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辛亥前夜:刺客列传
郭德宏、刘诗平等2016-05-30 15:002,766

  有人统计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其实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朝廷仓皇西奔,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王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的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刺客们觉得,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更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吗?对刺客的所作所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自司马迁为刺客立传以来,没人能否定刺客们表现出的人性中勇敢、无私、果断、隐忍的一面。

  “暗杀时代”大幕开启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以炸弹在火车站谋刺五大臣时炸烂了自己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26岁的吴樾。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那时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

  吴樾

  放了汪精卫的善耆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预备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五大臣中有满人,也有汉人,大多口碑不差,向来被视作朝中的改革派。他们此次考察,意在表明紫禁城内的改革决心。而吴樾反对任何可能延长清朝统治的措施——不管是新政还是立宪。同志们并不都同意吴樾激进的立场。很多人对立宪抱有期待。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不少同志不以为然,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

  20世纪头十年的暗杀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有人参加暗杀团,并不代表他真的会参加暗杀。暗杀团里的人际关系松散,没人会命令别人去当刺客,即使有这样的命令,别人也未必会服从——相反,决定刺客人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明确地拒绝参加。拒绝执行任务的原因可能是观念分歧,但也可能是出于害怕。一些拒绝出任务的暗杀团员如鲁迅,则解释说,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因此不能从事这种自杀性的工作。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也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暗杀的价值

  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呼应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动。和暗杀一样,历史学家从来不会高估暴动的军事价值,但暗杀和暴动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经久不息的对抗现行秩序的暴力行动彼此呼应,制造了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每当起义前景大好,暗杀就不是最优的选择,每当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暴动被压制,就会有人选择有轰动效应的暗杀活动。暗杀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他们消除内部分裂、团结同志的常用方式。

  汪精卫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大多数人把孙中山视作革命理论家——再刻薄一点的,就难免要在理论家前加上“空头”二字了。

  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刺。他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孙中山更加着急,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但他还是于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结果事败被擒。

  暗杀有一种道德上的价值。在政治动荡不安时期,人性的堕落往往是一种触目的社会景象。每当政权更替的关头,道德的约束似乎总是会先行一步宣告解体,卑怯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日益普遍。从荆轲的时代到汪精卫的时代,暗杀者的初衷除了要逆转政治的进程,还普遍包含有拯救道德和秩序的理想——尽管普通人未必欣赏刺客的作为。

  尾声

  常常有人假设,如果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判死刑,历史对这个人的评价会不会简单得多。汪精卫坐了一年多牢,武昌起义之后光荣出狱,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就这样变成了政客。

  汪精卫出狱后,“暗杀时代”的余音仍未消散,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暗杀事件,一是彭家珍刺死清大臣良弼,一是北方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未遂,对时局都有不小的影响。此后数十年间,暗杀仍不绝于书,但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1912年陶成章遇刺,1913年宋教仁遇刺,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摘自《新民周刊》2011年第19期,文:汪伟)

继续阅读:第02章 1911年,彭家珍刺杀满清大臣良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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