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鼓元吉2018-03-22 11:0416,208

  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4470页。]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

  汉阳门也是西门。据陆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简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版,第2443页。]前引《石屏诗》亦称“武昌江头人送别,……汉阳门外望南楼”,由此可知,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距离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后,汉阳门屡见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九《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闲登黄鹤旧矶头,万顷烟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汉阳门外望南楼。”《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西曰竹簰,曰汉阳,……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门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汉阳,……”直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阳门,是长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

  武昌门,从地理方位上看,应该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诗称:“武昌门外柳如烟,……江边皆是楚州船”,说明武昌门是临江的城门。明清人的诗文中有不少吟咏武昌门的句子,如明人张羽《静庵集》卷四《题画赠长兴杜典史浚》:“下若溪头山似戟,武昌门外柳如烟。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带闲畊墓下田。”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韵沙允恭感怀二首》:“行乐有孤灵运屐,笑谈无复庾公楼。武昌门外多官柳,能有几株今尚留。”清人萧广昭《榴花塔》:“梅山远对武昌门,霜影迷离孝妇村”。[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八《艺文志》。榴花塔、孝妇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古迹》:“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时有妇事姑至孝,一日杀鸡为馔,姑食鸡而死。姑女诉于官,妇坐罪,无以自明,临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属诬枉,花可复生。其后,花果生。时人谓天彰其寃,遂立塔花侧,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顺刻本。]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送吴二先辈还汉阳》:“汉南归思绕晴川,湓浦西风送客船。莫上武昌门外望,断肠杨柳似当年。”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阳》:“武昌门外新栽柳,何处相思不断肠。”[以上数条皆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九《艺文志》。]这些诗句,多与登船、送别相关,说明武昌门应是临江的西门。从南宋时湖广总领所的地位,也可大体推知武昌门的方位。“武昌屯兵数万,仰给六路之饷”,[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汉老)行状》,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广总领所“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札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巨额的粮草经由江汉水道输入鄂州,中转各地,主管其事的总领所理应设在鄂州城西的大江边上较为方便。

  如前所述,宋时鄂州城已有平湖、汉阳、竹簰三门,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笔者以为否。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汉阳、竹簰,三者的相对方位,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江夏县图》可见,汉阳门在正西,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竹簰门又在平湖门东南。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兴“增拓修筑”、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其间经历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绘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县图》,九门情形清楚可见。]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进而一步,将武昌门与黄鹤山、黄鹤楼的关系,对照汉阳门与同山、同楼的关系,不难看到,《舆地纪胜》中的“武昌门”与《入蜀记》中的“汉阳门”基本一致,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换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条:“子城本名夏口城。……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页。]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二、衙署与楼台亭阁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乐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7年版。]“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737页。]“历代常为重镇”。[《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风俗形胜》。]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图诗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为黄鹤山,郡志称黄鹄山”,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98年版,第39页。]“俗呼蛇山”。[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山川志•武昌府•江夏县》。]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黄鹄山”条。]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夏口城”条。]是一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三•鄂州江夏》:“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以上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路级衙署之外,江夏县与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焦度楼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县沿革》“江夏”条,同书同卷《鄂州•古迹》“焦度楼”条。]

  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

  山川形胜历来是官员士夫、文人墨客登临吟咏的最爱,黄鹄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带尤为集中。

  最有名者为黄鹤楼。“在子城西南隅,黄鹄矶山上。”黄鹤楼“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后来引出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抒怀的对象。唐代是黄鹤楼的极盛时期,“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唐)阎伯里:《黄鹤楼记》。引自:《文苑英华》卷八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李白、王维、贾岛、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传世,崔颢的《黄鹤楼》诗更是千古绝唱。入宋以后,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碑记仍然不少,并有一幅界画,至今尚存。画面可见,黄鹤楼已成建筑群体,主楼周围有小轩、曲廊、重檐华亭环绕;楼群雄峙在紧连城墙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面波涛相逐,船桅耸立。[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物志》“古建筑•亭台楼阁”,第42~4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但南宋以后,黄鹤楼“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入蜀记》第五,??页。]

  宋代鄂州城为数众多的楼阁中,声名最高的是南楼。“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鹄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楼“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页。]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楼咏唱之作更多的是有关南楼而不是黄鹤楼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黄庭坚诗《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范成大诗《鄂州南楼》。黄庭坚诗称:“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以下简作“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中华书局校点本2003年版,第632页。]将南楼的恢宏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范成大的《鄂州南楼》:“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揺月旌旗万里舟。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俨然一幅江山市井风俗画。南楼在黄鹤楼之东偏南,二楼之间有涌月堂,涌月楼以北有西爽亭,“下临岩壁,有唐时及庆历间磨崖题字”。[《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楼之西是仙枣亭,传说中仙人为太宗采摘大枣之处。

  黄鹤楼的西边有石照亭,一名石镜亭,因“临崖有石,如镜,…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而得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楼台亭阁多在官衙附近,隶属于官府。例如:

  总领所,“有清景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清景堂又作“景清堂”,同书同卷:“景清堂,在总领所。”]、正已亭、应轩、憩轩、跨碧、梅阁等处”,有楚观楼[《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楚观,在总所,即奇章亭旧址。”同书同卷“奇章亭”条称:“在州治东南一里子城上。”奇章亭在北宋时尚是一处佳景,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五言绝句》“江夏八咏”之一即咏奇章亭,诗称:“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多惭羊叔子,涕泗岘山碑。”??本。南宋时亭废,《入蜀记》卷三:“与统纾同游头陀寺,……自方丈西北,蹑支径至绝顶,旧有奇章亭,今已废,四顾江山井邑,靡有遗者”,第??页。]、生春楼[《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即上酒库也。”]、清美楼、曲水亭、乔木亭。又有北榭,“在设厅后,因山为之,与南楼对”;烟波亭“在设厅后、北榭西,外瞰长江。”总领所东北的楚望,黄鹄山顶的楚观,“亦隶本所。”[《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望”条:“在总领所东北。又黄鹄山顶有楚观,亦隶本所。”以下有关楼阁的资料,除特别作注的以外,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转运司“有副使,判官”,设东、西二衙。东衙有一览亭、跨鹄亭、乖崖亭。[乖崖亭是用来纪念荆湖北路转运使张咏(自号乖崖)的。《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乖崖亭”条:“在漕东衙之后。李焘设张忠定公像于其上,有文记之。”]转运司又称漕司,其所在也就称为漕园,据陆游所见,漕园有“依山亭馆十余”,但“不甚葺”。[《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东衙有东圃,“旁有细履亭”,“又有四景亭。”转运司西衙,有广永亭,“在西漕衙黄鹄山之绝顶,西近楚观,下视江汉,故取其义云”;有春阴亭,“旧名绿阴”;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称作“横舟”的西南二亭。

  转运副使的衙署,有江汉亭,“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张栻曾为此亭作记。[张栻:《南轩集》卷一八《江汉亭说》,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有半山亭、静春台。

  属都统制司的楼阁,有压云亭、卷雪楼、卷雨楼及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等。

  楼阁以外,鄂州城内还辟有若干园林,如城北的北园,城东的东圃。北园“在总领所”,东圃“在漕使东衙,旧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是一处占地规模较大的园林。[《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城区之外的楼阁,主要有楚楼,“在南草市”;压江亭,在城西南隅的长堤之外、万金堤上。城南望泽门外有南湖,“周二十里,旧名赤栏湖,外与江通”,[《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登高下瞰,湖面“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往”,[《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页。]这些水阁属于兼有游览观光与商业贩卖性质的亭阁。

  城外东边另有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三、祠庙寺观与书院、军营

  祭祀的最重要内容莫过于祀天地、山川、社稷。鄂州有社稷坛,位于城东偏北处,“始在中军寨”,“其地褊迫洿下,燎瘗无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度地更置”,“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其它各种祠庙寺观不少。城中有开元寺,“在城南一里”,“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南宋时,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所铸铜钟,重达一万三千斤,并有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所铸铁佛。明清以后,寺名改作铁佛寺。[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铁佛寺”条。]城南一里还有灵竹寺,是传说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绍兴间建孟孝感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江夏八咏》:“灵竹寺,相传孟宗故居也。”罗愿《鄂州小集》附曹宏斋《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淳熙十一年……鄂人绘像灵竹寺,孟宗泣竹处。”《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孟孝感庙,在府城东二里,祀吴孝子孟宗,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前。”孟孝感庙或称“孟宗庙”,《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孟宗庙,在县东二里,祀囗孝子孟宗也。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堂北。弘治初,知府冒政改建于大东门外白鹤山巅。”]

  多数寺庙建在城东门以外,其中最着盛名的两座,一是头陀寺,一是洪山寺。

  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齐王中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吸引了历代文人士子吟咏唱和,如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称:“头陀云外多僧气”,[(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4页。]黄庭坚《头陀寺》诗云:“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濈濈”。[《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第632页。]南宋初年,“寺毁于兵火”,[《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第641页。]战争结束后,“汴僧舜广,住持三十年,兴葺略备”,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所建著名的南齐王简栖碑,仍置“藏殿后”。[《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头陀寺山顶有磨剑池,寺旁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

  洪山寺,在城外东面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五八《武昌府》,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洪山寺因而又名“东山寺”。该寺由“唐宝历中善信禅师开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统张顺重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宝通寺”条。]岳飞曾长期驻兵鄂州,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有兴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净聚重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江夏》。]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

  如,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宁湖寺,在平湖门内,传说“湖有水怪,唐广德中建寺镇之”。[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广惠庙,“在竹簰门外护城矶上,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扁今额。”[《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宋大宪庙,在城东七里,祀“火精”宋无忌,“以禳火灾”,唐牛僧儒立庙时“本为大夫”庙,五代“避杨行密父讳,改作大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后有毁坏,“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俗云火星堂。”[《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

  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有横江鲁肃庙,在城西南二里,因“肃尝为横江将军,故庙以为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三圣公庙(简称“三公庙”,又名“普应庙”[《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普应庙,在府城东五里,旧云三公庙,自唐有之,宋始赐今额。”]),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十分虔诚,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三圣公庙,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庄绰辨疑,则以为萧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诗云:‘三神鼎峙名何谓,子胥范蠡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为马伏波,而庄绰谓葛仙,亦拜伏波将军故也。绰以为按唐祠记,而祥正亦必有据。当考。”]江汉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间(公元1265~1274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江汉神祠”条略同。]初在灵竹寺西,后改祀汉阳门楼上。[雍正《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

  另一些祠庙奉祀与当地有关的人物。陆大宪庙,在城西南三里,祀汉陆贾;[《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按《汉史》,贾非道死,或因楚产,郡人为立庙尔。”]武安王庙,在头陀寺,祀关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卓刀泉关羽庙,亦祀关羽,在江夏东十里,“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遂立庙于泉上。[《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忠义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间,金骑渡江,郡守李宜婴城固守,民赖以安。后为贼所虏,遁投僧寺,僧疑而杀之,百姓伤感,为建祠祀焉。太守马去疾以闻,赐额忠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洲上遂有弥衡墓、黄祖墓,[《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后来成为鹦鹉寺。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系“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曾远望鹦鹉洲“有茂林神祠”,[《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另外,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奄,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迭院”条。]

  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初名忠烈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忠烈庙,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于国,请立庙,诏赐今额。”后称“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岳武穆祠,在县东十里,即将台驿故址。旧名忠烈庙,在旌忠坊。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庙于鄂,赐今额。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庙祀之扁为忠孝祠,知府陈晦立石”。[《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布政周季凤、知府沈栋即驿址建为今祠。”旌忠坊的具*置不详,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旧”,[《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这里至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

  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东山书院”条。]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聪明池”。]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宫室》。]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黄榦:《勉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叠院”条。]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页。]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郑獬《郧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141页。]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五“武女异疾”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第1174页。]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鄂州南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本。]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麟差十万家”,[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榦也说“鄂州人口繁伙,为汉阳三十余倍”,即约十万家。[《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坚志》乙集卷九“鄂州遗骸”条称:“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

  城南望泽门外的“长街”,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鄂州城面临大江,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长堤”条:“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县》,雍正《湖广通志》卷二○《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花堤”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关梁考》“花堤”条,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堤防一》“各县古堤”,《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江水•章牍二》,《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关文字略同。]长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时,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在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1年)间,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引《旧志》云:“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也,至今赖之。”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江夏县》称:“堤三:……万金,在县西南长堤之,宋绍兴中大军筑之,建压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万金堤”条称:“在城西南隅,长堤之外,绍熙间役大军筑之,仍建压江亭其上。”《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山川》“万金堤”条亦采此说。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从《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记载宋朝史实比《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诸书较为原始,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似应以绍熙说为是。]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称:“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至今赖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灾,加上“江风暴作”,结果是“燔民居万余家”,那些“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泊舰于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

  鄂州城外江面宽阔,港口繁忙,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陆游初至鄂州时,泊舟于江边税务亭,只见“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页。]数日后,他在江边“观大军敎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入蜀记》卷三,??页。]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条。]南宋时“谓之新开港”。[《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又有皇华馆,在州治东南”,“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迎仙馆,在城南”;“匹练亭,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荣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广平桥”条。]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东南通汤孙湖、清宁湖、纸房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一是陆游的《入蜀记》,二是范成大的《吴船录》,孝宗时陆、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入蜀记》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船录》卷下:“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同书同卷:“集南楼,……下临南市,邑屋鳞差”。《夷坚志》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志补》卷二五“李二婆”条称: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烧屋庐数千间,虽楼居土库亦不免”。

  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可以对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上方是南楼,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河运发达,商舶云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4)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南市商业兴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转商贸繁荣,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易发火灾。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赵善俊“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略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

  商业之外,其它各行各业、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其中王氏是“三世以卖饭为业”。[《夷坚志》甲集卷八,??页。]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又敢于收受,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赀积万。”[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二○《杂纪》。]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楼”条。]不仅“酒垆楼栏尤壮丽”,[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第226页。]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刘过诗称:“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刘过撰,杨明点校:《龙洲集》卷四《七言律•喜雨呈吴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第27页。]甚至有“赃败失官人王训”,“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六《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六,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总地来看,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它的形成与演变,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江汉交汇、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视秩序、形胜、阴阳等复杂的制度、思想与理念,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两宋的政治、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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