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的案件据说又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在高级法院找到新的关系，A市中级法院的办案人员尝试与他搞执行和解。
就在这个当口，A市突然冒出七、八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有几拨朋友鼓动常健也搞起来，有个第六监狱的老同事从外省“引进”一个大老板，说是投资十万元，由他们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吕梅的表哥钟良想参股进来却没办法。常健很愿意尝试一下，他最终选择与政法学院的老同学合作。
常健的同学名叫魏阳，他去成人高校读书前是一个老少边山穷县份法院的书记员，毕业不久就考取律师资格，后来他官运亨通、当过本地区几个县法院的院长；目前魏阳在K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当个专职委员，眼看自己已经无法再升官了，他才有搞个律师事务所作为“后路”的打算。
按魏阳的说法，是一位房地产老板怂恿他牵头搞的，那人愿意出办公场地以及资金，他负责找案源，由常健出面办个律师事务所，算是大家合伙、每人各占一股。常健的头脑还算冷静，他坚持认为律师行业最重要的是案源，有一定的业务量作保障，律师所才能办下去，人太少恐怕不行！
魏阳便说：“我再找几个准备退休的同学、同事，把各方面的关系充分利用起来，估计一年内、每人搞一辆高档车坐不成问题。”
常健做律师十多年了，当律师所合伙人也有七、八年的时间，知道除“案源”外，房租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有老板免费出办公场地，办个律师所并不难。因此，他心动地说：“好呀！人多力量大！就看你的魄力了！”
魏阳找了同学章光、同事宾东，加上出办公场地和资金的吉老板，拼凑成一个“合伙”团队，要常健尽快把律师所办起来。魏阳原拟定的名单中还有他们退休的老院长，不知何故老院长没有参加，最终只有五个人。
签订《合伙协议书》时，甲方是吉老板，挂名为律师所的经济顾问，负责出办公场所和“开办”费用；乙方是常健，挂名为律师所的主任，负责出面申办律师并承办业务；丙方是魏阳、章光、宾东，他们挂名为律师所的法律顾问，主要负责拉关系、找案源。鉴于魏阳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在第一次“合伙”会议上，大家一致推定他为召集人，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关于利益分配问题，常健对魏阳、章光、宾东他们的“能量”估计不当，以为会有高额的进帐，愿意简单地将每笔业务收入划分为：收案环节和办案环节各占百分之二十，每个股东各占百分之十，各人提款时尽可能以票据冲帐，如果发生个人所得税也由各人自己承担；剩余的百分之十，作为律师所各项费用开支。但是，特别注明以上分配比例必要时可以适当地调整。
办律师所不能只有老板、没有工仔，关于具体工作人员问题，大家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魏阳和宾东说要高薪聘用一个漂亮能干的女孩子，吉老板说找来的人要可靠、工资不一定很高；常健问他们有无合适的人选，说要趁早定下来，他们却含糊其辞；章光原本不大言语，忍不住就说找个人容易得很，不行就让他女儿来做。常健干脆说这事就由甲方、丙方负责了。
从理论上说，办个人律师所并不难，“硬件”是一个执业五年以上的律师，二个有会计证的财务人员，十万元资金及固定的办公场所。常健没想到定个所名就很麻烦，大家预选的五个名称，在司法厅、司法部的电脑网络中竟然都通不过，第二次申报的五个也不行，后来他自己又糊乱再报十个名称，才得了一个“世业律师事务所”的称号，只能由大家追认。
常健与原来挂靠的律师所脱离的手续办得比较顺利，也算是断了他的后路；但呈报新律师所的财务人员时，甲方、丙方迟迟找不到人，之前除吉老板的三子协助他开通电话、宽带外，其余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弄。因此，常健经与大家商量后，就用夫人吕梅和魏阳女儿魏婷两个人的会计证来申报，有关的手续也是他一个人去跑，直到拿到“世业律师事务所”的批文和证照。
接着，常健又“勇往直前”去刻制印章、办法人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办完这些甲方、丙方的工作人员人选还未落实，他就提议登报招聘两个人，认为不用高薪聘请特别的人才，拿这个钱聘用两个普通工作人员，一个做财务（会计）兼行政事务，一个做行政秘书兼出纳员。吉老板和魏阳、章光、宾东都没有反对的理由，这事就算是大家通过了。招聘广告一登报，几十个男女老少来应聘，魏阳和宾东乐意过问此事，常健就优先让他们选定一个会计，并主张今后由他们负责财务监督，自己考虑一个秘书人选负责管理办公室日常事务。
吉老板在龙腾大厦二十楼的房产，是以其三子名义购买的，面积约四十平方米，内有一个卫生间，由于吉老板把它作为其公司的办公地点之一，室内已经配置有四套简易的办公桌椅、两组铁皮文件柜、一套长短沙发和茶几、饮水机、茶具等等。魏阳和宾东曾经提议要购置高档的办公桌椅进行更换，并购买电脑及打字、复印、电传“一体机”每人一套，说这是开展业务必需的；常健认为创业初期应当节约开支，吉老板则不吭声，后来只买了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各一套、“一体机”三台，分别配置给办公室、常健和魏阳。对于聘用的人员，常健坚持按正规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大家都没有反对。
世业律师所招聘的工作人员小汪、小林上班后，常健按照有关规定，和她们一起制订了十几个规章制度，并对她们进行必要的培训。
由于魏阳很快就介绍业务到律师所，常健就让小林去税务局领取专用发票，没想到她发票未领回来，却招来一个税务专管员。那天，税务专管员来律师所办公室转了一圈，他用审察的眼光对着常健问：“是你设的律师所？”
“是的。”开始常健还不大反应得过来。
“你们有保险柜保管发票吗？”
“有的。”常健让小林打开铁皮文件柜里的小保险箱。
税务专管员不再吭声，常健叫小汪给客人倒茶，那人却阴阴阳阳的走了。
常健曾经听人说过与税务局打交道一定要打点税务专管员，他觉得律师所的规模太小，相当于一个个体户，且又不准备干什么非法的勾当，就一直未做那种事情。后来小林虽然领回发票，律师所也好象被人盯紧了。
律师所运作起来后，魏阳、章光、宾东分别介绍有案件给常健办，其中，魏阳的案件数量最多，平均每人月就有一件，但几乎都是刑事案或风险案，收到的费用较少，有的甚至只是差旅费；章光的案件质量好，收到的费用比较高；宾东只有一个外地的案件，连差旅费一起共收得六千元钱。原定每个月开一次“合伙”会议，结果三个月后魏阳才第二次把大家召集齐全。
会上，魏阳大讲律师所的成绩，包括他自己和常健的“功劳”以及吉老板已经做出的贡献；常健则大讲困难和问题，吉老板只关心经济效益。
章光说：“现在能够上手的案件太少，主要是抢手的人太多了。”
“是呀！我才有一个案件。”宾东赶紧附和着说。
“常主任是律师所的真正负责人，你直接告诉我们年底能有多少分红好不好？”吉老板自称是在商言商，如同做生意一样。
常健也是直截了当：“目前业务进帐是三万一千元，扣除返回给介绍人的百分之二十，还有二万四千八百元……”
魏阳急匆匆地插嘴说：“我拉来的那些案件，其实是中转别人的介绍，介绍费也给别人了，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这话好象是说“此地无言三百两”一样，不仅他很不自在，章光和宾东也有些不好意思。
常健接着说：“两个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保险金三千多元，我不拿工资、也应该提成百分之二十，还有税金、电话费、办公费等等，如果按现在的进帐水平，能维持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钱分红？”
宾东发问：“不是还有吉老板的投资款吗？”
常健进一步把话挑明：“大家答应给他借回四万元了，还有六万元的余额。今天是不是明确下来，这个投资款到底是出资还是垫资？如果一定要返回，干脆就趁早清帐，不然以后亏损了可不好办啦！”
谁都不敢接过常健的话题，只说有业务就好办、到年终再说……
会议结束的时侯，常健让各位“合伙人”在会议记录本上签名，这一次魏阳签了他儿子的名字，宾东签的不知别名还是艺名。完了大家按惯例聚餐，同时还叫上两个工作人员，又开支了一千多元。
第二次“合伙”会议不久，魏阳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常健，说是魏阳同意他借世业律师所的帐户转一笔款项，要常健给财务人员交待一下。当时，常健恰巧不在办公室，就客气地答复说最好由魏阳直接给财务人员打电话。
挂了电话，常健感觉似乎有些不妥，便亲自打电话交待小林、小汪：魏阳的朋友借律师所帐户转款之事，一是必须得魏阳发话；二是要考虑扣除必要的费用，因为可能涉及到纳税问题；三是坚决按财务制度办事，财务人员要负责任。
十分钟后，小汪回话：“常主任，魏顾问已经发话同意办转款之事，他还说过几天就转回给人家，建议不要扣费用了。”
常健边思考边问：“小汪，他们到底要转多少钱？”
“一百万元。常主任，这数目可不小。”
“你的意见呢？”常健怀疑这就是所谓的洗钱。
“我估计银行、税务会过问此事，不扣费用恐怕不行。”
“我担心还有其他问题，希望你们从财务人员角度把好关。”
“常主任，我知道怎么做了，你放心吧！”
五分钟后，魏阳的朋友又来电话了：“常主任，看在魏院长的面子上，给你们百分之一的手续费行吗？就帮我一次吧！”
常健硬着头皮答：“这事我不在行，得财务人员把关，你还是让老魏和她们说吧！我这里还忙着别的事。只要他们都认为可以办，我也没有意见。”
又过了五分钟，魏阳亲自来电话：“老常，忙什么呐？”
常健开玩笑说：“哪象你整天的日李万姬，我是瞎忙。”
魏阳听不出什么味道，他接着说：“帮一下我朋友的忙吧！”
“我没有意见，已经让小林她们按规定办呐。”
“她们说你让收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我没有给她们具体规定，只知道律师业务收费开发票要扣近百分之六的营业税及附加费，收入达到一定数额还要扣个人所得税……”
“可这不是律师所的业务收入呀！”魏阳沉不住气了。
常健也不再客气：“那算什么？不会是帮别人洗钱吧？老魏，如果是这种事情可干不得！银行和税务都在监督的。”
“怎么会是洗钱呢？你尽量帮忙吧！”
“具体运作还是财务人员，我看由她们按规定办好啦！”
“你看着办吧！”魏阳明显不高兴了。
常健应付着说：“好的。”他不再理这事，后来小林、小汪也没给办，表面上因为手续费的比例双方谈不拢，其实小林和小汪都怕承担责任，她们借手续费问题大做文章。魏阳的朋友只能气乎乎地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