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贵看完常健帮他整理的材料便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律师毕竟是专业人员，吃这碗饭不容易，我们想到过、就是弄不出来。”
“……还有我们继续准备的时间，我们争取把庭开好。”
离开B市前，常健与晋法官联系，得知开庭时间定在一周之后。
正式开庭前两天，龙清安排龙贵的老婆汤玲和龙君跟常健一起去B市，据说汤玲和于如的侄女小于有联系，龙君与于如的辩护人叶律师有联系。
到B市后，有龙贵的朋友（从看守所释放出来的“难友”）接站，大家一起去见于如的大哥于金，说是于如的辩护人叶律师在那儿。
于金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走路一跛一跛的，还说是个大老板。常健与于老板握过手后，看着他身边的两个人问道：“请问哪位是叶律师？”
于金明显不高兴了：“我不可能让我的律师提前在这里等候你们。”
常健莫名其妙：“不是说大家要商量一下吗？”
“谁知你们什么时候才到。”
“现在联系他、怎么样？”
“今天是星期天，人家手机关了。”
常健不知怎么回事，一问、懂得跟于老板在一起的人，一个是于如的儿子，一个是“法律工作者兼人民陪审员”、也姓于，同他们有沾亲带故的关系。
大家闲聊的过程中，突然于金说：“叶律师来电了。”
众人屏住声息、让于老板与叶律师通了分把钟电话。
于金宣告：“叶律师说同案被告人的律师不能会面。”
常健当场说：“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反正他不来了，我们吃饭去吧！”于金如是说。
“不勉强他。”常健只能看汤玲和龙君怎么安排。
汤玲和龙君分头办住宿、把龙贵的朋友送走，就让常健一起随于老板他们去吃饭，看他们还有什么高招，说是客随主便吧！
吃饭不在所住宾馆安排，冒着细雨走了半条街，进了一个小店，六个人、六个小菜，真难为于金那双腿，也有失他的“大老板”身份。
席间，常健打趣说：“晚餐少吃一点，对身体有好处。”
肥头大耳并挺大肚子的“法律工作者兼人民陪审员”、不顾东道主的颜面，突然发飚说：“你那么瘦、根本就不象个律师，也不象个有身份的男人，还要少吃啥呀！我可什么都吃！”不知他是否指桑骂槐，也许他吃不饱。
常健当即反驳：“我算瘦了？按你所说于老板也不是男人啦！”
谁都不吭声了。其实，前前后后大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
第二天上午，常健去看守所会见过龙贵，又和汤玲、龙君去法院办证人出庭手续；晋法官纠问一通后、“裁决”似地说：“不需要证人出庭了。”
常健不想与主审法官闹翻，同时也觉得可有可无，便服从他。
常健想了想，又和汤玲、龙君去海关要回龙贵的病历资料，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接着大家按约去见龙贵的朋友。下午和晚上，常健专心研究案件。
开庭的当天，“第一中法庭”座无虚席，在辩护席上，常健终于见到于如的辩护人叶律师，是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清瘦小伙子，他几乎不敢与常健对视。因此，常健更是认为“法律工作者兼人民陪审员”昨晚纯粹扯蛋！
正式“开幕”之前，书记员招呼全体辩护人说：“按正规程序，大家要走个过场。”常健似懂非懂，随其他律师一起走进法庭侧面房间。
只见法官、检察官法袍或制服加身、正整装待发，律师们也大概列个队。
当听见播音器传来书记员“请公诉人、辩护人出庭”的声音后，律师们尾随一男一女两个检察官出去、各自站立在各自的席位上。
“全体起立！”书记员继续发话：“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座。”
待两男一女三个法官坐定，书记员又说：“请坐下。”
在审判长主导下，庭审活动有序展开……
后来常健注意到：女检察官除了朗读《起诉书》外、一言不发，主诉人是他打过交道覃检察官；晋法官也不象一般的主办人，他和女法官纯粹就是陪审员、庭审从始至终都没有吭过声；第一被告的辩护人是本地人、却挂靠G省的律师事务所；第二和第三被告各请了两个律师，其中于如的辩护人叶律师好象是带徒弟出庭一样，因为“二辩”是个更年轻的助手角色，他们随身携带着整套复印的案卷材料也是8册，不知“花费”多少、才搞成这个架势。
第一被告是个年轻的“老江湖”人物，不顾审判长“尽量讲国语”的要求、基本上是一口的本地话，只有情不自禁时才*出其“普通话”、而且还算是比较标准的口音；他不仅仅是翻供，还口口声声说是受侦查人员诱骗；公诉人忍不住问他“我诱骗你了没有？”他竟然傻瓜般地回答：“我不知道！”引起哄笑。
审判长越过第二被告、提讯于如，于如起初也是部分翻供……最后还算是认罪了，但他明确了“龙贵不是明知所运货物为象牙、犀牛角”这一观点。
审判长第三个提讯的人是第四被告龙贵，至此常健才明白他的意图是：先搞清楚第一次作案的情况，因为涉及以上三个被告，这样安排比较科学；而第二次作案只涉及第二被告及于如两个人，基本上与第一被告和龙贵无关。
龙贵与常健配合还算默契，他按原定思路应答，没有什么漏洞。常健临场又提出了一些敏感问题，为往下的辩论打好基础。
审判长提讯到第二被告时，常健已经断定上午搞不完庭审……近12点钟，审判长宣布下午13：30继续开庭。
常健走出法庭后、上了一趟卫生间，没得找到汤玲和龙君，就有一个陌生女子来招呼他一起去吃午饭；他正在犹豫、汤玲过来介绍说：“这是于老板的侄女小于，约大家共同吃个便饭。”后来去到餐馆，总共坐了两桌，主要是于家人和一些亲戚朋友，包括于金和于如的儿子，不见“法律工作者兼人民陪审员”了，小于上下左右四面招呼象个女主持……
下午开庭公诉人举证完之后，审判长客套地问各位被告和辩护人有无证据向法庭提交？他们逐个摇头或说没有，常健回答“有”时、引起众人刮目相看。
审判长问：“你有什么证据呢？”
常健答：“主要是复印自案卷的材料，分为五个部分，我简要说一下吧！”
审判长扭头看了一下晋法官，说：“行。”
为了不至于太突出自己，也不想占用法庭太多的时间，常健快速地把证据“目录”念过一遍，最后以“完毕”两字结束。
审判长征求公诉人意见，公诉人应付道：“我也简单点，我认为抓获的时间以法律文书为准，其他问题、辩论再说。”
审判长宣告：“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常健第一轮辩论主要讲了三点意见：
一、侦查机关对于被告人龙贵的办案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例如：正式拘留被告人之前，拘押、搜查、扣押的手续不完善；在被告人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连续两天两夜审讯，等于是变相的（体罚）刑讯*供；有不依法“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等行为。
二、由于侦查机关不是现场抓获被告人龙贵等原因，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明知象牙、犀牛角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而非法予以运输”证据不足。比如：从12月2日晚接货至12月4日凌晨货物被查扣，被告人脱离控制货物的时间超过24小时以上，期间有许多“调包”的机会（可能性）；案发一周后、侦查机关才抓捕被告人，而被告人一直不承认在案发前明知所运货物为象牙、犀牛角；同案人于如的供述是：没有告知过龙贵所运货物为象牙、犀牛角；证人邹振、洪国和王码都称事先他们（包括龙贵）不知道是运什么货，证人田芳则证明案发后，被告人龙贵说所运贵重木材被抢劫了，因此要她报警（报案）。
三、建议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被告人龙贵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二轮辩论的时候，公诉人竟然说龙贵有前科、被单位行政处分过，在被讯问时、说过“我想（所运货物）可能是、可能也不是（象牙）”这样的话，属于明知故犯，应该从重处罚……
常健反驳说：公诉人说得不对，搞法律的人都懂：受过刑事处罚才算是前科，有过冤假错案经历不能算前科；有前科的人，是不能继续当人民警察的。案发之后，在非正常情况下讯问，有次把“我想可能是、可能也不是”这样的笔录不足为奇，如果凭此定罪量刑才是笑话！
常健的话音一落，审判长便宣布辩论结束，由各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休庭后，常健与审判长简单交换意见，书记员则约常健看笔录（并签字）的时间。未料龙君竟然去找公诉人（覃检察官）论理……后来公诉人给个空头人情，说龙贵有病可以办取保手续，常健出门他们才分手……恰巧晋法官扛案卷材料从法庭出来，常健便催问是否可以给龙贵取保手续？晋法官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其边走边说：“看守所都不怕他病情有危险，我们担心什么？”
据说汤玲在庭审过程中经常伤心落泪，好在法官没同意她出庭作证（常健原想让其证实龙贵被抓和搜查的情况、以及病情等），不然不知如何结局。龙贵事后曾兴奋地告诉常健：法警押送四个被告人回看守所时，破例未给他戴手铐，还有人轻拍他肩膀说：“老同志，你应该很快得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