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意识流，是使得不加评述解说的类似内心生活的片断在文学上成为可能，美国人弗里德曼这样说。这句话给我的启示是，将杂乱无章心灵完全拓贴下来，没准真的是张价值连城的山水画。
她恐怕是陷入了某种气流形成的旋涡中，边缘斑白，逆时针旋转，呈渺灰色陀螺状，中心深不可测。强大惯性使她沿着陀螺端线逐渐向核心卷入，做阿基米德螺线运动，至少在确定向心力是否足够将她吸入深渊之前，不会到达原点。但当她葬身核心的刹那，或许会出现另一个豁然开朗世界也说不定，就如同高桥的那句读后感——打开阴暗世界的入口，或许我们真能从此找到新的光明。
以上是我创造出的意识流化的李桦。
海外版编辑室主任看完我的稿子后，很不满意，告诉我不需要将什么芝麻小事都写到上面，需要的是形势、态度和分析。我闷头不说话，只是用点头来回应。我觉得他说的对，完全在专业角度上毁灭了那些百分百自我化的东西。说让我去日本实习是白去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么个混蛋想法。我真希望他用更激烈的词句来形容我，让我无地自容。
我重新用了三天时间，将在飞机上一口气完成的东西推倒重来，消除掉自我意识，以第三者身份梳理了东京见闻，青森川古病院实情，形势、态度、分析，一处不落，语气也几乎如同机器一般，没有丝毫情绪。专栏稿七天后见了报，占据不到四分之一版面。
这三天，事情发展却情绪化起来。城市卫生部门有了超出人们敏感神经的动作，川古病院中护士长对隔离人员的要求在这里迅速扩大化，中药汤剂、消毒液、口罩成了生活必须品，随之而来的是病毒恐怖说法的多种版本流行于市井。同时，各大医院纷纷开设发热门诊，机关学校封闭停课隔离，搞得一塌糊涂，街道小区也限制了流动人员的出入，让和平年代的人切身体验到战时状态的紧张感。社里依旧上班，让人庆幸还给了我们些暂时没有战争的暗示。
修改稿交上去的当天下午下班前，接到李桦的电话，说是在报社门口，要我出去见她。看到她时她正在大门口呆呆站着听MP3 播放器，头发好像是烫过，打的卷略微显得老气，与一身青春气息浓郁的运动春装形成恰到好处的反差。戴着象征性薄薄的口罩，前面画了张个性化十足的大嘴，透着俗气的幽默感。
“口罩是订做的？”
“没有，随便戴着装装样子。有急事没有？”
“我啊？没什么事情，要一起吃晚饭？”
“不了，没胃口。陪我去趟后海，不远。”
“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事？”
“具体一会儿说。”
表象上，她似乎在享受螺旋运动带给她的快感与愉悦。从告诉我付宇的不期而至又不辞而别，还有音乐聚会被迫取消，冯乐的人间蒸发，如此多糟糕事情，她在情绪上没有一丝沮丧，反而让我觉得更加神采奕奕，表述得津津有味。
“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他站在我住处门口看着我时的表情那么幽默，比我这个傻不拉叽的口罩要幽默得多，左手托下巴，食指竖起，叼着劣质香烟。而且抱我的理由也非常可笑，居然告诉直发挡住了耳朵，要帮我捋到头后！”
“所以你去烫了头，明白了。”
“倒是他的性趋向让我肃然起敬，没有多余的话，只说喜欢运动型的我，于是和我搞在一起成了不得不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喜欢他说我是有运动型身体的女孩，虽然我只是个做自我音乐的稀有动物。其实他也算是个保持自我音乐化的天才，我就是这么向哥儿几个介绍他的，他们只当听笑料了。不过抵触他的情绪倒都没有，反正也需要个专职吉他手来充门面。”
“包括冯乐？”
“包括，当然包括。那个小型演唱会就是他组织的，正愁缺人手呢！他联系的那个酒吧在后海还算比较大，能聚个三四十人没问题，三天前大伙儿还去踩过场子，都颇有成就感。可就在昨天，酒吧老板打电话给冯乐，但打不通，他打到我这里，告诉我活动搞不了了，是社区的通告。其实我也注意最近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了，也有些心理准备，讨厌的是冯乐不见了，给他打电话也停机。没办法，今天我就是去拿酒吧老板退给我们的租场定金。”
“一共有多少？”
“没多少，就五千块钱，是象征性的。还是我们几个东拼西凑出来的，也有付宇那份。”
“他不是还有画画天分吗？难道以前在异乡的时候他的画就只为寄给你作缅怀用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他就是个穷光蛋，能拿出俩子儿来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恐怕现在他会在北京某个地下通道里弹吉他攒路费呢！”
“他没留在你那里？”
“他哪有理由留下来啊！为了我？他那么个不学无术的混混，说这个谁能相信？对了，你刚到北京的那天给我打电话了吧？那天我和他对骂来着，还好没动起手来，否则我被他掐死抛尸街头也说不定。他是在我气得离开住处后接到你电话的，我手机落在那里了。那天我一宿没回去，找了老三一起去二十四小时麦当劳坐到天亮。”
“不懂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对待彼此像玩具一样。”
“这个比喻有意思，也挺恰当。不过当我给老三反复念着从你那看来的那个‘夜鸟’的文字后，我和她一致认为，付宇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自私、胆小、向往自由、屈服于欲念。他与我们不同之处在于对唯一可能性事件的执拗，譬如对我的态度。”
到了什刹海南口，我们下了车，话题也就此打断。酒吧外观古典，完全中式风格，但没有一位客人，冷清得可以。老板给了李桦钱以后，又和她聊了几句。老板似乎并没有因为生意冷清而情绪低落，反而说说笑笑。说到冯乐为什么联系不上时，他用安慰语气猜测也许在某地被强制隔离了也说不定。此时，李桦的笑脸口罩愈发显得可笑起来。
“你今天找我的目的就是护送你拿钱回家是吧？”
“那还能有其他什么目的？哦，对，也有——毕竟你刚回来，很久没见了。还记得你去年上飞机时说，明年的今天，你回来，分毫不差。结果怎么样？”
“怎么会想到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呢？现在满街是病毒、病毒、病毒，人都像灭绝了一样没了踪迹，在这情况下，任何承诺都有可能成为笑话。”
“叫作‘不可抗因素’对吧。这个词儿在付宇留给我的字条上也出现过，‘收留的几日很感激，但因不可抗因素只好离开，其实我们之间并非什么都没发生。’”她拿出纸条念叨着，“他总有不可抗因素，更别说给我解释那些狗屁画儿和后面的狗屁字儿，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出租车从朝阳门到光华路，从国贸大厦到分钟寺桥，繁华都市，一路荒凉，缺少生机，难免使我与从东京到青森的一路相比较。也许没有可比性，但我就是硬要比较，把最微小的细节挖出来，然后告诉人们——瞧，我们还有希望。
“有件事，外婆过完年以后把老宅子卖掉了，元宵节时她打电话告诉我的。”她没预兆地提起了她外婆，也许也被不可抗因素引导着，“不过是外公答应的据说，她也就没再说什么。然后问我你的情况，我告诉她你出国了，她诧异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让我学学你，弄得我很没面子。对了，这车消毒了吗？”
“消毒了，不消毒不让上路。”出租司机在前面回答。
“让上路您也是赔着本拉活儿吧？”我问。
“可不是。现在连街上都找不到什么人，更别说打车的了。我现在每天就出来跑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回去，能有四五趟活儿就算不错了。”
“那么，他就这样消失了？”
“谁？付宇？……噢，可不是。自昨天起，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老死不相往来了吧。至于围绕这个人的一些困惑，无非也就这么多，‘不可抗因素’翻来覆去被利用，成了万能的解释。战争、自然灾害、国家分裂、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么多事情一件也没发生，真不知道‘不可抗因素’是驱使他来到我面前还是在我身边将他赶走。抑或将我当作中转站的其中之一？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
我想说，既然这样，那么你的道理在哪里？你的中转站又是什么？当你编造过劣质谎言之后，何以又重新摆弄起执著与正义感来？我没有问出口，因为转念想来，这些问题似乎又如同在拷问我自己，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让自己难堪不已。
但目前看来，“不可抗因素”的确成为公认事实。
你好，我是杨昕，好久没有珊珊的消息了，电话打到她家，说是已经被隔离有三个礼拜，没有消息，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她现在的状况，谢谢。
短信时间显示pm。10：22。它提醒我这个城市的“不可抗因素”并非有能力涉及到我生活的全部，需要我去改变现状的事情还有一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