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70后的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生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眼神清澈，大把的时间用来固守自己的内心。很多人刚满二十岁就开始怀旧，这一路走来，总是频频回首，带着种种复杂情绪回味青春时代的乐与怒，爱与愁，纠缠与别离，执着与放下。
那一年作为大一新生，我被一位热心的师兄引领着，踏进人大校园，那时的我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满心欢喜。所到之处，四顾都是高大的宿舍楼和教学楼，比中学气派多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学！我很欣喜。但是，师兄有些抱歉地告诉我：人大校园实在乏善可陈，条件艰苦，你可千万不要失望。安顿下来，在学校里住得久了，才发现师兄当初的抱歉的确不是客气。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众多高校，别说北大、清华那巨大的校园面积，著名的一塔湖图，就算临近的北理工，也要比人民大学的校园恢宏崭新。彼时的人大校园，被二炮家属院夹击着，狭长纤细如一条带鱼。在这种趣怪的地理条件下，人大校园，被泾渭分明地分为东区和西区。
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东区和西区的生活设施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历史阶段。东区的食堂美食很多，品种更丰富；西区食堂，品种单一，号称鱼香肉丝的菜里面常常是茄子和肥肉丁，汪着半碗油。好像当时有人做过精确比较，东区食堂师傅勺下的一两米饭，也比西区食堂要大方慷慨，分量更足。除了东区食堂之外，东区还有更美味价廉的清真食堂，以及有很多新鲜花样的留学生餐厅——我们吃饭的地方叫食堂，人家吃饭的地方叫餐厅，听听这档次。但那么美好的清真食堂，我是直到大四，胆子变肥了才敢进去的。之前一直认定那是对少数民族同学的福利，自己没资格享受。留学生餐厅，大学生涯四年终了，我都没机会也没胆量进去过。听去过的同学说，那里卖意大利面和沙拉，常常看到裹着军大衣的黑人兄弟们和白脸的东欧留学生们——人大当时特别受第三世界留学生欢迎——他们拿着饭盆，操着或者很流利或者不流利的汉语，跟大师傅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东区澡堂更宽阔，喷头更多，热水更冲；西区澡堂呢，地方小，女生又多，因为当时大概七成女生都住在西区，还常常停水。女生洗澡程序是复杂的，当时澡票都是按一人一周一次来供应，洗个澡太不容易了。于是西区女生澡堂内，常常发生如下的情形：一个女生占着一个喷头慢悠悠又洗又搓，旁边一个等位子的女生忍了又忍，终于怒了，两个人一通暴吵……为了避免大学没念完就在澡堂因群殴被打死，我宁可选择多走两步，去东区澡堂解决个人卫生问题。记得东区澡堂门口还有比较高档的美发馆，有一次碰到长发飘飘的好雯同学在那里焗头发，价钱好像是二十元一次。令我目瞪口呆，二十元，对当时的我来说代表着很多钱。从此明白了要维持那么黑直柔亮顺的一头长发，其实是很辛苦的。
记得每次在东区洗完澡，可以走进附近的乐乐咖啡厅，花三块钱来一碗热腾腾的米粉，用来补充体力。嫩滑的米粉太好吃了，有绿叶菜，有肉片，还有炸得酥脆的黄豆。可惜太贵了，我只允许自己在每次洗澡后才能如此奢侈地犒赏一下自己。
西区食堂的饭菜的确水准一般，我跟它的缘分十分短暂。大一时还算勤谨，早上还能从床上爬起来去出早操。最重要的是要在出勤卡上得到当时体育老师盖的那个章，表明你出过早操了。然后顶着凛冽寒风跑到食堂去打一个馒头，半块腐乳，跑回宿舍吃掉，浑身暖和和地去上课。西区食堂唯一能称颂的大概就是馒头，白，暄，大，特别滋养人。同宿舍的姐妹阿蒙和天亮大一刚来的时候都很瘦。阿蒙是因为来自广西，酷热之地出来的人都瘦；天亮是因为年纪太小，来上大学的时候还没发育完全。彼时她那把细腰，啧啧，估计男生一只手就掐得过来，细得好像一不留神就要折掉了。我们戏称她是“人大第一细腰”。即使这么纤弱，大一第一个学期的大馒头生涯，把她们两个人的脸都滋养得又圆又白，一放寒假，两个姑娘都顶着一张月饼脸回家了，让家里父母又惊又喜：北京水土太养人啦！还有同学喜滋滋记得西区食堂的肉龙，金牛君还记得当时有饺子卖。我一直讨厌吃带馅的食物，所以完全没有印象。
年轻的我其实挺龟毛的，讨厌排队，讨厌那种狭窄的小桌子小椅子，讨厌食堂地面上一洒水就滑得像冰面，讨厌地面上为了防滑铺上一层锯末把鞋子弄脏。于是从大一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在西区食堂的二楼吃饭。那里的窗口卖鸡丝面，六毛钱一两。我买二两就能吃饱。久了，那个负责打面的大师傅都认识我了，往往勺下留情还能多给点儿。记得大三献血后，那个大师傅还叮嘱我：献血了就别光吃鸡丝面了，得吃猪肝，那玩意补血，听得人心里暖暖的。
西区二楼挂着一个大电视，上面重复重复又重复地播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MV。我常常坐在角落，一个人吃面，两只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二楼还可以点菜，据我那记忆力如同照相机一般精确的闺密月儿回忆，有九块钱的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三块钱的酸辣汤。我只记得那里卖一道菜叫砂锅豆腐。每次妈妈或者哥哥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带他们来西区食堂二楼，总是要点这道砂锅豆腐。在我大学四年期间，爸爸来看过我一次，和哥哥一起来的。那是在一个冬日，我们三个人也是坐在二楼。我看着爸爸用勺子舀起一块豆腐，热乎乎的豆腐在冬天吃，很暖。
因为我家离北京最近，上学的四年期间妈妈常来看我。那时她已退休，哥哥还没结婚，是她一生中最为清闲的一段时光。妈妈烧饭的手艺非常平常。刚进大学没两天，就有同学因为食堂的饭菜难吃开始淌眼抹泪地想家。我却觉得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好吃多了，起码舍得放油。可见我妈做饭的水平。但妈妈在的那几年，总会想办法给我们弄点儿好吃的。她也不知道跟谁学的，用切得很细的榨菜丝炒肉丝，咸淡合适，油而不腻，很适合下饭。妈妈常用那种大可乐瓶子装这个菜，一筷子一筷子往里续，总是塞得满满的一大瓶，来了就从包里掏出来放在宿舍桌上。有时候妈妈还没走，宿舍姑娘们已经围在桌旁吃掉半瓶子。妈妈那种心软的女人就见不得这个。记得有一次她临走前，眼角含着泪花跟我悄悄说：“你们这些孩子在外面太吃苦了，这是有多缺嘴啊。”
记得有一年元旦，放三天假，我从一个在北京的远房亲戚家里借来一个黄铜火锅。宿舍诸人从西门外胡同里买了肉、豆腐、粉条，还搞到了炭，三天假期，我们缩在屋里涮火锅。吃饱了就睡，谁睡醒了，添点儿炭就重新开锅。后来才知道这样很危险，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全宿舍都会中煤气。这种点着火锅，关着窗户，闷头大睡的情形，很接近日后很多香港人搞过的烧炭自杀。大二开始，接触到西门外胡同的苍蝇馆子，接触到炒菜，接触到冰凉啤酒。开始在深夜时分，目睹那些如意的或者失意的年轻男女们，踉跄着脚步，从胡同里钻出来，横穿车流不息的马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宿舍。有时候，酒醉的人甚至就歪倒在宿舍楼门口，坐在台阶上哭泣着，面前一摊冒着热气的呕吐物。那时候啤酒卖两块钱一瓶，退瓶时还退两毛。学八楼的男生常常夹着条麻袋，跑到西门外胡同去买啤酒。青春的回忆，永远和那种绿色玻璃瓶子装着的燕京啤酒摆脱不了干系。
大学四年，谈了半年的恋爱，然后用两年去消解那份焦灼的痛苦。莫名其妙地，在校园里认识的人开始多起来，经常走着走着，就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还好吗？天黑下来，如果觉得寂寞，就走出宿舍，走出西门，钻到胡同的苍蝇馆子里。运气总是那么好，总有一桌会有人站起身来打招呼，于是就势拉张板凳挤着桌旁坐下，向众人点点头，拿起筷子开始旁若无人地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喝。记得大四那年开始，基本上一天两顿都有机会这样蹭上饭。常常吃完了都不知道负责埋单的是哪个家伙。
不想见人的时候，学九楼对面那个卖零散物品的窗口小卖部的作用特别强大。90年代在人大西区住过的男女学生们应该都记得那个瘸腿大叔，住在二炮家属楼一层，极具商业头脑，眼明手快地在面向人大校园的窗口开辟了那家小卖部，还有一部公用电话。又是记忆超群的月儿提供的鲜活资料，我必须得全盘复录如下：“学九楼对面的瘸腿大叔的小卖部才是我最多光顾的地方，三角蛋糕只要一块五，汉堡包算奢侈的零食，要三块五一个，和路雪的梦龙和可爱多彼时也是奢侈的。我们常吃的是新大陆，各种口味我最爱香芋，只要一块五。我的记录是一晚上吃了十二根。彼时只会以食解忧。”吃货的碎碎念啊。
我去瘸子小卖部常买的是美厨牌黑椒口味方便面，一根双汇火腿肠，总共两块钱。拿到宿舍，方便面用热水泡开，火腿肠撅到汤里，开吃，就算一顿。还有在夏日洗完澡后，披着一头湿发，跑到窗口花一块钱买那种塑料袋装的冰淇淋，有粉色香草味道的，紫色香芋味道的。拿到宿舍，用勺子舀着吃，一口气能全部吃完。我还常常光顾邮局旁边的那家国营气息浓重的商店，带柜台的那种，他们家卖一种熟食叫干肉肠，三块钱一根。大三开始，我常常逃课去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那会儿生活不规律，吃饭已经无所谓饭点，常常看着看着书，觉得饿了，就去那里买一根干肉肠，用塑料袋包着，跑到附近的核桃林找个地方坐下，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口一口地吃光它。现在想想，那时候的饮食结构有多么不健康啊。
对于我们西区学八楼和学九楼的学生而言，西门外的苍蝇馆子，是打牙祭最好的地方。记得有一家小馆子为了表示自己价廉物美，曾经推出过一种学生套餐，十块钱两个菜，一荤一素，米饭管够，一人一瓶啤酒。周末晚上，我和月儿常常在下了班之后——我和她一直在学生活动中心打工赚取零用——就去那家小馆子吃夜宵。两瓶啤酒都归我，我们谈天说地，思想的火花不停碰撞，常常冒出各种金句。有时意犹未尽，两个人回到宿舍楼也不舍得分手，就跑到一楼楼梯尽头，坐在楼梯台阶上继续聊下去，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穿过楼门，提醒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那是我大学时代最美的回忆。虽然失去了爱情，满心伤痛，但互相懂得的友情救了我。那种懂得的确是一种慈悲，在最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如一盏灯，照亮了我。大四那年，西门外胡同里的小馆子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奉上一种叫麻辣烫的新吃法。那种廉价的桌子当中被锯出了一个圆洞，放着通煤气的锅子。年轻学生们对这种吃法都很好奇，要菜，要肉，要宽粉，要豆泡，要鸭血，一份份点齐了，几个人围着热气腾腾的麻辣汤锅坐着，用筷子夹着各种食材，下到红彤彤的热汤中，涮之。我记得自己平生吃到第一口麻辣烫，眼泪就下来了。现在脸色不变能吃辣的功力，都是在那一年打的底。
临毕业时，我总是跟闺蜜娜娜伙着一大帮人去吃。在饭桌上，越过热气腾腾的锅子，我发觉娜娜特别会照顾人，总是张罗着这个熟了，这个可以夹到碗里。而我，就是那个低头勇猛地吃着菜，抬头大口喝着啤酒，一直受这些好心人照顾着的怪脾气家伙。
在足球场旁边，一片竹林掩映下，有一家号称人大最贵的餐厅叫乡音阁。大四那年，我一直跟月儿念叨着，走之前要去那里吃一顿。后来好像也没能力实现这个梦想。倒是在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月儿大着胆子进去，点了一份十块钱的朝鲜冷面。那时候西门外胡同里的牛肉面，一碗只需要一块五。当年，校园民谣正流行。在高晓松众多的作品中，我偏爱《流浪歌手的情人》和《冬季校园》。那时候放了寒假，校园变得空空荡荡，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走着，口袋里装着爱华牌随身听，反复地听着那些哀而不伤的歌曲：“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那宿舍里的收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回顾西区往事，发现青春时代那一个个没有完结的故事，就如同一场没有谢幕的演出，人犹在台上，心境却早已散场，个中滋味咂摸起来，有限悲凉，无限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