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仰仗陌生人的善意
看了很多人都叫好点赞的日剧《火花》，看得眼泪汪汪唏嘘不已。晃晃悠悠的手提摄影，电影感十足的长镜头，纪录片式的表演和状态细节，讲述的却是日常生活的平实和深情。
每一个在青年时代曾经在大城市独自生活过、奋斗过的人；每一个曾踉跄在深夜的街头，带着醉意迷蒙、看不清前路的人，看这部日剧都会忍不住痛哭一场。
梦想成为漫才师的青年德永，和搭档还在想红的奋斗之路上一路狂奔着。在热海的夏季烟花大会上，他们联袂出场的时候，所有观众都已经准备起身去海边看烟花了。他们精心准备的段子和梗，无法引起那些心不在焉的观众们的注意。节奏全乱，阵脚全乱，作为极力想引起哄堂大笑满堂彩的新人，观众们的纷纷离场，令他们溃不成军。但在现实中的挫败，并不能阻止一个青年向往成功的希望火花，在内心灿烂地满天绽放。
德永是一个相貌清秀，性格腼腆的青年，在十集的篇幅中，我们看到一个个长镜头中的他，去经纪事务所，接那些要穿戴着卡通服贩卖牛肉饭的窘迫工作，去搞笑大赛的评委面前，极力拼凑笑点争取好印象。给邻居那个卖唱的青年当托儿，每次都在恰当的时刻，当众在他的吉他盒里放下千元钞票。终日在咖啡馆静坐苦思着新梗，咖啡馆老板小林薰桑，会沉默地倒上一杯手冲咖啡，推到他的面前。深夜在公园排练着，因为段子里有毒品两个字，被路过的警惕性极高的警察叔叔抓到派出所去。待搞清楚真相，他和警察叔叔两个人一人一碗方便面度过了新年之夜。在师父和女友家过年，吃热腾腾的火锅，一口食物下肚，他的眼圈会红起来，说：和家乡的味道一样。他穿着软塌塌的风衣，脚步蹒跚，穿过深夜的街道。夜半有时坐在自己租屋的楼下，听着邻居那个姑娘和男朋友做爱的声音，面容戚然孤单。
德永的师父神谷是一个神神叨叨的前辈，会指着要离场的观众的脸喊着下地狱吧！会在公园里教训黑人鼓手热情点儿，再热情点儿。会瞪着打瞌睡的评委，把睡着了当作梗临时编到笑话里去。会拉着德永在天微微亮的街头，陪着自己的女朋友去往上班的路上，然后三个人互相祝福新年好，又是一年，一定会是个好年头……
这是十几年前在日本奋斗着、想实现梦想的青年的故事。原著小说获得了芥川大赏，作者本身就是一个没混出来的漫才师。奋斗道路上的种种辛酸，笑和泪，信手拈来。
在二十多岁时吃的那些苦，会成为中年时喝两杯小酒、回首人生时的丰富谈资。因为穿越了重重岁月，再回忆，那些苦难已哗然变身，具有了一种沧桑的美感。
突然想念叨念叨我年轻时的那段岁月。大学毕业，为了一个北京户口，我就职于一家体制内的体育类杂志社，条件有点儿苛刻：试用期四百元，正式工资八百，不解决住宿。之前父母已经替我出了一万两千元的留京容纳费（这个政策实行几年后就取消了，我们属于不幸赶上的那几届），自此再不好意思向他们索取经济上的任何援助。
搬出学校，我栖身于东四的一处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平房内。一个人，没有男朋友，仅有的一个邮政存折里，有大学四年靠硬省和打工攒下的一千元钱。我发誓不到万分火急，决不动用这笔金贵的存款。
离校那天，是舍友花红帮把我所有零碎从学校搬到那间小屋的，我俩在胡同口那家臊气冲天的卤煮店吃了碗卤煮，那味道……我和她边吃边皱眉摁着胸口隐隐作呕，但花钱点了的食物，含着泪也要吃完。吃光那碗卤煮，我和她道别，她要离开北京去盘锦。再见面是一年以后，她离开盘锦，经由北京去往广州。
住平房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经历，没有暖气，没有厕所，没有厨房。要方便，冲出小屋，冲出大杂院门口，跑到胡同中段，那有一个公共厕所。洗澡？太奢侈了。我倒是看见有邻居家屋顶上放着大大的黑色软胶皮水袋，那玩意在夏天就是简易太阳能洗澡设备。就算是那种简单的设备，在当时的我眼中，已然是无法实施的高科技。没事，幸亏就职的杂志社有公共澡堂，去上班，对我来说就是去洗个热水澡，顺便把工作干了。
即使是这样的简陋，但能够独居的我在众多只能住集体宿舍的同学眼中，已然是鹤立鸡群。小平房所在的地段实在是好，常常有同学来我这儿串门聊天。闺蜜月儿有事没事就坐着有线电车从学校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找我。向北我们可以溜达到三联书店，在那里消磨一整天；向南我们可以一直走到东单北大街，一路上贪婪地欣赏着外贸小店的橱窗。附近的隆福寺那会儿还算热闹，我们偶尔也会去那儿随便逛逛，吃碗羊杂汤。
大杂院的露天院落内，我那间小屋的门口，有一根属于我的自来水管。眼看着天越来越冷，树叶还没落光，我已经开始担心水管会被冻住。工作的杂志社主编翟哥是个好人，生怕冬天水管会冻裂了，我没有水用。这位大哥当年从他住的古城，星期天辗转换乘地铁公交，跑到我住的大杂院里，自费购买保暖材料，帮我把露天的自来水管缠了又缠。那种保暖材料粘在身上是很扎人的，他回家后，洗了澡还觉得痒，让他媳妇挠了又挠。第二天上班当笑话跟我们说。但在那个酷冷的冬天，那样被精心包裹、穿了一层衣服的水管还是被冻住了，我只得觍着脸向邻居每天借上一桶水，用来洗脸刷牙喝水和擦身。《火花》里男一号在寂静的夜晚听到邻居夫妻做爱传出的声音，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特别尴尬。第二天一早上班出门撞到邻居两口子，我都窘得不好意思抬头跟他们打招呼。
那时很穷，嘴馋极了。每天下班回家路上看着胡同口卖炸鸡腿的摊子咽口水。八元钱一个鸡腿，我需要额外赚到稿费才会奖励自己吃一个。在杂志社中午一般是去吃那寡淡的食堂，有时候嘴馋，就和同年进杂志社的女孩子小武，跟翟哥起哄，让他请我们打牙祭。其实翟哥比我们只大三岁，那会儿刚结婚，正琢磨着买房，并不宽裕。耐不住两个小丫头流着口水可怜巴巴的眼神，他常常请我们吃锅包肉。那家小饭馆的锅包肉是自己调的糖醋汁儿，味道要比加现成的橘子汁地道多了。
那时虽然不喜欢体育，但我还是积极写稿，以赚取额外稿费。当时有个中学男同学英语特别好，他帮我把美国体育杂志的NBA专栏文章翻译好了，寄给我，我润色编辑成文。赚得的稿费应该是他的，但他慷慨地跟我说不要了，都给我。这些稿费像及时雨一样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终于守住了诺言，没有动用存款，度过了挣四百元试用工资的最艰难岁月。谢谢你，耗子。
转年还没到春天，房东因我私人原因突然要把房子收回，只给我几天时间搬家。很感激杂志社的司机老大哥出了车，以丁老大为首的大学男同学们出了力，大伙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帮我把行李和上百本书搬到办公室。我还记得那个司机大哥，用老北京人特有的平和腔调，安慰着几乎是一夜间就无家可归、处于焦虑中的我：“别着急啊，咱们老百姓，平时不惹事，可事来了也不怕事……”
整个春天，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换季的衣服都打在行李里放在办公室——背着一个双肩包，下了班跑到金台路，跟天亮在报社她那间窄小的双人宿舍的单人床上挤着睡。坚持了两个月，我那种狼狈的状态令杂志社老总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得帮我在龙潭湖体校找了一间空教室暂且栖身。
那个初夏，我骑着自行车，很愉快地穿梭在从工体到龙潭湖的车水马龙之中。每逢骑到东单公园，还会驻足张望，好奇王小波笔下的东单公园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年轻，所以那种物质匮乏所带来的折磨，咬牙熬啊熬，就挺过来了。
我住在空教室里，白天，体校的孩子们就在中厅那头的教室里上文化课；黑夜，偌大的空洞洞的整栋教学楼里，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偶尔走出房门到水房接水，黑漆漆的通道里，自己的脚步踢踢踏踏，有着响亮的回声。幸亏那时我还没看过贞子系列，现在回想那栋陈旧的教学楼，真是拍摄日本恐怖电影的好场景。
到了七月底，在石景山某公司上班的闺蜜娜娜租了一套平房，她愿意跟我分租，房租一年只要一千两百元租金，两个人分摊的话就是一年六百元，我承担得起。于是我决定搬出体校的那间教室。记得很清楚，八月那个星期日，我一直在等待一周前就约好的搬家公司，从早上等到天黑，也没等到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打电话过去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搬家公司抱歉地答，因为五十年一遇的南方大水，全北京的搬家公司在那一天都被政府征集，要在白天运输救灾物资，我要搬家，只能等到半夜。
那一夜，顶着沉沉夜色，我坐在搬家公司的卡车上，把大包小包搬到娜娜租住的平房里，伏天的热气还未散去。娜娜租住的平房是在北京的西边，一号线地铁西边最终点，出站还要走上半个小时。房子其实是园林局的员工宿舍，整整一个院落里，每间平房里都住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前年的夏天，我和金牛君曾经一时兴起，跑到那里想去怀旧，却发现那片平房全被拆掉了，只剩下一个大门，整个院落长满了稀稀落落的一人多高的野草。
同住的那段时间，我和娜娜都在经受着初入社会的煎熬。虽然那等煎熬现在看来如同一个屁一样可笑，但当时我们自觉前途黯淡、工资微薄、年华老大，每一件忧愁都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心口。我因为做着一份工资菲薄且完全不喜欢的工作而长吁短叹；她为了是否要跟分隔两地的青梅竹马相爱下去而呕心沥血。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姑娘，一思虑到明天就在深夜辗转反侧，每天早上起床后，又装成一副打不死的小强样儿，勉强挤出笑脸，互相鼓励对方：努力！奋斗！
住处附近有一家小白羊超市，门口有片空地，一到傍晚就有人出烧烤摊，卖一毛钱一串的羊肉串，上面串的哪里是肉块，简直是肉屑，整串羊肉串像蚊香那么细。但即使是这么寒碜的羊肉串，我和娜娜也要等到发了工资才能奢侈地吃上一回。两个人就着啤酒，一口气能吞下五十串，然后稳稳神，看着不远处高楼大厦的灯光，开始畅想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彼时，我们仰望着亮着灯光的窗户，满脸神往。然后再开一瓶啤酒：老板，羊肉串再来五十串！
娜娜母亲病重，让她回老家去。当时是将近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开始飘雪。我为她整理行装，她说：“也不知道我下次回来，能不能看你已经找到男朋友。”我说：“嗯，可能我的真命天子就在下个月出现也说不定。”
娜娜走了，她没有像许诺的那样再回北京来。我一个人住在偏远得似乎都不是北京的那间小平房里，上班坐地铁一号线倒二号线，一直坐到东四十条，下班后坐地铁回家。出站后在站口卖肉夹馍的摊子上买两个肉夹馍，边走边狼吞虎咽，待走到家门口，晚饭也就解决了。有的时候下班路上太累，坐在地铁上一路睡啊睡，睡到终点，所有乘客都下车了还不自知。有几次列车已经进入黑漆漆的车库我才猛然惊醒，一跃而起在空无一人的车厢内猛拍车门。幸亏，每次列车只是在车库里掉个头就会重新出站。我站在车厢内，又一次看到亮光，真是宛若新生。
记得租住的平房里简陋的条件：夏季好热，我常常在半夜被涌进窗户的热浪闷醒，为了继续睡下去，只好把凉席铺在地上，身边放一盆凉水，热得实在受不了就撩一把水到身上，然后湿漉漉地翻个身，继续睡。而到了冬天，简直冷得令人发指，有一天早上我发现铁门经过一整夜的低温结了冰，把门整个冻在门框上，我连门都打不开，只能等太阳出来了温度升高才能把门撞开。
我的邻居们是一群毕业于北工大的大学生，跟我一样，为了一个北京户口集体就职于园林局。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然认命，甘于在体制内浑浑噩噩地混着，有的人跟我一样心比天高，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努力凑够违约金就毅然离开原单位，去往更广阔的天地。
邻居们很照顾我，半夜狂风骤起，把我家的窗户玻璃撞碎了，他们帮我量好窗户尺寸，到自由市场割了大小相当的玻璃，敲敲打打帮我安装好。邻居中有一对跟我年龄相仿的夫妻，男方的大哥从老家来投奔他们，住在他们家的小厨房。那个大哥来北京是学厨师的，他跟我借我家的小厨房使用，我欣然同意，反正我一个人也不开伙。那位大哥自此每天都去菜市场买回来新鲜蔬菜，一头钻进小厨房磨炼手艺，每晚等我下班，他会留一份热腾腾的饭菜给我吃。
那时候穷到什么地步？每天我的胃都在叫嚣着要吃肉，吃大块的肉。留校工作的阿蒙那会儿常常打听，有什么同学要在学校附近攒饭局，只要她通知我有人请吃饭，我就坐公交车穿越整个北京城，就为了赶一顿有人请客的饭局，可以坐在饭馆的圆桌旁甩开腮帮子大块
吃肉。
除了要能自己养活自己，我还要存出交违约金的钱。第一个接收我的单位给了我北京户口，虽然我一直心心念念要离开那家杂志社，但我是签了五年合同的，于情于理，我想提前离职必须要交上一笔在那时对我来说数额巨大的违约金。
现在回想自己在北京孤身奋斗的那三年，经济状况一直很窘迫，精神上也很惨，投契的女性朋友大半都在外地，工作前景完全看不到出路。彷徨，无助，靠着每天给自己打气，完全像一个小动物般跌跌撞撞，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奋勇，想在北京冲出一条血路。
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多亏大学同学帮忙，给我一个机会为一家报纸副刊写文章赚取稿费，我自己找选题，主要描写那些追逐梦想的人们的人生故事。当时成府路上很多开店的老板都成了我笔下描摹的人物。开在破烂的成府路上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当时已经有点儿名气，在他家店里，每周会有一两个晚上放映当时外面看不到的电影，比如北野武或宫崎峻，比如贾樟柯或阿巴斯，比如侯孝贤或杨德昌。
老板庄仔是一个怀揣电影梦却开了咖啡馆的台湾青年，我那篇登在报纸上的小文多少给他们家的咖啡馆制造了点儿影响，于是在他那里混了个脸熟，常常有事没事就跑到那里坐半天，喝泡着柠檬片的免费白水，看那些从台湾带来的繁体字的电影书籍。
那时庄仔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把他和他老婆小猫相识相爱的故事拍成电影，据说筹拍资金都准备好了，但当时咖啡馆的琐事缠身，写剧本的事情被他一拖再拖。后来他跟我商量，由他口述细节往事，我来构思动笔，把他和他老婆的那点儿爱情故事写成电影剧本。于是每逢不上班的日子，我就穿越半个北京城跑到咖啡馆，比上班还勤快。当时写剧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借口，最诱惑我的是可以免费吃他们大厨做的掺着青豌豆的蛋炒饭，香喷喷的肉酱意面。那时雕刻时光的客人还不多，空气中有我不知道名字的音乐飘着。午后，我吃饱了，闻着店里的咖啡香，坐在靠那个拱形玻璃窗边的椅子上晒太阳，摸着那只乖乖的老猫，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听庄仔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和小猫在那个夏天如何在开往新疆的火车上一见钟情……
那时我连电脑都没有，整个电影剧本是用手写的。断断续续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结果写完剧本，庄仔说资金有点儿问题，没到位，先等等。我就忙着跟金牛君重逢、恋爱、结婚去了……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那卷手写的电影剧本还在书架某个角落窝成一个卷儿，蒙尘大睡。他那部计划中的爱情电影还是没开机。
那时还采访过三夫户外的老板张恒，他刚创业，在成府路上开了第一家专门卖户外用品的门店。那会儿三夫俱乐部的驴友才刚开始有点儿规模，客人很少。我去他店里串门，常常跟他和他当时那个胖胖的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一下午周星驰电影消磨时间。他俩当时还特别热衷参加社会活动，那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俩放下生意，跑到北大，跟一群在校大学生挤上大巴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示威，留下我和他们家伙计呆坐，看守着冷冷清清几乎无人光顾的店面。
每次回想起三夫在成府路上开的第一家店，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他那个胖胖的女朋友的笑脸。赶上饭点去他们那儿蹭饭，他们会愉悦地叫伙计去买份干煸牛肉丝，加个菜。有时候太晚了公交没了，我又不舍得打车回家，他们就抽出一条睡袋，让我睡在他们家门店里。
光靠写稿子赚稿费，还是穷。经朋友介绍，我去了央视早间新闻兼职做报摘编辑。一个夜班可以赚三百元。为了早日独立上岗，我每晚都在前辈的指导下，学习打字，熟悉电视台的编辑系统，练习在导播台上的操作，整夜跑跑颠颠，希望自己的勤快努力能让制片人看到，能早一天让我独立上岗，好赚到那一个晚上三百块钱的报酬。
靠着在央视上夜班的兼职工作，我终于在1999年年底凑够了违约金，多亏当时杂志社那个女老总通情达理，她没有刁难我，顺利地放我离开。那时我已经找好了下家，应聘到一家针对二十五岁以上女性、即将创刊的时尚类杂志。在那家衣香鬓影的杂志社内，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北京土著，有钱有房有老公有零花钱，她们穿着精致，谈论着我完全不知道的品牌，动辄午休时间就去附近的新天地逛街购物。她们是赚钱买花戴，而我不是，我是来赚钱养活自己的，老子留在北京是来奋斗的！
那时做一个时尚编辑，真是拿着两千月薪，教一群月薪十万的人们如何穿衣打扮。苦哈哈，还要外面风光。一下班我常常被同事拉着去附近的秀水街，买各种A货，准备好行头，才能体面参加下个礼拜杂志社举办的某次活动。那时如果整个出版社评选全社着装最土气奖，我肯定高票当选：留着板寸，不会化妆，不会穿高跟鞋，穿裤子的时间多过穿裙子，完全不知道任何奢侈品品牌。只拿两千多元的月薪，但如果按照时尚圈的规矩打扮起来，在当时每个月光服装费也要花一千。时尚圈那些举着酒杯高大上的活动，作为普通小编没资格在闪光灯前含笑露脸，只是在台下幕后被驱赶着打杂忙碌。我觉得完全看不到前途和钱途。于是我很狡猾地保留了在央视兼职的夜班工作。
昼夜颠倒的日子真的很辛苦，每次下了夜班，我坐着小巴，打着哈欠赶往位于王府井的杂志社，到了那里我要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不能让杂志社的老总看出我在外面兼职。
那时我和一个学日语的女同事晓静，作为创刊时仅有的两名编辑，努力打拼着，幸亏那本杂志当时是双月刊，工作量虽然很大，但还能勉强应付。昼夜颠倒，同时做着两份工作的我，坐在电脑前跟美编商量着版面，常常说着说着，就一头栽在桌子上睡着了……
苦吗？现在回头想想，真苦。但回味的时候苦的滋味已然散去，能记得的，全都是一路上偶遇的那些好心人，他们曾对我露出善意的笑容。正因如此，我才尤为喜欢这句话：不管你是谁，我总是仰仗陌生人的善意。
看着《火花》里的长镜头，看着德永背着双肩包，一路走在东京夜晚的街头，背景音乐或者很燃，让人热血沸腾；或者悠长动听，让人有回首当年的冲动。很怀念二十多岁那时的自己，什么都没有，只有使不完的力气和对未来无尽的希望。
庆幸那时的我赶上了一个好年代，那一代的姑娘，是读着舒婷的《致橡树》长大成人的。在我们心里，从来没想过，青春年少的终极任务是要找到一个如意夫君，找一个安乐窝，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然后像软体动物那样靠在人家身上，就此托付终身。
我们希望能成为并肩的乔木，根植于大地，努力向上生长。即使结婚，也是为了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两个人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互相温暖，相依为命。
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从学生蜕变成社会人，独立生活的那几年，是我生命中的底色。即使艰难，但一个人能够独立，才是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底气。自己这双手，才是营造安乐窝的全部来源。
刚工作时，常常一个人坐在深夜归家的有线电车上。记得有一晚，在晃晃悠悠中我突然看到远处灯火闪亮的天安门城楼，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占领了北京这座城市，虽然一无所有，但却满心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