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谁著史：两汉时期的生存法则英雄、书生与乱世

　　（代前言）

　　清代的赵翼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赵翼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江山代有才人出”固然不错，但李白、杜甫的诗却至今流传万口，代代吟诵不绝。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那些经过历史的淘汰而永不过时的东西。智慧的经典也是一样，那些小谋、阴谋、邪谋、诈谋往往都随着历史的更替而烟消云散了，而那些大谋、阳谋、正谋、仁谋却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保存了下来，并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与民族的性格。

　　两汉时期（本书所讲述的年代也包括三国、两晋时期，为叙述方便，统称两汉时期）是中国智慧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发端阶段，中国的智慧也刚刚定型，中国谋略文化的特点也才初步形成。时至汉代，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展和强化，中华民族从此得以完全确立，中国的智慧也在这一时期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形态。

　　可以说，两汉时期的智慧事典为后世提供了可供效仿的范例，是虽经万口流传而又永不过时的智慧经典。

　　纵观两汉时期智慧的特点，主要应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一是书生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智慧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什么样的人才算英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对于汉高祖刘邦，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西汉的开国帝王，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然而，距汉高祖不远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却“不以成败论英雄”，毫不客气地将刘邦描绘成了一个流氓，而将他的对手项羽描绘成了一位失败的英雄，在此，评判英雄的标准出现了重大分歧。其实，这里是两个不同的评判标准，一个是一般的现实评判标准，一个是文化理想的评判标准。应该说，这两个标准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只是看我们需要哪一方面罢了。

　　书生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孔子是至圣先贤，但他一生仕途艰难，很难称道他有卓著的政绩。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王莽新朝，大概也是因为王莽的“书生气”而短命的。两汉期间，真正的书生也大多难以建立政治功业，如董仲舒，虽然他的学说当时就被官方采用，但他一生却仕途蹭蹬，潦倒而死。原来，书生只能站在现实的前面摇旗呐喊，为现实指点前进的方向，若让他们进行实际操作，恐怕难以成功。

　　其实，书生本来是不应该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的，但在传统社会里参与政治的很多都是书生。这就使书生的文化理想往往与政治的现实原则产生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成了治乱成败的关键。搞书生政治，政治就会混乱；而以政治压制书生，政治则最终会失败。二者之间必须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否则，就难以出现所谓的治世。

　　有万夫不当之勇者并不一定是英雄，一怒而使流血遍地的人也不一定是英雄，英雄是那些善于辨识时事、顺应时事乃至创造时事的人；什么是书生？能博闻强识、吟经诵圣的人并不一定是书生，能摇唇鼓舌、下笔千言的人也不一定是书生，书生是那些心有存主、胸怀远大而又洞察世事的人。这两种人，是人生的两种状态，在他们的身上浸透了传统智慧的精华，这两种人，在两汉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酣畅淋漓。即使两千年后的今天，如果能够探得其奥秘，仍会使我们感到惊心动魄！

　　人言乱世出英雄，却不言乱世出书生。其实，书生与英雄是乱世中的孪生姊妹。没有英雄，书生便不得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没有书生，英雄恐怕也难以建立功业。若能将英雄与书生合为一体，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作为中国智慧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两汉时期的智慧故事最为丰富、曲折、精警和动人，对于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应当深思而慎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