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里待了五天，最后发现那个男孩并没有被恶魔附体，真正的原因是他偷了家里的钱，并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让他不断的内疚和自我谴责，最后表现出类似于恶魔附体的现象。最后这个男孩讲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我，他深深的流泪忏悔，一切就都解决了。这也需要很慎重的判断……
“第三，一些神秘的现象。这我曾经对你们讲过，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恶魔附体，同样有可能是‘神迹’的出现……
“第四，最后，这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真正的恶魔附体……”
我的工作也就大抵如此，去判断恶魔附体和驱魔。总的来说，我只是一位年轻的神甫。而我第一次亲接触到有关“驱魔”的事件是在多年前。这起事件与梵蒂冈卫队有关，也许你们几个当中有人耳闻过这件事情。
在一九七零年之前，梵蒂冈拥有仪仗队、贵族卫队，宫廷禁卫队等军队。那一年，教皇保罗六世宣布取消其他卫队，只保留瑞士兵卫队，成为了梵蒂冈唯一的“军队”。瑞士兵卫队很容易辨认，他们穿着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服装，黑色和褐色竖条相间，羽毛装饰的软帽，长筒靴，腰插短剑，手持长矛，守在梵蒂冈各个出入口。
事件就与这些天主教会的卫队有关，当时外界所知道的事件应该是这样的。卫队士兵开枪杀死了卫队长然后又自杀了，教廷对外宣称说这位士兵精神有问题，不过这位卫队士兵的母亲在事件之前接到过儿子的电话说儿子的精神一切正常。
实际上，我当时就在梵蒂冈，那件事情我当然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天主教会。我也深刻的了解到我的工作远远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和棘手。谁又能想到在梵蒂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简直就是对教会的亵渎。
教廷出于对于我的亚洲血统考虑，认为我更加适合处理亚洲方面的事物，那段时间里我频繁的接触教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那里是培训亚洲国家的神职人员的机构。
在世界各地，一些重要的城市里，都有一些被你们叫做“博物馆”的地方，那些就是供像我这样的神甫暂时停留的地方。
我暂时就先把关于我身份的事情介绍到这里，我所遭遇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还在梵蒂冈，跟一些在“亚洲研究中心”培训的神职人员接触。没多久我就被要求到国内来，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恶魔附体”的事件，教会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并不是事情的关键。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国外生活，但是每年我都会回到国内来，在语言和生活上虽然需要适应，但是问题不算大。在飞机上我就已经了解一下国内发生的“恶魔附体”事件。
国内的一位教徒发现自己的女儿出现了很奇怪的症状，她怀疑女儿被“恶魔附体”，于是找到了当地教堂的神甫。
我下了飞机之后便到了齐涵那座城的落脚点，那里被称作“圣徒厅”。“圣徒厅”的装饰与用途跟教堂是不同的，我想你们从齐涵的那段录音里已经知道了“圣徒厅”里的摆设。圣徒厅并不是隶属于教区主教，与我这样的神甫一样，直接隶属于梵蒂冈教廷。
我在圣徒厅里见到了负责接待我的苏神甫。我在梵蒂冈曾经见到过苏神甫，在国内“圣徒厅”的数量少之又少，每座“圣徒厅”里只有一位神甫工作，可见教会在多年前创立“亚洲研究中心”的必要性。
我也是在圣徒厅的二楼的一个房间内发现了这个棕色的相框，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出现在相框当中。苏神甫告诉我那是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一位他认识的游人拍摄的。
稍做休息，我就跟着苏神甫前往那位教徒的家。因为隶属关系的原因，苏神甫并不非常了解那里的情况。那位教徒的家并不在这座城市，而是在较远的一座小城市。我和苏神甫乘着火车到了那座城市。
那位教徒的家在那座小城的边缘，在一串低矮的平房之间。平方外面是一条石板路，路两旁种着些许的花草。看得出来，住在这里的人虽然没有钱，但是至少还都是些过日子的人。在走到这条石板路的尽头，我见到了附近教堂的神甫。他带着我们进了尽头的院子，在进院子之前我听到里面有些吵闹的声音。
于是我们三人止步于院门前，苏神甫还没有来得及询问迎接我们的神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已经能看出来吵闹的缘由了。
一位道士打扮的人正怒气冲冲的从院子里走出来，披头散发没有一点道风仙骨的样子，手里提着一个布袋，旁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小童，嘴里骂骂咧咧。只见到一个盛着面粉的瓢从里面飞了出来，砸在了小童的头上，面粉溅了两个人一身。
“妈的，出来骗钱！赶快给我滚蛋！滚！”
那是一个汉子粗犷的声音。
道士打扮的人带着那小童很快就灰头土脸的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
一个带着哭腔的女人又把我们迎了进去，总之那种气氛非常尴尬，我和苏神甫连能够让人辨别出身份的便装也没有穿，所以那家的男主人显得对我们充满敌意，似乎这就已经把我们归类到刚才那两个骗子一起了。
这家的女主人，也就是那位虔诚的教徒，带我们在里屋见到了她的女儿。那个女孩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发现她的手被反绑在床上。我检查了一下这个女孩的瞳孔，然后询问了一下这个女孩的父母关于她的一些反常举动，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女孩患了精神类疾病。
因为这个女孩完全没有任何恶魔附体的表现，只是单纯的精神类疾病的症状。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女孩在接受医院的治疗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事后我和苏神甫在圣徒厅里进行了一次谈话，并告诉他我以后可能要负责这边的一些工作。苏神甫告诉我包括教会创立“亚洲研究中心”的做法也是有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处理起来都很复杂，普遍没有信仰，当发生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他们又会希望找到与‘信仰’相关的办法去解决，容易走向极端，就无法区分‘迷信’和‘信仰’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国内的“恶魔附体”事件，解决的方式又异常的简单。这一次没有意义的奔波基本上让我了解了苏神甫跟我说的那番话。我也知道此行回到梵蒂冈之后需要报告的一些事情了，这里的神职人员真的很需要到“亚洲研究中心”进行再学习了。
回到梵蒂冈之后我向教会做了这次“驱魔”的报告，然后又回到了“亚洲研究中心”继续与一些神甫接触。
虽然这一次到国内的奔波草草了结，并无太多的收获，但是这一趟我所发现的问题却为后来的事情打下了基础。
噢？
关于“恶魔附体”？
简单的说一句吧，恶魔附体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语言，一个长期接触不到外语或者某一种语言的人竟然可以流利的用这种语言说一些秽言秽语，这就是表现之一。当然，这只是表现之一，并不能以此断定一个人是否被恶魔附体。关于其他的一些特征，我会慢慢告诉你们几个，这当然也与我后来遇到的事情有很大关联。
在一个夜晚，意大利神甫德里密尔·埃斯波西托约我见面。那个时候我正在罗马，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匆匆赶往梵蒂冈。埃斯波西托神甫是一位大司铎，负责的是领导“驱魔”工作。他在这个时候突然要见我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回到梵蒂冈，我首先进入了通过广场的椭圆形大回廊，在回廊里三百多根久经风霜的石柱子中找到埃斯波西托神甫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人在这高大雄伟的回廊当中显得异常渺小。最后我还是在巴洛克式风格的喷泉旁边找到了埃斯波西托神甫。
埃斯波西托神甫是年近六十，他的头顶上顶着一层白色短绒毛一样的头发，一脸的皱纹，不过笑起来非常温和。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他的面容非常苍白，皱纹堆累，不过目光依旧炯炯有神。
“拉扎罗！”
埃斯波西托神甫叫我。
“拉扎罗”是我的意大利名字。
我们俩碰面之后埃斯波西托神甫并没有马上跟我谈话，也没有说起他找我来的目的。我们俩一直在广场上慢行，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始进入正题。
“拉扎罗，有一件事情宗座已经有所耳闻了。”埃斯波西托神甫对我说，“这件事情有些棘手，宗座非常的重视。”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既然会让教皇非常重视的话，恐怕也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事情非常重要的话为什么找我这个年轻的神甫来商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