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的很平静，尽管中间醒了两次，但梦见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花花绿绿。直到最后，我才咯噔一下，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危机。对了，老陈昨晚是什么意思？
窗外是明亮的一片，仿佛昨晚的一切都是一个不踏实的梦。有呼噜声从下铺传来，我慢慢看了看房间，每一张床上都是一个人。
整个房间都在呼呼大睡。我闻了闻，自己的衣服上满是烟味和酒味，胳膊酸痛的难以抬起来。
“阿迪——”当我轻手轻脚的爬下上铺以后，老聂从被窝里探出头来，轻声和我打了个招呼。
“昨晚怎么回事？你们都哪儿去了？”我小声问道。
“我们把夫子送医院急救了，五点才回来。”
“夫子怎么了？”我大为错愕。
“胃痉挛，喝酒喝得，痛的不行了，我们叫了救护车。”
我错愕的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不要紧吧。”我憋了一会儿才问。
“芭比在看着他。你们俩哪儿去了？”
“老陈喝多了，拉着我吃烧烤。”我简短的说。
“他喝酒就这样，二次革命！”老聂撇撇嘴，“怪不得睡的和死猪一样。”
我都不知道该和老聂说什么，迟疑了一下说：“我去医院看看夫子吧。”
“行！你吃完早饭去吧，把那两个人替回来。”老聂点点头。
“嗨，嗨，你要去吃饭的话，给大家捎几个馒头。”张宏把脑袋探出蚊帐，小声吩咐。
“馒头？再给你们捎点咸菜？”
“不用，馒头就行。”
“光要馒头？”我纳闷的问，“再给你们捎点咸菜吧？”
“你有病啊，馒头就行了，买咸菜干什么啊？”张宏不耐烦的说。
我不明白芭比的意思，不过此时一肚子心思，头也痛得厉害，没有心情多说。于是就照办了。其实去看夫子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关键可以避免和老陈见面。此时我真不知道该和老陈说什么。
在拥挤不堪的急诊室走廊里，夫子大概是病情最轻的一个，按照芭比的描述，他昨天晚上大概也是急诊室里叫唤的最厉害的一个。两个吊瓶打完以后，夫子现在是羞惭交加，开始考虑退学了：“我其实没事，估计是喝的酒太凉了，”他努力为自己辩护，“芭比在胡说，我就开始的时候叫了两声……”
“小伙子好了，”一个老头走过来，亲切的用上海普通话打招呼，“昨天晚上你叫得老厉害了，把我老伴儿吓坏了，我说没事没事，大学生喝点酒很正常。”老头手里拎着稀饭，估计是来送午饭的。
我们赔笑点头。对面一张床上靠着一个老头在打点滴，也高兴的搭腔：“大四吧，要毕业，是应该喝一点酒。”
“昨天晚上和女同学们喝的，”芭比很认真的回答。
“哎呦，为女孩子喝多了！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回！”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不风流枉少年！”这上海普通话朗诵的还挺有味道。夫子咧着嘴，肤色已经是黑里透红了。
“不对不对，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一个中年人端着尿盆纠正了一句，欣然离开。
“年轻就是好啊。”远处一个中年妇女笑着说。
欢声笑语彻底盖住了心电监测仪的滴答声。不清楚夫子的心情如何，我和芭比完全沉浸在了这温暖友好的气氛中，甚至即兴编造了夫子的罗曼史。最后，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来探望夫子的话，我们显然对不起这些患有脑血栓、心脏病的病友们。他们已经纷纷表示，要促成这桩美好的因缘。
“让我死了吧！”夫子用被子蒙着自己的脸呻吟道。
我多少有些担心，夫子毕竟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家伙，之所以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估计和我一样，荷尔蒙分泌加速了，也就是他们说的“发骚”了。至于“发骚”的目标是谁，夫子是不承认的，要问在场的当事人。从哪里找个美丽的女同学来满足病友们的欲望，挺棘手。不过芭比认为问题不大，“到东区去找个人帮忙呗。”他兴致勃勃的说，“夫子，你看好谁了？”
“让我死了吧。”夫子继续在被子里呻吟。
我呆到下午，期待着好戏上场。第一个到来的是璐璐，他看见我就大发脾气：“你也好意思，就给我们买了几个馍馍？”
“老聂叫我买的啊，怎么了？”我莫名其妙。
“连个咸菜也没有，这馍馍怎么吃？你真好意思。”
我格外委屈：“老聂叫我买馒头的，我还问他要不要咸菜，他说不用。”
“他叫你买馒头、馒头，你买馍馍干什么？”
“我买的就是馒头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叫你买馒头，你买馍馍干什么？”
“我明白了，”芭比插了一句，“馒头你们北方叫包子是吧。”
丰子恺先生在散文中说，小时候上学管午饭，每月十五提供两个特别好吃的肉馒头。我高中时读了以后直吧唧嘴，同时也很疑惑，肉如何和面粉均匀混合在一起蒸成肉馒头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起来十二点多了，老聂说不急，阿迪买了馒头。大家又躺到一点多。起来一看，一堆馍馍，连个热水也没有。我们就干啃馍馍，一人两个。”璐璐很委屈的说，“你等着吧，若干人要唾你一脸”。
看来只能在图书馆呆到熄灯了，我心虚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