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02年9月19日起，我有生以来的第二场恋爱，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了我整个心灵。来得虽如此突然，但在往后的日子里，暴风雨竟一下子消失不见，像是伦敦的迷雾瞬息间被北大西洋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之后，一切又归于童话结尾般宁静，——祥和的仍然祥和，空气中有了不一样的清新。我和高珊珊便是如此，从恋爱开始，似乎是一致默契地选择了淡然地相处：每天通一个短到只有天气预报长的电话，每周逛一次几乎不买任何东西的王府井，每半月接一次淡而又淡的吻，仅此而已。
与此同时，更具体说是在开始恋爱后的第二天，我进入了离工体不远的青年报报社。由于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相比起恋爱本身，这其实对我来说更值得兴奋。开始的一个月里，我仅仅是做些实习性质的撰稿、发稿和翻译一类的工作。因为海外版的主任尤其神经质地关注日本那边发来的消息，所以交给我的翻译工作自然繁重得多，那些从日本站过来的稿子五花八门，哪个横纲级相扑选手摔了一跤把路过的小狗的脊梁骨压折、数名女优突然想做变性手术、某关防长官被查贪污几十亿日圆等等等等。我相信弄完这些东西，我不用去日本，就基本了解了那里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了。也许是好事，或者不是好事。
我对这样的上司并不反感，毕竟这说明他能充分信任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这本身就说明他并不想有意冷落我。在我的思想里，被忙死总比被闲死好受得多。
“那么说，你纯粹就是受苦的命喽？”高珊珊如此总结。
我想问她，你是否看过村上春树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那里说的好，人生来总是空虚的，是需要被某些东西填满的，需要事情做，也需要人去爱。但我没有问出口。如果没有事情让人忙碌，那是相当不幸的；若是没有人来爱，那却是极端不幸的。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支配权的转移，因为后者的关键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深切之痛。
“其实，没有所谓的受苦命与享福命。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时刻地摆脱着自己的命运呢，你不觉得吗？”
我把“深切之痛”这一概念的感情色彩弱化后讲给她听，大概意思我想她会懂的。之后她在电话那头叹气，隐约间似乎像是在向我求救，我听得出来，她的语气中透出了细微的孤单，“深切之痛”的感觉非常地明显。可是今天的她还要值晚班，也许还有不少病人需要她照料，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处理，没有更多时间和我通电话和想念我，这一切也使我陷入了无法名状的悲哀中。
“如果没有更多时间通电话的话，大可以写信嘛，写信莫不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建议。
“恩……写信？不要吧？那样难道不让自己觉得彼此像是相隔万里，只会徒增思念和难过，若是当真相隔万里，这种方式才更合适，不是吗？”
确实，写信——无论怎样也会使人在浅意识中产生出距离感，就像我看到茹琳写给卢玲那封信时的第一感觉一样。可惜的是信封中没有照片，更可惜的是信是在和卢玲做了之后才看到的，这的的确确是种遗憾，无论如何都想去弥补的遗憾。我想对她说“抱歉，是我的错！”因为我，她竟然找不到和我分手的理由，但这却是她必须要做的，我知道，分手找不出理由，怎么说也是种难以形容的巨大痛苦。
我决定了，一定要看到那张照片，不管卢玲会不会交给我。
周四午饭时间，我给卢玲打了电话，她似乎很忙的样子。“哦，李桐啊，不好意思，我在陪客户吃饭呢，一个小时后我打给你，就这样。”她磕巴都不打地挂掉电话。
这一个小时里，我什么都没做，几乎将这段时间硬生生抹掉了一般，连副主任交给我的日文传真一个字都没有看。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后，她回了电话。
“唔……李桐，刚才不好意思，忙死了，还喝了不少……你有事？”
“恩，有点小事，最近可有时间一见？”
“见面啊……这个不好说。我这里说忙不忙，但事要一来就要四脚朝天了。还有，正在和一个帅得可以的客户拍拖，所以现在下了班也未必有时间。”
她说到“拍拖”，我大吃一惊。自从那次听了她、卢俐和那个男孩“鹏”的故事后，我一直认为她不会再轻易地爱上别人。或许这次是她哪根弦搭错了认真起来？又或许毕业后的思维成熟了吧？总之她这样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争议。
“拍拖？有机会一定得和我说说！现在我只想知道你哪天有时间。”
“究竟有什么事？我猜一定是至关紧要的事。”
“哪里！”我有些不耐烦，“小事一件。我就是要看到那张上次没看到的照片，没其他的。”
“不会吧？就这么件事？”
“真的很想看到，拜托你了。”我用足以感动她的语气恳求。
她沉默了三秒钟。
“真抱歉，那张照片在卢俐那里。那天我给你看完信之后就把信连同照片一古脑地都给了她，你去找她吧，她现在仍然住在学校，具体考到哪个学校做研究生我也不知道，你回去就可以找到她。”
“那好吧，谢了。我周末就去找她。”
“喂，你不要紧吧？到现在了，还想念着茹琳？”她问。
我涩涩地笑了一声，没再解释什么，也觉得没必要再解释是否想念之类的问题。
说实在的，我从前不相信所谓什么心灵感应之说，认为都是小说影视剧里些骗人的玩意。但是此时的我是多么希望心灵感应出现在我的身上，哪怕是一瞬间也好。我盼望着自己哪天得了场大病，或者撒癔症似的犯起混来，或者在梦中和她对话，然后第二天会在手机上出现某个来自日本的电话号码。
不过，细想起来，心灵感应这种东西并非从没光临过我的大脑。也许是在我第二次赤身露体抱卢玲在怀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几乎忘却了谁是卢玲，更差不多忘却了谁在我心里让我百转千回、天翻地覆。那是否算是种心灵感应呢？更不堪地想来，那是某种对我的惩罚？自从认识了高珊珊、和她产生恋情之后，这种暂时被我划归到“心灵感应”范畴的感觉并不是淡化下来，而是更加强烈了。恐惧感也随之而来，每次的约会我都格外用心，生怕那种“心灵感应”彻底搅乱我掩饰得并不结实的最私秘处。
丰联广场见面后，以此为起点，我们向西缓慢走着。那天她不知怎的，话格外多，讲了些从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中看到的新奇事，问我时下正在热播什么样的港产电视剧，商量何时去一起看刚上映的好莱乌大片……我仔细地听进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思考她问我的每一道问题并尽量给予最恳切的回答。但是当走到东单路口时，她莫名地发起脾气来。
“李桐！”她突然站住，“也许你以前从杨昕那里听说过什么，是不是？”
我茫然地看着她。
“不管他对你说过什么，现在你是在和我约会啊！我是你唯一的恋人，请你记住！”她说完喘着粗气，好像真的很生气的样子。
“对不起，是我不对。也许我想的和你认为杨昕说的并不一样，有的时候那一丝偏颇对你来说的确不公平，但请你相信，我的确在努力地将它纠正过来，真的，我很努力。”
“嗳，李桐，没关系的。”她转回了原来的语气，“杨昕是我永远的痛，你是知道的。有时候爱一个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错，错到根本纠正不了。但我希望我们之间……即使有错，也不要到那样无法纠正的地步，可好？”
她说到了“错”，确实是最根本的问题。和努不努力本质上是一点不相干的。
我们又无话地走了一段路，光大银行前，再次停住，这次是一起不约而同地。
“我们要去哪？要准备做什么？”她问我。
“不知道，径直往前走就是了。走到某一地方自然会明了要干什么的，也许是形势迫使必须做某些事。”
“那岂不很恐怖？我们就这样径直地往前走下去，不清楚要去做什么？真的是这样吗？”她眼睛瞪着我。
“这是没办法的事，从我们开始走时就已经注定了。……要不，去新东安看电影？”
她叹气，表示勉强接受。
“可喜欢看喜剧？”她问我。
“喜欢，但一般只看我认为经典的，例如《大话西游》——技安写的剧本；山田洋次的《寅次郎的故事》，记得是沃野清演的寅次郎；另外就是《卡桑德拉大桥》，很经典的，看过吗？”
她摇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大话西游》，至于是技安写的剧本？我就不熟悉了。可我记得《卡桑德拉大桥》并不是个喜剧，不是个灾难片吗？是在列车上发现某种致命病毒，怕到站后病毒蔓延，所以就把必经路上的卡桑德拉大桥炸掉，让列车、包括乘客和病毒一起消失。大概是这个情节吧？”
“难道你不认为这样愚蠢的做法本身就很幽默吗？把故事喜剧化地看待，或许能使生活变得轻松也说不定呢。”
说起电影这个话题，我们的话就开始多起来，这次约会也随着快乐起来。
但是，电影终究没能看成。走到东安商场时，她的电话来了，催她回医院。她几乎快要哭出来，没有办法，必须回去。我拦了辆出租车，给了她出租车费，安慰了几句，目送着走远，那一幕几乎似曾相识。
说到了杨昕，能使我回忆起很多人——外婆、外公、“苏尔策”、付宇……这种感觉是很叫人沮丧的。为什么只因为想起杨昕才会连带出回忆呢？他是根引导线吗？的确，他就是根引导线，引导我认识了他的表妹，引导我爱上了她，引导我从现实的麻木中拖回到最初的起因中。但我相信，他不是决定性人物，只是根引导线而已。
这是周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