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边顾明德他们在开着紧急会议，诸葛家也是同样的景象，在开着家庭会议。
待公公、丈夫下班后，张小萌向他们详细地说了今天的事情，并重点讲述了顾明德与自己交谈的内容以及自己对他的观感，她表示顾明德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有魄力，对车子的兴趣非常大，是一个潜在的合作对象，当然也提到了顾明德要拜访诸葛民一事。
待老婆说完，诸葛民很是兴奋地说道：“这么巧，你第一天骑车上班就有人关注木兰轻骑，并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今天有人去单位找我，也是谈这个车子的事情。他是市摩托车厂市场营销处的处长，听说我们前段日子在外滩骑过，比较感兴趣，所以找上门来，问我是否出售车子的技术，不过出价比较低，才五千。真是太小看我们儿子的技术成果了，当即我就表示不卖，不过我也没说死，隐晦地暗示他回去向厂领导汇报，不知道后面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对于自己的技术成果最终花落谁家一事，诸葛斌不光是从对方的技术能力、合作条件等方面考虑，企业的负责人也纳入他的考量范围。他待爸爸说完后，就向爷爷问道：“爷爷，妈妈中午和那位顾厂长的谈话情景，我也全程看见了。正如妈妈所说，这个人的眼光非常独到，他一到这个车子就无比关注，最后还问了爸爸的相关信息。据我的观察，他是一个雷厉风行、务实的人，相信他快则明天，慢则两三天就会和爸爸接触。刚才爸爸也说摩托车厂有人上门洽谈，所以还请爷爷详细介绍下这两个厂子以及厂长的情况。因为我觉得，我们找人合作，不光要看硬件条件，人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毕竟有再好的技术，没有合适的领导者，木兰轻骑不能迅速形成规模，也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听到孙子的问话，诸葛林就对这两个厂子的情况介绍了起来。由于即将继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诸葛林近段时间对市里的各大企业的情况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了解，此刻正好用上。
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是一家地方性国营公司，在1958年，由上海的267家小厂合并组建而成。几年后，由这个厂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开始成为全国名牌，并开始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行车供应紧张。1962年直至1984年，自行车实行凭票供应，导致凤凰牌自行车一票难求。1962至1963年之间，“凤凰”自行车的标价高达每辆650元。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凤凰自行车的产能迅速得到释放———由1958年的15.6万辆迅速扩张至270万辆。
自1985年打破自行车凭票供应制后，这块市场实行充分竞争。由于市场疲软，出口退税率下调以及汇率变化等因素，全国的自行车开始出现大量积压，全国自行车企业产销量下降，成本上升，除了个别突出的企业，都是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作为行业翘楚的上海第一自行车厂，受到的冲击最大，连续2年都是亏损状态，已不再是最大的自行车企业。
同时诸葛林提到了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凤凰”折翅，“联营”之祸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缘起1983年12月，当时以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为“龙头”，在江苏、浙江、广西、陕西和新疆等地的43个单位，联营组成“凤凰自行车（集团）公司”。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派人参与其联营企业的管理，联营企业可以使用“凤凰”品牌，但必须为此支付的“品牌使用费”。由于组织中的各成员是一种松散联盟关系，知名品牌的口碑在联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而小厂通过联营提升了自己的生产能力。联营最大的危害在于：小型制造商把凤凰品牌拖入了无休止的低价竞争的泥潭，使它无暇顾及新产品、新市场的开发。国内市场的混乱竞争局面，为台资和外资自行车公司，提供了进入大陆市场最佳时机，由此带来更为激励的市场竞争，因此，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渐渐丧失了领头羊地位。
上海市摩托车厂前身为国营松江机器厂，创始于1875年清政府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兵工企业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国营第四五一厂，成为国家军工体系的一员。1978年，该厂贯彻“军转民”的国家号召，开发生产摩托车，并于第二年成功研制出第一辆“松江”牌50型二冲程轻便摩托车，第三年，成为国家摩托车定点生产企业，同年更名为上海市摩托车厂，由上海市政府和军方共管。1981年，该厂组建“松江摩托车经济联合体”，走上了大批量、专业化、社会化协作生产摩托车的模式。1982年，它与日本本田公司进行合同，引进本田公司70型四冲程摩托车技术，当年年底，摩托车产销量突破10万辆。厂子通过实施“国内联合、国际合作”战略，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了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发展摩托车产业的奠基者和引导。到1985年，嘉陵摩托车产销量突破20万辆，产销摩托车26.44万辆。
详细说完两个厂子的情况后，他就分别对两个厂子的负责人进行了介绍。
“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的厂长顾明德，市领导对他的评价非常好，认为他有魄力、敢于开拓，可谓改革的急先锋。鉴于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这两年的经营状况非常不好，渐露败象，因此，市领导把他从松江拖拉机厂副厂长提拔为现在的位置，主要也想借助他的改革魄力，遏制住上海第一自行车制造厂的衰败之势，重新打造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化企业。爷爷仔细研究过他的履历，也接触过这个人，对他的印象也非常之好，爷爷认为他不光有魄力、企业管理上有一套，为人方面也很大气，下过乡，学识丰富，乃是一个知识型管理者。他的家庭背景也不一般，其父亲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顾长风同志，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过顾明德比较低调，平时一般不示之于人，他现在的成绩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得来的，算是一个非常能干、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说完顾明德，诸葛林接着介绍熊为国。“上海市摩托车厂厂长熊为国，是我们市熊小云副书记的儿子。他有过从军经历，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由于腿部负伤，当年就专业回上海了。鉴于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功勋，他一转业，市里就让他担任市第一化工厂副厂长，没满二年，恰逢市摩托车厂改制，由于他表现突出以及曾有的军人背景，算是市政府以及军方都比较满意的人选，于是，他就调任市摩托车厂任厂长，直到现在。这个人嘛，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由于曾经带过兵的关系，作风比较硬朗，平时对厂子里的话语权非常重视，所以，难免有胸中格局较小之嫌。”
通过爷爷的一番陈述，两个厂子的负责人高下立判。结合今天双方的表现，诸葛斌已有了初步打算，随即他跟诸葛民说：“爸爸，经爷爷这样一说，明天顾厂长找您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明天就这样……”如此交待一番，诸葛民听后频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