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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慧娟2025-11-07 11:2610,220

  不知道从哪天起,手机成了乡村的一个流行词。不时有消息传出,村里谁谁谁买手机了,谁谁谁的电话费一个月多少钱。我一直觉得,手机是个消耗品,是城里人才有的专利,天明却不这样觉得,他认为那就是个给人服务的通信器材。所以有一天,他花了两百块钱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诺基亚,回家一脸讪笑地和我卖弄,我翻着白眼骂他败家。我不知道我们有啥重要的事情需要一部手机来完成,每个月还要花钱养着。天明笑我老土,说:“你也不看啥时候了,手机以后肯定会在乡村流行起来,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连这个都看不明白。” 我仍然翻着白眼:“你买也买个好的,买别人的二手货干吗?没用几天万一坏了。”

  “好我的傻婆娘,谁不想买新的,这不没钱嘛,买个旧的先凑合用着,熟悉了再换。”

  “你就知道换。”我仍然愤愤不平。

  “人生不就是这样一个倒换的过程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哟,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打算哪一天连我也换了。”

  “看你的表现吧。”天明一边捣鼓着手机,一边一本正经地说。他完全忽略了我的怒目而视,我提起阿里的枕头向他扔了过去,天明跳着躲开了:“你这败家娘们,一言不合就翻脸啊,就这个表现,坚决得换。”

  他还没说完,另一个枕头又飞了过去。

  手机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利,反倒增加了每个月的支出。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没有电话,天明的手机一时之间成了大家的公用电话,打出去的,接进来的,有时候半夜三更了还有人打电话进来。接进来的就不说了,顶多受个麻烦去喊一下邻居,可打出去的咋办,收钱吧三块两块的,不收钱吧多了每个月也受不了。天明又是那种极其爱面子和仗义的人,谁来都是笑脸相迎,来者不拒,连续大半年,光手机话费就几百块。我没少在背后叨叨他,可他总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打发我。

  忙活了一个夏天,冬天闲来无事,男人们看电视看腻了,就凑一起吹牛扯皮,借此打发无聊的日子。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说我们打麻将吧。刚开始大家就是赢个水果糖,或者核桃之类的,渐渐地开始和钱沾边了,一开始三毛两毛地玩,后来觉得不刺激,开始玩一块两块的。天明逐渐地不在家待了,早饭一吃就走了,吃晚饭有时候都喊不回来。

  次数多了,我也从一开始的唠叨变成了愤怒。某天晚上,天明九点多才回来,晚饭也没吃上,就翻了一个馒头坐炕上吃着。女儿躺在炕上,抱着自己的腿滚着玩。我给天明说女儿没奶粉了,明天要买奶粉,给我一点钱。天明一脸不耐烦:“前两天刚买的奶粉,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我说天天要吃呢。天明没钱买,并说:“两岁多了,也该断奶粉了,再别买了。”

  我问钱呢,他说最近打麻将把几百输了。

  说这个话的时候,女儿正好滚到天明身边,天明可能心里烦躁,不想让女儿烦她,就随手拨了女儿一把。没想到这一拨却让女儿掉在了地上,我急忙冲过去,一把抱起女儿,女儿半天才哭出声,头上跌了好大一个包。

  连日来的积怨在女儿的哭声中被点燃,我一边哄着女儿一边愤怒地盯着天明。我不明白,他怎么了?灯光下的天明再次让我觉得陌生,什么时候,他开始变成这样了呢?我读过的书让我不会像个泼妇一样去哭去闹去骂,我就这样死死地盯着天明的眼睛,我想在他的眼神中找出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的答案。

  我想我的眼神是凌厉且富有攻击性的,天明扭头躲了过去,不肯面对我的目光,女儿渐渐止住了哭声,抽噎着睡了过去,我抱着她靠墙坐着,心里满是心疼和愤怒。天明一把扯过被子,背着我睡了,我看着灯光,心里想,当年义无反顾要嫁的人,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枯坐了很久,我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反倒想起曾经一起上学,一起打打闹闹的日子。过了许久,天明气哼哼地吼我:“关灯。”

  我刚消下去的气又上来了,我坐着没动,灯开关在我背后的位置。空气似乎凝固了,灯泡散发出无可奈何的光晕。天明背对着我,我盯着他的后背,如果我的目光是把刀,我想早就刺穿了他的后背直抵他的心脏,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彼此的沉默让屋子里更加压抑,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我就那样抱着女儿坐着,不肯关灯。天明可能被这种气氛压抑得忍无可忍,突然跳起来,抄起炉子上的火钳子,对着灯泡砸了过去。

  屋子里瞬间陷入黑暗,我的心也暗了下去,我抱着女儿,枯坐在黑暗里,久久不能睡去……

  冷战的日子在冬天尤为漫长,公公婆婆在,天明有恃无恐地继续流连在打麻将的地方,女儿的奶粉迟迟没有买来,家里也是上顿洋芋下顿洋芋,连个青菜都没有。

  有一天下午我出去填炕,碰见香梅嫂子裹得严严实实地从远处回来了,我站在门上等她:“嫂子你干啥去了,这么冷的天?”

  “我去棚上干活去了,想着你娃小着呢,就没给你说。”香梅嫂子说。

  “嫂子,干活的地方还要人不?我也去呢。”我满心期待地问。

  “你怕说笑着呢,娃小着呢,能去吗?”香梅嫂子以为我在开玩笑。

  “能去呢嫂子,我公公婆婆来了,娃有人看呢,大冬天的,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情,娃还要吃奶粉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着,希望嫂子带上我。

  “那行呢,你明天早晨早点起来,我干活的那家子正好缺干活的人,你去试试。早上吃上一口,穿暖和。”嫂子热情地嘱咐我。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活泛了起来,进屋就去找明天出门干活穿的衣服和鞋,外面肯定很冷,得穿暖和。阿里跟在我身后问:“妈妈,你准备干吗去?”

  我笑着说:“我明天给阿里挣钱去,挣上了给你买好吃的。”

  阿里揩了一下鼻涕说:“我要吃果冻。”

  我说行。我又去婆婆屋里给老两口说:“大,妈,我明天要跟着邻家嫂子去棚上干活了,你们把两个娃看着行不?”

  “这么冷的天,干啥活呢,女人家么,在家把娃看着,别去了。”婆婆并不看好我去抛头露面挣钱,公公历来话少,没有说什么。

  “娃要吃奶粉,家里也要花销,这再也没个来钱的门路。”我坚持着,婆婆用沉默继续表达着反对,公公一看气氛有点尴尬,就说:“去就去吧,试试看,要是觉得干不了就回来,娃有我和你妈看着呢。”

  我点了点头,婆婆白了公公一眼,我转身离开了。

  天明回来已经半夜了,我啥也没说。心里惦记着早起,一夜睡得并不踏实,开灯看了好几次表,五点钟我就起来了,生火给自己烧了点水,煎了点馒头吃了,穿好衣服探头出去看,香梅嫂子家的灯也亮着,我就收拾好东西,悄悄出门去了香梅嫂子家。她正打了两个荷包蛋准备吃,看见我非要给我分一个,我使劲推让,让她赶紧吃,吃了好出发。

  香梅嫂子是个麻利人,三两下吃了,又把自己的碗洗了,装好馒头和水,就和我出门了。

  菜棚在村子东边,政府利用一块闲置的土地招商引资修建了好几百座大棚,又从甘肃靖远引进会种植大棚的农户入住棚区,从去年秋天就忙活着在干活,只不过我一直在家拉扯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去过。如果不是这次和天明之间闹这么大的分歧,我想我可能还是没有勇气走出来找活干。香梅嫂子问我怎么突然要出来干活了,我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嫂子叹口气说:“男人家不成行女人就要受罪,家还要顾着,娃娃还要拉扯呢,这没个钱也不行。那我们就自己去挣点吧,至少管自己和娃娃还是能成的。”

  我点头,又询问了一些干活要注意的事情,香梅嫂子说:“下苦的个活,能吃苦就行了,还有啥需要准备的。咱们就是帮衬着干。”

  越走越热,后背都出汗了,东方的天空也白了起来,天就要亮了,远远看着黑压压的一片大棚,像电视上的军队列队一样整整齐齐地摆列在荒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看着极其壮观。这是我来红寺堡第一次看到的大型场景。这几年窝在家里带娃,人都是个傻的。越走近,我越觉得这些场景不可思议,这么密集而整齐地排布,这么大一片荒滩,仅仅就用了一年时间,这得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心里突然有点懊恼,在建设这些大棚的时候自己没有参与上,错过了许多的大场面。

  香梅嫂子并不能理解我的懊恼,她忙着给我介绍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还没来得及进入棚区的腹地,迎面就来了一个女人,有点矮胖,头上裹着一块花格子围巾,遮挡得看不清楚脸上具体的长相,走路带风似的来了。为了区分雇人的人和干活的,香梅嫂子恭敬地喊着人家老板,老板倒也不推辞,笑嘻嘻地答应着,就把我们领进她家的大棚。

  这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啊。透明的棚膜和薄膜因为空气的原因全部成了白色,白色的大棚顶子和白色包裹起来的垄畦,一行一行地顺着南北的走向排列,一根根水泥柱子顶着暗红的钢架结构,也是一溜排列了过去,棚的半空悬着一根根细钢丝,一样的高度让人有点眼花。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数学的世界,一切都是规则且整齐的。一进棚就是一股闷热潮湿的气息,让人有脱了臃肿棉衣的冲动,我看着老板和香梅嫂子,果然,她们都把棉衣脱下来挂在后背墙的铁丝上,我也脱了挂上去。

  老板开始用她们的方言给我们俩说今天要干啥,棚里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把辣椒苗栽进去。我和香梅嫂子今天先把栽辣椒的窝窝打好,说着随手从棚后面的拐角处拽出来两个打窝窝的工具,其实就是两个铁皮罐罐向上焊上把手,朝覆了薄膜的垄畦上面按下去把土提出来,一个窝窝就成了。香梅嫂子本就是极聪明的人,老板一比划,她就会了,提起一个工具就干了起来。老板赶紧喊住:“哎哎,别着急,这一个垄畦上打多少窝窝都是有数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啊。来来来,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

  垄畦之间的壕沟留得极窄,人的脚不能完全宽敞地放进去,老板就撇着脚,双手提着工具面向垄畦站着,目测了一下距离打了第一个窝窝,把土提出来扔进壕沟里,然后按照目测好的距离再打下一个,总归就是等距离操作,打完一面,又盯着刚打的窝窝在对面插空打另一面。打完一个垄畦,老板认真数了数,三十一个,她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转身对我们说:“看见没,就这样打,一个垄畦上只能打三十或者三十一个,再多或者再少都不行。多了挤得慌,少了减产。”

  我和香梅嫂子连忙点头,然后按照老板的指示,一边打一边数,就像刚学算术的小学生一样,数了一遍又一遍。打了一半的时候,香梅嫂子就不数了,她说:“不数了,就这么长个垄畦,我们照着打就是了,数得人麻烦的。”

  我笑着说:“嫂子,这大棚里的活都是有数的吗?”

  香梅嫂子说:“可不是,这些人干啥都要数数,一个棚里栽多少水泥杆,架多少拱梁,拉多少根铁丝,打多少个垄畦、多少窝窝,栽多少辣椒苗都有数。哪像我们,种地就是个糊涂账,谁还趴地里一棵一棵数玉米苗去。”

  “人家这是精细种,咱们那是粗犷种,那也不是一个概念。哎,嫂子,你说,种得这么精细,这一根辣椒还能长成树不成。”我对不了解的事物总是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

  “你还别说,这老板说,他们种的辣椒要长得比人还高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香梅嫂子估计早问过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么,反正咱们也没见过,等今年下来也就知道了。”我一边打窝窝一边说。

  忙起来时间也就过得快了,棚里逐渐地热了起来,我和香梅嫂子热得满头满脸的汗。老板进来看的时候笑着说:“赶紧把毛衣毛裤都脱了去,穿个单衣就行了,这才几点,一会儿更热。”

  确实也是,我和香梅嫂子只好又减衣服。棚里这会儿不再是一片惨白,阳光透过棚膜将大棚照得有了光晕,我和香梅嫂子停下,吃了一口馒头喝了些水重新又开始干活。香梅嫂子说:“棚里的这些活,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就把人耗到里面了,琐碎得很,你今天觉得咋样?”

  “好着呢嫂子,咱们在家里也是各种琐碎事,但家里人看不到,还觉得咱们一天闲闲的,出来了人心宽,再说,一天挣点钱了给自己和娃花起来也理直气壮。”对于天明不给女儿买奶粉,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对着呢。女人家是最苦最累的,还吃力不讨好,自己手里有点钱了宽裕些,不看男人的脸色。”在这一点上,我和香梅嫂子的想法是一致的。

  两个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笑着,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我们俩打了三个半棚的窝窝,老板很高兴,让我们俩明天继续来,他们家要十一个棚呢,都要打窝窝。然后给我们俩结算今天的工钱,一人给了二十块钱。临走时老板又像想起什么事情,把我们俩又喊住:“哎,等等,你们俩拉帘子不?”

  我和香梅嫂子对视了一眼,不知道老板说的是个什么活。老板继续说:“喏,看见棚上的草帘子没,我们一会儿把它们放下去给棚保暖,然后明天早晨就要拉起来让棚里晒太阳,拉帘子就是雇你们早晨拉起来,下午放下去。干不干?一个棚一个月三百,一般一个人拉两个棚。一个月可以挣六百块钱。你们看干不干,要干明天早晨来先拉帘子,然后进棚干活,打窝窝的钱也不少给你们。”

  老板一口气就把要干的活和多少工钱说得清清楚楚了,但我和香梅嫂子有点懵,想了想说:“我们两个商量一下,明天早晨过来了给你给话。”

  老板说:“行呢,那今天你俩就先回吧。明天要拉就早点过来。”

  远远看着玉池村笼罩在炊烟里,太阳照得半边村子通红,我俩走在回家的路上,反复商量着老板的提议,主要是见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个怎样的拉法,我能不能干。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主意,香梅嫂子说:“管它呢,我俩明天早晨去试一下,如果行我们就拉,不行我们不干就是了,她还能把我们逼上去不成。”

  好吧,既然有香梅嫂子,我也就不管了,我摸着兜里的二十块钱,心情还是很愉快的,这可是我结婚七年来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我回去就先给女儿买奶粉去,再给阿里买果冻吃。想到这里,脚步快了起来,因为明天还能去挣钱,太开心了。

  我一进门,阿里就跑来迎接我,把我手里的挎包和水壶接了过去,在里面翻找果冻,女儿也跌跌撞撞地走来了,抱着我的腿让我抱,我把她抱起来,阿里问我:“妈妈,果冻呢?”

  我给他揩了一把鼻涕:“我一会儿去给你买。”

  公公提着篮子从后院过来了,看见我就笑着打招呼:“回来了啊,今天活干得顺利吗?”

  “好着呢,大,活也不苦,一天挣了二十块钱。明天还去呢。”我连忙说。

  “噢噢,那就好,那就好,能干就好,家里有我和你妈看着娃,你就放心。”公公慈祥的脸上泛出欣慰的笑容,让人看着温暖。

  天明仍然不在家,婆婆系着围裙正在做饭,看见我回来,并没有表现得太热情。我也没说什么,进屋放下东西就抱着女儿领着阿里去了小卖部。一袋北塔奶粉九块五,又给阿里买了几个果冻,一共花了十一块钱,剩下的钱我又买了一盘鸡蛋拎着,公公早晨起来了让他在炉子上打两个荷包蛋吃。

  阿里抱着果冻高兴地走着,女儿怀里抱着奶粉,我提着鸡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觉得很踏实,只要我每天出去,我就可以挣钱,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我和天明的冷战仍然在继续,但我已经不怕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早早就和香梅嫂子出发了,我们得先去看看那个帘子到底能不能拉,想想也是个挑战,但我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不知道咋回事,昨天挣的二十块钱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只要能挣钱,所有困难就都不是困难。

  我和香梅嫂子商量了一下,一开始我们俩一人拉两个棚显然不现实,我们俩就决定一人拉一个,先学,学会了我们再拉两个。我们的想法老板也同意了,就指着最近的两个棚说,那就从这两个开始。老板拖着她臃肿的身体顺着棚边爬了上去,要给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拉。我和香梅嫂子随后也爬了上去,棚离地三米多高,真正站在上面还是有点吓人。再一看,才发现棚上那叫一个乱。原来草帘子是拿绳子控制着的,十米长的帘子就要拿二十几米的绳子对折着先展开,就是放下去,然后朝上拉的时候就靠绳子把帘子滚成卷拉上来,老板不知道是紧张了还是咋了,拉了半天也没拉起来一个帘子,后来勉强拉起来,还把个帘子拉得像个导弹一样。我和香梅嫂子一看就傻眼了,这个活只怕没那么好干啊。老板没说啥,继续拉第二个,这个倒是拉得好,齐齐地顺着棚膜滚了上来,老板也松了一口气,说:“看见了没,就这样拉。”

  我和香梅嫂子面面相觑,其实我们俩啥也没看见,就看见老板脚下的绳子和羊肠子一样堆了一堆,我们俩也不好意思再说没看见,生怕老板嫌弃我们笨,不要我们俩打窝窝了。既然答应了,就硬着头皮干吧。老板扭着她的大屁股满意地走了,我们俩看着棚和帘子,在想从哪里下手好呢。

  站在棚上是看不到棚前面的帘子和绳子是啥情况的,香梅嫂子学着老板把两根绳子抓起来,试探着扯了两把,好像还行。可等上了拱形的坡度,能看见帘子时才发现,帘子早就歪了,一面的绳子再拉一下就要掉了,这可咋办,香梅嫂子吓得赶紧停下,问我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因为我手里也和香梅嫂子是一样的情况啊,我现在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我们俩就这么看着对方,手里拉着绳子不知所措。我想了想,总要有个人来放手的,我们总不能今天一天就拉着两个帘子在这站着。我和香梅嫂子说:“嫂子,你先拉着,我把我这边的先放下去。”

  我轻轻撒手,换着手里的绳子把帘子又放下去了。然后我下去了,我让香梅嫂子把帘子先放下来,我给她把绳子重新套上去,给她在底下卷起来一段,然后指挥着她拉,在我们俩的协作下,一个帘子终于起来了,把绳子拴在棚后面的钢丝上稳定住,这就可以了。

  能拉起来第一个,肯定就会有第二个,一个棚上的草帘子总算拉起来了,香梅嫂子的后背都湿了。到了第二个棚,我把她换下去,她看着,我来拉。两个棚拉起来之后,我们俩的嗓子都冒烟了。心里隐约觉得上了老板的当,这十块钱挣得太难了。但是一言既出,我们也不好反悔,怎么着这两个棚也得先给人家拉着吧。整个一天,我和香梅嫂子都有点蔫,连话都说得不多,帘子拉是拉起来了,下午又怎么放下去。

  下午终究还是来了,我们俩轻手轻脚像哄孩子一样,慢慢地匀着倒换自己手里的绳子,放下去又下去把绳子理顺,检查了又检查才收拾回家。

  老板下午结了打窝窝的钱,拉帘子的钱却没有结,说一个月满了再给。我和香梅嫂子那个惆怅,一个月啊,啥时候能拉够一个月?

  惆怅归惆怅,活揽下来了就要给人家干。我和香梅嫂子商量了一下,就慢慢干吧,不行了就拉这两个棚,给人家拉一个月了再说。也别贪心了,应人事小,误人事大。今年练会了,明年再多拉,别人能干,咱们也肯定能干。

  人一旦端正了态度,心里就踏实了起来,我和香梅嫂子一天天地练习着,适应着,一周以后,我们俩就再也不用下去一个人看着了。起手我们就知道哪边的绳子应该拉紧,哪边应该放松。香梅嫂子说:“看起来咱俩也聪明呢。”

  我大笑:“咱们这是荞麦地里的刺玫花,旁人不夸自己夸。”

  正说着,老板过来了,笑着说:“你们这两个女人攒劲得很么,从明天开始拉四个咋样,一人两个,我们这几天忙起来了,顾不上拉么。”

  拉顺手了,我和香梅嫂子也就有信心了,说行呢。老板说:“那就从今天下午开始,你们放的你们明天早晨就知道咋拉了,行不行?”

  肯定行,我和香梅嫂子对挣钱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只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多挣一点。算上棚里干活的钱,我们俩一天能挣四十块钱呢,想我们刚上来那会儿,叫一个瓦工砌一天墙才三十五块钱。这样一想,人就更有心劲儿了。

  我和香梅嫂子每天早出晚归的,巷道里的其他女人一看也坐不住了,慢慢地都打问着要去干活,早晨那会儿巷道里就热闹起来了,一个喊一个的都去。同样是二十块钱,在棚里干活要耗一天,但拉帘子只要两个小时,所以大部分人都学着拉帘子,也很快在棚上站住了脚。

  阿里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回家那会儿,他就要帮着给我拿挎包,帮我数钱。然后眼巴巴地问我能不能给他一块钱让他买方便面,我就给他一块,他拿着就去小卖部。他的童年远比我们要丰富得多,有动画片,有棒棒糖、方便面、果冻。我们当初搬迁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被环境限制,所以,我现在也想努力改善他的生活环境。尽管我一天出去挣的不是特别多,但至少在目前来说也是一种出路,至少,他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能拿出来钱。

  天明的不务正业终于让公公婆婆看不下去了,他们少有的把天明骂了个狗血喷头。有一天下午我出棚准备放帘子的时候,看见天明手插在兜里在棚边上站着。我问他:“你干啥来了?”

  天明讪笑着说:“我来给你帮忙拉帘子么。”

  我说:“这点小钱咋敢劳你的大驾呢。”

  天明眉毛一挑,义正词严地说:“看你说的,小钱也是钱,没小钱哪里来的大钱。”

  好吧,在口才这一块,我永远都是甘拜下风的,干脆再不说了,直接上棚干活。天明要上来,我没让他上来,把他打发到底下给我摆绳子和帘子。香梅嫂子在前面的棚上扭头看着我笑,我给香梅嫂子眨了眨眼睛,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开始干活。

  帮我拉了一天帘子,天明就叫苦不迭:“哎呀呀,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你看看我的手,被绳子勒了一个血泡。”

  我啥也没说,摊开我的手掌让他看,一个血泡算啥,我前面的血泡破了,后面的又被勒出来了,两只手惨不忍睹。想想看,一个草帘子的绳子是二十多米,一个棚上五十几个帘子,两个棚上的绳子加起来两千多米,一天要在手里倒换两遍,一双胶皮手套两天就会磨破,破了就要手来扛着。一起拉帘子的一个姐妹说:“费手套得很,手套破了就是把钱扔了,还是手好,破了还能长好。”

  天明再不说啥了,第二天去买了一捆手套回来了,给我说:“你可别学那个女人啊,手还是要紧的,钱没了可以再挣,手烂了人要受疼。”

  我笑了笑,这世上的道理让人说尽了,每个人理解得不一样,说出来的道理就不一样。又不能说谁说错了,仔细想想都有道理。

  因为在棚上拉帘子,村里打麻将的风气渐渐弱了下去,天明跟着我拉了三天帘子以后,就学会了,在聪明这一块,他的脑子完全在线。老板说,两个人拉两个棚是资源浪费,就热心地介绍天明到另一家拉去了,也是拉两个棚,所不同的是,他拉完帘子就回家了,我还找着干一干农活。

  我一直追问,最早种大棚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老板有点说不上来。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明拉帘子的那家干活时,那个老板才说:“我们靖远一直有种菜的习俗,真正说起来,这是人家山东寿光人一点点积累出来的经验,然后就推广到全国各地了,我们大部分技术也是和人家学的。”

  一层棚膜,两个世界。我们每天在棚里面忙活,棚外是万物枯寂,棚内是一片郁郁葱葱,看着我们栽下去的辣椒苗一天天地开枝散叶,开花挂果,这也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快过年的时候,辣椒长到了六十厘米,第一茬辣椒已经可以摘了,老板念叨着,辣椒要吊线了。

  我们尚不知道吊线是个什么概念,老板抱来了一捆类似于毛线的细绳子,要把辣椒从根部拴住然后绑到头顶的细铁丝上去,每一株辣椒都要吊起来,果然是吊线。和老板熟络了起来,对于棚里不会干的活计,我们也不再惊慌失措,一遍不会,就让她再示范一遍。一旦学会,我和香梅嫂子就是一把好手。

  从冬天到春天,从最开始的打窝窝到拉帘子,到辣椒栽进去,棚里的活计已经难不倒我和香梅嫂子,在一天天的忙碌中我们也收获着属于自己的价值。手里有可支配的一点小钱,上棚去干活有老板的信任和认可,回家有家人的笑脸相迎,普通人的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只要身体健康,只要生活安稳,家人团圆,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我的心性也逐渐地淡了下去,一点点地忘记我曾经心心念念的诗和远方。

  日子就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当重复得不能再重复的时候,人的心里会不会也有一丝厌倦呢?我在午休的时候在大棚边子上坐着,看着远处的罗山。山还是那座山,身后是黑压压的一片大棚。帘子在四月中旬就不拉了,现在就剩下一茬一茬地摘辣椒。辣椒果然长了两米多高,真像我们夸大事实所说的,长得和树一样,进棚里连个人都看不见。只看见满眼的绿和绿叶下一串串让人眼馋的辣椒。一个冬天,我和天明拉帘子挣了将近四千块钱,还不算我打零工的。这四千块钱,足够今年种地和家里花销了。

  其他摘辣椒的人已经回家了,我和香梅嫂子被老板留下准备装车。以前说什么东西多了就说堆得和山一样,现在,我们摘的辣椒真的堆得和山一样,用塑料袋子一装,用大卡车拉走。据说是批发到了全国,我问香梅嫂子:“嫂子,你说吃辣椒的人能想到一个辣椒是怎么长成的吗?”

  香梅嫂子说:“哪怕是想不到的,咱们要不是跟着种一遍,咱们也想不到。”

  我点头,远远地车来了,我们俩就去装车。一袋辣椒也就三十几斤,我和香梅嫂子一人抱一个就能架到车上,车上有两个小伙子再朝好摞。我们装一袋子一块钱。

  司机催着让赶紧装,说今天有点迟了,嫌我们俩太慢,喊着让老板再雇一个人。刚好有个小伙子路过,老板就喊:“哎,装车不?一袋一块钱。”

  小伙子本来都停下了,但一听一袋一块钱,说了一句:“一块钱能谝个传,还不如回家睡着呢。”

  说完一脚踩着摩托车,一把油门绝尘而去。老板气得和我们抱怨:“你们这里的人咋想的?你说这么大的小伙子了,宁愿闲闲待着也不愿意挣钱,真拿自己当领导呢。”

  我们也气得,但别人说我们也不愿意,为了不尴尬,香梅嫂子接话说:“没办法么,年轻人就这样,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

  “那是你们这里的女人太勤快了,把自己一天苦得和牛马一样,光看见男人提个茶杯子游手好闲地转。在我们那儿,谁家的女人一天这么下苦呢,都是光做两顿饭,把自己收拾打扮起来,要是哪个男人让女人出来这么下苦,邻居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车上装车的一个小伙子突然说了这么几句话。

  这几句话像揭短一样,让我和香梅嫂子无言以对,我们俩对望了一眼,继续朝车上抱着装辣椒的袋子,一下一下,袋子也变得沉重起来。

  我一直以为,只有书里的女人是不干活的,但今天从相同地区的另一个男人嘴里说出这种差异的时候,我还是被惊到了。女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呢,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同时又一遍遍质疑自己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天气很热,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有点飘。我问香梅嫂子:“我们还有其他的活法吗?”

  嫂子叹口气:“除了这样,还能活成哪样呢?女人家一结婚,一有娃娃,不就是围着家里转吗?你不要听那些人卖嘴,我就不信他们的女人啥都不干。”

  我咧嘴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倒不是羡慕人家的女人啥都不干,我只是在想,在土地上劳作一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最后连个名字都留不下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但大部分人并不在意留不留名字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使命活着,一旦使命完成,一切都会被遗忘。如同罗山脚下被风覆盖的这片土地,新的沙尘来临的时候,谁还会记得旧的沙尘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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