都十八了，你想啥呢？”二姐难以置信地连环三问，我听见了灵魂深处灯被吹灭的声音，肚子里想了千百遍的理由被黑暗淹没。我拥着被子躺下，二姐再说什么我就不听了，任思绪在黑暗中游走，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二姐说了半天不见我回应，气得一把拉灭灯泡，裹挟着一股冷风睡了。黑暗真好，可以把人所有的情绪都遮掩住，包括眼泪。
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我都在羡慕二姐，觉得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真好！我也敬佩她做出的那些勇敢的事情，但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和她一样，因为我不够勇敢。每次羡慕完二姐，我都会叹口气，然后就又放任自己在脑海里天马行空，想外面的世界，想我那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只是一个人想，再也不会对谁去说了。
二姐回来并没有消消停停在高干梁待几天，今天不是同学结婚，明天就是同学叫去玩。二姐性格好，人长得好看，走到哪儿都是被众星捧月般地围着。母亲也喜欢二姐的性格，觉得她能为自己当家做主，不像我，总是个蔫的，做事也没个主意。
很快，二姐和暗恋她的一个学兄开始谈婚论嫁。学兄家境不错，人长得帅不说，还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这在高干梁人眼里是一件被艳羡的事情，觉得二姐攀了高枝儿，此后就可以衣食无忧，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我们家里人自然也是高兴的，忙忙碌碌地操持着二姐出嫁的事情。
在农村，婚礼的过程大都差不多，除了吃喝就是凑热闹。为了配得上二姐夫公家人的身份，二姐的嫁妆买的都是好一点的。加上我们家一群公家人的亲戚，倒也让二姐的婚礼颇为体面和壮观，二姐是第一个坐着汽车嫁出去的姑娘，也是第一个买了彩色电视机做嫁妆的姑娘。
二姐出嫁了，碎房又成了我一个人的，我除了做着抵达不了的梦，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二姐说得对，我都十八了，还想啥呢？女子回来浪娘家，和她女婿一人抱着一个娃，她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妈了。女子完全没有为人母的稳重，一到高干梁，就把一对双胞胎扔给自己老公，一溜烟跑我们家看电视来了，顺便和我聊天。我问她结了婚感觉咋样？她说，能咋样，女人家么，不就是个做饭、生娃么，她的任务也完成得差不多了，一下子生了两个。说完大笑，她自己把自己笑瘫在我们家炕上了。女子并不想回去看娃，所以在我们家一直待着，稍晚些时候，她老公找了过来，站在门口喊她：“出了门就不知道回去了？娃哭着要吃奶呢。”
她白了老公一眼：“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娃，你喊啥？”
老公红着脸，搓着手站在门口不知道走还是留。女子冲我挤挤眼，慢腾腾地下炕找鞋，女婿急忙进来给女子把鞋摆正。女子把鞋穿上对我说：“我先看娃去啊，回头再和你浪。”
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我忍不住笑，没想到以前念书念不好的女子管老公倒是有一套。也好着呢，至少自己不受罪。
贵生的女人，也就是有田的妈，这几天有事没事地总往我们家跑。这几年，她愈发瘦了，鬓间的头发白了，颧骨更加高，脸上总是泛着不正常的灰。这个女人精明，也肯吃苦，加上孩子都大了，日子居然好起来了，去年刚新盖了三间房子，准备给十八岁的有田说媳妇呢。她着急的原因是自己有三个儿子，早娶一个儿媳妇早少一个负担。可她频繁地来我们家是几个意思？
果然在一个午后，有田妈热情地拉着母亲的手说：“老姐姐，说起来咱们高干梁，能在人前头说上话的就咱们两家子。你和我老哥都是实在人，我也是实在人，你看咱们两家子结个亲咋样？”
母亲被这种骤然的热情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有田妈也真是敢说。我的母亲好歹算是大户人家出来的，知书达理，勤俭持家。而有田妈呢，三句话不离撒泼耍浑，一副和谁都想吵架的姿势，骂起男人和儿子跟喝凉水一样。这从什么时候，她和我妈成了一个水平线上的人了？
有田妈才不管母亲是什么反应，仍然自顾自地说：“老姐姐，你看，咱们女子是念过书的，我们有田也念过书，咱们家里情况不差，我们家也不差，房子都是新盖的。只要咱们女子嫁过去，就是独门独院。我和贵生还年轻，都能给娃照看着。离这么近，有田不忙了也能给你们帮着干活。再说了，你看，我们有田这两年长得多气派，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子有个子，也绝对亏不了咱们女子。再说，老姐姐，我也不瞒你，我是看上咱们女子干活了，那犁地犁得叫一个细致……”
母亲的脸色有点惨白，她被气到了。有田妈一口一个“咱们”，似乎已经笃定这桩婚事可行。母亲生气的原因是，即使我一家女百家求，你好歹使个媒人来说，行不行地都有个转圜的余地，她自己这样撵来说算什么事情？再说，看上我女子干活的人多了，要你这样揭短一样地说吗？
母亲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她一把挣脱有田妈，冷冷地说：“我的女子不嫁在高干梁，你另说去。”
这下轮到有田妈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母亲，她不明白，她的儿子不差，她家条件也不差，母亲为什么要拒绝她！“老姐姐，我觉得咱们两家挺合适的，你再想想。”
“我没什么好想的，我的女子就是不嫁在高干梁。”母亲又说了一遍，一副要送客的样子。有田妈讪讪地收回了要抓母亲的手，准备再说点啥，但终究被母亲的冷漠给挡了回去。她不自在地拉了拉自己的衣襟，转身离开了，临走还不忘甩一句狠话：“哼，女子娃娃不给人，留着养老啊，我眼睛擦亮等着，看你的女子能嫁个县长不！”
母亲气得脸色煞白，即便这样，也没说出什么重话来，眼睁睁看着有田妈离开。父亲心疼母亲，叹了口气说：“别气了，世上就这么个世理，哪怕人家儿子是个烂抹布，人家都敢到咱们门上来提亲。不结亲就是了，气啥？”
这件事情之后，有田再看见我，脸就红得和柿子一样。有一次我要去挑水，又和他碰在村道上，他急赤白脸、慌慌张张地说：“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妈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唉，真是的，我都不敢见你了。”
有田的话让我莫名其妙，我真不存在看上看不上他的问题，而是我根本就没考虑要不要结婚的问题。作为一个男孩子，他已经在考虑成家立业娶媳妇过日子的事情了，而我还在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我和他，就像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一样，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是我高攀不起你！哎，听说你妈最近到处给你说媒呢，说上了没？说上了我们也好吃喜糖。”我大笑，作为一起上学长大的伙伴，除了谈婚论嫁让人尴尬和脸红之外，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人生大事的。
“嘿，再不提了。说了一大圈了，人家都能看上我，但一听高干梁就没人愿意了，说得我都心乏得不行了，我妈还在那儿折腾呢。让说去，我也不小了，想着娶了算了，人总是要结婚的，就不知道人家哪个姑娘愿意。”说起给自己娶媳妇，有田的窘相总算过去了，人也活泛了起来，年轻的脸庞上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愁啥嘛，你长得攒劲，总有女子会看上你的，别着急。”我劝慰了一下有田，迎面却碰上了有田妈挑水回来。我怕这个女人又说出什么疯话来，匆忙和有田道别。果然身后传来有田妈问有田的声音，一个劲儿地问儿子我说啥了。我无奈地叹口气，挑着水桶走向水泉沟。
我没想到我和有田站在路边随口说了几句话，竟会在有田母亲的渲染下成为另一个版本。那个清晨，碎房的门被母亲使劲推开了，我被吓得急着坐起来，以为母亲喊我没喊起来突然发火了。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盛怒的母亲。母亲劈头盖脸就开始数落我：“我知道女子大了留不住，我也没想留你。你看上有田你直说，我也不拦着你，你和他偷偷摸摸地商量着私奔算怎么回事？你眼里还有我们老人吗？你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就不行。”
母亲气得已经有点失控了。这几年，不时有谁家女子跟人私奔的消息，母亲和父亲大半辈子都是把脸面看得极其重要的人。我要跟人私奔了，那简直是要老两口的命。可问题是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您老人家在这儿气得要死要活的干啥？
我捂着被子一头栽在枕头上：“妈，你老人家听说啥了？我啥时候看上有田了？又啥时候要和他私奔？这都谁给你说的这些事情啊？”
“你还不承认，有田妈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他们家给你把新衣服都买好了，就等你和有田走呢。你要走就走，不要把我们的脸丢尽就好。走了就再不要回来，也不要再认我们！”母亲被这件事情气得已经有点失去理智了。
“妈，我就是看上谁，只要你和我大不同意，我就不会嫁他。有田妈编 溜谎半辈子了，她的话你也信？哎呀呀，我的妈呀，咱们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我要嫁人我就嫁了，何必偷偷摸摸地跟人私奔？”我从被子里把头探出来，一本正经地和母亲说。
“真的没这回事？”母亲的口气总算缓和了下来。
“真要有这回事，有田妈会满世界给人说吗？她不就是要打击报复吗？只要我一直在，看她还说啥？”我心里恼恨这个长嘴毒舌妇，没有达到目的，就各种的造谣中伤。
“唉，你哥眼睛一睁就给我说这件事情，说他担水去人家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一时也是气糊涂了。”母亲如释重负的表情让我心疼了一下，同时也有点委屈，因为母亲居然会觉得我会跟人私奔！我为什么要私奔呢？这很让人受伤。
出了这档子事情，我见了有田和有田妈再也不说话了，好几次有田都想和我搭讪，但我都远远地躲开了。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一旦招惹了就是是非，而高干梁的人是不问是非因何而起的，大家只看结果。
有田妈始终没有闲着，两个月以后，一个姑娘走进了有田家的新房子来相亲。有田妈发挥出了半辈子积攒起来的口舌之才，把自己、自己家、自己儿子夸得天花乱坠，又极力夸大高干梁的优势，回避了劣势，说得姑娘和姑娘的妈光是个点头。但谁也不是没长眼睛，山里的高干梁还是让姑娘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在现场答应这桩婚事，只说回去考虑。
这一考虑就没了消息，急得有田妈抓耳挠腮，天天打发有田去媒人家里问话。直到一个月以后，媒人才回话说姑娘家同意了，但彩礼钱要比山外高出五百块钱。多五百块钱基本就是家里半年的收入，这让有田妈感到肉疼，又三番五次地去和媒人交涉，最后总算少下去了一百块钱，两家人才正式开始谈婚论嫁。
又过了一段时间，姑娘穿着一身大红的嫁衣走进了高干梁。有田拉着个毛驴去迎亲，可姑娘不会骑驴，只好自己走了进来。一身红衣的姑娘在从大咀山上下来的时候走得跌跌撞撞，头上的盖头也被风吹得歪歪扭扭。有田家已经摆好了宴席，等着姑娘进门。
喧闹过后，是琐碎平常的继续。褪去嫁衣，姑娘成了一个勤快的媳妇，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回家就烧水做饭伺候公婆和男人。有田妈笑得嘴都合不拢，但在媳妇面前，又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两年时间，当初一起上学的六个人已经有三个成家了。天明去给自己哥哥帮忙了，有成不知道在哪里闯荡，我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但最终呢？我们都得和所有高干梁人一样，结婚生子，延续这种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