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南方阴冷冬天里犯下命案，在北方皑皑白雪下停止呼吸，相隔二十多年，相距两千公里，什么原因？而这个人，似乎与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谁？如果知道他是谁，我该怎么做……
无数问题在祝元脑中源源不断地滋生，疯长，强捂捂不住，严重影响他开车的专注度，一路油门踩到底，闯灯压线往公安局开。
回到局里，祝元先去了鉴定科，学长不在，打电话也没接，便转道去了档案室阅卷。管档民警听说要看的是命案卷宗，还是积压多年的命案卷宗，不敢轻易送人情，非要祝元按流程找科室领导、分管领导、一把手依次签字。好赖话磨破了嘴皮，管档民警仍然拒绝放行。祝元正愁怎么跟领导一一汇报，学长从身后绕过来，把密密麻麻签好字、盖好章的阅卷审批表塞给祝元。
“年轻人，立功也不能心切啊。鉴定报告我拿给各个领导看过了，以鉴定科名义批的阅卷手续，你拿去用吧，回头记着写份阅卷情况回复，落鉴定科的款。”学长快速交代完，在祝元眼前打了个响指，“还有，欠我一顿大餐哈。”
没来得及问为什么帮忙，学长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档案室光线较差，即使开着灯，也有许多照不到的死角。卷宗依照案发时间的远近，从深处向门口排列归档。祝元循着年份标签，向里路过七、八道可移动档案架，握住“一九九八”贴牌下的船舵形手柄，摇开一人宽的间隔，摸向“12月”夹层，逐本抽到明亮处查看侧封备注，很快找到了目标卷宗。
近几年公安部开展的各类“清网行动”、“追逃行动”和“清理命案积案行动”，使得档案室里的疑难案件卷宗减少了半数以上。剩下待破的案件也在不同时期被一代代侦查员们翻出来，再三攻坚。可“泗海村奸杀案”的卷宗封面上却落着厚厚一层灰，部分纸张风干变脆，一触即碎。可见这起案子鲜有人问津，进而推断多年来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有效线索。
往里看案子详情。发现尸体的准确时间是1998年12月6日9时，报案人是泗海村村民。死者崔红霞，女，泗海村人，未婚，殁年27岁。案发现场位于泗海村西北方向一座矮坡，尸体仰卧在杂草间，面部青紫，脖颈有勒痕和索沟。上衣完好，下身暴露，双腿微微张开，内外裤均褪至脚踝处。臀下泥地有滑陷的臀印，近脚端浅，近头端深。现场肉眼可见众多足迹，相互叠加，且由于此地是泗海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不具备拓印价值。经过尸检，死亡时间十二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案发时间段是头天夜里八至十点。崔红霞阴道壁有多处擦伤，但损伤生活反应微弱，且未提取到精斑。在她的外阴部，找到数根不属于她的毛发，当时县局乃至市局尚不具备识别生物检材的技术，专案组连夜送至省厅完成了DNA数据采集。
专案组据此分析，崔红霞死于勒杀，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从勒痕和索沟形态看，近似普通麻绳。但强奸行为发生在其死亡之后。作此结论的理由有二：其一是两次尸检结果均表明，死者阴道损伤的生活反应可以忽略不计，怀疑死后形成；其二是现场虽然足迹错综复杂，但死者腿部附近却没有蹬踏足迹，与生前性侵的特点相背，说明死者没有反抗动作和本能抵触动作，由此得出强奸行为系崔红霞失去生命体征后实施的。
关于走访调查的情况，卷宗里也有一份详细的报告。案发时，泗海村实际居住村民416人，外出务工村民31人，除了牙牙学语的婴儿和病入膏肓的老人，专案组做到了应见尽见，既见又核，全部形成谈话记录。村民们普遍反映崔红霞平日里生活朴素，圈子单纯，待人热情，没有仇家，未发现与生前可疑人员有来往。
看完数万字的走访报告，祝元眼睛泛酸，仰靠向椅背，闭目安神。档案室严禁烟火，他只好磕出一支，衔在唇间过干瘾。他想到一个问题，现有证据只能表明崔红霞死后遭遇性侵，并不能断定行凶和性侵是同一人所为，如果冒然定性为奸杀，容易把侦查方向框死，忽视其他可能性。
把烟装回去，继续往下看，祝元才意识到自己多虑了。7000多天之前，时任主办民警就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专门从谈话对象中梳理出几名村民，制作了询问笔录，单独成册附卷。在这些笔录中，被询问人均提到案发当晚曾听见过短暂的呼救声，以及“耍流氓”、“不要脸”等辱骂声，当时以为是谁家两口子闹别扭。主办民警草拟了一张泗海村地图，将听见动静的村民住址标注在地图上，发现他们全部集中于村子的西北角，离案发现场近，确实相较于其他人更可能听见声音，证言可信度高。由此可见，性侵意图在崔红霞遇害前就已经产生，那么将行凶和性侵定为一人所为就合乎逻辑。
案件定性使调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也是最后一步，自此再无任何突破。九十年代末，传呼机称王称霸，但也没到人手一部的程度。手机算是稀罕物，在农村更是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天网、大数据等天方夜谭。专案组针对崔红霞的人际关系、金钱往来、生前活动轨迹等做了大量外围工作，悉数无功而返。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祝元竟然生出接下案子的念头，尽管此前他从未独立完整地办理过一起案件。卷宗每多翻一页，念头就多膨胀一寸，直至拓展为决心。
祝元把卷宗恢复原样，却并没有放回档案架。他抱着走出档案室，在管档民警喝他放下之前，主动递过去，陪上一脸假笑，说：“刚才我态度不好，兄弟多担待，还有一件小事相求，这本案卷就别放回去了，我很快回来把它带走。”末了补上一句，“放心哈，正规程序带走。”
进了刑警队，祝元径直去了大队长办公室，走到跟前又退后几步踌躇。他还是有些挣扎，仿佛那道门是波澜不惊的海面，门后是深不可测的海底，地壳将如何运动，能掀起多高巨浪，巨浪会不会砸下来溺毙好不容易站上正轨的生活，全是未知。
习惯性伸手进兜摸烟，连带摸出一张粘着烟盒塑料膜的合体旧相片。祝元嗦着烟，神叨叨地跟相中女子对话：“你也想我查，是吗？行，难得你正儿八经给我吩咐一回事情，照你的意思办。”
5
说服领导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波折，适逢扫黑除恶收尾，大部分侦查员被本地、异地各种专案组借走，留在队里的只剩文职女警和维持常规值班轮转的年轻警员。
技术队作为刑警大队的下级中队，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顶上来。这是祝元的请战宣言。
毕竟你也需要成长，不可能干一辈子法医助理。这是大队长实在人手捉襟见肘的自我托辞。
两人达成共识后，大队长强调：“咱丑话说前面，我一给不了你专案组，二给不了你固定的搭档，你要出去查什么，看队里当时谁有空你就喊谁。但既然案子交给你办了，克服困难也要办出个丁卯来，别丢你师父的脸哦。”
经大队长一提，祝元琢磨着应该去跟师父胡卫国打声招呼。查案想要渐入佳境，恐怕得在队里住上一阵，免得到时候被他撞见又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