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省日报》在一篇题为《平合农场重视提高管教干部素质》的通讯中，最后的部份是这样报道：“第9大队地处边远山区，历来是个后进单位……年仅27岁左右的常健到该大队担任教导员后，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带领管教干部抓教育、抓管理，使全大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举脱掉后进的帽子。”
常健从来没有见过写上述通讯的记者潘某某，看到报纸之后，他认为除了“年仅27岁左右的常健”概念不准确以外，没有什么不妥当。
吕梅在农垦职工大学过得很愉快！校园生活简直是某年龄阶段妇女的“第二春”了，她不仅在学习方面投入，还与同学们玩得有声有色，并曾经带女儿去住过一阵子，甚至达到“乐不思蜀”状态，因此不太在乎常健。
骆强有特殊原因调出场外了！据说柯良也开始搞调动，有一次他和汪校长到九大队对常健的工作表示关心，没有否认以上传说。覃明则因“办特殊学校”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曾经专程去队里给常健拍过“工作照”、作为“办学成果”并用于展览；照片上常健又黑又瘦、戴着一顶草帽忙碌着去犯人劳动的工地，俩人也算是相彰得益。所有这些情况，对常健多少有点影响。
常健在九大队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是：与大队长发生了原则性冲突。郭希的老婆承包队里小商店，为了谋取暴利，不顾上级三令五申，经常偷着卖酒等违禁品给犯人；这事荣海已经说过，他俩也曾为此闹矛盾。常健与郭希沟通时，他竟然说出“犯人劳动辛苦，应该给点酒喝，不然生产不好搞”这样的理由。几次协商解决不了问题，小打小闹也出了些事，管教方面很有意见。
如果一个单位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好啦！应该有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做基础，当然也是主管生产和后勤工作人员的功劳；如果说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做好了，却没有生产业绩和经济效益，这就有问题；如果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又好，却把政治工作和改造工作说得很糟糕，这肯定没有道理。
常健到九大队工作的第二年，计划不仅要发扬成绩，还要在经济效益、集体荣誉、干部职工福利方面搞出点名堂；郭希则越来越消极。
由于已经有几个农业大队买车了，根据干部职工们的要求，九大队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自筹资金买回一辆客货两用的柴油汽车作交通工具。因为这事，常健几次被陆场长点名批评。起初常健很不理解：分管行政、财务的郭希没有挨批评，其他大队的教导员也没有挨点名；后来他想通了：自己是一把手，又最年轻，还是陆场长表扬过的人，不批评他、还去批评谁？
年初，九大队共有318个犯人，其中：一中队98人，二中队95人，分别设有五个大田组、一个装车兼植保组、一个犁牛组、一个杂工组；三中队75人，分菜地组、基建组、捞沙组、饲料组、饲养组；大队直属50人，分机务组、杂工组、内勤组、卫生组、伙房组。
以上人员中，有50人在监舍外住宿，主要是做杂工、机务、伙房以及看守农作物和鸡、鸭、鹅、猪、牛、羊栏、鱼塘、沙场的犯人。
当时上级要求对犯人“三个象”、“四知道”和感化教育，即象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父母对待犯错误的孩子一样，改造和挽救所谓的失足者；在生活方面，还特别强调要保证他们吃饱、吃熟、吃得卫生等等。
常健已经感觉这个新年有不吉利的症兆，可此时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面对现实；他于“初一”上午向姚副政委电话汇报情况，征得批准后、派人把方青押送场部禁闭室拘禁。接着，常健组织在队干部在武警排的配合下，再搞一次监内安全大检查（节前已经搞过一次），共搜查出“小角楼”、“川酒”等瓶装高度烈酒二十九斤，以及六十二个空酒瓶等一大批违禁品。
据查：犯人方青原系部队的军官，这个倭敦敦的军中败类因犯流氓罪被判刑十年，比常健早一年到九大队，服刑后做过文化教员、大队考核员、宣传员以及积委会副主任，没有搞过什么生产劳动，由于长期圈在围墙内、监区里，显然有点寂寞和休能过剩；闹事前、他就产生要做外宿零杂工或另调其他大队的念头，还曾经扬言：“我不烂则已，一烂起来、我要比任何流氓烂仔都烂！”有人反映：郭大队长说这是个人才，打算过完春节给他出去搞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