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夏闻之惊破胆
吴铮强2016-05-30 15:501,649

  韩琦与范仲淹来到前线,在对夏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韩琦认为,宋军拥有二十万重兵,兵力优势十分明显,不可能采取守势,何况物资消耗十分严重,战争一旦拖延必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必须速战速决。

  对于韩琦的战略,范仲淹十分忧心,立即上书朝廷,提出了与韩琦针锋相对的战略。范仲淹认为:

  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宋军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将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因此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

  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西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可使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如果穷兵黩武而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

  范仲淹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战略。同时,在部将种世衡的建议下,范仲淹下令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故址上筑了一座青涧城。然后推广青涧城经验,在延州附近广泛修筑城寨,招还延州一带的流亡边民,修边寨,兴营田,募商贾,通贸易,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发展生产,重整家园。

  这些寨堡互为声援,使延州固若泰山。元昊几度觊觎,不敢下手,暗叹:“今小范老子(老子指知州,小范指范仲淹)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庆历元年(1041),面对韩琦与范仲淹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仁宗皇帝还没有最后的抉择,元昊已发动第二次进攻,举十万大军进军渭州。韩琦命任福、桑怿率部迎击,元昊诈败以诱敌深入,宋军追至好水川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过激战,宋军大败,任福、桑怿力战而死。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就在这时,范仲淹的老友滕子京也被调到了前线,出知泾州。

  好水川之败使范仲淹防守与议和的策略逐渐清晰,但朝中反对议和之声仍很激烈。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知渭州王沿派葛怀敏迎敌,再中元昊诱敌深入之计,在定川砦为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宋军只得冒险突围,被元昊伏兵围歼,全军覆没。元昊乘胜回逼渭州城,王沿无兵可守,只得布疑兵阵、使空城计。幸好空城计得逞,元昊放弃攻打渭州,纵军大肆抢掠七百里而归。

  西夏军在攻打渭州时,同时进攻距渭州仅一百二十里的泾州城。知州滕子京与老友范仲淹再次通力合作,滕子京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泾州后,滕子京又极力为军队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这时韩琦已经信服范仲淹,于是朝廷仍派两人负责西北防务。范仲淹便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冲要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流传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与宋朝议和。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夏国保持政治上的实质性独立;宋朝每年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每年还要给夏国节日与生日礼物银2万两,银器2000两,绢、帛、衣2.3万匹,茶1万斤;两国恢复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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