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吴铮强2016-05-30 15:502,713

  在小说中,包公主要是作为一名清廉刚正的法官出现的,反映了民间对严格执法、主持公道、为民做主、雪冤洗枉的清官的向往。虽然“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清廉刚正的形象与历史事实还是相当符合的。史书记载包拯在知端州任上满三年,端州以出产砚台闻名,包拯卸任时却“不持一砚归”,这种清风亮节在当时官场上实属罕见,从此获得了“包青天”的美名。

  历史上的包拯除了清正廉洁和刚毅直谏之外,在政治上倒是乏善可陈。包拯在朝廷为官,唯一值得史册记载的,便是他不断弹劾大臣,那还真有些铁面无私的味道。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贵,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包拯第一次集中弹劾朝臣是在知谏院时期(1050—1051)。谏院与御史台合称台谏,是朝廷的言事官,其职责是专门监察朝臣、劝谏皇帝。

  首先是弹劾王逵。王逵先后任过湖南、江西、湖北、河北、淮南诸路转运使。转运使主管一路的财税事务,王逵拼命为朝廷搜刮,朝廷对他相当满意。从庆历六年(1046)开始,包拯就上疏劾王逵是“苛政暴敛”的酷吏,王逵因此降职处分。后来朝廷举行明堂大礼,恩赐百官,王逵再任转运使。任命下达当天,包拯等谏官连续七次上疏,控诉王逵“惨虐不法”。然而朝廷有赖王逵这样的酷吏敛财,因此并没有理睬包拯等一群谏官。

  王逵之后,包拯又弹劾皇亲郭承祐。郭承祐娶太宗第七子舒王元偁的女儿,仁宗为太子时郭承祐任过东宫官,因此在仁宗即位后不断升迁,在任上胡作非为,遭到包拯的连续弹劾。在郭承祐判应天府(南京)时,包拯弹劾成功,郭承祐被降职为许州兵马总管。不过由于建武军节度使的头衔并没拿掉,包拯很不满意,认为郭承祐“虽罢知州之权,然依前为节度使,在承祐所损无几”,前后又四次要求罢除郭承祐节度使的职务,朝廷却再也没理他。

  接着包拯又弹劾国戚张尧佐。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由小县官骤迁至权知开封府,不久又升任三司使,成为国家管理财政的最高长官。包拯于是弹劾张尧佐,称其“凡庸之人,徙缘宠私,骤阶显列”,这是“上违天意,下咈人情”。仁宗被迫免除其三司使的职务。不过一年多后,张尧佐又以宣徽南院使的身份出判河阳,包拯等谏官再次上疏弹劾,指控其“怙恩宠之厚,幸求凯望,不知纪极”。但仁宗认为张尧佐已离开了朝廷到地方去做官了,不许谏官再上疏弹劾。

  之后包拯又弹劾了宰相宋庠。宋庠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就接替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后来迁枢密使,拜平章事。宋庠其实并没犯什么错误,但当时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很尖锐,改革之声从未间断,宋庠一心想保住官位,在宰相的位子上毫无建树,包拯因此大为不满。包拯认为“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而不像一些小官员“必有犯状挂于刑书,乃为过也”,于是上疏指责宋庠行政不作为,“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仁宗皇帝因此罢了宋庠的平章事,让他到地方上做官去了。

  到嘉祐三年(1058),包拯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再次当上台谏官,包拯又要弹劾大臣了。

  这一次弹劾的是两位三司使,国家的最高财政长官。一位是被人称为“天下奇才”的张方平,因以权谋私栽在了包拯手上。原来当时京师有个酒坊老板叫刘保衡,积欠官府大批财物,折合现款达一百多万贯。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三司派人威逼追讨,刘保衡一时偿还不起,只好廉价变卖家产抵债,张方平趁机购买了他的房产。岂知刘保衡有个姑姑节外生枝,对财产变卖起了疑心,向御史台告了一状,说刘保衡非刘氏亲生,有意败坏刘氏家业,是忤逆子。案子交到包拯手中,张方平买房一事暴露,包拯立即弹劾张方平“身举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朝廷在财政上依赖着张方平这样的理财奇才,因此包拯的上疏让仁宗皇帝十分为难,但终究拗不过包拯,张方平被贬陈州当知州去了。

  接着仁宗打算任命知成都府宋祁为三司使,此人是包拯之前弹劾过的宋庠的弟弟,“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首词就是此人所填。包拯得知后又立即弹劾宋祁,理由是两条,一是宋祁在成都大吃大喝,二是他的哥哥正担任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弟弟再来当最高财政长官,很是不妥,应当回避。这样一来,宋祁也被改知郑州去了,没当成三司使。

  开国皇帝宋太祖有句名言,叫做:“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是一种标准的“腐败有益论”。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宋朝皇帝其实对文官的贪污腐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搬到台面上来,基本上持默许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宋真宗,不但劝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还厚着脸皮亲自向宰相王旦行贿。因此在当时的官场上,“贪浊”是一种风气,偏偏包拯不认这个账,倒成了“怪胎”。

  一下子被端掉了两个三司使,弄得仁宗皇帝都没了主意,于是对包拯说:“你看别人都不行,那就你来干吧。”这个诏命一下,朝廷里就议论开了。北宋名臣欧阳修就认为,包拯刚刚弹劾了两个三司使,自己就取而代之,这岂不是说他是为了自己往上爬才整人家的,于是上疏弹劾包拯,要求包拯这回无论如何也要避嫌,拒绝上任。

  包拯一看欧阳修弹劾他,赶忙避在家里待罪避命,坚持辞职,但仁宗皇帝不同意。包拯又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其实正是三司使的合适人选,于是上任去了。可惜到第二年包拯便去世了,没有在政治上施展更大的作为。

  包拯既然是官场上的“怪胎”,也就怪不得民间将他说得神神怪怪的。当时民间就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俗语,将包拯比喻成阎罗王。阎王原来是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的天王,在《梨俱吠陀》中即已出现,佛教沿用这一说法,称阎王为管理地狱的魔王。据《问地狱经》载,阎王从前是毗沙国的国王,在与维陀始生王的战争中因兵力不敌,于是立誓愿为地狱之主。他手下的十八大臣率领所属百万之众共同立誓,共治地狱罪人。十八大臣就是后来的十八地狱之小王,百万之众即后来地狱的众多狱卒。

  中国古代原本没有关于阎王的观念,佛教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后,阎王作为地狱主神的信仰才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中文“阎王”是从梵语中音译过来的词汇,本意是“捆绑”,是指捆绑有罪的人。包拯在朝中不断弹劾大臣,留下了“威严刚毅”的名声,因此宋朝百姓渐渐将包拯视为活阎王,专治朝中有罪之人。

  在仁宗认母的故事中,就出现了包公扮演阎罗王审判郭槐的情节,渐渐地民间又出现了包公“日判阳间夜判阴间”的说法,说他是阎罗王转世。后来包公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管阴间的东岳泰山府君联系起来。最后,包公被塑造成民间信仰中“十殿阎罗”的第五殿“阎罗天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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