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朱有见之前制定的章程，资政院每年两次会期，分春秋两次召开。当然，依大明封建王朝的惯例，都是避开了农忙时节。
秋季会期，从秋收结束之时起，最迟不过腊月结束，议员们回家过年。秋季会期主要议题是总结本年的各项工作。春季会期，从正月结束开会，至春耕前结束，主要是用来布置新的一年的各项工作。这么贴心的制度设计，自然不是朱有见想的了，而是内阁给拟的细则。
本次资政院会期，应当算是秋季会期了吧。不过讨论的议题却与总结工作无关，很多反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这不，关于财政的议案还在激烈争论之中，内阁与资政院口水仗也还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又有人抛出了新的议题：调整资政院议席。
按照资政院章程，每“府”级行政区各选一名议员，但各府的大小不同，所辖州县数量不同，人口多寡不同，税负也不相同，而且比较复杂的是，在大明各地，有些地方是“省、府、州、县”体制，有些地方是“省、府、县”体制，有些地方还是“省、州、县”体制，更有些地方，如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宣抚司”、“宣慰司”等土司制度、或者是世袭的都司、卫所制度，此外还有“九边”的军镇，实行的是以军管民的制度。州有府级州，称直辖州，也有县级州，称属州。县依编户数量，赋役情况，区分大县、中县与小县。总而言之，就是复杂。
朱有见是为了省事，才要每个府分配一席的。但是这样分配确实不公平。以京师顺天府而言，所辖大小州县十九个，并且由于是京师，人口也比其他地方的更加稠密。相比之下，天津仅有大小州县三四个，宣化府本身还因为九边军镇之一的宣府镇的设置，撤销了府县等行政机构。对此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书皇帝，说每府一员的议席分配方案实在难以称得上公平。
对了，刘宗周自上次上疏把朝廷从头到脚批了一顿，被朱有见借机发挥，引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接受了朝廷的起用，叙资历授顺天府尹之职。顺天府尹，虽然也是府级行政单位，但由于掌管的是京师，品级上却与明朝的“中央部委”六部差不多级别。所以号召力也是极强的。
顺天府尹这一发声，也立即引起了各地的响应。南直隶省与浙江省的各府更是不服：既然资政院是广纳民意的机构，这些江南地区对朝廷的贡献可比其他地方大多了，分配的议席还不如烟瘴之地的云南多，真是岂有此理！？对于此种言论，作为“既得利益”派的小府州们不高兴了，皇帝金口玉言，说什么就是什么，给你个议员资格是对你的恩赐，岂容你等讨价还价！？如此这般，争得不可开交。
朱有见听说了这种情况，在皇宫内召集内阁六部之官员与资政院全体议员举行宴会，从中进行调解，力求取得共识。最后达成了两个协议：
首先是关于县议会选举省议会及府议会选举资政院的议席分配方案，朱有见提出的意见是：
第一，各府议会选举资政院时，其议席的分配的原则是，每府及每直隶州，在资政院应至少有一个议席，在此之外，另有一些议席根据各府及各直隶州上交朝廷赋税钱粮的多少分配。具体分配方案，经内阁拟定，交资政院批准，于下届议会选举时开始实施。
第二，各县议会选举省议会时，其议席之分配依据小县一名议员，中县两名议员、大县三名议员之原则分配。大中小县依据其完成朝廷赋税钱粮多少区分。府下所设之属州，在其所在省之议席，亦以其完成朝廷钱粮赋税多少，比照大中小县之级别确定。
第三，不能依法完成朝廷赋税的府州，在拖欠朝廷赋税钱粮期间，代表其地方的议员，在资政院暂停表决权，至其依法完成赋税输送之后，或其上报理由被认为正当后方可恢复其表决权。
第四，内阁、六部或各省官府中掌管钱粮赋税之衙门，于每次议会改选前确定其议席分配时，就其下之各府州或州县赋税情况予以统计，据实上报资政院或省议会。
第五，对用于确定本级地方应分配议席之钱粮赋税数额有异议，由其地方议会诉于大理院或省裁判所行政税收庭。
第六，允许地方以杂税补正税之不足。同时依税法之一般原则，各级官府之杂税，应当经本级议会批准方可开征，应当开征杂税之事由消灭后，该杂税应当及时取消。
为什么要按税收分配议席呢？正如前面所言，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贡献与享受相一致，这样才公平。在这个大明朝廷危机存亡的关头，朱有见没有兴趣搞无原则的民主。人家英国议会的召开，就是为了给国王敛钱的。那种朱有见召开议会，也不能让其缺少了这个功能。
对此资政院的议员们其实并不高兴。不过朱有见又提出，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防止朝廷无原则地花钱，内阁与六部每年初在计划财政支出时，必须提出预算案，对财政的支出予以规划。并且在该年结束后，对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决算。
朱有见提出预算与决算的概念，对当时的明朝人而言，应当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内阁与六部，主要是户部，对此非常反对，认为这种办法不够灵活。资政院议员们对预算决算本来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不过看见内阁与六部强烈反对，他们转而坚决支持。
关于加税还是减税之争，朱有见提出：
第一，朝廷税法之原则在于，既满足朝廷用度，又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这是基本原则，也是朱有见在税收方面的总的宗旨。）
第二，朝廷正税，须经资政院通过立法予以确立，朝廷依法予以征收。
第三，地方各地官府在朝廷正税依法存留之外，另有用度，应当经本级议会批准，方可开征杂税。除此之外，不得任意摊派杂税杂捐。应当开征杂税之事由消灭后，该杂税应当及时取消。
（在遏制各种苛捐杂税的同时，灵活补充朝廷用度。这一制度也可以让地方政府更积极听取民意。）
第四，废除一些徭役，各级官府所用人力，应当以市价雇请。官府兴办大型工程，可以自行招募工匠，亦可公开招标竞标，择可靠商户承揽工程。
（徭役制度的目的是节省朝廷用度，尤其在商业不发达，各地主要人口为农业人口的地方，雇用人手比较困难，只能征发徭役。但是由于徭役一般是免费征用人员，所以工作积极性并不高，各种工程质量自然好不到哪而去。明朝军队当时已经有火枪与火炮，但质量太差，大炮经常炸膛，很多明军拒不使用。这阻碍了明朝军队中火器的进步与普及。当年英国大便马尔嘎尼拜会乾隆皇帝，结果非常失望，他发现清朝的中国人，非常无知愚昧。对于官府征手的人力，没有工钱不说，还不知珍惜，随意打骂。这样的情况下谁会对其忠心耿耿？）
第五，无田亩、商铺等产业者，不纳税；收入不足温饱者，不纳税。实行累进税率制，家产越多，税率越多，以便合理税负。（无产者不纳税。因为朱有见的方案里，主要依赖地方富户承担赋税了。）
第六，朝廷正税名目可以为地税、商税、关税、矿税、盐税等。
第七，地税，分为宅地税与田亩税。宅地税应当区分地段，田亩税应当区分地力。宅地税不应高于其所处地段一般地租之二成。田亩税不应超过该等级田亩所收获产品价值之二成。
第八，大明境内废除一切关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只在对境外贸易陆关与海关允许征收关税。出入境货物一律先行报关，登记买卖双方、中人及承运人姓名履历，以及原产地、第一目的地。（这个将是税收的大头。清末建立海关之后，才陆续还清了部分对外赔款。）
第九，商税区分为两种，对商品销售者征收增值税，对服务提供者征收营业税。此两种税收所征数额不应超过其利润之三成。
第十，矿税与盐税之征收办法另行拟定。
第十一，因税负过重或税负不公，对其所缴税收有异议者，均可诉于地方裁判所行政税收庭，并有权上诉。
（后世的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办的。很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税收法院是一个单独的体系，与普通法院相分离。）
第十二，朝廷在满足自身用度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减税。
第十三，国库与内帑要予以严格区分。国库归内阁与六部（尤其是户部）进行管理，皇帝不得无故随意取用。内帑为皇室财产，归皇帝支配，主要用于宫廷及皇室开支。
第十四，国库每年按一定比例拨付皇家费用，归入内帑。内帑于国库财竭时，可以国债形式支援国库。民众也可购买国债。国债利息为每年一厘，即年息为百分之一。
（内帑是皇帝小金库。朱有见想利用内帑的钱，用过合法机关，就是往回赚钱，所以有此提议。但仅有这个理由还太牵强了。其实，主要原因是国库是公共财政，要为全大明帝国的百姓服务，内帑是皇帝内库，只为皇帝一人服务。朱有见的想法是，在财政方面要公私分立。原来的明朝皇帝，如万历，亲自下令从内库中拨款供自己玩乐，这是败坏国家财政的作死啊。后世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去建圆明园，更是可恶。中国近现代一切悲剧，根源都在中国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