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的。最初，她并没有说米宝什么，更没有说朱鸿鹄什么——苏黎红在我面前从来不说朱鸿鹄的不是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她眼里，朱鸿鹄本来就白壁无瑕；另一方面，就微妙了，怎么说呢，苏黎红在我这儿闭口不言朱鸿鹄的“瑕疵”，我猜还有“家丑不外扬”的意思，有“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意思。虽然从生物意义而言，我也不算外人。但人与人之间，奇妙得很，有时不仅仅是靠生物关系来决定亲疏远近的，还要依赖其它。而且，就算生物关系，我也不太确定我和朱鸿鹄，就和苏黎红的亲疏是一模一样的——有可能朱鸿鹄继承了苏黎红更多的基因，毕竟他们长得十分相像。谁都能看出这是一对嫡亲母子。就像我和老朱。基因在遗传上，有没有量的多少？如果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朱鸿鹄可能继承了更多的苏黎红的基因，而我继承了更多的老朱的基因？我不懂生物学，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如果成立的话，那么，苏黎红和朱鸿鹄即使在生物意义上，也是更亲近的两个人。
我从小就习惯了和苏黎红之间这种略有些疏远的母女关系。小时候是她疏远我，后来呢，就是我疏远她。我这么做，最初是出于一种年少的自尊心，一种让自己情感免受伤害的本能。后来呢，就有一点儿成年女人的恶意。我会故意表现得和老朱更亲密。我感觉到了苏黎红的轻微失落。我也感觉到了苏黎红试图和我亲近的努力。有一次我们下楼，远远地看见陈阿姨走过来，苏黎红竟然挽起了我的胳膊。我有些尴尬，犹豫了几秒钟，还是借弯腰系鞋带的动作，挣脱了苏黎红。后来苏黎红就再也没有这样了。我猜她也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以为苏黎红那段时间频繁的电话是另一种努力方式。本来，一周一次的问候电话是由老朱打给我的，或者是由我打给老周。偶尔苏黎红接了，我就问，我爸呢？苏黎红就在那边大叫，朱仲春，朱仲春。然后老朱就跑了过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无非是我工作如何如何，孟周工作又如何如何。或者他最近和郝伯伯又钓到了什么什么鱼，下棋又赢了谁谁谁，他养的哪种哪种花又开了，他又读了什么什么书。都是无聊的琐事。但老朱是那种对什么无聊的事都能兴致勃勃的人。
但后来一周一次甚至两次的电话变成苏黎红打了。我还是会问，我爸呢？苏黎红说，和你郝伯伯钓鱼去了。我奇怪，既然老朱钓鱼去了，她干嘛要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苏黎红的电话内容和老朱的完全不一样。相比老朱的琐碎——老朱是连我家厨房里的蟑螂都要过问的人，怎么样？那些蟑螂还在吗？有没有迁徙走？上次他来，发现我家厨房有蟑螂出没。那种小小的浅褐色蟑螂，孟周说，那个叫日本姬蠊，爬得快，还会飞。苏黎红的电话就务虚多了——还悲观。燕子，小区桃树的叶子都快落完了，光秃秃的，丑死了。或者，人生没意思，人生怎么这么没意思呢？
我不喜欢悲观的人。尤其那些喜欢散布悲观论调的人。我认为他们不道德。悲观和瘟疫一样，是有传染性的，特别对一些精神软弱者。所以，一个道德的悲观主义者，就应该节制自己，不要动不动就说“人生没意思”的话。谁不知道人生没意思呢？小学生都知道呢。我女儿孟小白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在周记里写过这种话“我养的金鱼死了，有一天我也会死，人生没意思” ——把我和孟周吓得不轻。我喜欢老朱的生机勃勃。梵高的向日葵一样。又饱满又热烈。什么时候和他在一起，心情都能明亮起来。“燕子，燕子”，每次他叫我，声音里都有一种十分昂扬的快乐。而苏黎红叫“燕子”的声调，却是往下走的，有气无力，弱不胜风，让人无端地郁闷起来。
人生没意思，人生怎么那么没意思呢。
这时候我基本是不说话的，或者嗤之以鼻。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苏黎红是否能听见我“嗤”的声音，反正孟周听见了。孟周不高兴。孟周说，朱小燕，你不应该这样，这是不对的。
或许吧。或许我不对。但我就是想这样对苏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