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金宇澄用沪语写就的小说《繁花》。读时的感觉像是在读韩邦庆原著、张爱玲翻译的那本《海上花列传》。同样是上海人精明却习惯旁观的态度，不加主观评点，全部由书中人物自说自话。行为举止、心理动机、出身环境乃至神态秉性，全部由每个人物说出的话语来表白清楚。读者似乎如台下观众，屏息看着书中人物：阿宝、沪生、小毛，从20世纪60年代萌芽少年初结识起，到新世纪初，阿宝和沪生送别小毛离世，走在苏州河畔，彼此说猜不透对方心思。弹指间四十年须臾而过。
四十年光阴，从头到尾充斥着各色人等的闲聊谈天，小说开篇就是偶遇闲谈：“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这一坐，便引出一篇闲磕牙聊天。小说结尾，阿宝和沪生与想拍上海电影的法国年轻人聊完天，闷走在苏州河边，沪生说，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说，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文革”腔，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
一头一尾之间，住在皋兰路独栋洋房的阿宝，祖父是大资本家。父母早年背叛自身的阶级开始了特工生涯，有相亲相爱的童年小伙伴——会弹钢琴的蓓蒂。二人一同集邮，收到从香港哥哥处寄来的明信片。住在石门路拉德公寓的沪生，父母是空军干部，有事没事去国泰电影院看电影。住在沪西大自鸣钟弄堂的小毛，自家住阁楼的第三层，当纺织女工的小毛娘原本拜耶稣基督，解放后改作拜领袖。附近一带，烟囱冒烟，工厂日夜开工。西面牙膏厂，如果刮西风，留兰香味道；刮西北风，三官堂桥造纸厂烂稻草气味刮来，腐臭里带了碱气、辣喉咙的酸气，家家关窗。
这三个男人，在十来岁年月里相识，少年时代互相见证彼此家庭落魄失势，在平反政治斗争中败落下风。围绕他们身边，多少人来，多少人去。在青年时代因一时意气而翻脸后，小毛和二人断绝来往几近三十年。直到新世纪快到来时，重病的小毛和沪生、阿宝重逢，三人在小毛的亭子间里吃老酒，老友见面，以为有讲不完的话题，其实难以通达，长期的间隔，性格习惯的差异，因为蜂拥的回忆，夹头夹脑，七荤八素，谈兴非但不高，反而时常百感交集，思路阻塞。
这就是一场有涨有落的人生大河的宿命。整部小说以这三个男人为枝干，其他人物如姝华、兰兰、雪芝、大妹妹、银凤、春香；改革开放时代的梅瑞、李李、玲子、小琴、汪小姐、陶陶、徐总，皆为繁花和绿叶。过去和现在穿插叙述，由过去“文革”年代从狂热抄家武斗，逐渐过渡到插队下乡接班，到市面上又开始渐渐时髦。精干的人，又开始穿蓝色运动衫，翻出亮晶晶的铝质拉链，下穿五寸裤管的黑包裤，裤管下端要刻意露出一寸见宽的蓝色运动裤边。渐渐，“文革”末期，已无人关心大时代，用车间材料制造开瓶起子、毛线针，女人工作间隙编织绒线衫。“文革”结束，各人家庭情形开始变化，蒙冤的平反昭雪，被打倒的返还财产。阿宝经商，沪生做了律师，小毛匆匆结婚。在妻子因生产亡故后就单身到老，直到病故。他们身边人来了又去，身边故事发生了又落幕。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关系，形形色色的故事。
金宇澄喜欢让笔下三个男人充当倾听者。往往是别人说，说话的人总是有演绎，有隐瞒，有歪曲，不尽不实，但说的人兴致很高。他们听，听了之后也无评论，常常是不响。整部小说里光“不响”这个词就频繁出现了不下一千五百次之多。作者还怕读者不明白，在书前的题记中写了这么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不响，大概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原生态。有人说，有人听，有人听了不响。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谁都保持距离，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上所有人。
上海大概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地方，明清鱼米之乡，织造，太平天国江浙富商避难之地，通商，港口，抗战时期孤岛，传说中东方冒险乐园。各种人来了又走，或者来了留下来。见得多了，人和人之间始终保持距离，永远有所保留，上海人骨子里的冷淡自矜，“不响”这两个字，倒的确形容精准。
不响，更直白的形容就是关你屁事以及关我屁事。不响，即是你的生命与我无关，我的生命其实只是一场大梦。不声不响间，岁月这条大河静静流淌了四十年。少年白头，物是人非。
读这本小说，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读程乃珊的《蓝屋》，成年后读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上海这座城市，的确具有独特的文学感，即使是这样冷静隔绝的白描，都能感受到时代变迁，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