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男风，古来有之，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的男风，有“龙阳君”、“断袖”、“分桃”。
明代的男风很盛，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但对射箭、骑狩与曲乐十分喜欢，也懂梵文。他还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一百多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下的时候，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入宫，于是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
满清时期文人毛奇龄的《明武宗外记》有这么一段描述：宫中六局者，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蹋■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
明武宗和后妃同寝，一个月不过四五天，其他时间都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由此可知其性取向
“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百官老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
明武宗因沉溺酒色在31岁时就死了，继位的是万历帝朱翊钧，他也好男风。《枣林杂俎》说：神宗幸爱小珰、孙海、客用等，夜游别宫。在万历十年以后，就耽觞酌十昼十夜，宠“十勘”，即十个俊美的小太监。
《万历野获篇》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其时又有一缇帅，为穆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丰姿，扈上驾幸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惭恧避去。
明熹宗朱由校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寮）与男院（娈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
明熹宗就把这些美妓、娈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俎》就提到严嵩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
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凤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惟妙惟肖。
明朝后期，男风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
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
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
美妓娈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同时，当时中国人的宗室家庭观念极重，因此对男女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这“三纲”中任何一“纲”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
可是，同性恋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加以放宽了。
这就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和法律没有抵触，而且嫖妓要花费许多钱，有些人也负担不起。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明朝的学者张岱（贤哉的偶像！）曾为自己写过碑文，历数自己的种种荒唐之事，其中有一项就是玩娈童的经历，明朝士大夫对男风的宽容，已经将此由暗癖变为明好，也是一种“进步”。“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封建士大夫是时代潮流和风气的倡导者，宫廷男色从发展到社会上的蔓延，士大夫的广泛参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趣味和倾向往往很具引导时尚。成为风气的东西一定有它的温床，整个社会性观念的改变和性取向的宽容，使得明朝玩童（男色）和狎妓（女色）一样成为士大夫和平民消遣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