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王和懒王的搭子，都活成了国企NPC卷王和懒王的搭子，都活成了国企NPC（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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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特别安全，可以比银行定期高5个、10个百分比。”2018年2月，春节假期，小饼向我们介绍一种互联网理财，她保证那东西很安全，还鼓励我们去找个平台试试，“人无外财不富。”

“那玩意儿保准吗？”我问。

小饼说她调研过平台背景和资质，研究过最新的政策，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了排名靠前的几个平台，她信誓旦旦补充：“绝对可靠！”顺带提醒我，如果我继续冥顽不灵，自以为是地不买房不投资，那些银行定存只会越来越不值钱。

我没有接话，同桌的亮泽兴奋地附和。她老公也涉足炒股、基金等投资，她对互联网金融也颇有了解。

“咱们再点个蔬菜自助呀，每人15元，蔬菜随便吃。”一直低头吃肉的猴猴提议。

“这样不合适。”小饼果断否定，并立刻给我们计算出了最优搭配方案：点一份有4样蔬菜的拼盘，29元，再配一个常吃的蔬菜15元，又省又够吃。

面对任何事情，小饼总能算之又算，做出最优解，我必须承认，我可想不了那么多。我曾一度以为和小饼接触久了，就会变成她那种踏实、努力、勤奋、节俭又靠谱的女人，可我始终还是那个不着调的德行——干啥啥不行，做事没长性，懒惰又情绪化，像老式包装的午餐肉罐头，静静躺在仓库角落里，充当鸡肋一般的储备粮。

我继续听着亮泽和小饼两人畅谈理财心得。空气里飘着浓郁的菌子锅香气，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科技与狠活儿的气味儿。热气氤氲中，我感觉有个隐形的东西险恶地伏在小饼肩膀上。

那玩意我以前也见过——2015年4月，我27岁生日前两天，为了给我这个多年损友庆生，小饼在周末赶回吉林。她前一年工科硕士毕业后，在导师的帮助下入职了哈尔滨一家央企下属的设计院。她的单位待遇很好，除了“六险一金”，还有补充公积金，入职不到一年，她每月到手都能过万，年底还能拿好几万奖金。手里有钱后，她开始在银行买基金和理财。彼时我还是个大龄未婚的小城女屌丝，在本地一家央企工厂的车间干着办公室写稿的打杂活儿，收入只是她的一半，理财项目就是买双色球，一次买2块钱，机选号码，每月一次。

那天我俩饭后在大润发二店散步消食，我说：“今天就算是请我吃饭吧，不是过生日，生日提前过不好，像是某种诅咒。”

“你咋那么迷信呢，按照你那个宿命论说法，大家都别努力了。”小饼有点儿生气，她一向讨厌我这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性格。

我听着她的教导，身体压着购物车，几步助跑，向前一滑，这是我逛超市最爱的项目之一：“确实，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努力也求不来。”

“你这样不行，人无外财不富，要学着理财了。”小饼说，她老姨去年买股票赚了不少钱，她爸也再次入市了。

她非常坚定地和我说，这是一次机会。我不以为然：“要是都能挣钱，那谁赔钱？要是有那命，我买张彩票也能中。”

小饼有点儿生气，开始新一轮的理财观念输出。听着她不停絮叨，我感觉到她肩膀上好像有一层黑影，那玩意儿顺着她脖颈向上爬，像个黑山老妖，想要吸取她努力攒下的精气。没等我将那玩意儿和她家“投资冥灯”的过往细细联想，我突然想起来，我妈也买了股票，貌似几天前还提起，“股票涨了很多”。

90年代，打麻将十赌九输的老爸，拿着平时省吃俭用的工资进入沪市，一顿研究分析后，仅用几个月就赔掉2万多块。反而是打麻将十次赢八次的老妈，靠着瞎买，也在股灾中挣了几千块。现在想来，我妈并非胡乱操作，毕竟她看了电视剧《大时代》和电影《股疯》，在那个买卖股票还需要人工操作、信息来源只有报纸电视、交易要去证券大厅、跌停退市都是家常便饭的时代，也算是歇斯底里另辟蹊径的研究学习了。

我不知道父母在股市投了多少本金，只记得他们炒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家的晚饭都只吃白菜炖豆腐五花肉，再配上浙江卫视的一档节目，节目里某个（有时候是两个）油头粉面的专业人士会分析股市行情，脸上的油比我饭碗里的还多——而这之前，我家晚饭必有一道类似孜然炒牛肉这种我喜欢吃的肉菜，再配上两个肉炒青菜，看的是《动画城》、《大风车》和新闻联播前CCTV6的动画片。

我爸过世后，他的股票账户就由我妈管理，我妈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支石油炼化公司的股票后，就再也没管过。

“快，赶紧把股票卖了吧，小饼家重仓入市了！”那天我回家后火急火燎地让我妈卖股票。

“为啥卖呀，现在还在涨呢。”我妈问。

我劝说她见好就收，但她嫌麻烦——账户是我爸的名字，得办理公证、更名、继承这些手续，而且那支股票几次配股后，只有2万多点的本金，她不想折腾了。

“小饼家买股票了，这股票还能涨了吗？！”

我的话把我妈逗笑了，她听我说过小饼她爸理财赔钱的事情，但并不相信我说小饼身上背着东西的说法。不过，她还是去办手续了，从小到大，只要是我要求的，她很少会拒绝。4月末，所有手续走完，一共进卡6万块，我妈把这笔钱给了我。

钱拿出来没过多久，股市迎来又一波上涨，媒体也吹响“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号角，我妈和我抱怨，“股票卖早了”。我微信小饼，试探她家里是否加仓，得到肯定答案后，我心中疑惑：难道真是我迷信误事？彼时，单位里讨论股市的同事越来越多，银行门口聚堆的老大爷们也把目光从国际局势转到沪深行情，连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们也开始分析K线。这波炒股风潮如此迅速蔓延到了这座东北四线小城，让我有点不自信了。

直到入夏后的一天，我妈突然说了句：“幸亏把股票卖了。”我才知道股市迎来暴跌。我在网络上搜索股市信息，从千股涨停到千股跌停，很多人的命运被顷刻间改写。

……

“你不考虑一下？”小饼在火锅对面，背着那个东西，又想把我拉回“P2P”上面。

“以后再说吧，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子，我数学那么差，算不明白。”我说。

我依旧按照小饼的建议“反向操作”，一如过往——我俩相识于初中，她是摩羯座的J人，我是白羊座的P人，性格天差地别。我们以反方向时钟的姿态保持着多年交情，也像原本并行的铁轨，莫名其妙地改变方向、交汇在一起，产生出某种奇妙的羁绊。

2

初中女生的友谊奇怪又脆弱，前一段时间还是高呼友谊万岁的小团体，不知何时就成了互不理睬的对立面。

初一时，我和小饼很少出现在彼此的信息雷达上，她那会儿和同是干部家庭的亮泽组搭子。而我最早的搭子是阿娇。一有时间，我和阿娇就会绕着草坪转圈圈，她会以喜欢的明星为主角编故事，情节可狗血可恐怖、可喜剧可风月，我是她的忠实故事迷。

阿娇长得挺好看，有点儿像金敏喜，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堕落的气息。她眼睛很销魂，听她讲故事，会不知觉被吸进去，灵魂像穿进了90年代香港电影的红灯区，然后有个声音在耳边低语：“过来呀，我带着你堕落。”

她家租住在炼油厂附近，那地方偏僻但房租便宜，楼旁有个叫“秀山”的矮山，流传着很多都市灵异传说。她家老是搬家。她曾和我提起家里找到了月租只要100元的独门独户，是个凶宅，上一个租客把自己老婆杀了后又自杀，就在厕所里，所以她如厕时就会有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冷风。阿娇说这些时语气平静，还加上了一句：“棚顶上有眼睛盯着我。”这话我一直没忘，20多年过去，在外边如厕时，我总是担心一抬头会不会与棚上的眼睛对视上。

我始终不知道阿娇爸妈是做什么的，事实上，我都没见过她妈妈。我在家长会前见到过她爸一次，听见她爸管她叫“儿子”。作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东北国企厂矿子弟，我们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以至于在大学以前，我一度幼稚地以为所有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那些渴望儿子又愿望落空的家庭，还会给女儿起个诸如“胜男”的名字。初中时我问过我妈有没有生儿子的想法。“没有。”她说，“生啥都一样。”不过她偶尔又说起，我出生后不久，她又怀了一个，她当时在国企倒班，所以那孩子被“计划”掉了，是个男孩。

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同学之间的情谊就会处得更深些，我们和要好的同学黏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爸妈在一起还久。阿娇天马行空的故事填满了我初一的课余时间，她带着我去秀山上摘癞瓜瓢，我们拿着两根蜡烛去龙潭山的防空洞探险，过程惊险又刺激，和阿娇做朋友，就像重温我的童年——我有着放养的童年，混迹于各个小团体之间，上学搭子、画画搭子、聊天搭子、玩娃娃搭子、冒险搭子……作为一个自来熟，谁方便我就找谁玩，“只要有时间，别管玩啥，先玩一会儿”是我的童年口号。

阿娇经常给我讲她奶奶如何重男轻女——她爸总是把她扔在奶奶家。她形容自己的童年是浸泡在奶奶冷眼和堂弟剩饭的悲惨岁月，还编了一个关于家人的故事系列，大概叫“杀死小弟和奶奶的一百种方法”。初二时全年级去二道水库春游，午餐时大家各自搭伙，当我们把一堆堆零食、熟食摆在餐布上时，阿娇掏出两根苞米和一瓶水——那是她全部食物。

和阿娇不同，我小学时爸妈还在国企倒班，收入还不错。虽然住的是两家共用的公产房，但我妈给我买了各种玩具摆满了窗台。他们每天至少给我2块零用钱（有时是5块），干家务还有劳务费，擦地5块，蹭水壶10块，给我爸薅白头发按根计费——对于小学生而言，这算得上巨款了。毫无攒钱意识的我，把钱都贡献给了校门口摆小摊的叔叔阿姨和学校西街卖鸡汤豆腐串的老太太，摆小摊的叔叔见我特亲切，我应该是他的大客户之一。

后来进入千禧年，我妈买断下岗，也在小学门口摆起地摊，结果干了两个月，都等不来一个像过去的我那样的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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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二，我和小饼成了前后桌，这个因为体育课一起打篮球才偶有交集的女同学，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和阿娇那种危险又有趣的人不同，小饼是典型的乖乖女——踏实、努力、听话且无趣。我们的相处方式既传统又抽象——背题搭子：我用试卷卷了一个长筒，用胶带绑在窗台上，我在纸筒前边，她在后边，我们通过纸筒传话，在自习课时互考知识点。

我不知道当时的班主任如何看待我俩这种脱裤子放屁的行为，反正她从来没有制止过我俩。就在我为这种既不影响别人又能提升成绩的做法沾沾自喜时，坐在门口第一排的男生替班主任发问了，因为他可以清楚地听见我问小饼：“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前四种元素是什么？”

自此，我和小饼的传声筒背题计划画上句号。不过接触多了，我和小饼也由搭子变成朋友，逐渐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喜好：喜好逛文具店，喜欢买杯子、笔记本、香薰蜡烛、玻璃樽等好看而无用的装饰品。小饼会小心翼翼地保存它们，不舍得用，我则恨不得把喜欢的东西焊身上。

“你怎么舍得用喜欢的东西？”

“你怎么舍得不用喜欢的东西？”

“就是喜欢才舍不得用呀。”

“就是喜欢才要天天用呀。”

我们经常争到面红耳赤，然后互不理睬，继而冷战几天。我心中慨叹：“果然不是一路人，相处起来就是费劲儿。”于是又挤回阿娇的小团体——那段时间，她和另一个叫黄月月的女生走得很近。黄月月说话嗲嗲的、柔柔的，嗓子里好像卡着一块石头，她妈在美发店工作，在那年头属于不太体面的地方。除了阿娇，黄月月没什么朋友。我曾带黄月月参加过一个同学的生日聚会，她手头不富裕，但还是买了礼物，是一个很大的装饰圣诞屋。

教政治的女老师曾告诉我们，“要和自己相似的人交朋友，这样才能志同道合”；教化学的男老师告诉我们，“要和自己性格互补的人做朋友，这样才能长久”。两个老师的话时常在那时我的脑中角力，这着实是个想不清、弄不懂的问题，我把它写在作文里，语文老师评价说：这话题太大太空，要从小处着眼。

阿娇有意思，但也很自我，和她打双人合作的电子游戏时，她每次都以我打得很差为由，上来就先把我“突突”了，然后自己通关；她很有才华，但酷爱出风头，老师让写作文，她就把《雨蝶》歌词改了：“写到手残废，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作业成堆，明天要挨说、要挨揍，也无所谓，我把夜熬黑，望星星流泪，才想起来古文没背……”她很会讲故事也善于撒谎，还总结了一套忽悠法则：“趁其立足未稳，给予雷霆万钧之击，大胆心细、花言巧语；趁其意乱情迷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TA搞定。”她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平日里总是吃大家的零食，还不回赠，用她的话说：“我在我奶和小弟的阴影下苟延残喘地活着，哪有精力管别人想法？”

小饼循规蹈矩，但很在乎别人，会顾及到周围人的心情。和她去时代广场地下电玩城玩游戏时，她会不停地给我打气；她大扫除时从不偷奸耍滑，不但把自己的活儿干了，还帮我干活儿；她谈论的最超纲的内容就是《名侦探柯南》的案件分析；她会把自己知道的兄弟学校的考试卷子分享给大家；她从不开口求人，反倒经常帮我解决问题，比如我需要什么，她都会到家里找找给我，或者让她老妈从学生那没收点儿（她妈是班主任）……

选择与谁做朋友，在我内心深处，可能早就有了答案——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个诡异又部分清晰的梦，在梦里，阿娇不知为何捅了我两刀，惊醒之间我从床上翻到地上，摔到了后腰。

第二天，我右手拄着腰缓步走到学校，同学和老师们得知原委后，报以坏笑、嘲笑、大笑、讪笑等各种笑。睡觉摔到腰，抽象到野狗听了都要偷笑，阿娇也难掩笑容，她的新搭子黄月月更是对我开启编排模式，内容大概是“九命猫妖夜半猫叫摔断了猫腰”——黄月月是恐怖片爱好者，编排的故事都有香港恐怖片的影子。

不知是不是听多了灵异鬼故事，我也开始迷信起来，我没有如往常那样加入剧情演绎，反倒觉得身上一阵寒意，脑中不断闪现一个念头：这难道是命运的指引？这样一想，气氛便骤然降温，我也说不清当时到底是尴尬还是觉得愧疚。

我刚傻笑着打发了阿娇，小饼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是她姨父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巧克力。她姨父是也是国企的，为了给她当家庭主妇的老姨和表弟多挣些生活费，常年在东欧和非洲驰援项目建设。小饼说巧克力他们家里人分完后就剩下这么一块了，她想和我分着吃。

那个热得发慌的午后，我和小饼把那块手掌大的巧克力分成两半，我建议直接掰开，她则要拿刻刀切开，以保证大小均匀。我把巧克力一口吞进嘴里咀嚼，她用大牙一点点儿咔哧，细细品尝，连棕色的油纸都没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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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阿娇被班主任当众批评——她放学路上扇了黄月月一巴掌，信誓旦旦坚决不承认，但黄月月脸上的红指印清晰可见。我私下问阿娇为什么要打黄月月，她说黄月月屁股大、走路很淫贱。她觉得自己很正义，我既为黄月月难过，又为自己庆幸。

3

像我这种出生在厂矿医院、上厂矿幼儿园、念厂矿小学初中高中的厂矿子弟，爸妈能撑开的天空，就是我能接触到的最大生活面积。等到我妈买断下岗后，我的天空就此狭窄很多。

小饼的天空比我宽阔，她妈是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她爸是管理十几所厂矿学校的总校副校长。但她家和我想象中的校长家很不一样：80年代老式五层家属楼，一层三户，她家在三楼，60多平的两室，和我当工人的大姨夫家户型一样。

小饼爸妈的房间不大，放着当年最常见的棕黄色家具，门左边墙里镶嵌着顶住房顶的衣柜，对面是一张2米宽的大床，床脚电视柜上面摆着20多寸有着大屁股的彩电，还有一张像是从学校微机室搬回来的电脑桌。衣柜边的老式电风扇裹着布罩，底座边堆着很多卷卫生纸。

对面小饼的房间更小，大概4、5平米，屋里拥挤杂乱。上下铺单人床、1米宽的小书桌紧挨着的小椅子、小书柜，书柜的最下层整齐地摆放着我们之前挑选的玻璃樽、烛台、海豚摆件。零食、书本、装饰品、文具、换洗的衣服散落在屋里各个角落。

“你东西挺多的。”我盯着书柜玻璃上的照片看。小学时候的小饼，戴圆圆的眼镜，在书桌前写作业，发型一如现在。

我指着照片继续问：“你小时候就近视呀？”

“是弱视，后来治好了，现在是近视。”

我们班，准确地说是我们年级，很少有不近视的同学，我原本视力很好，初二时也沦落到双眼250度，不过我是看TVB电视剧看的。

小饼从窗台拿了一袋子零食说“随便吃”，又把书桌椅让给我，然后把被子推了推，再扔走几件衣服，从杂乱的床上刨出一个空位，一屁股倒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她那时已经长到167公分，那张床容纳不下她了。

“你晚上睡觉时脚怎么办？”我很好奇。

“把椅子放在脚下，或者佝偻着。”她指了指刚才让我坐的那把木质椅子，椅子的侧边还挂着她的袜子。

虽然小饼的房间看起来像一个废品回收站，我依旧很羡慕。我小时一直和爸妈在公房里住一个屋，初二时才搬进一室一厅。我爸在客厅里隔出一个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不过这处安全感十足的小空间很快就被他霸占了——他要上夜班，住客厅不会影响我们睡觉。

“怎么冲水呀？”我大喊——她家厕所原本的墙被凿开，换成了铝合金拉门，面积不大，是贴了瓷砖的蹲便，旁边一个装着水的涂料桶，桶上放着一个红色塑料盆。

“用那个盆舀水冲！”小饼回答。

但我端起塑料盆，就把水泼到了便池外。正着急呢，一个转身又踢倒了地上的瓶子，是海飞丝洗发水。糟糕！小饼家为什么要把洗漱用品放在地上？还有头顶上那湿漉漉的衣服，为什么要晾在厕所里？我拿起卷纸擦地上的水，结果那纸实在不中用，一下子就透了，透了一卷。

“卷纸用完了。”我折腾完，对小饼说。

她大概是看出我的羞愧，却会错了意，安慰我：“我和我妈说了很多次，让她不要买这种卷纸，可她就是贪便宜，我大号时也要用一卷。”

“不是，我……”我想解释。

她打断我继续说：“我总觉得那纸薄到一用力擦就会捅到屁股，我妈总让我节约用纸，也不知道她用那么一点儿，会不会弄到手上。”

好吧，我别无选择，我拉了，那纸是我用的。

在厂矿里，不同职位的家庭生活水平差异很明显。小饼爸爸是处级干部，亮泽的爸爸是科级干部，小饼家的房子比亮泽家要小近30平。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即便都是国企的干部，管机动设备采购和管教育的也是不一样的，有时权力和职位并不对称，这些都是工人家庭无法得知的。

作为语文老师和副校长的孩子，成为小城做题家是小饼无法更改的命数。好在她积极配合。那时我稳定地排在年级五十几名、班级前十名的位置，小饼则努力刷题，争取进入年级前一百名——这是一个门槛，意味着可以考上附近的重点高中（曾经也隶属厂矿）。小饼很努力，可始终达不到目标，阿娇从不用功（以她在学校里展现出来的样子看），成绩却比我还往前。

作为老师家的孩子，小饼着实有点儿努力过了头。她会拉着我一遍遍复习考卷里的知识点，哪怕那些内容早已熟记。她周六要补习——那时我们班级里很少有补习的同学，大家更热衷于休息时去滑旱冰或者凑钱去钱柜唱上3个小时K（小包房只要19元就能唱3个小时）。而小饼周日的休闲方式，是拉着我去火车站前的地下广场买资料，或者去松江二厅买文具。

没有网购的年代，逛书店是个不错的消遣，我不爱看书，但很享受在书海中穿梭的氛围感，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习题册是小饼心仪之物，而我比较关心陈冠希的新近绯闻女友是谁。小饼通常会在付款时提醒我买点儿有用的书，可我只想把零用钱贡献给娱乐圈以及卖小吃的小贩。

“你不买点儿习题？”

“买了我也懒得做，课堂那些够用了。”

买完书，我们会去铁皮冷面屋点碗热汤冷面。那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总会热情招呼我们，炉火很旺，屋里暖和，冷面软硬适中，我喜欢酸甜口，小饼则青睐咸口，她说酸甜口冷面是冷面里的异教徒，朝鲜族根本不吃。我一直怀疑小饼有朝鲜族血统，她眼睛很大、鼻子有点儿塌、下巴上撅，皮肤不错，侧边看她的脸像圆月弯刀，和班级里那个姓金的朝鲜族男同学长得很像，不过她始终否认。

后来那铁皮冷面屋没有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金同学父母在韩国打工，初中毕业后他也去了，据说当了街头魔术师。

4

我妈下岗后，我爸一个人养家。我妈依旧对我很大方，她先是在小学门口摆地摊，几个月下来发现收益实在太低就索性不干了，转战麻将馆和各种街坊邻里的牌局。这个她比较在行，托那些麻将输家的福，我家的买菜钱、我的零用钱有增无减，反倒是小饼家的经济状况，让我很疑惑——我们学校没有食堂，家远的同学要么带饭，要么在外面吃。我和小饼都是学校距家15分钟路程的人，但我俩都不回家，我是热爱校门口的地摊美食，她是为了省钱，准确地说，是“挣钱”。

除了学习，看漫画是小饼为数不多的爱好。她说她小学时看了她妈从学生那里没收来的《幽游白书》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看漫画书可不是一个便宜的消遣，为了能花更少的钱看更多的书，租书店这个时代产物应运而生，小饼和亮泽都是那儿的常客。

小饼努力认真的性格也延展到这个爱好上。她买周边，还给喜欢的漫画做手账。她做的手账十分精致，贴着各种漂亮的彩色人物贴纸，还细致地抄写了剧情脉络、角色性格、台词，《幽游白书》和《犬夜叉》是她的心头好。我也喜欢漫画，喜欢在电视上看《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以前电视台经常播放日本动漫），但也仅限于此。当小饼向我展示她的手账时，我有点儿意外：原来乖乖女也有不听话的一面，更意外的是：努力的人怎么连看个漫画也要做笔记？！

我不懂，只是惊叹于那些看着乱七八糟的玩意竟然那么贵——火车站地下书城有一家专卖各类漫画周边的小店，小饼在那家店一出手就是200多块，而她给自己定的餐标是：2块钱。我们学校门口一碗带肉的抻面3元，一张牛肉圆葱的馅饼1元，饼妈每天给她5块餐费，她却只吃2元一份的土豆泥拌饭或者素面。

小饼知道她的爱好不会被爸妈接受，只能用这种方法攒钱。她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秘密爱好，防范对象主要是她爸妈以及学校的其他老师。她把手账笔记藏在上铺那堆杂物的最底层，饼妈眼里“留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的杂物旧物，成了最好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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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饼家不同，我爸妈特别希望我看书，哪怕是漫画也行，尤其是我爸。

小时候，20平米的小拜间里放着硕大的书柜，上面堆满了各种古籍名著，每本书上都盖了我爸专门花钱做的藏书章，“碧海藏书”。这些书都是他从各个旧书摊搜罗的，至少有300多斤。我初中搬家时，因为新家没有足够的地方，他带着我卖了一些后，还是装了满满4个编织袋子。

我爸喜欢看书，我小学时，他总向我推荐《傅雷家书》，还标榜普希金的诗歌是他的最爱。不过我感觉他可能更爱看金庸和古龙。他也希望我喜欢看书，小学号召学生在校订阅《读者》《意林》之类的杂志，我爸每月都拿出100多元给我订（他工资才1000多）。可我对文字着实不感兴趣，只喜欢看电视剧，TVB的刑侦剧和武侠剧才是我的最爱，那些主角穿着消防服、律师袍和白大褂的职场剧也不错，我当时觉得港剧是相当高级的艺术，比铁东最高的建筑——16层高的家属楼还高。

即便知道我看书就困，我爸还是带着我去旧书摊逛游，选来选去，我只要了四本《哆啦A梦》，他也开心地买下来，在他看来，能看书就是好事儿。他办了借书卡，每隔几天就换两本看。他也写作，写那些我看不懂的诗，多发表在厂矿办的文学杂志上。一个工人看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诗歌，感觉有点儿怪怪的，可能周围人也会这么想。他参加过各种工会举办的征文比赛，从没得过奖，但因为特勤劳、特能干（干别人不肯干的脏活累活），倒是得了很多优秀员工、标兵甚至劳模的荣誉，书柜上摞满了红艳艳又没啥用的证书。

家里那堆藏书里，我只看过一本《茶花女》，我喜欢韦小宝，想着玛格丽特和韦春花是同行，这书应该也不赖，结果大失所望。我问我爸这肺痨娘们哪里高尚，我看到的只有堕落致死，还不如韦春花养大儿子高尚。当时我爸没说话，只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盯着我。从那以后，他又给我订了全年的红绿版《青年文摘》，一直到高中。

我爸可能觉得我有文学方面的天赋，想提前培养一下——据我妈回忆，我抓周时，从一堆现金、玩具、算盘、书本中，选择了最远的钢笔。事实上，直到初中开始追星，阅读八卦杂志才勉强成为我的兴趣之一。好吧，我也会看些海岩的小说，或者《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为歌狂》之类的青春文学，还有《小二黑结婚》——这书的艺术成分也很高，比《茶花女》高出一个小二楼，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当然，我爸妈更在乎我的成绩，用他们的话说，“每科都过95分是对你的最低要求”。他们这种教育理念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习惯了考前突击，也为我高中成绩下降埋下伏笔。我对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只知道只要结果好，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喜好的方式玩。比如我爸告诉我，要是学美术班2个月都没有成绩就去学奥数，我赶巧在deadline前拿了一个省里的儿童画优秀奖，这主攻玩乐、副攻画画的兴趣班才得以继续。后来我在某个号称“国际赛事”的比赛上拿了个三等奖，豆腐干大小的作品连同几百个获奖孩子的画被结集成书，售价300多，我爸特别兴奋地买了。我心情复杂地看着那本诈骗性质的书，计算着它可以换成多少零食：豆腐皮1毛钱1袋、电烤猪肉串2元10串、新疆纯牛肉烤饼1元1个……

我猜我爸妈毫不在意过程又如此看重结果，可能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都是工人，识得些字，但也无法给予孩子们更多的帮助，只能天生天养。80年代前期是个宣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时代，顶着糟糕物理成绩的我妈，和顶着糟糕生物、数学成绩的我爸，都选择了读理科。他们日复一日地学习，结果两人分别以差几分（我妈）和差几十分（我爸）的距离与大学错过。为了能有个稳定工作，后来他俩双双考了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

我其实一直惊诧于他们的选择，尤其是我爸——他热爱文学，又严重偏科。我更无法理解他高考生物只考了7分的脑子，怎么能取得高考物理83分的成绩，在我看来，物理那玩意可比生物难多了。

5

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努力维持爱好，一个慢慢悠悠被拖拽着培养爱好，我和小饼在反向中慢慢生长着。

大多时间，我和小饼的相处模式都是，临时起意的我和被动接受的她，无厘头地做着没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事：计划着五一骑车春游，骑着骑着又改成穿过早市去爬龙潭山；爬到山顶看风景又即兴改道，去了后山水牢打水漂；说好了到北山揽月亭野餐，最后反倒是去了后山的烈士陵园参观……即便是学习之名，也会学着学着，变成江上泛舟。

教师节后的一个周日，我们以为“小组考试练口语”之名到江边玩耍，只练了半个小时，我就抄起地上的木棍，和小饼、亮泽比起了武艺，重演决战紫禁之巅。我和小饼cos叶孤城和西门吹雪，亮泽当飞凤公主（因为她当时是赵薇的粉丝）。玩累了，就在江边一处三角滩地休息，我脱了鞋下水，她俩起先犹豫，后来也加入进来。我们站在三块凸起的石头上，相互往彼此身边的江水里扔石头，看谁先湿透，随着战事升级，三个人冲到水中哈腰互泼。

正午的太阳暖得发烫，我们仨就坐在江边的石头上晒湿透的衣服，我把双脚举高说：“干脆把这三角形的滩地叫‘好望脚’吧！”亮泽表示赞同，小饼对此稍显无语。

我们聊起童年，小饼和亮泽很像，上学、放学、写完作业和邻居家孩子跳皮筋儿，在爸妈的要求下上奥数之类有用的课外班，最放纵的行为就是背着老师和值周生到小蓝棚吃豆腐串。那家小店主营鸡汤豆腐串和各种小吃，周围分布着四所小学、两所初中以及一所高中，那味道和伴随着味道成长的记忆，一直烙印在这片厂矿子弟心里。

我的童年则自由许多：和小伙伴去家附近的荒山上偷玉米和向日葵，和爸妈去江南公园和北山游乐场玩，和同学在画室里听《张震讲故事》（我选了美术课外班），和邻居拎着小桶到江边捞草虾，假期的每一天几乎不着家……

90年代中后期的治安不好，劫道、刨锛、打架斗殴的传言很多，但家长们似乎并不太担心孩子的安全。我曾在家门口目睹过一场群殴，一个男人被一群人追着打，屁股上被扎了一下，可能是一把短刀或者改锥。人群散去后，他拖着一条腿朝马路对面的医院走，血一直流，淌了半条马路。我家对面是国企职工第二医院，也是我的童年乐园之一，漂亮的喷水池、假山以及草地上时飞时落的蜻蜓，我和小伙伴们会夜寻太平间。后来，我经常带小饼去医院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初三那年，她连着三天在那医院打点滴滚（针起）包了，就诅咒那医院赶紧关门。可这医院现在还在，我每年都到那做体检。

“你爸妈不管你呀？”小饼对我放羊式的生活有点儿疑问。

“我作业都写完了，所有科目都是‘优秀’（有一段时间，学校取消百分制，改用优良中差评级）。”

“那挺好的。”小饼说，带着几分迷茫的笑容。

我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仿佛难以相信眼前这胖嘟嘟的、被自己戏称为“金婕（《小鸡快跑》的主人公，因同款肥硕屁股和粗腿，小饼给我起了这外号）”的人，竟然如此聪明。我本来以为，小饼会夸奖我几句，比如，“呦吼，没人教都能考那么好，你可真是个聪明的人！”顺便再挥舞下拳头，做出“chicken run！”的手势，但我们的话题就在“挺好”中戛然而止了。

我不知道小饼说的“挺好”是指我的小学成绩还是我野生的童年，没等我思考清楚，新的主意又涌进我脑子里——那时江边时不时会有私人小船捞鱼虫，看着不远处划船的大叔，我提议“蹭船”，没等小饼和亮泽反应过来，我已经朝着大叔大喊了。

我会划船，是我爸教的。作为有毒有害岗位工作的化工，他每年都要到国企的疗养院休假，那地方山清水秀，远离化工区，是纯天然森林氧吧。他喜欢在那游泳、划船，也教会了我划船，却没教会胆小的我游泳。大二时，我和小饼才在游泳馆的暑假培训班里学会游泳。

几番寒暄之后，大叔真答应了免费拉我们晃悠一圈。小小的铁皮船穿梭在距离岸边不远的地方，我坐在船边，低头找寻鱼虫的踪迹，小饼紧张地坐在船中间——这船没有救生衣，而学校取消了游泳课，那时我们仨都不会游泳。亮泽小声低语，问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叔点儿钱，给多少合适？

我把手放进水中，感受着江水划过指缝。我和大叔聊天，说我小时候也帮我姥爷卖过鱼虫，我妈告诉我的，可能是两岁或者三岁，可我完全不记得。我姥爷当年也在国企当工人，下班后就去市场卖猪头肉，只卖一只猪头，卖完了就去捞鱼虫，下午换个地方卖鱼虫。他生于1925年，念过私塾，识字，还会写繁体字，是个努力又勤快的人，可一辈子过得还是很拮据，每次挣点儿钱就跟着麻烦，他活到81岁，死于肺癌。

我一直以为我姥爷这种既在国企倒班又要摆摊谋生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工人家庭，没想到小饼再次帮我扩充了信息盲区——她说她爸也干过这些。

6

我第一次见饼爸时，他正坐在床边看重播的《鹿鼎记》。

“叔叔好。”

“小高来了，坐吧。”

饼爸的皮肤黝黑，穿着黑色的Polo衫，不瘦，肉看上去很紧实，不像学校里的领导，倒像是个庄稼汉或者出苦力的人。小饼曾多次夸她爸长得像苗侨伟，但看着饼叔叔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五官，我觉得他更像黄日华版《天龙八部》里的少林寺方丈。不过这想法我没敢和小饼说，如果她对她爸的滤镜被击碎，保不齐会对我做什么。2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觉得我没联想错。

画面中韦小宝正上演内心戏小剧场，他抱着一只母鸡慨叹：“阿珂是王爷生的，我是你生的，阿珂一定瞧不起我。”我看着电视哈哈大笑：“韦小宝真是太逗了！”——多年前，这部剧第一次在厂矿一台播出时，正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突发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只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我就手捂刀口缓缓走回了家。长辈们看到我挺惊讶，得知我是怕错过每天两集的《鹿鼎记》时，又表示理解和默许，纵容我住院期间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

经过多年捶打，我爸妈已经接受了我的离奇脑回路，他们省吃俭用买的玩具，基本都被我拆了，我有探索的好奇心，但缺乏重组的技术，那些玩具最后都去了废品回收站，而小饼废品回收站一样的房间里，摆放着她小时候的各种物件，即便不用，她也不会扔掉。

我偷瞥了饼爸一眼，他依旧面无表情。他真是个严肃的人，面对我忍着刀口疼痛都无法割舍的剧情，他不但没笑，还颇带轻视地说：“你看，就是这种人，现在反而能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

他叹了一口气，鼻子哼了一声。气氛有点儿尬，小饼适时提醒他晚上还有饭局。这是我们孩子和大人之间的默契潜台词——每当孩子带着玩伴到家里玩时，都会提醒爸妈是不是应该出去，或者买点儿什么东西，爸妈也会识趣地把家留给孩子们。毕竟。孩子们撒欢时，可不想有个大人在一旁扫兴。

一看，才下午两三点，我对小饼小声嘀咕：“现在就撵你爸出去是不是有点儿早？”

“没事儿，他真有饭局，他可以去麻将馆先玩一圈。”

“你爸也去麻将馆？”

打麻将很常见，我爸也喜欢打麻将，但总输，他的班组同事和高中同学还一起打配合坑他钱，他不信邪，我妈就把这些人叫到家里打麻将，当面挑明说，“玩鬼”的话她可就会掀桌子，然后狠狠赢了他们几次。之后他们再也不敢找我爸打麻将，或许私下也找，在我妈不知道的时候。我有点儿惊讶。我觉得饼爸这样的身份，大概率应该只会和同事、家人打，没承想他也去麻将馆。小饼说他爸以前和同事上下级打麻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说不愿意跟他们打了，改去楼下麻将馆，和那些整天游手好闲或者买断下岗的人打。

“刚才你爸说韦小宝那种人是啥意思？”

“他说他大学同学，一会儿的饭局就是为了叫那人参加。”

=====

饼爸生于1963年，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家住黑龙江鸡西再往北的小村庄，小饼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直到考上长春的一所大学，饼爸才第一次进城。大学毕业分配时，饼爸没能留在长春，进入吉林市一家大型国企旗下的中小学总校，那时厂矿学校在企业的庇护下正日益壮大，没多久，他就和饼妈喜结连理。

饼妈也是三兄妹中的老二，吉林本地人。小饼姥爷在市里的事业单位工作，住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一套位于北京路的两室一厅，是本地最好的学区。老两口有些重男轻女，偏爱长子，对饼妈和小饼的小姨并不上心。饼妈高考考入延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后来分配回厂矿中学，嫁给了饼爸。

有了体面工作，又娶了城里的老婆，这让饼爸的老家人觉得很是荣光。多年来，饼爸一步步走到副校长的职务，但心中总有两朵乌云罩着。

一朵乌云就是那个像韦小宝的柴姓同学。

与饼爸木讷的性格对比，大学毕业后一同入职总校的柴同学圆滑非常。他入职初期就展示出社交天分，丝毫没有80年代大学生的单纯稚嫩，审时度势，又懂站队艺术，觥筹交错之间与上下级相谈甚欢，交际场中左右逢迎。他的市井小聪明很得领导赏识，早早就提到了处级干部，还担任总校一把手，业务能力很强的饼爸只能屈居二把手。

砒霜或者蜜糖，都来源于比较。如果饼爸把目光放在同是39岁当工人的我爸身上，再瞅瞅那嘈杂危险的车间环境和三班五倒的要命作息，大概对自己的人生做梦都要笑醒。很不幸的是，他喜欢盯着身边的上级比；更不幸的是，初一那年，我们这些厂矿中小学的学生在饮用了总校统一购进的豆奶后集体中毒，还上了《焦点访谈》。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都是这件事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只是程度不一样。我拉了两天肚子，亮泽就比较倒霉，在职工二院传染病科住了好久。小饼更惨，受害的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层面——作为副校长，饼爸理所当然要被问责，还可能是“副职全责”，他们全家战战兢兢，想着下一次团聚是不是得去监狱。

当时饼爸一夜白头，最后是柴同学顶了这大锅，并没拉上饼爸垫背。最后，精明的老柴化险为夷，除了食品厂的主犯判了15年，其余人并没有伤筋动骨，当然，中毒的孩子们除外。事情平息后没多久，老柴还上调到企业总部，从此仕途更加顺遂。而饼爸在后来的企业剥离中划归到教育局管理的初中，还是副校长，管理后勤工作。

我猜小饼对老柴的种种吐槽都源于她爸，但我对老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个小人，但绝不是个懦夫。我始终没机会见到这个人，不过他儿子小柴高一时和我们在同一个理科实验班，还成了我前桌，他大学后去了纽约，再也没回来。

世界很大，大到身在同一区域的两个人总是见不到；世界很小，小到完全不应有交集的人巧合地遇到。小饼可能并不知道，她向我描述老柴种种阿谀奉承行为时，老柴的父亲老老柴，大概率正在和我妈打麻将——老头以前也住在工人贫民区，老柴富裕后给爸妈在江南买了大房子，不过老头还是总回这我们这边打麻将。我妈说老头挺抻头，牌品不错。

我印象里，依靠国企富裕的人不少，但有钱后给爸妈买房子的不多。

7

饼爸头顶的另一朵乌云是——“我那总有事儿的老家亲戚们”。

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唯一走出农村、扎根城市（即便是个四线小城）的人，扛起老家大鼎，也是饼爸无法改变的命数。小饼爷爷奶奶要盖新房、大爷（大伯）家要垒猪圈、叔叔的孩子要学技术……一笔笔款子借出去，新账压旧账，笔笔不见回头钱。大概可能或许，亲戚们想在一本叫“想当年你读书那会儿，我们如何对你”的功绩簿上抵扣借款。

所以小饼从小就没什么零用钱，连买文具和资料都是实报实销。听她历数她家亲戚这些年的各种借钱的理由，我又想到我姥爷——他也是一样辛苦，每每攒点儿钱，家里就会出一个用掉这些钱的事儿，一下子把他的努力清零。一如西西弗斯，这辈子就被“干活儿—攒钱—破事儿”的循环缠累着，最终连人带石头滚下坡。

为了多挣点儿钱，饼爸也干起副业：摆摊卖烤肉串。不过厚道的他很快就栽了跟头，肉给得实在太多，折腾了一段时间，这份只出力不挣钱的副业结束了。再后来，饼爸也去炒股了，又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小饼和我诉苦时还没去过她爸的鸡西老家，那些亲戚她并不了解，也没有接触，可他们依旧在她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她说：“我以后找老公，肯定不能步我妈后尘。”

饼妈是重男轻女家庭的受害者。长子兼儿子的配置，让小饼舅舅在那个家享受着皇子般的待遇，饼妈和小饼老姨交给老人的生活费，都会流到小饼舅妈手里。在小饼口中，她舅妈是个泼辣又强势的女人，每年春节，舅妈都让自己女儿管饼妈和小姨要压岁钱，却不给小饼和小姨儿子压岁钱。小饼讨厌舅舅，也讨厌表妹，有一年春节，因为舅舅和表妹又上演活貔貅的戏码，小饼当着家人面咬了舅舅一口。此后，小饼每逢正月必剪头，但她舅舅一直健在，在法院干到了退休。

小饼的姥姥姥爷把钱和房子给了儿子，把生病时的照顾重任交给了二女儿——小饼的小姨学习不好，但长得漂亮，嫁给国企的工人，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他们也许觉得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年迈父母可以得到女儿女婿的贴心照顾，还能填补女儿年少时缺失的舐犊之情。小饼姥爷爱研究双色球中奖规律，癌症初期需要经常到医院治疗，还患有糖尿病，常常背着家里人偷吃雪糕，被小饼抓住了几次；小饼姥姥性格怪僻，我第一次见到时着实被吓了一跳——她有严重的驼背，像一只煮大了的海虾，小饼说她喜欢到北山的庙里活动，有隐士之类的头衔。

最不受待见的孩子最孝顺。我不知道小饼爸妈到底为各自家里出了多少力，以至于收入不低的夫妻俩要这么节俭。有一年暑假，饼爸为了省下雇工钱，竟然自己在家里“刮大白”，足足刮了两个月。这节约的品格也影响着小饼，有次我在小饼家蹭饭的傍晚，饼妈想要扔了菜板边半个放了很久的西瓜，小饼马上制止：“你们不吃，我打扫了。”她拿起西瓜，想找个角落放着，我清楚地看见她捧西瓜时有一小段指头扎进了西瓜皮里，然后瓜皮就流水了。很难想象瓜肉的状态，大概比下岗潮时的工厂效益还软还烂。可小饼含裹了下指头，说挺甜的，她指头纤长，经常自夸是钢琴指，我的手指跟她一比就相当于胡萝卜。但她没有钢琴，也没上过钢琴课。

小饼一家扎脖式（为了少吃东西，用绳子扎住自己的脖子，形容省吃俭用）的作风并不涉及别人，他们只扎自己的脖子。我很喜欢小饼爸妈，任何一个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说，他们不善言辞，是实实在在的本分人。每次我去小饼家，他们都会拿各种好吃的招呼我，怕我不好意思，还会把零食袋打开放在我跟前。小饼还会补充说：“我们家有大润发购物卡，单位发的，你多吃点。” 要是赶上吃饭时间，小饼爸妈会去楼下小吃部点锅包肉和香辣肉丝，等我和小饼吃完了，再吃我们的剩菜。多年过去，现在再想到这些细节，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做到吃女儿朋友的剩饭，他们真是不错的人。

我们升高中的时候，饼妈还送了我一块手表，跟小饼的一样。这些年，我已经没有了戴老式石英表的习惯，不过那块手表我还留着。

8

我和小饼一起考入了重点高中，还分到同一个理科实验班。中考时，我还领先小饼几分，等到高中后，我就成了鸡立鹤群。这是实验班，退步是必然，我以为自己会螺旋式下坠，没承想是跳楼式——第一次年级考试，60多人的班级，小饼排在29名，我则沦落到班级后10名。事实证明，面对升级的知识难度和更优秀的同学，小饼的努力式学习法显现出了优势，我的突击式学习法遭遇重击。

按照历史经验，在这个1200多人的高一年级，只有进入前300名才能考上重点大学。我心情很丧，不过没持续多久，我就接受了自己可能考不上重点大学的事实。

小饼依旧努力，顺带还拉了我一把。当时周六只需上半天课，小饼硬拽着我到学校自习：周日早上8点之前到教室，计划好今天要完成几套卷子，掏出一大摞物理、化学、数学习题册放在桌角，然后拿一张空白卷子。我做了一两道填空题就两眼放空、灵魂飘忽，回头看看小饼，她正闷头在草纸上写写画画。

我清醒地感知自己在盯着习题溜号。

“努力做题，然后下次考试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哎呀，一会儿中午吃什么好，烤冷面会不会出摊？”

“好吧，别乱想赶紧把这题做了。”

“今天可是周日，我在这儿干什么？”

……

这种无意义的心理小剧场会一直持续到将近11点，看着卷子上插在墙里的小棍，我开始变得暴躁。我想跳进卷子里，抡起大锤一顿猛砸：“什么作用力、反作用力的，统统砸掉！”

我渐渐意识到：散漫惯了的人很难从懒惰之路上止步抽身，我野马般的思绪已经奔袭太远，专注力进不了我脑子里掌管理智的机房大门。我陷在想学但学不进去的深井里，那里烂泥松软，我爬不上来。

我就这样梦游一般从深秋学到寒冬，小饼的成绩稳中有升，我则稳定下滑到300名开外。期终考试时，我遇见了在平行班的初中同学，她惊讶又略带嘲讽地说：“你不是实验班的吗，怎么也到这个考场了？”

为了找个后路，高一快结束时我计划滚到文科班。我把想法告诉了爸妈，我爸很生气。他“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执念依旧，希望我能圆了他的梦，考上个非常抻头的名牌大学，学个物理之类的专业。但他计划落空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料，我在他的反对和我妈的沉默中，坚持己见，报了文科班。他那时才意识到从小对我的放养可能造就了我不听话、不好管的性格，在一些我坚持的事情上，他们没有话语权，只能接受。

不过我爸也没操心我多久。他死于我高二开学前的暑假。那时厂里检修，他牙疼了几天，下班后补了牙，连晚饭都没吃就赶回单位加班，去看那该死的隔油池。我隐约听过，池子大概涉及到某位主任的“小钱袋”的秘闻，结果我爸却在观察池内情况时，一下子栽倒在里面。

说来讽刺，善于游泳，从小在牤牛河、松花江野浴的我爸，最终溺亡在一方小小的隔油池；更讽刺的是，这个给予他劳模殊荣、他无比热爱的工厂，在他死后极尽能事地为难他的老婆孩子——时任厂长要升职，员工“工亡”属于职业污点；更更讽刺的是，他尊重的哥哥姐姐们在他死后，不但悄咪咪卖了于他有份的房子，还站在了工厂那边。

我爸生于1963年，活着的时候一直扮演着家人、同事、同学眼中的老好人角色，像个推“好口碑”石头的西西弗斯，死于2005年，死时一直没有闭上眼。出殡后，我把他的荣誉证书都扔了，有满满一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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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中考成绩，我又混进了文科小实验班，但学习依旧没什么起色——好吧，我可能就是考普本的命。我妈无心管我的成绩，她对我本就没什么要求，我爸走后更是如此。“能考上个二本”是她对我的最低要求，这还是挺容易达到的，即便摸鱼划水，我也能混上。

没有升学压力，我在学业上更加随意。此时小饼依旧努力着，她的成绩远超初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又都是名师——我幼稚地以为年级设置的4个理科实验班学生都是随机分的，但现在想来，怎么会如何巧合地把那么多处长、厂长、校长的孩子随机分到一个班呢？

我本以为小饼剩下的高中生活会很惬意，可小饼并不开心，甚至有些焦虑。高二时，我们分了楼，课间10分钟往返并不便利，但她总到我那儿晃悠，体育活动课干脆和我一起在操场上闲逛。她痛恨成绩后退，即便是正常起伏。她开始去网吧，但不打游戏，只是下载流行歌曲，这是她解压的方式。

说起来有点儿黑色幽默，在老师和家长眼中，我狂放得像头野驴，小饼婉约得犹如瘟鸡。但“上网吧”这种在大人们认为罪大滔天的事儿，还是小饼带着我去的。

“没到时间咋去？（学校平时封闭管理，在晚自习之前放饭时间段开门。）”

“咱们可以翻墙出去。”

为了防止学生翻墙去网吧，副校长和教导主任在铁栏上涂了臭油漆，但这难不倒小饼，她带我去了一个隐蔽角落，那尖头铁栏已经被压弯，看她翻墙的熟练程度，肯定不是第一次。

我猜测在她的性格里，叛逆和传统的思想就像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终日努力刷题、循规蹈矩地当一个小城做题家是她传统的一面，和我这种不着调的人当朋友是叛逆的一面。

她周日和我去逛河南街，顺便去福源馆吃麻辣烫和炸串，我们也去钱柜，她喜欢周杰伦的歌，尤其喜欢《发如雪》，一遍一遍地唱，但她五音不全，还带着极强的挫顿感，唱四五句卡一句，听她唱歌，感觉像坐在我二大爷那辆92年的二手捷达出租车里。

9

高考结束后，饼妈和她的同事们组织了一次长白山两日游，还邀请了我和我妈，小饼全程陪在我身边。漂流时，我妈和小饼妈同船，遇到浅滩时，小饼妈都会下水拉船，她说我妈身体瘦弱，这事儿她干就行。她还特意给我和我妈带了衣服，鉴于对我们娘俩宁可挨冻都不多拿一件衣服的性格，她决定自己多背点儿东西，那衣服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小饼高考过了610分，去了长沙一所985学校的热能与动力专业。那是饼爸参详过各种数据后选的，据说就业前景很好。我问小饼那专业是干什么的，她回答我：“烧锅炉的。”

我稳定发挥，在高中后两年基本没学习、尽吃老本的情况下，超常发挥，以539分去了辽宁一所普通二本学广播电视新闻。

在我看来，小饼成绩迷人，但她还是有些不满意。我们回母校看为庆祝高考成绩而办的烟花秀时，她和我抱怨，说她成绩没有更好都是我害的，因为我之前带着她逛街，搞得她每个周日都没心情做题。我猜我当时一定锤了她，她竟然比我还能找借口，相处久了，她学会了我“总有理”的操作，可我依旧没学到她的踏实和努力。

我们一起度过了高中最后一个暑假：唱K、逛街、买衣服、爬龙潭山、去长白山登山漂流……我们又去了站前大世界逛书店，小饼想着打好提前量，购买了四六级习题、单词和高数练习册。我觉得在这个撒欢的时间学习着实没什么必要，小饼告诉我，她爸和她说，南方的孩子都很厉害，要是不在暑假先学一下，很容易成吊车尾。我看着小饼手中的微积分，发出惊讶又佩服的赞叹：“不愧是叔叔！”

饼叔当年凭着火炕上支起的一方小桌子，成了半文盲家庭里走出的金凤凰，支撑起家里的希望。好吧，我说这个，主要是饼爸又要“推石头”了——小饼的奶奶病了，听着描述可能是癌症之类的很严重的病，但似乎又不会马上去世，说“有治疗的必要”，潜台词等于通知饼爸打款。我并不了解当时农村的医保情况，只是从小饼口中得知，自费比例很高。

当然，这是饼爸要伤脑筋的事。好在还不算太糟，虽不是在什么重点初中，但饼爸作为管理后勤的副校长，收入尚可，那会儿股市行情不错，他已经徘徊在解套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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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报到前一个月，饼爸陪着小饼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宾馆，30元一天的小标间。2007年了，饼爸节约依旧。我则于开学前一周动身，和我妈住在学校附近130元一天的标间。只要和我在一起，我妈总会找个“差不多能住”的地方，她不舍得我受苦。她的主要收入是从附近麻将馆里的笨蛋头上薅点儿小钱，每次赢个100块出头。她曾试图教会我打麻将，这个从没受过辅导孩子学习之苦的母亲，总算有了鸡娃家长感同身受的愤怒、暴怒、无奈：“盯着点儿上家。”“你这不往炮上杵呢吗？”“你不是挺能背的嘛，这么几张牌，谁打啥都记不住！”……

我能在考试前一天连夜背下半本《传播学》，考个80多分，可就是记不住100多张麻将牌， 我把考前突击的坏习惯带进了大学，好在专业不难，除了让我有些眩晕的统计学。小饼的大学时光要热闹很多，属于多线并行的升级打怪。饼爸说得没错，她的同学都很强，在小饼背四六级的时候，室友已经在准备GRE和托福考试，小饼在QQ上和我吐苦水，晚上12点，教室里还有很多奋笔疾书的同学，她苦苦挣扎在高数及格线附近。

即便学业压力巨大，小饼还是决定给自己的“石头”加点儿分量，她开始热衷游走于各种社团，不但入了党，还担任班级的支部书记，暑假去旅行团做地陪。她渴望赚钱，不止一次和我讲起她的一个男学长在赌场干活儿攒了20万的故事。

大概是北京奥运会之后、2009年春节之前，闪电博尔特一次次划破夜空，小饼在轮滑社表演倒滑过障碍，我骑车摔飞了两颗门牙。饼爸被2008年的股市暴击，小饼大爷又一次来“借”钱了。

北京还没开始限购，房地产浪潮渐渐涌向全国，我们家还住在老房子里，小饼家已经计划买个二手房了。中国经济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我每月拿一千块生活费，但旺盛的食欲令我囊中羞涩。小饼开始在QQ空间上转发一些李嘉诚的财富语录，我则半夜在QQ农场里偷菜。中国奇迹连连，我们琐事不断。

2009年夏天，我也学着小饼，跃跃欲试找份暑假工。我找到一家街边商店的兼职，工作是销售收银机、POS机、打印机和防盗设备之类。面试通过后，我跟着老板扫街，挨家挨户推销机器。小饼任劳任怨干了一个多月，挣了两千多块，回家后请我们吃了一顿烧烤。我干了两天，实在受不了扫街的辛苦，一分没挣还搭进去两顿午饭钱——那家商店，交通费和午饭要自理。

好吧，一切都没变，她勤奋依旧，我满身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