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书生与乱世
冷成金2018-09-06 16:101,506

  (代前言)

  清代的赵翼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赵翼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江山代有才人出”固然不错,但李白、杜甫的诗却至今流传万口,代代吟诵不绝。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那些经过历史的淘汰而永不过时的东西。智慧的经典也是一样,那些小谋、阴谋、邪谋、诈谋往往都随着历史的更替而烟消云散了,而那些大谋、阳谋、正谋、仁谋却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保存了下来,并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与民族的性格。

  两汉时期(本书所讲述的年代也包括三国、两晋时期,为叙述方便,统称两汉时期)是中国智慧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发端阶段,中国的智慧也刚刚定型,中国谋略文化的特点也才初步形成。时至汉代,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展和强化,中华民族从此得以完全确立,中国的智慧也在这一时期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形态。

  可以说,两汉时期的智慧事典为后世提供了可供效仿的范例,是虽经万口流传而又永不过时的智慧经典。

  纵观两汉时期智慧的特点,主要应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一是书生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智慧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什么样的人才算英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对于汉高祖刘邦,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西汉的开国帝王,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然而,距汉高祖不远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却“不以成败论英雄”,毫不客气地将刘邦描绘成了一个流氓,而将他的对手项羽描绘成了一位失败的英雄,在此,评判英雄的标准出现了重大分歧。其实,这里是两个不同的评判标准,一个是一般的现实评判标准,一个是文化理想的评判标准。应该说,这两个标准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只是看我们需要哪一方面罢了。

  书生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孔子是至圣先贤,但他一生仕途艰难,很难称道他有卓著的政绩。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王莽新朝,大概也是因为王莽的“书生气”而短命的。两汉期间,真正的书生也大多难以建立政治功业,如董仲舒,虽然他的学说当时就被官方采用,但他一生却仕途蹭蹬,潦倒而死。原来,书生只能站在现实的前面摇旗呐喊,为现实指点前进的方向,若让他们进行实际操作,恐怕难以成功。

  其实,书生本来是不应该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的,但在传统社会里参与政治的很多都是书生。这就使书生的文化理想往往与政治的现实原则产生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成了治乱成败的关键。搞书生政治,政治就会混乱;而以政治压制书生,政治则最终会失败。二者之间必须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否则,就难以出现所谓的治世。

  有万夫不当之勇者并不一定是英雄,一怒而使流血遍地的人也不一定是英雄,英雄是那些善于辨识时事、顺应时事乃至创造时事的人;什么是书生?能博闻强识、吟经诵圣的人并不一定是书生,能摇唇鼓舌、下笔千言的人也不一定是书生,书生是那些心有存主、胸怀远大而又洞察世事的人。这两种人,是人生的两种状态,在他们的身上浸透了传统智慧的精华,这两种人,在两汉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酣畅淋漓。即使两千年后的今天,如果能够探得其奥秘,仍会使我们感到惊心动魄!

  人言乱世出英雄,却不言乱世出书生。其实,书生与英雄是乱世中的孪生姊妹。没有英雄,书生便不得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没有书生,英雄恐怕也难以建立功业。若能将英雄与书生合为一体,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作为中国智慧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两汉时期的智慧故事最为丰富、曲折、精警和动人,对于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应当深思而慎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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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谁著史:两汉时期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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